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片的发展趋势,构造“文艺片文化”

文艺片是一个既开放又集聚的文化概念。它是华语电影所创，也是华语电影所幸。若以左右论之，向左一步，它走向了地道的剧情片；向右一步，它又成为艺术片或者“艺术电影”。文艺片可以充分左右片种“邻居”的优势，构造既有美学等级又有剧情结构的文化故事属性，而且，只要电影品质足够优秀，文艺片同样可以获利甚至远超商业片的获大利。“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化的电影市场，每年有数不尽的电影节为文艺片提供机会，一部优秀的文艺片，光是靠在电影节上出售版权就能收回成本，你看贾樟柯的电影，基本上走一趟电影节就回本了，国内的票房都是赚的。但是前提是你的电影足够优秀。电影可不是划到文艺片里就自动变优秀了，如果电影本身不行，导演却抱怨市场歧视文艺片，这就是偷换概念耍流氓了。而很多文艺片导演真正想要的，其实并不是优秀文艺片不被埋没，而是能够回到当年的国营电影厂时代，没有竞争，旱涝保收。”^[21]陈可辛导演也有如此的表述：“由于我们这个市场还未成熟，往往把一些现实题材的电影当成文艺片，一说商业片就是低俗，说到文艺片就是脱离群众。文艺片可以让商业与文艺并重，好莱坞这种情况很多，这么做可以说服发行方、戏院和观众：文艺片也可以是卖钱的。”^[22]“文艺片可以让商业与文艺并重”，也就是“向左走”，进行文艺与商业的结合创新。目前国产电影市场缺乏成熟的电影工业制造体系，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片并不多，也就为文艺片创造了较为开阔的市场发展空间；或者干脆“向右走”，走“电影节道路”，“光是靠在电影节上出售版权就能收回成本”，当然有些电影人热衷于电影美学的开拓和实验，也不妨选择在孤独中为世人所敬仰的生存道路。

其实，类型或准类型不是影片质量的天然保障，如同文艺题材一样，它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它们都只是提供了基本素材和风格样式，如何解读和表现素材与风格才是影片成败的核心内涵。当前，在中国社会深入改革转型以及电影市场需要从粗放到精细的升级过程之中，文艺片的市场“突围”以及塑形文艺片社会“形象”，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文化和美学质素，以下若干发展通道可以作为思考的选择路径：

第一，文艺片应该触摸到社会转型以来中国人最为柔软的精神部位，因为这个时代“真实”故事惊心动魄而又可歌可泣，不能到银幕上就将“真实”变得“虚假”了，使“银幕故事”不如“生活故事”鲜活和生动。

中国特色的电影文艺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寓教于乐”的片种格调，它倾心人情世故、伦理价值以及导向正确，例如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艺片”《不了情》、《星星·月亮·太阳》、《何日君再来》、《蓝与黑》、《黛绿年华》、《魂归离恨天》等，都严格遵循了中国传统道德体系，青年男女发乎情、止乎礼，并非是极端的离经叛道者或者怪异人士，故而文艺片较为注重社会认知意义以及思想倾向性。在当前中国电影文化生态结构中，颇为需要培育一种“文艺片文化”，即重视以情动人和教化社会的文化，使其区别于主旋律片、商业片的文化定位，它们可以从各自立足点发力，构成一个互为补充、支撑以及共生共荣的电影文化生态，而不是如同目前一样的商业片将主旋律片、文艺片和艺术电影挤逼到一隅，甚至使它们连“喘气”空间都很狭小。培养而壮大中国电影文艺片，使其成为中国人“心灵养护”的重要文艺样式，同时，也使这一中国格式的片种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国际标识。美国电影有“奥斯卡”文化，欧洲与之抗衡建立了电影节文化，它凭借三大电影节而不逊于美国电影，而中国可以创造自己特色的“文艺片文化”，将它与“武侠片文化”一起成为中国与世界电影对话的文化符号。

自然，在目前文艺片发展仍然比较羸弱的状态下，它需要经历一个文化改造工程。李安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论坛所称的希望中国电影慢速成长，而不是快速飞涨，中国电影人能够自然成长，而不是揠苗助长，因为“生长本身需要孕育。如今的电影市场好，大家容易浮躁和急功近利，会带来电影产业的泡沫化和电影资源分配不平均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电影要警惕两个陷阱：抢钱与跟风。“电影人要好好把握这个‘黄金时代’，为后面的人做一些‘筑基’的工作。”^[23]将文艺片培育成为中国电影文化，也需要“为后面的人做一些‘筑基’的工作。”这里，文艺片不妨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最为柔软的心情故事，因为改革开放是中国二千多年以来最大的故事，它不但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面貌，而且，也改变了中国人的人种精神结构。它充满了瑰丽的关乎人生和社会的“神话”故事，有奋斗、有激情、有困惑、有茫然，它有着“史诗”一般的文化品格基础。当下，尚没有一种文艺样式诞生对于这一时代描述的“史诗”性作品，大多是局部性、片段式以及表层化、宽角度的，可以“深挖”和“深潜”之处乃是“遍地黄金”，电影文艺片在此可以发挥和发展的空间很大，甚至只要“如实描述”，即可震撼中国和世界观众，它只需要一双“发现真实”的眼睛，“艺术家发现真实情况的眼光，应该包含着多种层次，首先，这种眼光应该是诚实而谦虚的，只相信见到的事实而不受控于一般的成见；其次，这种眼光应该具备一定的穿透力，能够排除浮象和假象而捕捉住事物的客观自身；最后，这种眼光应该有着广泛的披盖面和足够的理论自觉，能够在深远的时空领域里把握住未曾被前人和旁人发现的真实质素，从而为人们眼中的世界增添一份真实性。”^[24]

第二，文艺片应该有着纯净的品质，不能过于世故、风尘或者老气横秋、没有正经，它需要具有“远方和诗”的尊严，一种满满的正能量。

文艺片是以情致感人的电影片种，它的文化诉求是唤醒和净化观众的美好情感。目前中国社会在深化转型中，价值观转化创新而使情感斑驳化，各种情感思潮风起云涌，纯情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文化产业需要“缺啥补啥”，纯情的文艺片可以逐步发展成为票房市场“宠儿”，如同一位论者所指出的：倘若中国的文艺片能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讲述一个生动的故事，我想在比较浮躁的社会中，还是会有更多人喜欢上文艺片的。在此，需要中国电影人的战略眼光，也呼吁一种“不忘初心”的“善意资本”，业界人士孙忠怀对此有如此表述：“我希望能出现越来越多的善意资本，特别是对这个市场有长远投资眼光的投资人以及能够支持好故事的专业制作人”，“签约时不需要对赌，这样资本的力量才会是善意的，才能做出优秀的艺术品。”^[25]在如此的“善意资本”推动下，文艺片可以较为从容地表达正能量的美丽情愫，去美化和优化中国人的情感生态，培养一种中国观众的“优雅”电影文化。

第三，文艺片应该有着极致的风格化，要么深刻有力，要么清新自然，不是有点商业片有点艺术片，而是彻彻底底的文艺片。

文艺片大多有着电影人的文化情感和向往，它需要好好学习商业片和艺术片，从而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表现方法以及范畴，从而拓展电影市场的适应力和吸引力。随着观众分化时代的到来，文艺片需要有清晰的风格及其市场定位，也就是需要它的风格极致化，或是“深度模式”，有消费能力的中年观众与大批中高学历观众会“深度喜欢”，或是“美好诗情”，使需要自我情感印证的青少年观众“深度迷恋”，它需要避免的是不伦不类，陷于两边靠一点甚至两边都不靠。与此同理，也需要避免有点文艺片有点商业片以及有点文艺片有点艺术片，如此定位模糊地带也会使市场模糊，观众难以进行观影选择，它必须极度张扬自己的特质风格。在此，周星驰电影的风格极致化颇为值得借鉴，他可以将每个细节和情节发挥到极致，它或许与他的喜剧题材有关，但是，文艺片也可以尝试将“深度模式”和“美好诗情”创造到极点，形成显著的个人和市场标识。

第四，文艺片应该流露出浓郁而撩人的“东方情怀”，并且如同李安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所言，中国电影的“东方情怀”为世界电影所熟知，并成为国际电影语言。

好莱坞编剧之父罗伯特·麦基前几年在上海讲课时，曾经如此告诫中国人：你们冲击“奥斯卡奖”，完全不要去模仿好莱坞电影，好莱坞最不喜欢自己的赝品。你们冲击“奥斯卡奖”，不如冲击自己的“东方情怀”，将“东方情怀”描述的美轮美奂。无独有偶，李安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也提到了“东方情怀”，“往长远想，中国文化比美国文化悠久许多。东方民族有自己的情怀和表达方式，但还没有变成世界语言，我们也还没有找到一个出路。”^[26]他认为，中国古典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恰恰能够作为中国电影人的“力道”提供给全世界，这对于全世界都是一种新的滋润，“而我们需要做的，首先是更好地把握和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其次是去寻求一种世界共通的电影语言、沟通方式，这样走出去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27]它颇值得中国有志于文艺片创作的电影人深思以及在电影实践中探索发展。

中国电影文艺片需要“找到一个出路”，“这个世界不光是一个英雄做一个决定，然后就变成了‘迪士尼乐园’这么简单。我觉得不要用掠夺市场的方式去思考，而是去想可以提供给世界什么。”^[28]文艺片确实需要“去想可以提供给世界什么”，如此也许“走出去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李安的“警世语录”是具有科学精神和战略思维的，中国电影人应该“不要急，慢慢来”^[29]，“为后面的人做一些‘筑基’的工作”，逐步培育一种中国风格、气派和风情的“文艺片文化”，将文艺片提升成为中国人自我表达的基本方式之一，并作为中国电影人的“力道”提供给世界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