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电视剧悲剧意识的审美价值

一、悲剧意识的社会作用和美学意义

鲁迅先生认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恩格斯也有过经典的论述：“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35]所谓“历史的必然要求”是说悲剧人物的行动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他们的生命有着积极的意义，他们的理想是应该给以肯定和得以实现的，但是这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正义和进步的力量，由于在所处的具体环境中相对弱小，很容易被强大丑恶的旧势力扼杀，因而使人物遭受巨大不幸，甚至毁灭了他们的生命，这样的冲突就造成了悲剧。雅斯贝尔斯曾言：“真正的悲剧意识远不只是痛苦和死亡、流逝和绝灭的沉思默想。倘若这些事物要成为悲剧，人就必须行动。”^[36]从概念上讲，“悲剧”一词在西方文化中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作为戏剧的主要类别或体裁之一，主人公与现实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其结局极为悲惨；二是人类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悲剧，比喻不幸的遭遇；三是对悲剧进行文化观念把握的悲剧意识，它作为美的一种存在状态，属于审美范畴，即具有悲剧因素的审美客体。第三层概念中所涵盖的悲剧意识，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精神现象，是对人类生存“悲剧性”的一种心灵感受和精神把握，它具体表现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生存与毁灭的矛盾、理智与情感的冲突。

尹鸿教授说：“在‘五四’以后的现代悲剧观看来，悲剧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政治的、国民的、历史的价值，人们正是因为这种价值才对悲剧推崇备至。悲剧美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美最能帮助人们认识现实，鼓舞他们改变现实，从而达到它现实的、社会的、功利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学的悲剧观是积极的、入世的、乐观的，它把人引向实际的斗争，它相信，悲剧现实是完全应该而且也可能被改变的，人类可以得到一个消灭了悲剧的黄金时代的允诺。”^[37]电视剧《秋白之死》中的瞿秋白、《李大钊》中的李大钊、《杨靖宇将军》中的杨靖宇为了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所追求的中国革命解放事业的真理和反革命恶势力之间发生了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深刻表现了有价值的东西遭毁灭的悲剧主题。悲剧英雄虽然牺牲了，但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却方兴未艾，他们播种的革命圣火依然在熊熊燃烧着，他们有限的生命被熔铸到另一个永恒的事业中去了。如杨靖宇身为中华民族的抗日将领和民族英雄，他身先士卒，率领东北广大抗日军民保家卫国，与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殊死搏斗。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拖住了用飞机、大炮、坦克等武装起来的几十万日本关东军，极大地打击了他们入侵中华腹地的野心。14年中，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消灭了十几万日伪侵略者，以至于当时日本侵略者称其为“满洲国的自然之癌”，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大灭了日寇侵略者的威风。杨靖宇将军在断粮半个多月且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下依然坚持战斗。在日伪军围剿了六天六夜后，这位曾使敌军闻风丧胆的铁血将军，在凶残的日寇罪恶的枪声中缓缓倒下，他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高亢激昂的英雄赞歌。1938年9月中共在延安召开的扩大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这样高度评价杨靖宇和东北抗日联军：“冰天雪地里与敌人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郭沫若曾挥笔赋诗《咏杨靖宇将军》：“头颅可断腹可剖，烈忾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两千古，于今赤旆满山河。”杨靖宇将军的英名永远被载入共和国的史册，他的英雄事迹将激励世人为振兴中华而前赴后继。观众从作品中不但体验到了英雄人物毁灭的悲哀伤痛，同时也经历了心灵的净化和升华，坚信真、善、美将最终战胜假、恶、丑，坚信人民的革命事业将获得永生，这就是生与死、悲与乐的辩证法。正如尤·鲍列夫所说，“英雄虽死，但他却可以活在他活动的成果中，活在人民的记忆、活在事业和功勋之中”“悲剧正是在这个有限的生命中找到了永生的特征，它使个人与宇宙、有限与无限结合起来”。^[38]

朱光潜说：“观赏一部伟大的悲剧就好像观看一场大风暴。我们先是感到面对某种压倒一切的力量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却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简言之，悲剧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生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在悲剧观赏之中，随着感到人的渺小之后，会突然有一种自我扩张感，在一阵恐惧之后，会有惊奇和赞叹的感情。”^[39]别林斯基也曾对悲剧的社会作用和美学意义加以总结：“没有一种诗像悲剧这样强烈地控制了我们的灵魂，以如此不可抗拒的魅力，使我们心向神往，给我们如此高度的享受。……我们深深同情斗争中牺牲的或胜利中死亡的英雄，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这个牺牲或死亡，他就不成其为英雄，便不能以自己个人为代价实现永恒的本体的力量，实现世界的不可逾越的生存法则了。”^[40]具有浓郁悲剧意识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教育作用，主要就在于它悲剧性的冲突是关于国家民族安危或个人生死的严重的矛盾和斗争，其悲剧冲突有着极大的普遍性和典型性。有研究者总结：蕴含浓郁悲剧意识的中国历史电视剧作品，在歌颂历史人物对民族统一、民族生存和发展所作的贡献的同时，在人物的悲剧命运中，又揭示出这些人物的历史局限，使观众深深体会到我们民族历史上沉重的一面，给观众留下更多的思索。^[41]

有研究者认为：“悲剧精神的实质是悲壮不是悲惨，是悲愤不是悲凉，是雄伟而不是哀愁，是鼓舞斗志而不是意志消沉。悲剧的美，属于崇高和阳刚；正因为这样，悲剧才是战斗的艺术。”^[42]冰心明确表示：“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才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读者的注意，就难激发他们去改良。”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认为悲剧的意义在于“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卢隐认为：“悲剧的描写，则多沉痛哀戚，而举世的人，上而贵族，下而贫民，惨凄苦痛的事则无人无之，所以这种作品至易感人，而能引起人的反省。”^[43]可以说，悲剧文学受到青睐，主要在于它涵盖巨大的启蒙作用和意识形态力量的选择。悲剧意识作为人类感性和理性凝聚而成的结晶体，作为人类文化价值观的显现与演变，是人类自觉意识、主体意识觉醒的产物。它打破物我混一的麻木状态，直面真实的现实人生，以它独特的感性形式叩问人类的苦难和困境。悲剧意识是人类意识中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要素，大致可分为危机意识、反抗意识、忧患意识、献身意识四个层次。悲剧意识的精髓是悲剧精神，其可贵之处在于：人在无限的宇宙和社会客体面前勇敢地接受挑战，不屈不挠地进取，人的价值在认识无限宇宙和社会客体的过程中得以实现。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涵盖着悲剧精神和悲剧意识的艺术作品无疑富有更强烈的感染力和干预力，因为它的确能够起到更直接的改良社会和提升人生的社会作用。

二、提升民族精神的文化动力

孔子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44]在孔子看来，追求“仁”乃是人生的重要目的。生命固然可贵，但在关键时刻，为了神圣的理想和目的人们不应该畏惧死亡。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这种思想：“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45]孟子从生命意志的角度探讨人生的矛盾冲突，他清楚地意识到存有某种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义”。当“义”与生存发生冲突并需要作出明确的选择时，人们应该选择前者，应该具有一种献身精神。孟子还认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天下无道时可以为了追求正道而献身，这也是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可死矣”的精神。

鲁迅说：“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46]李大钊曾经热烈礼赞“雄健的精神”和“壮美的趣味”，他将悲剧意识与某种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功利的目的联系在一起，把悲剧意识看作改造国民精神、增强民族活力、促进中国进步的一种动力，看作是对内消灭专制、对外抵抗侵略、争取自由民主和民主解放的动力。他说：“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全是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目前的艰难境界，哪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立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47]李大钊所谈及的历史道路、国家命运、民族生命，其实也是在谈悲剧意识、反抗意识。李大钊还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类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48]他从人生哲学和美学的高度，对献身的悲剧意识加以大力提倡和热烈礼赞。

中国历史电视剧重塑了中国脊梁式的悲剧性英雄人物，并使其充分典型化，在困境的展现中再现他们的生命历程，体现人类不向命运屈服，敢于抗争，在斗争中实现自我生存价值，实现人类尊严的悲剧意识。它往往把正面人物形象作为悲剧理想的载体，其中既有正义力量和邪恶势力的先后毁灭，即冲突双方的先后毁灭，也有正义即道不但得到延续，而且克服重重困难和阻遏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在这一点上，它和西方悲剧没有根本区别。但是中国历史电视剧的悲剧对现存冲突的解决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的，不是诉诸某种“绝对理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而是诉诸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物质力量即正义力量。不像西方那样把原罪观作为悲剧意识的核心，中国现代悲剧意识的核心是一种正义观念。大部分悲剧冲突是一种正价值（主体）与负价值（反主体）间的冲突，是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泾渭分明的对立，很少有两种合理性之间的矛盾。这样就把中国悲剧和西方悲剧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剧中的悲剧性英雄人物绝不躲避崇高，而是追求崇高的人生价值。他们都有坚强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抗争精神，在偌大的社会恶势力面前和严酷的命运面前，从不妥协退缩，而是主动抗争，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正像黑格尔所描述的“古代英雄”那样，“根据自己性格的独立自足性，服从自己的专断意志，承担和完成自己的一切事务。”^[49]如电视剧《秋白之死》以瞿秋白“被捕—拒降—就义”为主线，艺术再现了他在生死考验面前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境界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心怀坦荡、不屈不挠的斗士形象。电视剧《李大钊》中的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作为中国革命解放事业的伟大殉道者，为了民族利益呕心沥血，在与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中英勇就义，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还如电视剧《格达活佛》中的活佛格达为促进汉藏和平统一之大业而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电视剧《八路军》中为保全同志生命而牺牲自己的左权，为救乡亲而慷慨赴难的王铁锤等；《大清药王》中不惜与日本军官同归于尽的乐阔海，等等，这些人身上都具有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无论现实环境多么困难险恶，他们为了民族大义、民族气节，都恪守着自己的人格理想、价值观念，忍辱负重、不改初衷，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一副铁铮铮的“硬骨头”。鲁迅曾大力表彰中华民族的悲剧英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50]悲剧英雄走向了毁灭和失败，让人感到悲伤、哀痛、同情、怜悯的同时，还使人在悲哀的情绪中感到亢奋、激动、振兴、侘傺。这些充满了悲剧意识的历史电视剧通过苦难和毁灭展现事物的价值，不仅带给观众以痛感，还带给他们以美感，痛感和美感交叉并行，进而凝结为悲剧激情。康德曾认为：“它经历着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继之以生命力的因而更加强烈的喷射，崇高的感觉产生了。”^[51]正是这种崇高的感觉，使观众在审美愉悦中完成了情感的超越，这种超越激发他们对悲剧主人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敬仰、赞叹和效仿，从悲哀中获得解放和提升。因为“悲剧者，能鼓励人之精神，高尚人之性质，而能使人学为伟大之人物者也。”^[52]总之，他们都是黑格尔所说的一种理想的“史诗英雄”，他们“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中国历史电视剧中的大多数悲剧性人物不但是正义的化身，而且在道德上也是比较完美的。悲剧性人物往往具有美好的品格，他们善良执着、不畏强暴。他们之所以在当时遭到毁灭，不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的局限，而是因为邪恶势力过于强大和凶残。在奸佞当道、国家垂危的困境中，他们不但没有明哲保身，反而选择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属于正义与邪恶的搏斗、美丑相互抗衡甚至以美的暂时毁灭来赢得观众的同情和崇敬，进而完成了悲剧意识的弥合功能。正如黑格尔所说：“悲剧人物的灾祸如果要引起同情，他就必须本身具有丰富的内容意蕴和美好的品质，正如他的遭到破坏的伦理理想的力量使我们感到恐惧一样，只有真实的内容意蕴才能打动高尚心灵的深处。”^[53]悲剧英雄虽然在现实斗争中失败了，却展现了人类作为历史主体在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奋斗史。

现代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把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归结为挑战和应战，他的观点正好说明了人类的悲剧性。挑战，就是人的生存受到根本性的威胁和压力；应战，就是人对这种根本性的威胁和压力进行了有效的斗争。张法认为在文明的诞生中，挑战和应战主要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在文明的成长过程中，挑战和应战不仅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更主要发生在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悲剧意识把人类与文化的困境暴露出来，这种文化困境的暴露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挑战。与此同时，悲剧意识又把人类、文化的困境从形式上和情感上弥合起来，这种弥合也意味着对挑战的应对。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通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们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54]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悲剧的效果是通过对恐惧和怜悯之情的激发而达到一种情感的净化，主要就是从悲剧的弥合功能来讲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钟嵘的话也着重在弥合功能。悲剧意识暴露困境的功能，使人们对现存的东西产生怀疑，这是悲剧意识具有的推动进步的力量；悲剧意识的弥合功能，使人们对困境产生一种韧性的承受力，这是悲剧意识具有的保持文化生存的巨大力量。张法认为，悲剧意识是反哲学、反宗教的，同时它又是弥补哲学和宗教的。他说：“在世界文化中，只有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创造了成熟的悲剧意识，也只有这两种文化得到了系统的、丰富的、持续的发展。成熟的悲剧意识意味着文化的悲剧心理机制的确立。它使文化能够顺利地应付成长中的悲剧性。”^[55]随着现代生活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的增强，悲剧意识对人类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将会是美学和艺术中的一个永恒主题。美国学者赫伯特·缪勒说：“悲剧感是我们人性中最深的感觉，因此是足够精神性的。而所有的人都可以从中受益，无论他们是什么信仰。”^[56]人类历史的悲剧性及人生的悲剧性是永恒的，人类的悲剧意识及悲剧精神也是永恒的，因此作为人类生活审美化超越的艺术就不会失去悲剧的价值理想和追求。对此，尼采曾说：“人类未来的唯一希望和唯一的担保就在此了；但愿悲剧的信念不要死去。倘若人类一旦完全丧失悲剧的信念，那么，势必只有凄惨的恸哭声响彻大地。”^[57]艺术是民族精神的审美方式的体现，悲剧作品是民族悲剧精神的体现。因此可以说，凡是拥有悲剧艺术创作的民族，往往具有悲剧精神；凡是产生悲剧作品的时代，往往是人格价值受到珍惜、人的自我意识得以张扬的时代。综观古今中外悲剧创作的状况，这是产生悲剧作品所必需的民族、时代的基本条件，具有规律的普遍性。反之，一个民族的精神陷于宗教与蒙昧主义之中，处于封闭、僵化、保守的境地，就绝不会具备悲剧精神，也绝不会出现真正的悲剧作品。

中国历史电视剧要强烈呼吁和促进当代悲剧意识的新崛起。我们深知，悲剧意识的功能在于它是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动力，是英雄主义成就的根源，是个体和民族生命力旺盛的标志。某个国家／某个民族在某个时代悲剧意识发达、悲剧艺术繁荣，也就国民强健、国力强盛的体现。法国哲学家丹纳就曾十分敏锐地指出，当希腊悲剧在埃斯库罗斯等人手中繁荣的时代，也正是小小雅典城邦在古代世界中取得领袖地位的时代，后来悲剧一衰亡，民气就消沉，希腊也就遭到马其顿人的异族统治。同样，伦敦环球剧院演出莎士比亚悲剧时代，也正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的英国鼎盛时期，它对外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一举奠定了之后数百年英国海上霸权的根基。一言以蔽之，悲剧意识为人类进化、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文明发达、个体向上等都提供了动力根源。人类一切最伟大的思想学说，一切最优秀的文学艺术，都包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识。中国历史电视剧也不例外，影视艺术家们把浓郁的悲剧意识融入这种剧作的创作之中，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勇于抗争的悲剧精神，让更多观众在把历史作为审美对象的同时，引导他们发现和理解人类生存的本质和现实境遇，对人、人生和世界作出理性的思考，追问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