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代”已经置身于国产电影的“前线”，与好莱坞电影进行正面“交锋”。以前他们是进不了市场而拒绝市场，现在一部分“第六代”电影进入院线，却是时时处于搏斗之中。“第六代”导演无法逃避，也是无法悲伤，他们必须面对如此艰难的命运。
“第六代”导演自然也会适度调整自己的策略，增加与电影市场接轨的元素。其实，十几年前，即有论者提出“第六代”已经悄悄地回归传统，题材出现了主流化的倾向，人物也并非都是边缘化，叙事从情绪化到纪实化。回归，不是退步，而是一种务实以及一种个人风格的深化和完善。从某种意义而言，“第六代”导演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商业电影路线。
以5月票房最为红火的《黄金大劫案》而论，有着小资情调、浪漫主义、革命情怀以及“狗血”情节、充足笑料等各种强化观赏诱惑的元素，宁浩称道：“很复杂，战争、动作、喜剧、盗匪，都有”，而且，它的叙事原型与近年横扫票房市场的《让子弹飞》颇为类似，都是揭示国民人格的劣根性与优越性，小人物，大时代，黑色幽默的频繁笑料，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是“伪满洲国”，一个是“北洋军阀”时期，都是电影审查较为容易通过的所谓“政治安全”的年代。影片中的“小东北”在父亲死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之路，也是符合中国人的“家”与“国”的概念，从小人物身上迸发出了巨人的精神，也颇有点主旋律同类的意味。
《杀生》为一荒诞悬疑喜剧，已经有着类型电影的商业格局，管虎表示：“这样一个（封闭的）地方，跟牛结实这么一个不合规矩的人，势必会起冲突。《杀生》说到底是围绕这个冲突展开，但我们要处理得好看、有琢磨劲，具备商业性但不廉价。”管虎希望《杀生》是一部有着文化品质的商业电影，也可以说是他向商业电影“转型”。对于《飞越老人院》，张扬虽然称道：“去市场上赚钱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希望电影能够影响到人的精神生活，要面对市场的话，拍老人的故事干吗呢？”但是，他又认为，“我们也不拒绝和市场对接，否则拍了半天，没人看到，也挺难受的。”王小帅表示，多伦多电影节之所以选择《我11》，是因为《我11》有着相当的观赏性，“例如那些小孩子的游戏，朋友间的相处等，都会有共通的地方，这也是这部影片最有观赏性的地方。”《浮城谜事》由一桩牵涉“小三事件”的离奇车祸命案引发的现代都市情爱事件，也包含了一定的悬疑故事成分。
“第六代”与商业元素的逐渐接触，自然是为了摆脱以前“拍了半天，没人看到，也挺难受的”的窘境，也是为了电影生存的需要。“第六代”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之内，以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在中国影坛上焦灼地潜行，现在浮出地表，却是需要面对异常残酷的电影市场，现在他们成为国产电影的主力，自然需要以理性的态度从事电影生产。但是，他们的本性则是彰显个人的世界观和美学观，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途径，从人和情感的角度进入到现实的层面，因此，在俯首市场和高昂美学之间，他们只能站立在平衡木上，如同张扬所称：“我们不能逃避这种现实，肯定要去找平衡。”
在美国大片再次进口的状况中，人们对于已经为“父”、成“代”的“第六代”寄予颇高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担负起“父”与“代”的职责。对于“第六代”而言，真正了解转型时期中国国民的内心情感并成为代言人，心胸开阔而不是“钻牛角尖”地吸收一切有益的文化和艺术营养，心态谦卑而不是目空一切地真诚待人从艺，从伊朗电影的文化成功中以及韩国电影的产业成功中，借鉴一点灵感以及契机，是为“父”、成“代”所需要思考的。
注释：
［1］陈墨：《张艺谋电影论》，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2］厉震林：《戏剧人格：一种文化人类学的学术写作》，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3］倪震：《〈黄土地〉之后》，载《探索电影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
【注释】
[1]戴锦华、李奕明、钟大丰：《电影：雅努斯时代》，《电影艺术》1988年第9期。
[2]张会军在2014年中国“第五代”电影三十年大型学术研讨会发言，《中国“第五代”电影三十年大型学术研讨会纪要》，《电影新作》2014年第3期。
[3]候咏在2014年中国“第五代”电影三十年大型学术研讨会发言，《中国“第五代”电影三十年大型学术研讨会纪要》，《电影新作》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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