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的电影理论,“中间层面”理论提出的背景

彼时电影学术研究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领域，20世纪50年代，“作者论”的出现改变了电影理论、电影批评和史学研究的风貌，这一时期出现的“新浪潮电影”和其后的“现代主义电影”对欧洲和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大多数电影打上了导演的个人烙印。但其实“作者论”的某些关键论点代表了一个过渡时期，主要包括两点：第一，电影是一门新的艺术；第二，电影是大众社会中政治文化力量的象征。这种观点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和“左翼”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巴赞及《电影批评》的批评家们既与20世纪20年代电影美学的“媒体特性论”紧密联系，又与20年代后期苏联蒙太奇学派以来的众多电影文化中的左翼政治策略相关联。不过安德鲁·萨里斯在他引进“作者论”的过程中，本身是反对“蒙太奇学派”的左翼取向和社会学研究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作者论”受到法国“结构主义”理论的冲击。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和克里斯蒂安·麦茨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对英美文化圈产生重要影响。罗兰·巴特的《神话学》意在解释大众媒体如何将文化的人工制品伪装为天然之物，充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蔑视。这使得结构主义在应用于大众文化的时候具有了社会批评的维度，为20世纪60年代参与政治运动的年轻一代开辟了一条理论道路，使得他们与“作者论”的前辈区别开来。电影结构主义最为深远的影响是它的“诠释模式”，将电影当作神话和仪式。电影通过建立想象性的“二元对立”来解决问题，逐渐成为电影学术批评的主流。最初由英国不列颠电影学院的批评家们创造的“导演结构主义”，揭示了维斯孔蒂、唐·西格尔、约翰·福特和霍华德·霍克斯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好莱坞制片人在叙事上对电影结局的处理，也显示了主题上二元对立的重要性，包括男人／女人、个人／群体、秩序／混乱等。对叙事结构加以诠释的“二元论”研究方法，成为电影结构主义对电影理论最具影响力的历史遗产。

20世纪70年代，《新左派评论》《银幕》《隐匿的摄影机》和不列颠电影学院的出版物，传播着来自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罗兰·巴特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这些理论逐渐融合成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当代电影理论”，构成了“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的核心部分。这些理论的目的是要将电影的概念建立在社会组织和人类心理活动的假设之上，而这些假设又是基于语言和社会活动的“主体”概念之上的。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些理论对电影的解释把主流电影——好莱坞及其对应物看成是以电影符码和阐释实践提供了社会所能接受的满足感，从而使观众的欲望得到了满足。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主体—位置”理论的大致轮廓。

但是“主体—位置”理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因其“反历史性”而受到批评，对理论“历史化”的努力成为主要趋势，其结果直接导致了文化主义的潮流。理论家们用“文化”取代“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几乎覆盖了所有社会活动的领域，尤其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上层建筑”的部分。

“文化理论”由以本杰明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三个流派组成。文化主义者提出，时间只有从历史的维度才能理解，强调研究的对象不是文本（主流的、敌对的或其他的文本），而是对文本制作的运用。通过这种强调，文化主义者把“文化主义”努力同“主体—位置”理论区分开来。

但是波德维尔进一步指出，“文化主义”和“主体—位置”理论在学理和实践上还存在着深刻的连续性，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人类的实践与机构都是社会的建构，这一认识基于“构成主义”的渊源；第二，理解观众如何与电影相互作用需要一种主体性理论；第三，观众对电影的反应取决于认同；第四，言辞为电影提供了一种恰如其分的类比。语言作为建构主体性的主要媒介，成为所有象征体系的一种模式，而文化主义的丰富变化继续向符号学的前提靠拢。“语言和言语”之于“主体—位置”理论，就如同“话语”之于“文化主义”，即任何媒介都可以通过这一术语得以理解。

这种学理上的假设前提不仅为“主体—位置”和“文化主义”之间架起连接的桥梁，在理论的构成上（不是方法论，而是思维和推导的惯例）也贯穿了70年代以来30年间的电影研究。“宏大理论”首先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具有“黑格尔”式的理论设想和学院派的特征，这种研究惯例是将所有的论据都置于这一类宏大的假设之上；其次，它的思想来源极其混杂，不仅包括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索绪尔，也包含了维柯、黑格尔、胡塞尔以及其他思想家的观点，但它不是一个统一协调的体系，当我们提出“宏大理论”的“新发展”时，其中任何一个理论都可能被改变或者消解，其结果是新的“大杂烩”理论；再次，这种理论导致当代电影研究运用“联系性的推理”创造出并列性的拼凑、解释上的跳跃以及“理论先行”的举证；最后，不论“主体—位置”或“文化主义”都将“阐释”作为电影研究的中心，将对电影文本的“读解”和“阐释”作为研究的主要工作。

波德维尔在对“宏大理论”的渊源、流变以及局限性作出辨析和归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中间层面”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