2012年5月,宁浩的《黄金大劫案》、管虎的《杀生》、张扬的《飞跃老人院》、王小帅的《我11》等影片先后在各个院线“灿烂登场”,加上娄烨的《浮城谜事》也即将上映,颇有“第六代”“集团作战”的意味。“第六代”终于以团体的力量,在一个集中的院线档期,撑起国产电影的旗帜,与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票房上博弈和撕杀。
显然,“第六代”的“集团作战”,是由于“第五代”的张艺谋、陈凯歌以及“后五代”的冯小刚、姜文新片“断档”时期所形成的。这些以前只能在上述四位电影导演“寡头”后面小打小闹、至多是掀起一些波浪的“第六代”,开始进入中国电影的“一线”,承担起国产电影向中国社会和国际影坛发言的重任。蓦然之间,人们发现“第六代”已成为中国电影的主力军,他们已然成“代”了。
“第六代”取得“代”的身份颇为不易。当“第五代”挟着二十世纪第三次文化启蒙的威力,以他们十年“文革”的人生积累及其乡土和历史的“寻根”美学,宣告与前辈的决然告别,迅速占领了中国文化的制高点,对社会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力以及重构新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悍然举起“代”的大旗,“第六代”却是“难产”,迟迟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这缘之于他们人文、美学准备的不足以及中国电影制片方式的转型,以独立制片的低廉成本,拍摄关于中国都市及其边缘人物的人生,由于题材的狭窄性以及故事人文的稀薄性、制作的粗粝性,使他们难以进入电影院线,无法构成一种电影生产的良性循环,而且,常常被逼到一种“死角”。他们采取了一种以特殊题材在国际获奖的“剑走偏锋”的方式,获取些许的经济回报以及名声。“第六代”时常有国际获奖的消息,却由于电影没有进入院线,只是在少数大学生和白领阶层之间传播,中国社会对于他们的认知始终是模糊的,自然他们也无法形成对于社会文化的足够参与度和影响力,他们缺乏“代”的文化力量。“第六代”始终是有其名,而无文化“划代”标志作品之实。
随着“第六代”在生活中逐渐成为“父亲”,他们在电影界的辈份也渐渐高了。在人类学意义上的年龄文化密码的变化,“第六代”的“文化逆子”形象,悄然演变为青涩的“年轻父亲”形象,而近年来已经变化为“成熟父亲”形象。张艺谋、陈凯歌已年届六十,已近“师爷”辈份,“第六代”论资排辈地成为电影界的“父之辈”,中国电影的责任和使命开始由他们担当。5月的“集体亮相”,再一次确认了影坛“父亲”的形象,也使中国社会深化认同了他们“代”的概念。
“第六代”超长的成长期,一直使他们容易缺乏充分的锐气和霸气,加上他们开始的起点不高,在5月的“集团作战”中,仍然无法与“好莱虎”有效较量,在如今这个似乎只有3D武侠巨制或者粉丝电影才能存活的电影市场,他们仍然捉襟露肘,如同《飞跃老人院》的导演张杨所称的“一点儿招都没有”。“第六代”显得颇为悲壮,他们既然已经为“父”、成“代”,舍他其谁呢?
人们猛然发现,“第六代”似乎是“末代”了,因为至今没有“第七代”的说法,而只有青年电影导演的泛称。天降大任于他们,他们只能以角斗士的勇气,与“好莱虎”角力,规避成为“好莱虎”嘴边“兔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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