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里尼电影解说,意大利电影《三费里尼》

三、费里尼——“堕落灵魂”的银幕写生

道路，意大利

弗特里科·费里尼(Fedrico Fellini，1920—1993)生于利米尼，家境贫寒，17岁离开家乡，只身流落到罗马，没有工作，也没有钱住旅馆，饥饿和孤独在他内心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后来他又当过办事员、小记者，在游乐场为人画速写，在马戏团跑龙套，19岁进入电影界，开始只是为电影剧本写噱头，直到24岁才被罗西里尼选中参加了《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的拍摄。所以，费里尼虽然也是着力于表现人物内心世界，但却与安东尼奥尼有不同的角度。他在50年代拍的孤独三部曲《道路》(1954)、《骗子》(1955)、《卡比利亚之夜》(1957)都是表现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如流浪艺人、小骗子和妓女等。作者描写这些社会中受欺辱、无地位的小人物的感情，他们的感情几乎都是畸形的。《道路》中女主人公原是穷人家的一个弱智姑娘，后来被一个流浪艺人买下来，随他学艺，跟他演出。姑娘慢慢爱上了艺人，但艺人却十分粗暴，一直不理解她的爱情，直到她病死，才悟出姑娘藏在内心深处的纯洁爱情。他在表现这些小人物悲惨命运时，不像新现实主义那样停留在外部表象、满足于直观的再现，而是通过他们在生活道路上的艰辛经历，着力揭示人物受压抑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那种畸形的感情和在绝望中对上帝的信仰。但由于作者只是孤立地表现这种畸形的内心情感，结果使人物特别是女主人公呈现出一种歇斯底里的神经质的精神状态，她的行为举止几乎没有因果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费里尼在早期创作中刻意追求人物精神状态的神秘莫测性，但由于缺乏更深层的开掘，使人物显得过于单薄，这种现象在60年代创作的影片中得到了纠正。

甜蜜的生活，意大利

费里尼在1960年拍摄的影片《甜蜜的生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这部影片中他一反50年代习惯于表现小人物的电影模式，而去表现资产阶级新贵的荒淫无耻和精神空虚。影片描写一位画报记者马尔切洛·鲁比尼的生活。这位记者是个大忙人，他白天采访，晚上总是到夜总会同年轻的女富翁玛达莱幽会。一天早晨回家时，他发现自己的妻子艾玛服安眠药自杀，便急忙把妻子送进医院抢救。然后又匆匆赶往机场迎接一个外国来的电影女明星塞尔维娅。他白天陪伴女明星参观游览，晚上也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寻找机会表白爱情，但终因明星的未婚夫发现而不得不垂头丧气地离去。另一边，他与自杀未遂的妻子之间的争吵仍在继续。有一次，他到朋友斯特奈教授家做客，发现这一家人过着安宁幸福的生活，他觉得教授是生活中的理想人物。但几天后，教授杀死了自己的儿子，然后自尽身亡。为此马尔切洛对生活的信念完全破灭。但他继续在“甜蜜的生活”中漫游:白天去采访圣母显灵的奇迹，晚上同情人参加贵族古堡的聚会，一直寻欢作乐到天亮。

费里尼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这部明显违反天主教义，表现纵欲的影片上映后，立刻遭到人们的咒骂。有人说他引诱人们犯罪，梵蒂冈公开号召信徒抵制影片上演。有一个教堂的墙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虔诚地为费里尼的灵魂祈祷”。实际上费里尼的目的就是揭露在上帝眼皮下发生的这些荒唐行为。影片一开头是一架直升机吊着一座高大的基督塑像在罗马上空盘旋。作者的寓意就是表明罗马上流社会的淫荡行为就发生在基督的眼皮下。在这个金钱主宰的世界中，神权和世俗的观念都无能为力，人们只能纵情取乐，沉溺于享受之中，谁也不顾忌什么“灵魂的拯救”和“罪恶的洗涤”。影片主题展示的就是一种理性的破灭和宗教信仰的动摇。在丧失神权和道德规范下的社会，人的行为都是没有目的的，有时是近似疯狂的歇斯底里;有的人无所事事，整天寻欢作乐;有的人对前途悲观失望，走上杀人和自杀的道路;有的人精神麻木，随波逐流。整部影片所展现的是人的混乱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费里尼是从非理性的角度看现实的人和生活。在他看来，现代人是在一种没有理性行为指导下生活的，人只是本能地存在。《甜蜜的生活》犹如一幅描绘罗马生活的大壁画，它反映了罗马上流社会的堕落，是60年代意大利社会精神的集中写照。从结构上看，影片采用的是“块状”结构法，它由12个可以独立成章的段落组成。这些段落表现了各种生活场景，包括各种混乱的精神和绝望的情绪，段落之间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贯穿始终的叙事线索。实际上影片是通过主人公马尔切洛的自我表现，去看待这个所谓经济奇迹时期的意大利社会，并体现了这个社会颓废、堕落的精神和道德观。

一个叫吉多的电影导演来到温泉疗养，一边疗养，一边赶写一个电影剧本，并筹备摄制工作。他这部影片到底要表现什么，怎样表现，仍毫无头绪。吉多只有一个朦胧的创作念头，即以科幻片的形式来表现人类末日的恐怖，人们希望乘坐火箭飞出地球另寻出路，但由于火箭超载发生了悲剧。吉多和制片人已签了合同，制片人也已经搭好一座巨大的火箭发射台，作为拍摄的实景。但他的创作构思都陷入混乱之中，剧本迟迟不能完成，这就是他的创作危机。与此同时在他的个人感情生活中，他同妻子露伊莎无法沟通，却又勉强做了一些改善关系的姿态;他从情妇嘉拉那里寻找性刺激，却又无法摆脱她庸俗的纠缠(为她丈夫找门路);对那个年轻女演员克劳狄亚，他原先在幻想中把她当做美和纯洁的象征，并向她表示感情上的追求，但后来发现她不过像所有想在他电影中扮演主角的女演员一样，俗不可耐。在这种多角的关系中，吉多也陷入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影片中有许多关于人生价值、人生哲学的隐喻。影片一开始是吉多的一个噩梦:城市交通堵塞，吉多飞向天空，后又被人用绳子拽到地面上来。这个梦作为一个形象的隐喻揭示了这个人物在现实关系中的孤独感和危机感。火箭发射台是吉多计划拍摄影片中的核心场面，吉多解释说:“人类的末日终于到来了，幸存的人们只有乘火箭才能离开地球逃生。”这也就是说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超脱地球”，但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这个发射台还是被拆掉了，导演否定了“超脱地球”的想法，重新回到现实中去。按吉多的说法:“人的一辈子就是一场戏，你只要把它接受下来就行了。”这印证了一个存在主义的命题:尽管世界是荒谬、冷酷、毫无道理的，但人们还得去适应它，屈从它。人的肉体不能超脱地球，但人的精神却希望超脱地球。于是人生就陷入这种永远不能解脱的人与环境、精神与现实的矛盾之中。吉多在创作中去探索创作自由，但创作自由对他却变成不堪忍受的重负。他在3个女性之间，既寻求性刺激，又希望得到超世俗的精神沟通和美的满足，但最后就连作为美的象征的少女也在他眼前幻灭了，所以世上并不存在理想的女人。这一切就构成了吉多的精神重负，一种人生的处罚。最后他只得回到无法沟通的妻子身边说:“露伊莎，现在我可以接受你了。从现在起，我要好好地对待你，不过，可能已经晚了吧?你不会再要我了吧?”妻子一边走，一边慢慢地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试一试，你会给我力量的，是吗?”这种冷冰冰、无动于衷的夫妻和解的对话，其含义也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等于什么也没肯定，什么也没否定。谁也无法相信，吉多今后在现实中的行为，真会摆脱原来的虚伪变得纯洁充实起来。作为影片情节的这个终点，恰恰又回到影片情节的起点上，从零到零，它暗示人生将继续它的恶性循环。影片最后是一个“轮舞”场面，一个幻想的梦。为了渲染影片的非真实性，导演有意识让魔术师来做指挥，让马戏班小乐队来伴奏。吉多死去的父母和少年时代的吉多都出场了。这个结局再次表明人生的荒谬和不可理喻，就像无休止的杂耍一样。

导演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一样一直是众人所关注的人物。西方影评界把他奉为电影艺术的顶峰、第七艺术的魔术师。他四次获奥斯卡金像奖，多次获金棕榈奖和银狮奖，他的每一部作品的问世都引起人们重视和争论。他的艺术风格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年青一代的导演。

应当说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的探索是严肃的。他们从50年代表现人的物质贫困转向了60年代对人的精神贫困的思考是电影反映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因为精神的贫困与空虚正是60年代初西方许多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现实矛盾。艺术创作之所以走向非理性主义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人的精神正游离于理性之外，他们的创作是被一定的现实所左右。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西方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的混乱，以及想探索出路又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他们的作品反映了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某些本质的真实，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他们的“内心现实主义”从总体价值来看并没有背离新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他们所探索、所描写的是普通人在现代西方社会条件下所面对的现实矛盾和精神危机，但又必须看到，他们的作品也是充满矛盾的，很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