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省话剧团的导演向我提出个问题：话剧存不存在危机感？他焦虑地说：“近年来，我们剧团的上座率很低。费心费时费钱排个新戏，往往演不了几场就收摊儿。结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演不赔，少演少赔，多演多赔。真不知观众究竟爱看什么？”他提出的问题很尖锐。这种情况，不仅在某些省市的话剧团中存在，就是在北京、上海，也不见得例外。
这是为什么？也许，电影和电视的冲击是个重要原因。无可否认，20世纪的“宠儿”——电影和电视的问世，给古老的舞台艺术带来一定威胁。电影和电视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拥有极其丰富的表现手段。在展现客观世界时，无论是火山进发，抑或露珠折光，都能细致逼真地体现出来。在揭示人的主观世界时，运用幻觉、闪回、联想、梦境等手法，又能生动地将人的潜在意识呈现出来。镜头的推拉摇移和蒙太奇技巧，在刻画人物心理时，具有浓烈的主观情绪色彩，更易于为观众理解和接受。总之，比起舞台剧来，电视和电影的表现手段确实是丰富、优越得多了。
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外在因素。我认为，电影电视艺术再发展，也不可能完全代替了话剧。那么，促使我国话剧艺术陷入“困境”如果我们愿意承认的话）的内在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了很久，痛切地感到我们的话剧少了“真”和“新”两个字。艺术的真实，是艺术的灵魂。然而，现在我们舞台上出现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心理、性格和命运，还有相当大的虚饰成分。那些戴了理想主义光圈的假人假事，和观众亲自看到想到的不一致，当然也就不能帮助他们进一步思考正在发展中的现实。观众厌弃肤浅的乐观主义，要求舞台诚实，有远见，有真正的思想力量。有的作品做到了这一点，即使艺术上粗糙些，观众还宽容地鼓励了它；有的作品做不到，观众也用恰当的方式回敬了它，其中最厉害的一着，就是不掏钱买票，不进剧场看戏。其次，与艺术真实同等重要的，是艺术上的创新。我们的戏，如果艺术手法新颖，舞台语汇丰富，风格样式多彩，观众是不会漠然视之的。观众不来看，实在是对我们在艺术上缺乏独创性的无声的抗议。
时代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节奏、思维方式、美学趣味，等等，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应当看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变革，对人类的精神物质文明，包括艺术创造，带来多么大的冲击啊！
所以，话剧艺术的创新，实质上是时代的要求、观众的需要，同时又是它自身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语言。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必然渗透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精神。虽然在话剧艺术的创新问题上，我们的前辈开拓过新的领域，曾经创造出一批好作品，也“创造”出创造者本身。造就出了一代卓有成就的剧作家、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家，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我们不是属于昨天，而是属于今天和明天的。如果我们不前进，仅仅沿用前人擅长的“室内心理剧”的艺术语言来讲述复杂多变的现代生活，我们就不是好的继承者，我们搞出来的作品就不会吸引现代观众。可是，我们现在的话剧演出和急速发展的社会生活相比，确实显得非常古板、单调而又老态龙钟！
有的同志认为，话剧要发展，关键是要解决一个“民族化”的问题。我以为，这一提法还没有抓住阻碍当前话剧艺术发展的主要矛盾。无可否认，任何一个国家的艺术家，如果离开了自己民族的土壤，他的创作必然走向枯萎凋敝。从这个角度上讲，提倡作品的思想内容应反映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心理结构、思想情感，自然是天经地义的；要求作品的艺术形式充分注意本民族的传统、欣赏习惯和趣味也是完全必要的。然而，把“民族化”当作一个口号提出来，有不少含混之处。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包含进步和落后两种因素，我们化到哪儿去？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泛泛地提民族化，是否就是汉化？中国古典戏曲有丰富的创作经验，话剧的民族化，是否意味着戏曲化？这一系列问题讨论了多年，从未统一过，今日重提，怕也统一不了。
依个人管见，话剧艺术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主要不是什么“民族化”，而是在于能否“现代化”。从内容上讲，应该深刻真实地反映当代中国人民的思绪、愿望和命运，抓住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症结（哪怕是一个侧面、一个局部）。从艺术上讲，剧本的结构方法和演出样式，都应大胆突破，探求新的节奏、新的时空观念、新的戏剧美学语言。易卜生式的剧作方法，在表现瞬息万变的现代生活时，已经显得不够用了。镜框式的舞台，也在严重地束缚我们的创造力。为了突破常规，需要重新学习，向祖国古典的戏剧美学原理学习，向世界各种艺术流派借鉴、学习。譬如，19世纪以来，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的现代派艺术，戏剧领域里的荒诞派剧作，就有不少可供我们借鉴的东西。可是，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们总把现代派艺术视为颓废、反动、形式主义的同义语。似乎，现代派艺术就是猩猩弹钢琴、裸女涂满了颜色在画布上打滚，神经错乱式的戏剧，等等，把有别于现实主义传统手法的艺术流派，一律视作异端邪说。这种思想观点是相当有害的。实际上，现代派艺术是一种极端复杂的艺术形象。就以荒诞派剧作而言，既有消极颓废的一面，又有对资本主义现存制度不满的一面，如尤奈斯库的《犀牛》《阿麦迪换身术》等剧作，揭露得还是相当深刻的。从艺术技巧上讲，这些流派敢于突破传统手法，立志创新，着力探究人物内心世界奥秘，重艺术想象和重主观表现，有不少可借鉴的地方。我们往往看不惯某些“变形”的作品，其实，“用变形的方法反映生活”这一美学原理，在中国绘画、戏剧、诗歌创作中是屡见不鲜的。夸张的京剧脸谱，怪异的川剧变脸，和生活本身差距如此之大，我们怎么不提出责难呢？由此可见，某些“变形”“荒诞”的作品，并非一无是处。它往往是艺术家对客观现实作深刻剖析后别具匠心的创造，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是不明智的。为了求得话剧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我们要珍惜现实主义传统，这是基础；另一方面，也得打开窗户，认真地看看外部世界，在努力继承本民族优秀艺术遗产的同时，对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戏剧流派，取分析态度，持“拿来主义”，这样做，对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话剧艺术，是会有好处的。
话剧艺术的“现代化”，要求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理解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理解现代中国人的艺术趣味。话剧艺术的现代化，必然会对我们几十年来尊奉的易卜生式的剧作法和演出样式，以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导演理论来一次冲击。我们应该鼓励这种冲击。我们的舞台太整齐划一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话剧舞台基本上是一个模式。这种单一的局面理应打破。打破这个局面，风格、样式迥异的作品才能问世，新的流派才能诞生，新一代的话剧艺术家也才能出现。艺术的本质是创造。创造，就意味着革除陈言，提供前人所未提供的精神产品。我呼吁设奖鼓励话剧艺术的独创性。如果，有100个话剧团，就提供100种不同面貌的演出，它们对同一剧本的解释和处理手法各不相同，那该是何等有趣啊！这样的局面一旦出现，观众难道会冷淡对待吗？话剧还会有什么危机感吗？
一个朋友提出的问题，使我震动，思索，信手写下这些不成熟的意见，期望得到批评教正。
（原载《戏剧报》198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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