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父亲胡伟民

父亲之死——纪念我的父亲胡伟民　胡雪桦

父亲死了。一年了。

中国人忌讳说“死”，其实“生”与“死”竟离得这样近。我说不清父亲是死了，还是活着，也许是因为我在美国，没有见到他的死，总盼望着有朝一日重返故里，他还在……他只是睡去了，在那个神秘的世界里他可以休息，可以安静。这一年里，他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的梦中，不说话，什么也不回答。他曾是那么爱说话，也许，他的确死了，否则为什么缄口不言？我在梦中告诉自己，顷刻间，我觉得自己对父亲并不了解，他的死也像“谜”一样地缠绕着我，在这一年里的日日夜夜。

1989年6月，纽约的天气酷热。自20日接到那个如雷轰顶的电话后，三天三夜，我躺在西86街345号我的房间里，白天，听着百老汇大街传来的喧嚣声，地铁和铁轨的倾轧声，出租车穿行的嘶叫声，大Bus发动的喘息声……心在阵阵声浪中煎熬，只有夜晚，那一二个小时的寂静，好像世界沉浸在无声的我的哀伤之中。……我怎么记不起父亲说话的声音……为什么还躺在这里，为什么不回到父亲的灵柩前放声大哭一场，哪怕只是用手最后摸摸他冰冷的身体，再最后看一眼那养育我的生灵……泪水的苦涩在责备我，中国人珍视的“孝”字在我身上死了。这闷热的6月，我觉得自己的心跳也会戛然而止，像父亲那样，可我却还活着。如果，生和死就是这样的话，生存实属偶尔。……我看见父亲重重地摔倒在华山医院的走廊里，孤零零地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他喃喃着：雪桦、雪桦……我终于没有回去，我终于没能回去，没有最后送一送他，而我降临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从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赶到上海迎接我的。儿子没有向父亲告别，我内心里永远没有了安宁。

胡伟民和儿子雪桦

我的童年一半随我祖母在上海度过，另一半就是跟着父母亲所在的剧团走东闯西跑“码头”——常常半夜里被父亲叫醒：“雪桦起来，转场了……”那时的我，大约三四岁。不少事情都已淡忘，可至今却牢牢地记忆着父亲同一个大个子叔叔抬一个很大的箱子，他很吃力的样子，那是一个很黑的夜。我第一次看父亲排戏的记忆也仍然清晰。那是一个大庙改建的舞台。天开始冷了，台下生着火。父亲对围着他的叔叔、阿姨们说着什么。锣鼓敲得很响。阿姨们不上台时就轮流抱我。她们上台后，声音都特别好听。不知为什么，我的童年里仅仅留下了这一幕“父亲排戏”，也许因为那震耳的锣鼓，也许因为阿姨们的怀抱特别温暖，也许是因为父亲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走进排演场了。

我出国的那天，在上海虹桥机场登机的前夕，人太多了，送我的人们没能挤到玻璃前面，我看不见他们了，心里惦挂还有一只箱子在外面。“雪桦，箱子！”气喘吁吁的父亲竟站在了我面前，把那只沉重的箱子放在了地上，“连你手里的小包，你共有五件行李……”这时，一个海关人员冲着父亲喊道：“嗳，侬快点！”父亲对我说：“我同他说了，送了箱子就出去的。”海关人员开始撵我们。我俩互相看看，竟一时不知要说什么，还是父亲开口了：“孩子，要走了，让我们父子拥抱一下吧！”我紧紧地抱着他，他也抱紧了我，并用一只手在我的后脊上重重拍了两下。他被赶出了那一道玻璃门。我没有回头，噙着眼泪走过了“绿色通道”。

那天，我坐在飞机上，心是空荡荡的。想着清晨起床后，禁不住地流泪，奇怪的是心里什么感觉也没有，像是完全的生理反应，又想到自己是家族中第一个走过“绿色通道”的人。“……让我们父子拥抱一下吧”！父亲的那双眼睛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么疲倦……不知为什么，我想起朱自清的《背影》，父亲的背影空在铁丝网……与父亲作别的拥抱，是我成年的记忆中同父亲唯一的一次拥抱，没想到也是诀别的一抱。长达17小时飞越太平洋的航行，我竟没有一丝睡意，并不是兴奋，也不是忐忑，只是一丝莫名的离索之感一次又一次地划过我的内心。我拆开了父亲给我的信，是临出家门前给我的，并一再说上了飞机才能看。信是封口的。

雪桦，亲爱的孩子：

此刻，你已经飞向新大陆，飞向另一个半球，另一个世界了。祝你一路顺风。几个月来，我一直很激动，从《中国梦》中，我看到了你的热情、智慧和成熟。彩排那天，禁不住热泪盈眶，不仅仅是由于我本身，更是由于这是你导演的戏，你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存在的价值。猛然间，我感到自己的手臂、双腿在延长，像具有一种无形的张力，在向整个世界扩展。我知道，我真是后继有人了。这是我的骄傲，我的幸福。

你真幸运，二十六岁就去认识世界了……

你也很艰难，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你是孤身一人去面对一个纷争的世界的。不过，我相信，二年半的京剧团生活，八年的部队生活，使你增强了自卫、适应、开拓的能力。这是一辈子可以受用的财富啊！

有几件事，很具体，需要提醒你：

（1）你要始终有一种自助意识。强化你的主体，真正能依赖的只有你自己，当你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首先要求助于自已，怎么办？！

（2）任何时候，不要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

（3）艺术创造中，要强调自己的优势——东方色彩，中国古典美学精神，中国技法与技能。

（4）绝对不要卷入任何政治纷争，你是属于艺术的。

（5）要好好收藏好护照——这是你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证明文件。

……

（14）为了长远的未来，耐下心来苦读两年。祝你成功。

……

我的最佳时光过去了，而你才开了个头，一首气势不凡的第一交响乐。我是中国的导演，而你则是个世界性导演。

……

亲爱的孩子，珍重了！

拥抱你！我爱你，祝你一切如意！

父字87.8.18夜

在美国的三年里，父亲支撑着我走了过来。当我面对困难的时候，我想到了我的父亲；当我有了成绩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的父亲。他的每一次来信，我都要读上三遍。

父亲给我和我弟弟雪杨树立了一个男子汉的形象。从他在北大荒的雪原里给我们取名，直到1989年6月他突然死于弥漫性心肌梗塞，他一生中的爱心、信心、责任心，事业感和对苦难的忍受凝聚成了他的血液。我从没有想到他会死于心脏病，可是，也只有心脏病能夺走他的生命，我想，不可能是其他的任何病……

生儿育女的父母们，都是希望儿女日后承欢膝下。我仔细一想自己28年的岁月，真正与父母在一起的日子却是极有限的。幼年时，见到从北大荒回来的父母亲却叫“哥哥，姐姐”；童年时，“文化大革命”，上海、扬州两地“打游击”；少年时，进了京训班，每周回家一次；考上大学，北京一上海，每年回家两次；工作后，每年探亲只有一次了。调回上海的一年多中，拍戏，排戏，待在家里的时间也不多。到美国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可直到父亲去世，我也没能回去。我想中国人讲的“孝”字在我身上失去了，剩下的仅仅是“愧”了。——总认为父母亲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就像今后我要为我的孩子去做的一样，直到突然有一天，那支撑自己的大山，那堵厚厚的墙一下子倒塌了，消失了，才会发觉，天与地之间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自己才能够直立。虽然，在美国的前两年里，我们父子也没有见面，可父亲使我这个游子的心牢牢地系在了那块养育了我25年的土地上。这一年里，我常同父亲见面，他的脸色总是苍白，也总是沉默——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这许多的赖以生存的那个支点不复存在了，我一下子觉得四周空荡荡的，像是太平洋中的一叶孤舟，也许就在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了。

父亲有一个大的Vision（视野，洞察力），所以他的“生死观”也是极其超脱、清淡的。他赞赏莫扎特倒在舞台上的死法，他喜欢卓别林的《舞台生涯》——“一个演员死在舞台的灯光之下，多美！”父亲感叹道，“如果有一天我也倒在排练场、舞台上，我就满足了。”母亲打断了他，中国人是忌讳说死的。可他继续说：“如 果有一天我失去了工作能力，我就离开你们。”他爱他的舞台胜于他的生命。他在很久以前就对我说，他——他们这一代导演都是属于“过渡性的人物”，中国戏剧的希望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这番话的含意，他其实是从一个历史的纵向及横向的角度在思考着他和他的一代人，以及他的下一代人，昨天、现在和明天。

中国没有一个导演像我父亲那样，在这些年里排了那么多戏，涉猎了那么多剧种，写了那么多文字。他总说，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就像父亲这一辈的知识分子们常说的：“那20年不算。”

父亲是一个戏剧天才，可他又不是一个只依靠天分的艺术家。他自己读书很勤，对我们孩子也常常督促。十几年前，当我还在京训班的时候，一个周末回家，他问我最近读了些什么书，我说每天练功，累得要死，没时间读书。他听后，神情严肃地说：“你要有读书计划。人的精力就像井水，是用不尽的（当时我们家喝的是井水）。一个有知识的人，才是富有的人。我现在的这点知识，主要是二十岁左右的积累。你要读书，而且要读大厚本的书。”他的这番话对我的触动很大，也一直记在心里。当时我们家的书架上有不少开始泛黄的书——普希金诗集、涅克拉索夫戏剧集、契诃夫、梅特林克、莎士比亚、莫里哀、汤显祖……特别使我难忘的是我同父亲的一次对话，那时我大约在读小学三四年级。一天，我在书架上寻找那本克雷洛夫寓言（童年的时候，父母总是拿着它给我和弟弟讲故事），我发现有好几本书的书背上被划上了大叉叉，好奇心使我取出了这几本书。书的厚薄不一，封面是浅杏黄的，上面写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个外国老头戴着没有腿的眼镜。我想这老头大概就是这个长长的名字。书里的字都是繁体，而且是竖排的，看了几行，我没懂。这时父亲进屋了，有了以下的对话：

“爸，这老头是谁？”

“斯坦尼，一个苏联艺术家。”

“为什么这些书名上都打着叉？”

“因为，这些书都是毒草。”

“那你为什么还摆在书架上？”

“……毒草也可以当肥料。”父亲犹豫了一会儿，有些尴尬地边说边把书小心地插回了书架。他脸上的表情，我仍记忆犹新。

我进大学了，也有了一个新的癖好——买书。可有一套同学们都买的书——“斯坦尼体系”，新版，横排本，绿面子，我没有买，因为我想到了家中那套泛黄的“斯坦尼”。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一直不好，在北京读书期间，我很少主动向家里要钱。有一次，为了买一套“外国文艺理论研究”丛书，我向家里开口了。很快，父亲一下子给我寄了20元。他每次到北京，我们俩都要抽空去王府井的新华书店，他也还是要问我：读了些什么书？他曾告诫我：读书不是为了武装嘴巴，而是为了武装头脑。熟知我父亲的人都羡慕他的口才。的确，父亲讲话时的生动、热情、机智、幽默，以及思辨和敏锐，使他的语言极有表现力、吸引力，可我知道他的天才的背后，是几十年的勤奋，是不夜的灯火，以及那一本本厚厚的笔记。

父亲学习的办法很多，有一次，不知怎么我们开始了世界首都测验“家庭赛”，父亲每问必答，一答就对。最后妹妹雪莲拿出地理手册，竟也没有难倒他。最后，大家不得不虚心向“冠军”请教，他神情诡秘地说：是秘密。在我们大家的紧追不舍之下，他哈哈大笑起来，答道：“其实，很简单，从现在起，你们每天看《参考消息》时留心记两个，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龄，自然就记住了很多。”

我同父亲在一起时，很少谈艺术，但我有很深的印象，他在艺术上非常民主。他常说：导演就是要把全剧组的智慧调动起来。我在上海排《W·M》《中国梦》，他怕干扰我的独立创造，直到连排才到排练场来，甚至使得我有些责备他了。他在排《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二十岁的夏天》时，我每次看完排练，他都认真地询问我有什么意见。可有一次为了《中国梦》的事，他对我发火了。我在艺术问题上没有我父亲的风度，并非常固执。在排《中国梦》时，我同黄佐临先生有不同意见，甚至争吵过。这在不少人眼里是大逆不道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导演，竟敢同专家抬杠，可见狂妄之极。黄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前辈，在艺术上各抒己见也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反之，就不那么正常了。父亲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站在我这边。从一开始他就嘱咐我：“这是一个向黄老学习的机会。”……然后督促：“你要听黄老的。”……再是教导：“黄老是戏剧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都站得正，你一定要尊重他的意见。”……最后厉声：“……你马上要到美国去了，我还要在这里做人呢！”

我的心战栗了。父亲，你应该了解你的儿子，他不是一个无理取闹的浑种。在同你的合作中他也曾一摔剧本离开了拍摄现场。尊重人同尊重艺术不能同日而语，这个你比我懂。我始终在想，在中国，艺术——人——社会里面的学问过于深奥了，深奥得超出了艺术的范畴，深奥得连父亲也迷失了。也许并不止于此，是父亲想让我学会容忍，学会合作，不要锋芒毕露，不要日后同“洋教授”们抬扛；也许是父亲想到自己生活在“文艺圈子”里“做人”的艰难。艺术只有靠艺术促其生长，因为艺术是纯净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原来纯净的东西保持它自身的纯净呢？

圣诞节，我寄到家中的圣诞卡，只有黄佐临先生的那一份，是我父亲骑着车送到黄宅的，连着两年。去年（1989年，编者注）父亲死了，我也没有了心思寄圣诞卡。

父亲的《导演的自我超越》的集子里，本来应有一篇我们父子的关于“导演谈导演””的对话，可我出国前忙演出、忙护照、忙签证、忙机票、忙采购，忙得人都麻木了，当然始终也没有机会静静地坐下与父亲进行这场“对话”。临行前的一天，父亲骑车从田林的家赶到外滩的银行替我取携带外汇的证明，回到家他显得十分疲惫。他坐在椅子上，抽着烟，眼睛看着窗外，对我说：“看来那篇我俩的‘对话’是完不成了……”从他的话音里我感到了一种东西，不仅仅是遗憾。只记得当时说：等你下一本书，等我回国……”他没有了“下一本书”，我也没能“回国”。人世蹉跎，留下的是无尽的遗憾。

看过我父亲戏的美国戏剧同行都认为我父亲是“大手笔”的导演。他们在同我谈到他时，都十分钦佩，说他的演出是他们看过的最好的演出之一。1989年3月，父亲终于去了莫斯科参加斯坦尼艺术讨论会。他结识了一个美国戏剧界的同行EdithMarkson女士（她是美国几个著名剧院的创始人之一，包括旧金山的A.C.T）。Markson女士曾对我讲起，父亲的关于“斯坦尼在中国”的发言，及同一天彼得·布鲁克和留比莫夫的发言，形成了三次高潮。这位年近八十的老太太，说父亲是一个十分Charming（有魅力）的人。她并不知道父亲1954年留苏资格被取消的事。我告诉她，父亲从莫斯科给我的信中说：“孩子，我三十四年前的莫斯科之恋，今天终于实现了。”听说这是我父亲第一次被批准出国，她惊愕得连说了三个“Why”（为什么）。当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她打电话给我，却难受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不知为什么父亲的去世总让我想到他的那辆破自行车。记得几年前，上海电视台要拍一个关于父亲的专题节目。编导找到我，问我有什么建议。我当时说，可以拍一拍他和那辆破车。他们有些不解，我说：这些年我父亲就是骑着这辆破车东奔西跑，风里雨里，春夏秋冬。后来，那个节目拍出来了——《跋涉者》，我唯一记住的是父亲艰难地踏着那辆破车的那一瞬间。

1980年，我从北京回上海探亲，家里多了一个成员——一辆26型的永久牌自行车。后来知道是我舅舅有幸搞到了一张“车券”，才有了这辆车。可每次回上海度假，我都发现车的磨损极大，起先我还有心思去擦一擦。父亲见到擦亮的车，很高兴又有些歉意地说：“唉，太忙，总没时间侍候它。”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起那辆车一下子步入了老年，再擦也“精神”不起来了，谁也都懒得擦它了。剧院里其他同事同期买的车都还七、八成新的时候，父亲的那辆车已经老了。每次从北京回上海的路上，我总想：那车准完了，可每次它总顽强地活着。有一次，我骑那辆车出去，办完事赶回家，还是晚了半个小时，父亲有些不高兴：“跟你说我离不了这车，你说你准时回来。这下好，人家在文艺会堂都等了我半个多小时了。”话没说完，他就匆匆下楼了。听着楼道里他那急促的脚步声，我有些内疚，父亲毕竟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下他又要拼命赶路了，车的后刹车又不太灵了……后来，我建议父亲去买一辆新车，他说搞“车券”难，车又涨价了，再说那辆破车也没什么大毛病。……一个雨天，父亲回家后，衣服上沾满了泥泞，手掌也蹭破了皮。他为了躲田林路上穿梭不停的大卡车摔了一跤。这以后我曾劝他好几次，我说：“你现在是大导演，也算是有身份的人了。别人有事找你，让他们到家里来，何必从田林大老远地赶去。”父亲却说：“还不一样，你不去，别人就要赶来。”我心想，他是没救了。也许哪一天那辆破车彻底坏了，他也就不跑了。大约父亲去世的前一个月，我告诉他：我将去夏威夷大学读博士学位，他在电话里连说了几个“很好”。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在夏威夷教父亲开车，用的是我在布法罗的那辆车。心想：父亲再也不用骑那辆破车了。醒来，才发现自己仍躺在纽约的床上。父亲终于没有等到这一天，他这一辈子恐怕连想也没敢想能开汽车，能有自己的汽车，他甚至没有一辆能够骑得省力点的新自行车。也许他觉得这辆车像他，舍不得丢掉这伴随了他近十年的伙伴。在与这辆破车的较量中，父亲失败了，它战胜了我父亲，可它也一定悲伤，一定忍受不了他的主人离去后的孤寂。我想到了《老人与海》的故事，可我还是要忌妒它，因为只有它伴随我父亲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1989年6月20日下午，父亲把它匆匆放在了华山医院门口，直到夜晚，当悲痛的人群聚集在它的周围，为它的主人的死哭泣的时候，它还在静静地，静静地等待主人带它回家。……

有谁见过我父亲临死前的眼睛，谁能告诉我？

沙叶新先生告诉我，你临行前的那一夜，顶着满天的星星，沾着草坪的露珠，说道：艺术家在任何时刻，都要保持艺术的品格和人的品格……

魏莉莎女士告诉我，你临行一个月前的一个下午，如潮的人流，鼎沸的人声，父亲你说：……艺术家要看历史……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父亲有一双清澈的眼睛，挂着泪……

“海水是咸的，泪水也是咸的。

是海水变成了泪，

还是泪变成了海水？

是亿万年的泪，汇成了海水。”

我想起了这首你吟诵过的诗。只一遍，我就记住了。

你这一辈子总是充满了理想，无论是失落时，还是顺利时，理想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超越性是人的出发点和目标，是美的追求和人的完善。你的集子叫《导演的自我超越》，你的一生都是在超越。人有了超越性就注定要受苦受难，可理想却始终不泯。父亲和他的那一代艺术家一样，有着一种天然的社会责任感，总以为社会的进步、人的完善与他们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样，无论什么挫折、冤屈、痛苦，他们都默默地承受了。因为，理想还在，真诚尚存。

人的一生要活得真实何其难；要让别人觉得自己活得真实，或是让自己明白活得不真实则更难。当我的亲人告诉我：悼念父亲的鲜花家里都搁不下了，我脑子里出现了父亲的笑容，却怎么也听不到他的笑声。人生一世，死总是真实的，就像父亲的笑容镌刻在了人们的记忆里一样真实。父亲这一辈子努力地让自己活得真实，所以，他有了许多朋友。可并没有太多的人真正了解我父亲的内心世界，就像谁也没有想到，他的心脏会突然停止了跳动。我在这一年里，几乎每一天都在想他的死，他的每次出现和消失，都给我留下了长长的空白……

我想起了父亲的话：戏的开头和结尾是最重要的……

我父亲的开端和终极在哪里？应该在哪里？

他只有一个开始的结尾和一个结尾的开始。

我想起了《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的结尾——那金色的号角，红色的长袍，男女主角失之交臂的横贯舞台的调度……

《秦王李世民》的结尾——秦王决断举兵后，那铺天盖地的手书……

《泥马泪》的结尾——芸芸众生匍匐在地，庄严膜拜，盲女穿越人流，慢慢跪下，童女声：“保佑我大宋江山。”……

《游园惊梦》的结尾——昆曲袅袅之中，顷刻间舞台上变得空空荡荡，钱夫人在烟雾之中缓缓逝去，“只活过一次”的余音在空旷中回响。……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当我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收音机里传出了他喜欢的《悲怆……当我想起在厦门同他一起拍摄《血红的杜鹃花》、我俩意见不一时，我竟一摔剧本离开了现场……当母亲寄来了她和弟弟在父亲遗像前的留影……当我重又读到他的遗作《傅雷与傅聪》的最后一行文字：“……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一起……”我哭了……

到美国的三年中，我只为父亲的死哭过。在这大洋彼岸，大声地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