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崇高和英雄主义美学追求中凸显史诗格调

时间：2023-08-02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这段论述是邓小平对中国人民历史与现实的崇高精神的生动概括。历史剧作家非常重视性格的刻画。电视剧基本遵照历史真实来塑造许世友的典型个性，他耿直率真、坦诚方正的性格特色成为本剧的最大亮点。在接受审查期间，他常常怒发冲冠，坚决否认自己是叛逃分子。

一、现实与艺术的崇高审美生成

优秀的文艺作品一定要表现出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群众的崇高精神，这是伟大时代对文学艺术提出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忍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地写下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没有把他们压倒，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没有把他们挡住。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段论述是邓小平对中国人民历史与现实的崇高精神的生动概括。“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语），创造历史的主体的确是人民群众，但这并不是否定历史上杰出人物在历史创造中的重要作用。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说的那样：“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历史电视剧往往以现实中杰出的人物作为审美客体，创造荧屏艺术的崇高形象。诸如《一代廉吏于成龙》《大宋提刑官》《中国命运的决战》《延安颂》《长征》《孙中山》《八路军》《格达活佛》《铁血将军杨靖宇》《陈赓大将》《诺尔曼·白求恩》《上将许世友》等历史电视剧，其中塑造了于成龙、宋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孙中山、格达活佛、杨靖宇、陈赓、白求恩、许世友等人物形象，他们都曾经是在现实社会中为社会清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奉献和牺牲个人价值的充满崇高精神的历史人物，历史电视剧把他们作为审美客体，创造出烛照时代艺术的崇高美。诚如杜书瀛所说：“艺术中的崇高往往是对现实中的崇高的再现和反映，现实主义艺术中崇高美的生产尤其如此。这样，从艺术创作的客体方面来说，当生产崇高型审美价值的时候，往往选取现实中崇高的人物或事物作为描写和表现的对象。”^[15]

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塑造崇高的审美对象是历史电视剧的一贯策略。这类电视剧大多聚焦于历史深度和人性深度的双向挖掘上，力图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重塑丰满立体的崇高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历史人物的成功塑造主要取决于成功地刻画出历史人物的性格，历史人物塑造的成功常决定着历史电视剧的成功，因此，性格的刻画在剧中就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历史剧作家非常重视性格的刻画。乔治·贝克曾强调说：“一个剧本的永久价值终究在于其中的性格描写。”^[16]莱辛认为：“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性格是神圣的，加强性格，鲜明地表现性格，是作家在表现人物特征的过程中最当着力用笔之处。”^[17]如电视剧《上将许世友》以开国元勋许世友的将军情怀、铁血风骨为素材，第一次全景式生动再现了他顽强的战斗精神和人生传奇。该剧并不是简单叙述许世友这个历史人物，而是把他放到中国革命广阔的时代生活空间，与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把他传奇的生命历程串联了起来。电视剧基本遵照历史真实来塑造许世友的典型个性，他耿直率真、坦诚方正的性格特色成为本剧的最大亮点。许世友从保安大队投奔红军后，在与恶霸李静轩的战斗中，他凭着在少林寺练就的惊世武功冲锋陷阵、英勇奋战，第一次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从此迈出了他戎马倥偬生涯的第一步。尽管张国焘对他一再提拔，但他对其并非唯命是从，在大是大非面前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肃反斗争中，张国焘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每个人交枪后才允许进入会场，曾三令五申在严峻关键时刻，谁不服从命令，就是反党、反中央局，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面对如此强大的压力，许世友不参加会议，拒不交枪，最后就连张国焘也不得不作出妥协让步，准许他带枪进入会场，这场戏为塑造他刚烈正直、胆识俱备的性格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许世友棱角分明、豪爽果敢的性格还突出表现在他知错就改、敢爱敢恨上。西路军的惨败在当时被认为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一大罪行，也成为点燃清算“国焘路线”的导火索，但这种清算却出现了扩大化现象，还有人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联系在一起，许世友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军长，政治上他还远未成熟，竟要带老部队潜回四川与刘子才会合去打游击，被王建安告发后，他被关进了禁闭室。在接受审查期间，他常常怒发冲冠，坚决否认自己是叛逃分子。就在他最需要亲人的理解和安慰的时候，妻子李明珍让人带来的却是一堆毛衣碎片，这让他犹如五雷轰顶，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在他出狱后，陈赓、朱德等人亲自出面撮合他和李明珍复婚，但他宁可放弃去山东战场的机会也不肯原谅她，凸显出他爱恨分明的个性特征。

优秀历史人物身上所散发出的人格魅力是剧作家进行典型形象创作的源泉。如电视剧《大宋提刑官》就是以宋代法医名师宋慈为原型创作的。宋慈先后侦破了“太平县冤案”“李府连环案”“毛竹坞无头案”“城南井尸案”“遗扇嫁祸案”“梁雨生命案”“李玉姑失踪案”等一桩又一桩疑难命案。作为世界法医学鼻祖，在刑狱审勘过程中，他面对各方压力“不唯权、不唯上、只唯实”，“洗冤禁暴，还冤者以清白”是他最高的理想追求。该剧虽然走的是古代版纪实悬疑剧的路子，却将整个南宋时期的广阔社会面貌及世间百态都纳入到审美视野之中，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塑造宋慈心系百姓、为民申冤的光辉形象。如设置薛庭松与宋慈的翁婿关系，表现他不徇私情、刚正不阿的性格；交代他与史文俊等周围大臣的关系，突显他秉公执法、不计前嫌的人格魅力；通过他与刁光斗的反复较量，张扬他疾恶如仇、凛然正气的个性特点。在善与恶、忠与奸的对立冲突中，展示了他全力为百姓伸张正义、断案如神的圆形立体的清官形象。

电视剧《长征》从导致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并进行长征的广昌战役开篇，全景式展现了红军苏区突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飞夺泸定、爬雪山、涉草地、大会师等恢宏的历史景观，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北上抗日的历史。围绕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同以李德和博古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间的斗争，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集团间钩心斗角两大叙事主线，层层展开。该剧着重叙述了毛泽东高明的斗争策略，周恩来的顾全大局，以及全党、全军团结奋斗的高尚风格。以革命领袖的精神火花照亮中华民族的前进征程，以历史伟人的人格魅力升华当代观众的精神境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是宣言书，是播种机。长征全方位展示了中华民族雄姿勃发的坚强意志，坚忍不拔的勇气、智慧和胆略，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仲呈祥认为：“它以成功的艺术实践，感人肺腑地在荧屏上再现了长征的真实历史，深情地‘史’中觅‘诗’，讴歌了创造这历史奇迹的中国工农红军精神世界中饱含的伟大诗情，它堪称是一部可望传之后代，名垂艺册的，真正具有史诗品格的长征的荧屏形象教科书。”^[18]

对于英雄的含义和审美尺度，冯雪峰曾对之诠释为：“他们在革命的斗争中、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国家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奋斗着，发挥着共产主义高度的忘我精神、自我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发挥着我国劳动人民勤劳坚韧的传统精神。在他们身上萃集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创造智慧和一切新的、在生长着的崇高品质。”^[19]没有英雄人物的历史电视剧是无法被观众记住的，而丧失了崇高感的历史电视剧是苍白无力的。对崇高感和英雄主义精神的美学追求是由历史电视剧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和它本身固有的美学特征所决定的。

二、悲壮美与崇高感共生

悲剧是崇高的艺术，崇高美是悲剧艺术最基本的美学特征，悲剧与崇高这两种美学形态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悲剧艺术真正的美学意义在于通过“悲”表现出对美的肯定，并给人以真理的启示，它使人们化悲痛为动力。可以说，悲剧艺术真正张扬的是一种悲而壮烈、悲而英勇、悲而畅快、悲而顽强，激人奋发、催人上进的崇高感。诚如阿·尼柯尔所说：“当我们仔细考虑我们的情绪时，我们或许会发现，我们看一出悲痛的戏剧时所以得到一种快感——主要的悲剧调剂——其首要的原因，无疑也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在某个人物身上显示出一种崇高的品质，一种几乎是英雄般的庄严气概。”^[20]

中国历史电视剧深刻地展现了20世纪我国社会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斗争，描绘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历史时期的生活，它那变幻莫测的政治斗争，雄伟壮观的战争场面，洋溢着英雄气概的人物形象画廊，饱含着智慧与斗争经验的生活形象，崇高的道德精神风貌，以及作者所具有的概括历史规律的高度，使得作品在再现历史生活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历史广度，并超出某一特定的历史时代而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从而使作品显得气势雄浑，结构宏伟，具有鲜明的史诗风格。其史诗格调紧扣民族抗战的时代脉搏，突显刚正激越的悲剧精神。郭沫若极为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悲剧精神，他指出要实现“仁”和“义”的思想，就必须同反对、扼杀“仁”和“义”的腐朽反动势力进行抗争、搏斗，需要流血和牺牲。他认为：“要得真正把人当成人，历史还须得再向前发展，还须得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流洒出来，灌溉这株现实的蟠桃。”^[21]他把悲剧精神看成新生事物对旧社会的积极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精神力量，蕴含着唯物史观的美学因素。不断涌现的抗日题材电视剧为我们重塑出数以千计献身华夏的英雄儿女，在中国影视人物画廊中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如电视剧《八路军》，在十字岭突围中，敌机疯狂轰炸，敌兵穷追不舍，百姓突围迟钝缓慢，还遇到妇女生孩子。为了群众的生命安全，参谋长左权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冲锋陷阵，不幸中弹身亡，一代抗日名将，血洒太行山上。日寇为了要挟回民支队司令马本斋，不惜血洗同村百姓，马母为了保护其余乡亲不被屠杀，她舍生忘死，挺身而出，满腔的热血染红了中国大地，用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朱德感其崇高，亲自为之题写“抗战母子两代英雄”八个字。黄崖洞保卫战中，王铁锤为保卫兵工厂，与敌人同归于尽。反扫荡中，冯玉兰为掩护刚被策反的伪军突围，奋不顾身把敌人引向自己而壮烈牺牲。电视剧《杨靖宇将军》讲述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杨靖宇，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领导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与日本关东军展开生死搏斗。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后，他与全体抗联将士同生死共患难，仅以百人之众和落后的武器装备牵制了50万日军入关，极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但由于叛徒出卖，在断粮十多天的情况下，杨靖宇将军在冰天雪地里被敌人围困，他视死如归，壮烈殉职。敌人将杨将军的肠胃解剖后，发现里面只有树皮、草根和棉絮，被他千古不朽的英雄形象所震撼，全体日本官兵脱帽致敬，以表达对中国英雄的敬仰，并称他为中国的战神，真正的武士。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对英雄的理念作出了更多哲学的思考，对英雄的内涵注入了更多的人性。英雄的理念在最高层面上是人类对于理性的思考和追求，是人类伟大精神和意志的象征。在烽火连天、疮痍满目的战争年代，白求恩远涉重洋，救死扶伤，献身正义事业。他感人的生活历程蕴含着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人生、人性、人道的情感体验。中国历史剧把英雄的理想精神和人格魅力融汇在对生活的思索中，寻找到了激发当代观众审美情感的契合点，以激情、灵感和理性，浇灌出英雄璀璨生命的花朵。在社会转型期，我们更加需要英雄的理想、英雄的意志、英雄的精神、英雄的指引。白求恩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对社会转型期重铸民族精神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深刻的历史意义。

综观杰出的史诗性作品，虽然各自描述的内容和蕴含的意义有所不同，主人公所体现的人类精神也多种多样，但他们身上却充盈着一种共同的审美旨趣，那就是悲壮和崇高。人民作为群体形象体现了伟大的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渗透在主要人物的心灵活动之中，相辅相成凝聚为崇高和不朽。尹鸿认为：“当悲剧展示悲剧人物与否定性力量的较量时，它总是集中展现出悲剧英雄那种宁死不屈、视险如夷、视死如归的勇气、傲骨，表现出他最强烈的爱和最残酷的恨，表现他火一样的热情、岩石一样的恒心和钢铁一样的精神，通过他困兽犹斗、拼死相搏的行为，把他塑造成铁骨铮铮的好汉，顶天立地的英杰。”^[22]悲剧英雄把生命当作追求理想、实现更高目的的手段，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视为一种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肯定。这种理想激情，造就了一种英雄的人生态度和人格心理，这种逆进激情，显示了悲剧艺术中悲剧精神的力度和强度，它悲壮的美感进而被提升为一种崇高性。如黄会林所说：“崇高的本质是追求一种终极理想，在强烈的矛盾冲突中感受和谐，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中感受生命的既壮烈痛楚又伟大甜蜜的存在。……沉淀的民族精神需要激活——这种激活的代价是惨痛的，民族的危亡使中国人从悠然自足的精神状态中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痛楚，一种需要投身于水火中、前赴后继的壮烈情怀，……20世纪中国美学以崇高为美，事实上是对传统精神的继承，以崇高的流血、苦难、牺牲、坚忍为美，以便在中国人所面临的人与社会的激烈冲突中夺取最后的胜利。”^[23]歌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英雄人物形象带给观众的将是强烈的生命激情、爱国情怀、英雄主义，他们鼓舞着后人，成为我们奋斗与进步的精神力量。

历史电视剧植根于民族性又蕴含着世界历史意义的史诗性，实际上是对历史意义的一种总结、一种艺术概括。剧作家熟悉本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稳固的心理特征，把握住本民族的灵魂，为本民族树立起艺术的纪念碑，刻画出本民族真实的英雄形象。以培养本民族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为目的，使后人受到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启蒙教育，进一步发扬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培养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观和文艺观。总之，历史电视剧对历史的重构意在修复整个民族的记忆，它最大限度地采取宏观的文化视角，再现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风云，塑造出一系列呼之欲出的典型形象，为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在东西方文化碰撞冲击、交流互补的世界潮流面前，中国历史电视剧表现出积极与之接轨、回应的时代气魄，达到了宣传教化和审美愉悦和谐完美的统一。

【注释】

[1]〔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7页。

[2]〔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见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页。

[3]〔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4]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6页。

[5]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257页。

[6]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7]沈嘉荣：《历史是一面镜子——从电视剧〈太平天国〉说开去》，《文史春秋》2001年第1期。

[8]〔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7页。

[9]〔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6页。

[10]陈燊编选：《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版，第329页。

[11]杜莹杰：《永远的丰碑，英雄的史诗——评电视连续剧〈陈赓大将〉》，《中国电视》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