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精神在历史电视剧文本中的相承
黑格尔曾对以史为鉴即“反省的历史”做过深刻的批判，他认为：“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事行动，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4]纵观历史进程，每个时代存在的问题都有它的独特性，人们不可能从历史上找到现成的解决本时代问题的办法。从这一点上来说，黑格尔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毫无借鉴作用。作为展现过去存在的客观现实生活载体，历史电视剧总是蕴含着丰富多样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观念，有着宝贵的认识价值和开采价值，能带给后人深邃的启示和感悟。郭沫若的历史剧作中的历史人物，如屈原、信陵君、聂政等人，他们身上几乎都有一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优秀传统品格。郭沫若的历史剧作注入了鲜明的现代意识，传承了中华民族汩汩不息的精神血脉。
审美现代性是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现代性进程的反思，它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对这一进程导致的物欲私利的膨胀、工具理性的隘化、道德伦理的沦丧、人的神性理性的失落等异化现象进行揭示和批判。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原有的价值体系迅速消解，新生的价值体系尚未确立。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所属的人格模式，正处于一个解体与重铸的时期，支配中国人精神生活几千年的儒家人格范式，以及规范国人身心行为几十年的正统人格理想，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正面临断裂、崩溃的命运。中国人的人格生成与流变，处在“青黄不接”之际，人们普遍产生了浮躁不安的心态，社会精神处在某种程度的无序中。富集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历史电视剧扎根于现实之中，试图从与历史的对话中链接断裂了的历史精神，为新价值观的确定提供一定的经验教训，使人们在迷茫中找到可以寄托精神家园的诗意栖居，并对现实缺失进行理性思考，从而完成历史精神在现实中的传承。因此，历史电视剧的现代意义不再是对历史的关注，以历史为素材只是手段，从中察兴寄之情，才是其真正目的。
影视艺术家通过剧本创作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双向对话，对既往的历史作出现代性解释，从而给历史电视剧创作带来新的契机，让人们从历史中体察现代的内容，获得心灵化、审美化历史的现代意义。带有规律性和哲理性的历史电视剧，能使观众自然而然地由古想到今，再由今想到古，历史哲理成为连接古今的缆索。刘起林先生述及历史小说时说：“这种努力以丰满的既成历史氛围和文化感觉为目标来开辟价值新指向，与历史小说惯常创作思路的连接颇为顺畅自然，与借用西方精神哲学资源相比也更具有本源性特征，不仅为作品所表现的具体历史提供新的思考，而且以其思想家的深度和气象发展下去，有可能为民族的整个精神文化提供崭新的精神思路和价值元素，使时代精神文化的本质内涵得到丰富和发展。也许，这才是历史小说最具潜能和发展前景的突破口。”[5]无疑，这对社会转型期的历史电视剧同样有着借鉴意义。陈默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理解过去意味着理解现在和把握未来。……对历史现象的任何认识都是以效果历史的结果为指导的，因为效果历史先在地决定了什么是值得去认识的。毋庸置言，人类在不断地理解中超越自身，人类在不断更新着发展着的‘效果历史’中，始终不断地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重新对自己和文化进行反思的批判。”[6]历史是发展的，但对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并不是所有的层面上都有发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历史。对现实的剖析就是对历史的剖析，反之亦然。历史电视剧艺术家把历史与现实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的关注对象，注重的是精神的链接。
如电视剧《格达活佛》以充满艺术个性的笔法为一个民族英雄存照，表现了五世格达活佛这位佛海赤子崇尚和平、利善众生、与共产党共患难的崇高品格。这对激励广大藏传佛教人士继承发扬爱国主义传统，促进汉藏民族携起手来，共建和平、稳定、和谐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民族大团结、祖国大一统，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电视剧《成吉思汗》突显成吉思汗维护统一、自尊自强、顽强抗争等英雄主义精神，延续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这种精神的执着追求。成吉思汗在战火中出生，在马背上长大，历尽艰辛，九死一生，一次次击败强大的敌人，最终完成了草原统一大业。他的灭西夏、伐金之战，客观上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第四次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维护民族尊严，他不顾年过花甲仍要亲征西方邻国。历史选择了他去承担振兴蒙古的重任，他不辱使命，以卓越的政治谋略和军事才能成为蒙古历史的伟人，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剧作聚焦成吉思汗的勇猛、智慧、抱负、仁义和他的爱国情怀、统一意志，这对蒙古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鼓舞力量。该剧导演王文杰对成吉思汗的评价很为恰切：“这部电视连续剧以丰富的戏剧情节和场景，通过极为复杂的矛盾和冲突，真实地描述了成吉思汗的一生经历。从而热情地真实地表现了成吉思汗所代表的不息抗争、积极进取、自强自尊、勇敢顽强、恩仇必报、睥睨一切艰难险阻、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气概。”[7]历史电视剧《战国》突出艺术家主体对历史的审视，站在当今现实高度，捕捉战国时代独特的历史关系，以及被置于这种历史关系中的历史必然所决定的历史冲突，进而揭示战国时代人独特的生命现象及其建树赫赫王霸功业的悲剧精神。导演阎建钢说：“站在今天，让目光穿过两千多年的时空，试图把这段风干的历史以鲜活的故事形态展示给观众，用电视语言去表达战国精神、战国的生命现象。”[8]电视剧《汉武大帝》艺术地再现了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全景式展现了西汉王朝雪耻奋进的艰难历程，谱写了一个民族抵御外辱、彪炳千秋的华彩篇章，同时也再现了大汉盛世的人文风貌。直接展现强者的力量，激发观众对盛世的期盼和对强者精神的颂扬。导演胡玫在阐述创作主旨时曾指出，其中最重要的是强调民族大融合精神，以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为基调。张凤铸教授认为该剧“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民族精神，壮我国威，鼓舞民气，是一部富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历史正剧，足以醒世，催人奋进”。此剧引发国人对历史的深沉思考和感悟，寄托着当代中国人对历史和现实的“强国梦”、盛世情怀的希冀与联想，达到“以史为镜”鼓舞今人的创作主旨。该剧的确属于大题材、大人物、大制作。《汉武大帝》贵在突出“大”和“正”上。把“汉武帝”尊称为“汉武大帝”，铿锵有力，既符合中国封建社会早期一代英主明君汉武帝大智慧、大胸怀、大谋略、大作为和打造西汉大帝国的历史本真，又反映了几百年来中国屡遭侵略，一直挨打，许多志士仁人、英雄豪杰梦寐以求、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突出“正”字，尊重历史真实，要唯物史观，不要皇权崇拜。《汉武大帝》的主题歌词“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确实有美化汉武帝之嫌。汉武帝的残暴、穷兵黩武，让老百姓备受徭役之苦，是明显的。王夫之曾对汉武大帝加以中肯的评价：“以一时之利害言之，而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升道以弘……时之未至，不能先焉。迨其气之已动，则以不令之君臣，役难堪之百姓，而即其失也以为得，即其罪也以为功。”[9]我们在影视作品中要把握好分寸，要以历史唯物论审视历史，不搞皇权崇拜，要为时代立心，为人民代言，以反映真实的“历史精神”“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为己任，防止对帝王将相的拔高和美化。[10]
历史题材作为历史的一种自在的存在，蕴含其中的历史精神只有经过创作主体的深刻挖掘，才能得以激活和重现。具体的历史和现实都是暂时的，而作为历史本质的精神却是永恒的。历史电视剧艺术家通过历史剧文本，发展历史精神，将其提升到一种哲学层面，并使其获得普遍性存在的审美价值。
二、历史电视剧对民族历史精神的重建
中国曾经是一个文史不分的国家，历史往往用生动形象的文学笔法书写，而文学又往往承担着记载历史真实的功能。于是，文艺便成为中华民族社会生活和民族心理的历史。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花，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11]电视剧艺术家把历史题材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他们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恢复历史，更多的则是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寻找发展理念的历史精神，寻求沟通古今的精神实质。正像马克思讲的那样：“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起来。”[12]
电视剧《长征》再现中国人民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中排除万难，挑战生命的极限与敌人作斗争，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雄姿勃发的坚强意志，坚忍不拔的勇气、智慧和胆略。“长征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百折不挠、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是中华民族光照千秋的精神长城。电视剧《孙中山》表现孙中山反对封建统治，追求民主平等、振兴中华等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他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屡败屡战，愈挫愈勇。在中国近代史最为腐朽黑暗的时期，他高举人类走向文明的火炬，使之凝固成一种信念和象征，在中华民族后代子孙的血脉里奔涌升腾。电视剧《陈赓大将》通过史诗般的战争描写，塑造了陈赓威武不屈、坚贞不渝的英雄形象，成为凝聚着我们民族精神的雕像。电视剧《乔家大院》通过刻画一个清代晋商乔致庸的传奇人生，叙述了一个家族的历史、一段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衰史，展现了一幅社会变革的历史画卷。剧中歌颂的讲诚信、怀仁爱、求革新等精神正是中国现实社会中极为需求的宝贵精神。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清末社会的衰败没落，夹缝中的民族资本主义的软弱无能等，正是我们当下所要警惕和关注的，对我们现代人有着警钟木铎的作用。历史电视剧体现出一种对历史精神的召唤和追寻，这种艺术倾向是现实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因为，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一直是贯穿整个文艺史的一股合力，而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形态决定了创作者对历史电视剧所采取或歌颂或暴露的创作手法。近年来一批大制作的帝王剧，如《唐明皇》《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康熙王朝》《汉武大帝》等，其强盛统一、惩治腐败、锐意革新、除暴安良、体恤民情等思想都是中国当下社会所呼唤的。曾庆瑞教授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大批历史题材电视剧后颇为感慨地说：“这些历史题材电视剧对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的发扬光大，对其糟粕部分的批判扬弃，又一次以播出时受到的欢迎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人，对历史几乎有一种本能的兴趣，人会本能地希望了解自己的过去和现状的由来，……所以，人们关心历史，通常也是出于对现实的关怀。《雍正王朝》《天下粮仓》播出时弄得街谈巷议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题材、内容触碰到了当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某些敏感话题，由此而引发了人们的兴趣。”[13]
清官题材历来是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一种重要叙事话语。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忠臣的事迹，往往成为后人文艺创作中的重要素材。对包拯、海瑞、于成龙等清官形象的塑造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历史电视剧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政治母题。在这些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清官身上，无一不具有清正廉洁、明察秋毫、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的高贵品德以及搏击权贵、关心民瘼、舍身求法的无畏气概。正因如此，清官形象一直被百姓视为理想中的英雄、永恒正义的化身和超越时空的不朽丰碑。这表明了人们对社会清明的渴望，对廉洁公正的崇尚，对人生存权利的捍卫，对社会特权、贪赃枉法及其他丑恶现象的唾弃以及对法治人格的完美化理解。中国历史电视剧继续开掘这一母题，利用电视剧这种独特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众多的清官形象。如《天下粮仓》中的刘统勋、《一代廉吏于成龙》中的于成龙、《大宋提刑官》中的宋慈、《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中的海瑞等，这些电视剧分别以不同的创作风格把观照历史的视角聚焦在清官身上，并试图以当代意识重新阐释清官文化的审美内涵。
比如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中，海瑞是正义和善良的代表，是剧中社会秩序稳定的象征；严嵩、严世藩及其党羽，是奸佞和罪恶的代表，是黑暗社会无序的标志；嘉靖皇帝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他20多年避居西苑，酷爱方术，却始终掌控着国家财政，但他还不是一个完全昏庸的君主。严党把持朝政20年，可谓权倾朝野，由于严党等诸多官员上下贪墨，造成国库巨大亏空。无疑，海瑞与严党之间、海瑞与嘉靖之间，是二元对立冲突的两大焦点，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叙事的中心景观，也是全剧主旨得以表现的基础。郑泌昌等人施计从狱中放走倭首井上十四郎，意欲陷害淳安无辜桑民齐大柱等通倭，再嫁祸海瑞。海瑞坐镇公堂，与何茂才的爪牙蒋千户、徐千户据理力争，以通倭事件无立案卷、不问口供漏洞百出等缘由拒绝行刑。严党爪牙狗急跳墙，为杀人灭口，竟要火烧大牢，如果不是高翰文带领总督署亲兵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郑泌昌派何茂才强行把“通倭”人犯羁押回省，甚至以严刑威胁海瑞，但海瑞不畏强暴，严阵以待，不仅驳得何茂才体无完肤，还让他不得不做出让步，在释放齐大柱等人的文书上签了字。灾民们担心借粮就意味着失去田地，海瑞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说服了他们借粮种桑。这不仅扭转了全县百姓的田地将被兼并的危局，还为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做好了动员准备。他营救了几十万灾民，打乱了严党的阵脚，此举可谓石破天惊，被全县百姓称为青天大老爷。善与恶、忠与奸、正与邪的对立冲突，使故事情节充满了张力。如果说在与严党一伙的较量中，极大地彰显了海瑞清正廉洁、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个性特点，那么在与嘉靖皇帝的对峙中则突显出他敢于挑战皇权、犯颜直谏、舍身求法的性格特征。听惯了阿谀奉承的嘉靖皇帝看完海瑞的奏疏后，雷霆震怒，立刻下令捉拿海瑞；而海瑞在给皇帝呈交《治安疏》时，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一副棺材。嘉靖暗访诏狱，海瑞直言以对。嘉靖虽气得口吐鲜血含怒而去，但他还是看出了海瑞满腔忧国忧民的赤诚，这也是他迟迟不杀海瑞的原因。海瑞为替百姓争得水源以插种秧苗，自己的女儿却掉到河里淹死了；新年之际他把老母和有孕在身的妻子撇在家中，冒雪去安抚灾区百姓，自己却病得人事不省；他托付李明珍将母亲和妻子带离京城，自己却冒死上疏痛陈嘉靖几十年不顾国计民生的过失；即将临盆的海妻在回海南琼山的途中，因他获罪不能得到郎中及时救护，结果母子双双撒手人寰。国家与小家、大我与小我的二元对立冲突，使海瑞的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得到了多角度的展示，有效地推动了剧情的二元对立叙述走向最后的高潮。
没有对立冲突，世界便不存在。电视剧叙事也是如此，它常常通过人物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来展开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阿·尼柯尔曾经认为冲突是一切戏剧的主要力量。可以说，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约翰·霍华德·劳逊认为：“戏剧的基本特征是社会性冲突——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或集体与社会或自然力量之间的冲突。”[14]《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在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中展示了正与邪、善与恶、忠与奸、保守与革新的对抗冲突。在后来的改革大潮中海瑞再次成为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中央高级政治斗争中冲锋陷阵的特殊棋子，这就是清官在封建社会特定背景下难以避免的悲剧性命运。海瑞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悲情美或者说悲剧美的价值，未被杀头使他终究成了皇权的御用工具。专制制度时而用奸时而靠忠，但其价值观却是一样的，都是为中央集权。只要能够集权于一人，用奸用忠都是无所谓的。该剧写出了这个深层的历史规律。换句话说，只要是集权于一人的天下，奸臣是除不尽的，因为有时奸臣比忠臣更“忠诚”地维护这个集权。柏拉图在其《法律篇》中曾写道：“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因此，大明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在中国古代，皇帝的话就是法律，臣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力。皇帝“像严父那样行使他的权限。他便是大家长，国人必须尊敬他。……做皇帝的这种严父般的关心以及他的臣民的精神——他们像孩童一般不敢越出家庭的伦理原则，也不能够自行取得独立的和公民的自由——使全体成为一个帝国，它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约法，是道德的，同时又是完全不含诗意的——就是理智的、没有自由的‘理性’和‘想象’”。[15]在这种政体下，只有皇帝一人是具有自由和主体意识的，臣民只能被动地服从，恪守家庭、国家的规范，承担被迫的义务。黑格尔把中国封建社会的这种政体结构原则称之为“家庭精神”。清官文化体现的是人治下的法治，其实质仍是人治。正如王亚南先生所说：“在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于是，‘人治’与‘礼治’便被宣扬来代替‘法治’。”[16]国家民族的安危兴亡几乎都取决于君主的贤明昏聩、大臣官吏的忠奸智愚，人民则无可奈何，不能干预政事，只能遵奉上意。“人治”政体形式的弊病直接造成了社会的专制黑暗和动乱。海瑞所生存的客观环境是人治的历史环境，无论他怎样进行斗争和反抗，只要在皇权天命高于一切的君主官僚政体之下，他和其他清官一样终究逃不过忠而被弃的悲剧命运。[17]该剧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应当有深刻的借鉴作用，其当代精神从历史的脉搏深处喷涌而出。诚如王愿坚所言：“有了当代意识就像有了一把特殊的雕刻刀，使我们能够对历史进行艺术创造。历史的纵线和现实生活的横线，一定有个十字交叉点，谁找到了这个交叉点，就找到了当代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共振点，就真正如黑格尔老人说的：你找到了，你就永恒。”[18]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说：“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因为这个缘故，每个新形势都要产生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一批新的作品。也因为这缘故，今日正在酝酿的环境一定会产生它的作品，正如过去的环境产生过去的作品。”[19]历史电视剧为商品经济所导致的人们精神上的迷失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极其复杂的多元结构中，人们从过去较为单纯的精神空间堕入了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矛盾中寻求新的价值尺度；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中国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失落和困惑：信仰危机，人们陷入迷惘、焦虑的心理空间。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类社会的任何一次进步，都是以相应的退步作为代价的。现代化进程为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很多益处，也让人类付出了民族精神缺失的代价。或许是作为对缺失的一种弥补和平衡，人们致力于文明发展的同时，一直呼吁着对民族历史精神的重建。影视艺术家们置身于发现和发展真理的前沿，主动担负起创造新的精神天地的责任和义务。导演潘小杨在《中国电视艺术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中说：“中国历来有文艺载道的传统。……如果一个艺术工作者创作的作品能多少载一点这样的‘大道’，那么我们的文化生态环境也会一天天得到改善。……这种要求被塑造的欲望，正是人类高贵之处，它为电视文化提高品位提供了可能。作为一个电视艺术家的骄傲之处也正在这里：‘你不仅在规劝人、取悦人，而且在塑造人、重建人。一夜之间万籁寂静，只有你的手指在运动，在塑捏。’纷扰的现代生活需要这些宁静的夜晚，需要这一只颤动的手来提升精神，慰抚灵魂，合力铺排一个又一个隆重而全新的精神典仪，引渡人类走向健全和永恒。”[20]历史电视剧在民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精神风貌、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方面影响并作用于民族文化形象的塑造，这是新世纪电视剧艺术产业、文化产业所肩负的一项特殊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中国历史电视剧作为最受观众欢迎的一种特殊艺术样式，必须恪守社会主义荧屏的人文精神、道德伦理的底线。只有更集中、更典型地突显出人物形象审美人格的建构，才能体现出其中蕴含的民族气派、民族风格、民族气韵的厚重。历史电视剧所宣扬的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也是我们社会转型期亟须的人文精神。观众受剧中崇高人物形象完美人格的感染，其精神才能得到净化。同时，观众也根据自己的经历来体验剧情，并与日常生活相对照，通过对剧中人物进行评析，使自己的人格得到提升。我们的剧作家要增强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要对电视剧的各种题材进行深层开掘，在尽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传达一种历史的体悟，从而呼唤观众不要失去这个民族应有的精神，为文化生态环境担负起一定的责任，这样才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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