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政治电影的兴起

二、法国政治电影——“五月风暴”中的极“左”思潮

Z，法国

1969年，希腊裔的法国导演加夫拉斯以希腊法西斯右派军人统治为背景，拍出了一部轰动世界的新片《Z》，《Z》被称为西方政治电影的鼻祖和典范作品。这部影片突破了以往电影中含蓄曲折地表现社会矛盾、揭露社会阴暗面、批评政府的做法，把矛头直指当时仍在执政的希腊右翼反动政权。影片取材于希腊左派议员戈·兰布拉斯基被杀的真实事件和调查过程。60年代中期，希腊右派军人集团执政，在国内实行残暴统治，想把希腊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在这之前，左派议员兰布拉斯基曾对这股反动势力发动过猛烈抨击，为此遭到右派军人的嫉恨。1963年5月，兰布拉斯基被军人政府雇用的黑社会杀害，此案一直拖到1967年才进行审理。结果事件的主谋右派军人米兹将军被宣告无罪，直接参与谋杀的人只判了几年和几个月徒刑。这一审判结果引起希腊国内正义人士的愤慨，人们从军人政府的罪行中看到法西斯主义的阴影在浮动。影片就是以兰布拉斯基事件为原型拍摄的。为避免希腊军政府扼杀此片，影片用“Z”作为影片中的主人公的名字，并以“地中海某国”暗示希腊。“Z”在希腊文中有“仍然活着”的意思。此片开创了纪实与虚构浑然一体的叙事风格，用侦探片的形式来表现真实的政治事件。影片首先制造了一个车祸的悬念，随着法官对案情的调查不断深入，证人不断遭到暗算，情节跌宕起伏，最后真相大白，四名高级官员受到指控，这些高官的拙劣表现又使影片从严肃的调查转入一个闹剧性的高潮。通过这一系列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导演提出一个又一个令人深思的政治问题。加夫拉斯首创的这种政治侦探片的风格，不但赢得了观众，而且还被许多导演仿效，成为一种长盛不衰的拍片手法。影片问世后震惊了西方世界，大受观众的欢迎。由此西方也掀起了一股“政治电影”热潮。《Z》获1969年戛纳电影节奖，并获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加夫拉斯(Gosta-Garras，1933—)是个出生在雅典的法国导演，10岁时曾因他的伙伴在他帽子上画了镰刀和斧头而吃了警察的一顿棍棒，18岁时因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参加过抵抗德国占领的运动而被拒于雅典大学门外。面对冷酷的现实，他只好告别家乡到巴黎求学，进入巴黎高等电影学院，从此干起导演工作。1967年加夫拉斯回雅典探望父母时阅读了希腊作家瓦西里科斯写的揭露兰布拉斯基事件的小说后，义愤填膺，决定把它立即搬上银幕。继《Z》之后，加夫拉斯又拍摄了揭露捷克布拉格审讯中“斯兰斯基案”真相的影片《招供》(1970)，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乌拉圭进行颠覆活动的影片《戒严》(1973)，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沦陷时期法国维希政府与纳粹合作杀害法共地下工作者的影片《特殊法庭》(1975)。1982年加夫拉斯又在美国拍摄了一部反映美国政府干涉智利内政的影片《失踪》，这部影片表现一个在智利旅游的美国作家查尔斯无意中听到美国特工人员将要参与智利政变的重要情报，不久阿连德总统就被推翻，查尔斯回国后便向基辛格国务卿和美驻智利大使提出控诉，但却因证据不足被驳回，不久查尔斯也失踪了。该片获这一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加夫拉斯的政治电影在开头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声明“本片根据真人真事拍摄，所反映的事件和实情都有文件材料作依据”，这与以往那种“本片为艺术虚构，凡与此片相符的人与事纯属巧合”的声明形成鲜明的对比。

紧接着《Z》的打响，各路导演纷纷效仿，拍出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政治电影。这些影片大多以真实事件为背景，只在某些方面，如姓名、地点上作一些小小的修改。但是在法国这类影片还不是主流。六七十年代之交，在法国影坛上最显眼的还是那些表现极“左”思潮的政治影片，其主将就是名震一时的戈达尔。戈达尔作为新浪潮的主将拍摄了一大批令人刮目的影片后，一直以他那种不确定的思维方式在左和右两个极端摆动。1967年他拍摄的《中国姑娘》问世又让人们瞠目结舌。这部影片描写一个法国银行家的女儿，自称“中国姑娘”的维罗尼卡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鼓动下，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小组”，由5个人组成，其中有画家、演员和女佣人等。他们认为法兰西剧院和罗浮宫都属于旧文化，应该炸掉。他们到巴黎大学进行宣传，但被打得头破血流抬回来，他们还提出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和法国修正主义的口号。影片中有一情节:苏联的文化部长要来干预法国的教育事业，小组决定由这个“中国姑娘”去暗杀他，由另一个成员留下遗书，并以自杀来承认这件事是他干的。“中国姑娘”到旅馆后把苏联文化部长的房间号23号看成32号，错杀了人，还高高兴兴地跑出来，以为完成了任务。影片中有很多镜头是演员的议论，如那位女佣人诉说她在乡下受剥削，到城里后还是受剥削，因此应该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影片中还做了一些纸模型来表现“戳穿美帝纸老虎”之类的内容。戈达尔在影片前面有一段骇世惊俗的议论:“兄弟们、同志们、朋友们，十月革命后50年，美国电影统治了全世界。这种状况无需再作任何补充。除非在适当阶段，我们不得不在好莱坞、意大利电影城西奈西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和松林制片厂等庞大的帝国中创造出两三个越南来。同时在经济上和美学上，即我们通过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创立起民族的、自由的电影。”这实际上是戈达尔通过政治电影来发泄他对好莱坞电影称霸世界现状的不满。1967年他还拍了一部影片叫《周末》，是对当代西方社会的讽刺。影片表现了一对年轻夫妇杀死了他们自己的母亲和一名陌生女子出逃，后来男的在车祸中丧生，陈尸路边无人过问，女的则被人奸污，最后加入了一个吃人肉的极端组织塞纳—瓦兹解放阵线。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戈达尔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宣布从此不再为资产阶级观众创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与当时的学生运动领袖组成了一个“维尔托夫小组”，声称要把电影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为了摄制革命的电影，首先要对电影进行革命”。

中国姑娘，法国

他认为革命的电影表演应与资产阶级的表演观念决裂，要揭露资产阶级电影操纵观众情绪的欺骗伎俩，要打倒爱森斯坦的修正主义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要抛弃传统的做法，创造新的表现方法，以唤起观众的批评意识和独立思考。他认为政治与艺术是统一的，革命的电影工作者应该从事社会革命的斗争，也进行艺术革命斗争。1968年以后他与他的“维尔托夫小组”先后在法国、意大利、美国、英国、捷克等地拍摄了大量体现他极“左”思想的“政治电影”。这一时期他的影片的典型特征是降低画面的表现力，直接把解说词作为思想意图的承担者，大量使用字幕、照片、图画甚至动画片，使用大量的画外音和直接提问，大段摘引马恩列斯的语录，演员直接对着观众发议论，五花八门的方法令人眼花缭乱。五月风暴时期为了配合学生运动的宣传需要，他的小组还拍摄了一批集体创作，不署名的“传单电影”。这些影片是为应急而拍的，大部分都是由图片和字幕组成，许多著名导演都参加了拍摄，其中有左岸派的代表人物阿伦·雷乃。1969年戈达尔在捷克拍摄了《真理》，他自称是一部试图对布拉格事件作马列主义的分析影片。影片开头就是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后捷克的现实情况，接着戈达尔在影片中指出苏联和美国的利益均沾政策是造成今天捷克现状的主要原因。最后他对捷克的工人、农民和学生面临的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诊断”，并引用列宁的论著，指出了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对修正主义应保持经常的警惕性。1969年，他与他的小组拍了《东风》、《战斗在意大利》。1970年他到巴勒斯坦拍摄了《直到胜利》，但最后巴勒斯坦人在约旦被以色列打败，此片没有完成。1970年他在一次车祸中受伤，便宣布从此不再过问政治。

1972年戈达尔伤愈后开始对电视片发生兴趣，但试拍了几部以后，电视台认为过于晦涩，观众无法欣赏，便放弃了电视拍摄。1976年后戈达尔跑到瑞士一个小镇上隐居了3年，1979年重返影坛后，他又拍了几部无情节，但却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影片《生活》、《人人为己》、《激情》，但终究由于观众看不懂导致商业上的失败。这一连串的失败迫使他用电影去改编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1983年他拍摄了根据比才的歌剧《卡门》改编而成的影片《芳名卡门》。影片保留了原著的一些情节，但故事却发生在当代法国。这部影片获1983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1983年他曾拍过两部情节片《玛丽，你好》和《私人侦探》，1987年又拍了一部纯电影《神游天地》。戈达尔就是这样一位让人无法捉摸的令人费解的导演。

这种类型的“政治电影”是在西方动荡社会中，由泛滥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结合在一起孕育的产物。在社会动荡结束后，此类电影很快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