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物件细节”的功能与应用
(一)作用于情节结构
在许多文学戏剧作品中,物件细节常常可以起到情节的贯穿线和结构的支柱作用。在整部作品中,许多感人的事件、生动的片段,犹如颗颗珍珠,往往需要有一根引线将其串联起来,最后才能构成一件完整的作品。物件细节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到艺术作品中情节的引线作用,并成为结构的支柱,使情节连贯顺畅,结构严谨缜密。所以编剧和导演在构建情节时,决不可忽视物件细节的作用。
在运用物件细节这个艺术元素构建情节方面,前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和学习的范例。例如,我国传统戏曲京剧《拾玉镯》中的玉镯、昆曲《十五贯》中的十五贯铜钱、川剧《玉簪记》中的玉簪,都非戏中的一般道具或头上和手上的饰物,这些物件都攸关剧中人物的未来命运,甚至攸关着人物的生命安全。所以它们都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们对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刻画都是十分重要和不可或缺的。
比如,昆曲《十五贯》,全剧通过十五贯铜钱的被窃,以及巧合、误会等因素的契入,展开了曲折复杂的情节,成功地塑造了封建社会三个不同性格的官吏。戏开始时,屠户尤葫芦从妻姐处借得十五贯铜钱作为做生意的本钱。他酒醉返家,和养女开了个玩笑,说是把她卖给人家做陪嫁丫头,收了十五贯铜钱,让她快些收拾,明日一早就要过门。养女苏戎娟信以为真,连夜出走,投奔姨母家,半路上因问路与生意人熊友兰结伴同行。就在当夜,尤屠户被窃贼娄阿鼠杀害,十五贯铜钱亦被盗走。天亮后,案情被邻人发现,他们一面派人报官,一面追拿尤的养女苏戎娟,在半路将苏与路人熊友兰一同捉到,并从熊的身上搜到做生意用的十五贯铜钱,数目恰与被盗铜钱相等。后二人被扭送到官府,无锡知县主观断定熊、苏二人通奸,图财害命,将二人判成死刑。苏州知府况钟监斩时发觉罪证不实,连夜去见巡抚周忱,请缓刑复查。昏官周忱傲慢不理,经过况钟再三力争,才被允准复查。经过况钟的深入调查,终于拿获了真凶娄阿鼠,挽救了被冤枉而险些丧命的熊、苏二人。
这出戏在京城演出时,曾经轰动一时,并获得文化部优秀剧目奖。它表现了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提倡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除了内容以古喻今之外,其中十五贯铜钱作为物件细节,始终左右着情节的进展和人物的命运,它使情节波澜迭起,跌宕起伏,成为贯穿全剧的一条主线,自始至终紧扣着观众的心弦。
假如剧中的十五贯铜钱这个物件细节被抽掉,则整出戏难以成立,因为戏的起因和发展是靠物件细节维持和支撑的。物件细节已经渗入到剧情中去,成为戏剧纠葛和矛盾冲突的纽带和推动力。
在影视作品中,物件细节的运用,比起舞台上的戏剧,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戏剧中的物件细节常常要受到舞台空间的局限和制约,进而影响到它的作用的充分发挥。影视作品中的物件细节可以通过摄影(像)机拍成特写镜头,将其放大突出强调,增强它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同时,还可以通过蒙太奇手段,运用镜头的组接,赋予物件细节更为广阔的施展身手的天地。
例如,在美国一部儿童短片《砰,你死了》中,情节的发展,结构的支撑,完全是由一把真的左轮手枪担当的。该片一开始表现一群男孩正在公园的小树林中玩打仗游戏。这时一个6岁的小女孩阿曼达手拿一把破损的玩具手枪走到男孩首领比利面前,要求参加他们的打仗游戏,比利借口她的手枪太破拒绝了她,并承诺她只要有一把好枪就允许她加入游戏。
阿曼达怏怏不快地回到家,正遇到父亲把远行归来的杰克叔叔接回了家,叔叔说他给阿曼达带来了一件很好的礼物放在提包里,待会儿给她。
阿曼达在房间里边看电视边看放在身边的叔叔的提包,在好奇心的促使下,她打开了叔叔的提包,意外地发现了一把漂亮的左轮手枪,还有一盒子弹。她以为这就是叔叔要送给她的礼物。她拿起枪装上一颗子弹,又抓了一把子弹放在口袋里,便走出了房间。
在厨房里,母亲正忙着做饭,阿曼达将枪口顶着妈妈的后背开了一枪,撞针撞在空膛上,妈妈不经意地叫阿曼达到外面玩去。
阿曼达到了外面,在路上又向一位小朋友开了一枪,幸运的是又打在了空膛上。可是观众却时时刻刻在为这个手持一把装着子弹的真枪的6岁的小女孩悬着心,担心她射杀了人。
后来,阿曼达来到了超级市场门口,又安上了两颗子弹,并开始玩游戏机。这时一个小女孩也嚷着要玩游戏机,女孩的父亲和阿曼达商量,要她让女儿玩一会;阿曼达不肯,女孩父亲硬将她抱下,让自己的孩子去玩。阿曼达一怒之下掏出了手枪,瞄准女孩扣动了扳机,所幸又撞在了空膛上。
与此同时,阿曼达的家人已发现孩子拿着真枪跑了出去,他们焦急地出门寻找阿曼达。
阿曼达在超市里又将左轮枪里的空膛上满了子弹,再次遇到了和她争夺游戏机的父女,她又举起了枪。所幸这时一辆手推车从她面前经过,遮住了她的视线,她才放下枪走出了超市。
此时,她的父母也赶到了超市,可惜没有碰见。
阿曼达来到公园的小树林里,找到了正在玩打仗游戏的男孩首领比利,她亮出那把左轮手枪,要求参加游戏。比利仍然拒绝了她,说她是女孩。阿曼达盛怒之下举起了手枪,恰在此时,阿曼达的父母和叔叔赶到了,而阿曼达已经扣动了扳机。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子弹击中了比利身后小屋的玻璃窗,比利吓得从树上跌了下来,阿曼达则吓哭了。杰克叔叔从地上拣起了自己的那把真的左轮手枪。
从以上短片的剧情发展来看,完全是靠一把左轮手枪来维持和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如果把这支真的手枪抽掉,或者换成一把假的玩具手枪,情节就无法维持和发展,整个结构也将随之散落和垮掉。由此可见,这个物件细节——一把真手枪,在剧中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也不是一件普通道具,它已经攸关着人物的命运,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具有了艺术的品格和属性。
另外,在美国影片《赝品》(又译《怎样偷一百万》)中,其情节发展的脉络就是由一件假维纳斯艺术雕像物件细节构成的。该片讲述了一位伪造名画的画家邦内,在他的家中收藏着一件切利尼的维纳斯雕像,而这尊雕像则是他父亲雕塑的一件赝品,可巧被博物馆误认为珍品借去展览,并在保险公司投保100万元。
由此,保险公司聘请了一名外国专家即将来巴黎对这件珍品做技术鉴定。如果被鉴定出是赝品,邦内一家将身败名裂,遭到致命的打击,这使邦内父女感到非常不安和恐惧。邦内的女儿尼科尔(奥黛丽·赫本饰)为了帮助父亲摆脱困境,她设法雇佣曾被她误认为小偷的私家侦探德蒙特前去博物馆偷窃自家的维纳斯雕像。这似乎有些荒诞,也使德蒙特百思不解:为何要雇人去偷自家的东西呢?尽管他有许多不解和顾虑,但由于他对尼科尔的钟情,他毅然答应了。
博物馆内戒备森严,特别是在投保了100万的作为艺术珍品的维纳斯雕像周围,安装了有特殊红外线护卫的警报系统,只要有人将手伸进光区,尚未触及雕像,警铃就会大作。但是德蒙特凭借他的聪明和才智,终于把雕像偷了出来。
德蒙特的偷盗方法可以说既简单,又巧妙,既让人拍案叫绝,又蕴涵着人的高智商的智慧,所以观众看了,会觉得赏心悦目。这种方法说穿了并不那么稀奇,可是要能想出它却不那么容易,德蒙特也是从生活中得到启示从而联想到的。
当德蒙特和尼科尔在公园内漫步,正苦于无计可施时,偶然看到公园内有些孩子正在排队购买用竹片做的飞来器玩耍,这种飞来器被扔出后,在空中绕行一圈后又飞回到原处,所以很受孩子们的青睐。德蒙特看到后很受启发,于是买了两副拿回家中频频练习。
他和尼科尔做了一番准备后,来到博物馆。趁清馆时,他们一起躲进了楼梯下的小屋里,待到半夜,德蒙特潜了出来,扔出飞来器,当它绕过维纳斯雕像时,触发了红外线防卫装置,于是警铃大作。警卫人员个个惊慌失措,到处寻查,却一无所获,维纳斯雕像仍旧安然无恙地立在原处,只是虚惊一场。刚刚安顿下来不久,德蒙特又潜了出来,如法炮制,警铃又骤然大作,警卫们又惊慌地到处搜寻,仍然一无所获,弄得他们疲于奔命,劳累不堪,再加上惊动了上司,备受谴责。警卫队长以为警报器出了毛病,索性关掉了电源。德蒙特利用人们的厌烦心理,借助一个小小的飞来器,轻而易举地盗走了价值100万的赝品维纳斯雕像。
由以上全剧的情节构建来看,盗窃维纳斯雕像成了情节发展的主线,而飞来器则成了破解悬念的主要元素。可见这两个物件细节在全剧中都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都是不可或缺的艺术元素。
但这并不是说,离开物件细节,情节就无法构建和推进,而是为了强调物件细节在构建情节和推动情节发展时的作用,以便引起编剧和导演对它的注意和重视。上面所引例证,也只是为了开拓我们的思路,扩大视野,并使我们从中得到借鉴和启迪。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在戛纳电影节讲授电影课时,曾谈到借鉴也是一种学习方法。他说,这是在别人的影片中找到他遇到的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因而这种借鉴成为他自己影片的一个积极的部分。[1]因此,我认为应该善于从前人的经验中学习有用的东西,经过消化之后,化为己有。
(二)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
较之传统电影,现代电影更为重视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揭示,尤其对感情层次的刻画更为深刻和细腻。人物的心理活动是极其丰富的,也是非常复杂的。如何将其开掘出来,正是许多导演所努力追求的。导演可以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其中,物件细节就是导演经常借助的一个有力的表现手段。
例如伊朗影片《白气球》讲述一个7岁的小女孩,在新年临近的时候,向母亲要100士曼去买一条金鱼,作为过年的吉祥物,以增加喜庆的气氛。母亲嫌价钱太贵,让她到自家水池里去打捞金鱼,女孩嫌自家水池里养的金鱼太瘦小,力争去买个大的,但母亲仍不同意。女孩并不甘心,就央求哥哥帮助她去向母亲求情,并答应将自己的气球送给他作为条件。经过哥哥的努力劝说,女孩终于从母亲那里讨来了一张500士曼的钞票,并被要求买回金鱼后找回400士曼。
女孩高高兴兴地拿着盛鱼的玻璃瓶,并把那张500士曼的钞票放到了瓶子里,便走出家门买金鱼去了。在路上她看到一群人在围观卖艺人玩蛇,她便挤了进去,玩蛇人将她装在瓶子里的钞票拿了出来,说是蛇见了钱才能钻出来。小女孩见钱被玩蛇人拿走后,急得直哭,玩蛇人只不过跟她开了个玩笑,又把钱给她放到了玻璃瓶里,她挤出人群,急忙跑着买鱼去了。
女孩到了鱼店,才发现装在玻璃瓶里的钞票不见了。她在好心的老太太的帮助下,循着原路去找,终于发现那张钞票就丢在地下室透气窗的铁栅栏上。小女孩高兴地正要去拣,可巧一辆摩托车从旁经过,一阵风将钞票卷到了铁栅栏的下面。这时女孩的哥哥找来了,于是兄妹俩一起去找店主,以便打开店门,从地下室将钞票取回,可惜店门已经上锁,店主回家过年去了。后来二人想尽各种方法,借用拉门的铁钩去挑,挑不出来;借用卖气球的阿富汗男孩的木杆去钩,仍然捞不上来。于是他们想起可以用口香糖黏在木杆头上,用它将钞票黏住拿上来,可惜他们兄妹连买口香糖的钱也没有。后来阿富汗男孩卖了气球买来口香糖分给每人一块,他们嚼后凑到一起,黏在木杆头上,伸到铁栅栏下面,终于将500士曼的钞票黏了上来。兄妹俩高高兴兴地拿着钱买了金鱼从卖气球的男孩面前跑过去。这时过年的钟声响了。阿富汗男孩站起来,他的木杆上只剩下一只白气球。
显而易见,在这部影片中,那张500士曼的钞票是至关重要的物件细节。它关乎孩子的命运,丢失它,将会受到父母的责骂,甚至挨打;得到它,可以满足孩子买鱼的心愿,心中会感到喜悦和幸运。因此,从女孩想得到它,到得到它,再到丢失它,直至最后失而复得,这张钞票始终左右和影响着孩子的复杂的心路历程。它使她经历了喜悦、快乐、忧愁、着急、害怕等心理的各种微妙变化,并将其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童心童趣的揭示,几乎完全是靠物件细节引起并完成的。由此可见,物件细节是导演用于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行之有效的艺术手段。
在另一部伊朗电影《小鞋子》中,对物件细节小鞋子的构思与处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又如,捷克有一部名叫《良心》的影片。顾名思义,这是一部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影片。“良心”是个比较抽象的字眼,它只能在人的内心矛盾冲突和思想斗争中得以展示善是如何战胜恶的。《良心》这部影片恰恰借助一个布娃娃玩具细节,向观众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并通过它将抽象化的意念予以形象化的表述。故事是这样展开的:
卡列尔过生日的时候,他的小女儿送给他一个布娃娃作为生日礼物。卡列尔把布娃娃挂在自己汽车的挡风玻璃前面,以表示对女儿感情的珍视。有一天,他在夜间行车时突然出了车祸,撞伤了一名妇女,他本该立即下车将伤者送进医院进行抢救,可他没有这样做,他见四周无人,便驾车逃逸了。
受伤妇女被送进医院后已处于昏迷状态,她向警方提供的唯一线索就是肇事汽车的挡风玻璃后面挂着一个布娃娃,说完后她便昏迷不醒了。
第二天,卡列尔和妻子一起听广播时忽然听到一条车祸消息,提醒听众说,畏罪潜逃的司机的汽车挡风玻璃前挂着一个玩具布娃娃,希望知情者检举和提供线索。卡列尔听后心里非常紧张,他赶忙去冲洗自己的汽车,并借机摘下了挡风玻璃前的布娃娃。这个举动恰恰被他的儿子伊尔卡看见了,他不解地问爸爸为何要摘掉布娃娃,父亲心虚地搪塞说,布娃娃在车前晃来晃去,影响视力,所以才摘掉它。
从此,卡列尔的内心开始惶恐不安,他把布娃娃拿到屋里,左藏右藏,总觉不妥。他的举动恰巧又被妻子发现了,他只好向妻子坦白出了车祸,手中的布娃娃就是广播里提到的那个。他的妻子非常吃惊,但她最终还是帮助丈夫把布娃娃藏到了柜子里。
卡列尔的儿子来到学校的教室里,同学们正在读报纸上的车祸新闻,大家都非常气愤,纷纷谴责司机肇事逃逸的犯罪行为,并议论说,这种挂在汽车挡风玻璃前的布娃娃太多了,单凭这点线索,要想抓住罪犯实在太难了。
伊尔卡放学回到家后,看到自己的父母也在阅读报上的车祸新闻。他突然询问父亲为何要摘掉汽车里布娃娃的事情,父母听后感到非常吃惊。母亲反问他,难道挂着布娃娃让你爸爸的汽车在街上到处让人查问吗?
到了晚上,卡列尔和妻子因为车祸的事都睡不着,二人在悄悄议论是不是儿子发现了什么,或者知道了这件事,惴惴不安地猜测着。这时,伊尔卡也睡不着,他悄悄来到父母的卧室门外,正好听到了他们的议论声。他伤心地哭了。
有一天,卡列尔的邻居警察到家中和伊尔卡下棋,伊尔卡的妹妹忽然从柜子里翻出了她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布娃娃并拿给警察叔叔看,警察叔叔夸奖她的布娃娃漂亮,说要是能挂在你爸爸的汽车上就好了。伊尔卡说,爸爸不喜欢挂这个,挂在汽车里晃来晃去会影响开车的。这时父亲回来了,伊尔卡急忙从妹妹手里抢过布娃娃藏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夜里,伊尔卡睡不着,他把布娃娃藏来藏去,总觉着不安全,最后放在枕头下,枕着它睡着了。
早晨醒来,伊尔卡从枕头下摸出布娃娃,呆呆地看着,母亲叫他吃早饭,他忙把布娃娃塞进了书包里。
伊尔卡吃罢饭去上学,同学们在教室里正在读报上的新闻,说是被车祸撞伤的妇女因抢救无效已经在医院去世了。这更激起了同学们的义愤。这时伊尔卡走了进来,有的同学就跟他开玩笑,抢夺他的书包,从里面翻出了一个布娃娃。同学们讥笑他男孩子却喜欢玩女孩子爱玩的女娃娃,伊尔卡又生气又着急,拼命和他们争抢,于是布娃娃在同学们的手中传来传去。伊尔卡急了,揪着一个男孩子不放,两个人厮打了起来。老师来了,孩子们松开手,伊尔卡才从地上拣起布娃娃。
放学后,伊尔卡没有回家,他在警察局门前徘徊,之后又沿着铁路踯躅,他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
父母在家里焦急地等待他回家,很晚了,伊尔卡才回到家里,父母都很生气,严厉地斥责他。伊尔卡委屈地跑进自己的屋子,关上门哭了起来。
父亲气愤地打了儿子一耳光。儿子痛哭流涕地说,被车祸撞伤的妇女已经死了,并责问父亲说,“这是你干的,你却逃走了!”
这时,布娃娃从伊尔卡的书包里滑落到地板上。父亲捡起它惊愕地看着,他的良心遭到谴责,感情受到震荡,终于他带着儿子走到警察局门前。他让儿子留在门外,看着自己走进警察局,以证明他不是胆小鬼,他的天良并未泯灭,他有勇气承担自己的过失。
在影片中,布娃娃这个物件细节对情节的构建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起初它是以女儿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的面目出现的,它给父亲的感情与心理增添了欢乐和幸福;由于车祸的发生,布娃娃随之转化为罪证,给全家带来了不祥的征兆,使父亲惶惶不可终日,时时感到惊恐和内疚。此后,布娃娃又多次出现,它使人物之间的关系,如夫妻、父子之间的感情起了变化,互相猜疑,内心惊恐万状,使父亲的内心深处受到良心的折磨,思想斗争也日趋激烈。最后,卡列尔终因不堪思想的重负,天良发现,善战胜了恶,他带着儿子到警察局去自首,完成了道德的批判。
以上一切心理活动和变化都是由布娃娃这一物件细节承载和揭示的。由此可见,导演运用物件细节来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是非常有力的表现手段。但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不能过于迷恋它,因为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还有多种多样的手段。
(三)借物抒情,寓情于物
在文艺创作和影视创作中,有一种手法是不容忽视的,就是借物抒情、寓情于物的表现方法。这种手法如果使用得当,表现适度,掌握好分寸,不仅艺术魅力无穷,而且能够获得异常感人的效果。
在电影银幕和电视屏幕上,由于镜头角度的变化以及视点方位的不同选择,常常能使一些不为人所注目的物件细节得以突出和强调,同时,还可以使那些过于浮露和浅薄的物象化为含蓄和深刻,给观众留下无穷的回味和感叹。
在我国影片《红色娘子军》中,导演通过刚从地主家逃出来的女奴吴琼花在路上接受洪常青给她四个银毫子的情景,充分展示了琼花当时又惶惑、又感激、又不可理解的错综复杂的心情。后来,琼花投奔红军,当了一名战士,得到了洪常青的帮助、教育和关怀并逐渐成长起来。当洪常青牺牲后,琼花又从洪常青的遗物公文包中发现了那四个银毫子,那种触物伤情、悲痛欲绝和思念战友的情感一下子爆发出来。此情此景都是借助四个银毫子这个物件细节的激发而得以体现的。四个银毫子蕴涵着同志情、战友情,抒发着人性中最美好、最真挚的感情,从而也感染着观众。
又如,在美国影片《魂断蓝桥》中,罗依和玛拉的相识、相知、相恋、相爱、相别、相聚,多次不同的遭遇和感情的跌宕,都和一个小小的物件细节“吉祥符”有关。这个不起眼的小小物件“吉祥符”,却浓缩着二人间无比真挚的情感,它曾经在剧中先后出现过六次:
第一次,在滑铁卢桥上,罗依手持吉祥符,勾起了他对玛拉相知相爱的往事的回忆,此处吉祥符成为回忆的媒介。
第二次,玛拉在躲空袭警报时,不小心失落了吉祥符,恰在此时,罗依赶来找到了它,把它交还给玛拉,并和她一起躲进了防空洞,由此相遇并相识。
第三次,罗依和玛拉相识后,一见钟情,迅速由相恋而相爱。当罗依突然接到开赴前线的通知,他急忙和玛拉相约一起去教堂结婚,不巧的是教堂正值休息日,无人办理结婚。他们只好先行分手,在送别时,玛拉将自己心爱的吉祥符赠与罗依作为订婚的信物,期望吉祥符能给他带来好运气,保佑他一生平安。
第四次,罗依从前线归来后,二人重聚。此时,玛拉因生活所迫,已沦为妓女;罗依不知,依然爱着玛拉,决定和她结婚,并将玛拉送给自己的吉祥符归还给她,祝愿给她带来好运和幸福。
第五次,玛拉不愿玷辱罗依及其家庭的名誉,毅然出走,在滑铁卢桥上与汽车相撞自杀,吉祥符从她的提包中滑落到地上,引发了一场悲剧。
第六次,又回到第一次的场景,罗依站在滑铁卢桥上,注视着手中的吉祥符,结束对往事的回忆。
在影片中,吉祥符这个物件细节的多次出现,不仅象征着它是罗依和玛拉的定情信物,同时,它也凝聚着两人之间的真挚与浓烈的感情,而且也可作为玛拉悲剧命运的见证,她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物与情牵动了整个情节的走向。
另外,在我国影片《回民支队》中有一个段落,也是运用借物抒情和寓情于物的手法表述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敌人多次劝降回民支队队长马本斋,但均未得逞,最后他们施出毒计,将马母抓获作为人质要挟马本斋归顺,敌人深知马本斋是个孝子,他和母亲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一计谋定能成功。马母是个深明大义之人,她不仅拒绝了劝降儿子的诡计,同时还担心自己身陷敌营,将会影响和动摇儿子的抗日决心,遂以绝食相抗,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令敌人束手无策。
马母临终时,导演用特写镜头突出强调了戴在马母手腕上的玉镯滑落下来,掉到地上,“当”的一声摔碎了,寓意着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精神。
当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打回来时,经常给马母送饭的敌兵将一个布包交给了马本斋,说是他母亲的遗物,他打开一看,原来是那只摔碎了的玉镯。他凝视玉镯,心潮澎湃,沉默不语,此情此景,可谓无声胜有声。
玉镯这个物件细节在刹那间仿佛已变成了马母的崇高形象,把她“宁为玉碎”的坚强性格鲜明地突现出来,不仅让马本斋明白了母亲的遗训,同时,借助艺术的联想作用,把寓情于物的深意传达给了观众,酣畅淋漓地抒发了人物的情怀。
由于镯子这个物件细节在我国传统剧目中以及现代的电影和电视剧中用得比较广泛和屡见不鲜,所以缺乏新鲜感,常给人一种雷同化的感觉,编剧和导演如果没有新颖构思,还是少用或不用为好,以免落入俗套。
借物抒情,寓情于物,是导演运用物件细节行之有效的表现手段,它能道出人世间的炽热感情。例如上面提到的《魂断蓝桥》中的“吉祥符”,《回民支队》中的“玉镯”以及伊朗影片《小鞋子》中的一双小鞋等,说出了许多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的千言万语,它比直白的说教和浮浅的比喻不是显得更为含蓄和深沉吗?这样获得的效应,似乎另有一番情趣。
(四)物件细节的拟人化与风格化
在文学创作中,运用以物喻人的拟人化与风格化的手法是较为常见的。特别是在童话、寓言、科学幻想小说中更是以此种手法见长,但在戏剧作品中则较少见,因为在舞台上此种手法要受到许多限制,不易实现,故鲜为人用。但它在电影银幕和电视屏幕上却大有用武之地,因为善于制造梦幻情境的影视,为实现这种构想提供了许多方便和有利条件,可以让编导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构想在银屏上实现。
在法国儿童题材的短故事片《红气球》中,红气球就是作为一个拟人化和风格化的物件加以表现的。它不仅是孩子的玩具,而且也是和孩子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的伙伴。实际上它在影片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超越了它的小主人,远远大于孩子的地位和作用,是影片真正的主角,观众会毫不怀疑地把它当成影片的主人公。正像影片的命名一样,“红气球”才是影片的主角。导演在影片中对红气球的处理,已经不把它当成一个单纯的物件,而是把它当做一个有生命的天真活泼的孩子来对待。它不仅具有人的感情,而且具有人的性格。它和孩子一起打闹嬉戏,和小主人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和感情,同时也和观众有了情感上的沟通;孩子珍爱它,同样,观众也非常喜欢它。因此,当小主人带它去上学时,我们看到它紧随在孩子的身旁,不时和小主人嬉戏打闹,有时还和小主人玩起捉迷藏的游戏,引逗得观众也喜欢上这个顽童般的红气球。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上学路上,红气球正跟随小主人前行时,忽然从对面走来一位手持蓝气球的小姑娘,红气球见了,突然转身跟随那只蓝气球而去。孩子发现后,反身追了过去,牵回了自己的红气球。这时,蓝气球却反身向红气球追来。手持蓝气球的小姑娘不得不反身追去牵自己的蓝气球。这也是把气球充分人性化的有趣的表现。
当孩子进教室上课时,红气球在窗外急得不时碰撞窗玻璃,意欲钻进教室和小主人做伴,以致老师将孩子带出教室关了禁闭。
放学后,他带着红气球回家,一群顽童追逐其后,意欲抢夺他手中的红气球;而当顽童们追逐到他的身旁时,他一撒手,气球升入空中,追逐的顽童们屡屡不能得手。他们气愤之下,纷纷从身上掏出了弹弓,向空中的红气球瞄准射击。
空中的红气球终于被顽童击中。它慢慢下降,落到了地面,它的躯体逐渐萎缩,表皮发皱,好像负伤孩子憔悴的面孔,呈现出难以言喻的苦痛;它气息奄奄,身躯慢慢瘪下去,就像行将待毙的孩子。它使小主人看了悲伤,也使观众为之动容。
就在红气球被顽童杀伤、气绝身亡之后,导演做了更为大胆的处理,这时,所有的气球,无论是屋中或大街小巷里小摊上系着的气球,还是大人、孩子手中牵着的各色各样的气球,统统都挣脱束缚飞向天空,飞向小主人的身边,向死亡的气球致哀,向虐待和击毙它的顽童抗议。这种独特的、夸张的、具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构思和处理,只有在银幕上才能得以表现,因为摄影机可以从各个角度、用不同的视点、从不同的远近距离,把红气球的全貌和细部充分地展示出来,并对其奄奄一息的垂死瞬间加以渲染和强调。同时,摄影机又运用特技手段,表现了众多气球簇拥着小主人升上天空的情景,把观众带入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更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
红气球在影片中始终是以人性化的面目出现的,丝毫不显得矫揉造作,不仅令人信服,而且让人为之感动。
影片对红气球拟人化和风格化的处理,虽然渗入了导演的主观意识,但他既没有把红气球神话化,把它变成一个全能的小天使;也没有把它漫画化,生怕观众看不明白,有意识地在气球上画上眼睛、鼻子、嘴巴,以示气球代表人物。这些手法固然能够取得拟人化的效果,但也容易落入俗套,显得矫饰和肤浅,所以导演在构思时探索了一条新路。在银幕上,导演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物体,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气球,它和普通的气球比起来,无任何特别之处。但是导演依据他的电影观念,以再现的手法和表现的语言,突破了那些常见的神话化、漫画化和动画化的表现手法。它让观众看到红气球和它的小主人都生活在现实的空间中,和常人的生存环境别无二致;但红气球的行为和动作却又超越了现实中的常规,影片将其浪漫化,它像一个精灵,一个亲切可爱、更具人性和感情的红气球形象,它的神态和动作更能获得观众的思想共鸣和情感沟通。
导演对红气球的处理,主要在于他不是把气球仅仅当做儿童手中的玩具进行自然状态的机械写照,静止地去表现那个色彩斑斓的胶皮外壳,而是抓住了它是小主人公的朋友这种人的本质,赋予它人性和感情,使红气球真正具备了儿童天真活泼的特征,从而吻合了人们热爱生活、喜爱儿童的心理要求,所以它才摆脱了概念化的表现手法,给银幕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
我们有些导演的失误,常常是自作聪明,把观众的审美意识估计得过低,反而弄巧成拙;或者是自作多情,多情反而变成了矫情,令人看了不舒服。在影片《红气球》中,导演在艺术探索上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发掘出别人尚未用过的对物件细节的处理手法,既不照搬生活,刻板地反映生活,又能将从生活中发现的东西,以新的视点去观察和表现,把红气球升华为一个具有人性美的形象。该片超越了一般的拟人化的表现方法,获得了艺术上的创新效应,同时也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短故事片大奖。
另外,我国电影界的导演也在关注对这一方法的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在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导演对大红灯笼的构思与处理就充分体现了大红灯笼的拟人化作用。它既是悬挂着起照明和装饰作用的灯笼,却又象征着庄园地主老爷的形象,喻示着他的权威和地位。
在剧中,这个大红灯笼放在哪个妻妾的门前,就象征着他要到那个妻妾的房里过夜,暗示那个妻妾将会得宠。因而这个大红灯笼就具有了风格化的含义,成了拟人化的形象,实质上它代表着那个在庄园里作威作福、横行霸道的地主老爷的形象。而大红灯笼出现的次数,甚至比地主本人出现的次数还要多,还要频繁,以加深观众对大红灯笼的印象和理解。
由以上的例证来看,在电影创作中运用物件细节达到拟人化和风格化的目的,导演是大有用武天地的。关键是导演需要有新颖的构思和不俗的运作与表现。
(五)物件细节的时代烙印
从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每个历史时期,每个时代,常常会在物件细节上留下一些抹不掉的痕迹或烙印,让人们记忆犹新。人们往往会透过一些细小的物件从中发现历史,认识历史,这些物件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然而,在我们创作拍摄的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中,常常存在一个被创作人员所忽视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缺乏历史感和时代感,或者是历史感和时代感模糊不清,难以断定故事发生在哪个历史时期或哪个时代,也就是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不清楚,从而产生对作品真实性和可信性的质疑,降低了电影或电视剧的艺术质量。
其实,解决这一问题并不十分困难,只要编导在构思时在物件细节上下些工夫,即可迎刃而解,或得到一定的补偿。每个历史时期,每个时代,都有足以反映那个历史时期和时代的特殊的物件细节。比如,一顶灰色的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必然会使人们想起红军闹革命的历史时期;一个印着“赠给最可爱的人”的搪瓷茶缸,也会引导人们想起抗美援朝时期的战争风云;一个印有“红卫兵”的袖标,会把人们带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峥嵘岁月中去;一幅“大炼钢铁”或“人民公社万岁”的标语,也会让人们记忆起物资极度匮乏的“大跃进”年代……以上一些物件细节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和时代的产物,它给历史、时代以及人们的心头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往往也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的特殊标志,成为那个历史时期和时代最为有力的见证。特定的物件细节几乎都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留下了历史的印记。为此,导演完全可以借助它在作品中传达出时代的信息,以增强作品的历史感和时代感。
记得夏衍老师到北京电影学院讲课时,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他说,他早年看过一部美国影片《告密者》,影片的开头很好。“四面一开始,淡入,伦敦的街道,远远的有房子的轮廓,但很不清楚,因为伦敦雾大。那远远的房子像水墨画。画面的一边是古老伦敦的煤气灯,画面的下面是街路,地上铺着古老而发潮的砖,灯光照在地上有些发亮。”夏衍老师把影片开头的画面气氛讲完之后,又接下去说:“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一个人穿着雨衣跑过来,镜头跟着他进了下水道。这个人靠墙站住,回头一看,没有人,然后又掏出一支香烟,擦亮火柴,借着火光照出了这个人的脸,照出他背后墙上一条标语:‘要为爱尔兰的独立而奋斗’。这个镜头不过二三十英尺长,但它把要表现的东西都表现出来了。”
接着,夏衍老师又对上面的开头做了具体、细致的分析。他说:“第一,古老的灯,伦敦的陋巷,都很典型,有灯,雾很大,说明这是晚上;一个人慌忙地跑来,靠着墙,回过头来一看,表现他是被追逐的人;借着火柴光照出这个人的脸,也就是把这个人物介绍给观众。第二,背后的标语是介绍时代背景,表现爱尔兰的独立运动闹得很厉害。二三十英尺胶片就把时间、地点、人物都介绍出来了,这个开端真可谓高手。”夏公充分肯定和赞扬了这部影片的开头。的确是这样,三十英尺的胶片在银幕上只不过放映20秒钟,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表现的内涵却如此丰富,导演如果没有独到的和精湛的艺术构思,是难以奏效的。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导演运用的标语细节,把英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背景展示了出来。仅仅一条标语就把时代背景勾画得清清楚楚,否则拿掉这条标语,历史背景则陷入模糊,不清楚故事发生在哪个历史时期,可见这条标语在剧中是不可或缺的,它起到了显示时代背景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我国影片《林家铺子》中,导演水华通过剧中人物林老板偷换商品标签这一物件细节的处理,非常巧妙地展示了影片的时代背景。
影片《林家铺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正值抗日运动风起云涌的历史时期。当时人民群众对日寇的入侵,义愤填膺,纷纷起来宣传抗日,同时开展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这对经商的林老板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林老板因为害怕存放在店内的日货无法销售而遭受损失,他通过对商会会长行贿,暗地里将店铺内的日货商标换成了国货商标。一张小小的标签竟然神通广大,使日货改头换面,摇身一变得以在市场上畅通无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市场上有些商品,明明是国货,却绞尽脑汁起个洋名字,把国产商标换成洋货标签,冒充洋货在市场上坑骗顾客,这种恶劣行为和伎俩倒也展示了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时代特征。
从林老板调换商品标签的行为来看,不仅把林老板善于投机钻营的商人性格活灵活现地推到了观众的面前,而且非常形象地揭示出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当时国民党政府对群众的爱国抗日运动,自发抵制日货的正义行为,不仅不支持,反而借此机会对商人敲诈勒索,大发国难财,使日货变个花样仍然在市场上流通。而标签在本片中却发挥了使人意料不到的作用。
当然,给文艺作品贴标签是不可取的,但是在这部影片中使用的小小商标,却表现了抗日时期的时代背景,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政府假抗日的行径,并从一个新的角度让观众看到了那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黑暗社会的本质,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尽管物件细节可以起到展示时代背景的作用,增强影片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但是,仅仅依靠它显然是不够的。物件细节的自身也有局限性,如果使用不当,则会露出外加上去的斧凿痕迹。而大的时代氛围还要靠剧中人物的命运与典型环境的关系来揭示,才能真正让观众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当然,也不可把对物件细节的应用看做雕虫小技,弃之不用,那样对创作是不利的。只要用得好,用得适度,对艺术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六)镜头转换与故事串联的媒介
一部影片或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完成,常常需要拍摄几百个,甚至成千上万个镜头,最后在剪接台上把它们组接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整体。在组接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镜头与镜头之间的连接,段落之间的切换,场景之间的转场。它的作用在于改变观众的视觉注意力,自然而有机地转换剧中的时间与空间,以推动情节的进展。而物件细节也常被导演作为镜头连接、段落和场景转换的媒介。
例如,在我国影片《红高粱》中,开头一场戏表现新娘子坐在屋中梳妆打扮,连续用了7个特写镜头,最后一个特写是给新娘子蒙上了红盖头。这个“红盖头”恰恰是导演用作场景和段落转换的媒介。接着,红盖头一揭,新娘子已经坐到正在路上行进的花轿内。镜头通过红盖头这个物件细节的一蒙一揭,新娘子由室内转换到轿内,由家里转换到送亲的路上,既变化了空间,也转换了时间,使由家中到路上的一段时间做了压缩。这一转换功能则是由物件细节作为媒介完成的。
另外,物件细节还可以作为故事与故事之间串联的媒介。比如,一部故事片包容几个各自独立的小故事,为了使它们相互之间产生关联性,让观众的观赏兴趣不致中断,编剧和导演往往运用一个物件细节将其串联起来。几个小故事连起来看,是一部完整的故事片;分开来看,几个小故事又可以各自独立成章,成为一个个完整的短故事片。我国早期影片《压岁钱》、希腊影片《伪金币》,就是通过压岁钱和伪金币这些物件细节将各自独立的短故事串联在一起的。
美国影片《纽约奇谭》(又译《曼哈顿的故事》)颇具代表性,该片运用一件燕尾服将五个独立的短故事串联在一起。燕尾服分别出现在五个故事当中,给不同的人物、家庭、生活带来了不幸或幸福,吸引观众津津有味地观看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制片商为了操作这部影片,几个小故事的主人公均聘请好莱坞的大明星主演,可谓明星荟萃,不仅保证了小故事的可看性和艺术质量,而且满足了影迷们一睹众多明星风采的愿望,由此而提高了影片的号召力和上座率,并引起了轰动效应。这虽然是制片商招徕观众、促销影片的一种手段,但同时也为影片开拓了一种新的样式。而燕尾服这一物件细节则在影片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物件细节的功能以及它在影视作品中的应用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有人说:“细节决定成败。”由此可见细节对全局的重要性。试想一部电影如果缺乏生动的细节描写,岂不只剩下一堆干巴巴的事件堆砌了。因此,物件细节应该引起影视编导对它的研究和重视,并在运用中取得实效。
思考题
1.怎样理解物件细节的作用?
2.从看过的电影或电视剧中举例说明细节对构成情节的作用。
练习题
试以“一张百元假钞”为题,构思一个可讲述3~5分钟的故事,练习构思能力。
【注释】
[1]《世界电影动态》1999年第7期,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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