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广播剧走向成熟阶段(1952—1966)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广播剧理论研究开始活跃。北京广播学院编辑出版的《广播业务》杂志促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活跃,直到“文革”掀起,《广播业务》停刊。几年中在《广播业务》上共发表了十多篇有关广播剧的研究文章(9)。这个时期的理论认识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对广播剧音响的美学作用认识加深。
张庆仁的《杂谈声音因素》一文,提出了三个值得重视的意见:其一,广播剧要善于以声咏情。典型的声音运用得好,可以起到“一声千金”的作用,能画龙点睛地使戏活起来,使某段戏的情绪更加深化。其二,提出无声的“静”,也是音响的一种变化。无声的停顿如果用到“点”上,其作用常常是出人意料的,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其三,提出人的大脑对声音存在主观选择性的生理特点,应当成为广播剧音响运用的重要依据。
第二,对广播剧的结构特点研究有所深入。如刘保毅的《广播剧〈红岩〉改编琐记》和邝远焉的《广播剧场景转换的艺术处理》,在这方面都有较好的阐述。刘保毅的文章分别从“人物的取舍”、“树立贯穿全剧的主线人物”和“场景衔接”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文章有理有据地指出,广播剧需要有主线人物,如果没有一个贯串全戏的主线人物,整个戏的情节、人物就会松散,出现各自为政互不相干的现象。作者认为,把许云峰定为主线人物后,这部戏的结构就显得紧凑了。
场景的衔接是广播剧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因为情节结构是否紧凑、连贯、顺畅,还要通过衔接才能实现。“衔接”不仅起到连接场景的桥梁作用,而且是表现环境、时间,烘托场面气氛,推动剧情发展的手段,有突出主题和树立鲜明人物形象的作用。卫彬的文章《愿我们多有这样的节目——广播剧〈两幅油画〉听后记》,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独到的见解。
第三,对广播剧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研究更符合美学要求。刘溪的《从马天武人物形象的塑造谈起》一文,缜密地分析了广播剧《三伏马天武》中两个年龄相近又同是男性军人的人物形象塑造特点,颇有学术价值。文章从人物出场前的适度铺垫给听众留下了第一印象,通过红军战士小刘的讲述,就能感到马天武——这个素以骁勇善战而闻名一时的白军将领的骄横跋扈,刚烈豪爽的性格特征。人物语言极具个性,待人物一出场,他的话虽不多,包括他的感叹词都足以表现他的骄横跋扈。作为一名战俘他丝毫没有对生死惧怕,对命运担忧,而仍理直气壮,自命不凡,一脑门子的不服气。另外,解说恰到好处的配合、渲染,以及演员的选择和潜台词的挖掘等,文章从多角度入手做了分析探讨,具有较强的说理性。
第四,这一时期,日本的堀江史朗、内村直也等人有关广播剧的理论阐述,也由蔡子民编译介绍给我们。他们的核心论点是“广播剧的最终目的不是在听众的心理构成视觉形象后再引起戏剧感觉,而是以声音本身直接打动听众的思想感情”。这一观点,对我国广播剧界的理论认识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此外,在这个时期还有于惠罗的《广播剧——看不见的戏》、祖文忠的《漫谈广播剧》、卫彬的《漫谈音乐在广播剧中的作用》等,他们反映了那一时期广播剧理论研究的总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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