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五六十年代的苏联电影

一、解冻与深入——五六十年代的苏联电影新浪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整个世界，对于苏联来说，这场战争不仅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生活，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场战争中，苏联牺牲了2000万人，用血的代价换来了战争的胜利，这给战后苏联人的生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创伤，整个社会一时无法从战争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沿着战争年代的惯性在滑行。40年代初遭受了战争破坏的苏联电影在战后延续了低迷的状态，“无冲突论”统治着整个文艺领域的创作活动，因而在创作中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也产生了不少条条和框框。艺术家不是反映生活的原貌，而是把生活表现得非常理想化，尽力掩盖生活中的阴暗面和不幸。这造成了故事片的产量逐年下降(1947年7部，1948年17部，1949年16部，1950年15部，1951年6部)，并且影片题材狭窄，影片的主题靠说教来喻示，缺乏艺术感染力;艺术表现手法呆板僵化，电影的叙事语言没有新的建树;人物只有共性没有个性。此时期有一类“纪念碑式的史诗片”，如《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突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另一类现代题材的影片回避矛盾冲突，粉饰现实生活。如:《金星英雄》、《幸福的生活》等。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影片内容单调，风格雷同。好的艺术影片寥寥无几，只有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青年近卫军》等几部质量比较高。

1956年，苏共召开了二十次代表大会，彻底批判了“个人迷信”和“无冲

突论”。理论上的解放给了苏联电影较大的创作自由，剧作家和导演们从“无冲突论”的桎梏中脱身而出，可以相对自由地表现真实的矛盾冲突，在这一时期，随着禁忌的逐渐被打破，电影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有了实现的可能，苏联电影艺术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一批呈现出新面貌的影片中重新放出了光彩。一批新的电影人涌现出来，开始了他们创造性的工作，例如邦达尔丘克、丘赫莱依和塔尔柯夫斯基等等，他们和老一辈电影艺术家罗姆、格拉西莫夫等人一起，对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以人性的眼光谴责战争与个人幸福的对立，并以揭露战争的残酷来呼吁全人类的和平。这个时期的影片题材广泛，风格样式多样化，在揭露生活阴暗面、深化人道主义主题、塑造正面人物形象、探索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等方面有了不俗的突破。

50年代，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战争留下的巨大伤痛远远没有平息，每个家庭几乎都有亲人牺牲在战场，生活下来的人长久地沉浸在眼泪和对亲人的悼念中，这是战后苏联集体的心灵创伤和悲剧命运。在以前的《青年近卫军》、《普通一兵》等影片中，着力表现的是具有英雄主义气质的战争英雄，与此相反，新一代导演将目光投向了遭受战争创伤的普通人，并对人在战争中的境遇、人与人之间真实复杂的关系做出了深刻的思考。1956年，新一代导演格里高里·丘赫拉依于1956年根据鲍·拉甫列涅夫的同名小说拍摄的成名之作《第四十一》，揭开了苏联电影创新的序幕。与此后大部分影片关注二战题材不同，《第四十一》讲述了一段革命历史:国内战争的年代，政委叶夫秀柯夫率领一支红军突围，幸存部队中女战士玛留特卡是个神枪手，她已打死了40个白匪军。政委令她与另两个战士把撤退途中俘获的一名白匪中尉从海路押送到司令部去受审。途中，起了风暴，两名战士被卷入海中，玛留特卡和白匪中尉漂到了孤岛上。本来就迷恋中尉的“蓝眼睛”的玛留特卡与中尉相爱了，但他们的观点立场迥然不同，经常发生争吵。一天，当中尉奔向朝孤岛靠近的一艘白匪小船时，玛留特卡一再劝其站住，他却继续在水中奔跑。玛留特卡犹疑再三，终于放了一枪，中尉停止了奔跑，慢慢倒了下去，他终于成了她枪下的“第四十一”个。中尉躺在海水里，玛留特卡奔过去，把他的头紧紧地抱在怀里，哭喊着:“蓝眼睛……我的蓝眼睛!”

《第四十一》获195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奖。这是当时的青年导演格里高里·丘赫拉依(Grigori Chukhraj，1921—2001)的第一部影片，他是“苏联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而《第四十一》被国际影评界公认为这股浪潮的首部力作。《第四十一》虽然是一部战争影片，但是战争在影片中却只是作为叙事的背景而存在，格里高里·丘赫拉依关注的其实是在最排斥人性的战争中去展现丰富复杂的人性美。在远离革命与反革命纷争的小岛上，男女主人公动人的爱情故事得以优雅而又甜美地展开，但战争缔造的这段爱情在归属意识苏醒之后，又走向了宿命般残酷的毁灭，男女主人公坠入了悲剧深渊。格里高里·丘赫拉依细腻地处理了电影的叙事和诗性抒情，把处于悲剧境域中青年男女的丰满人性表现得格外动人心弦。玛留特卡既有红军女战士坚定的立场，又有少女丰富的人性，在她身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时代的复杂性和时代的矛盾。影片展现了玛留特卡复杂的内心世界，令人信服地表现了人性与阶级意识在她身上的尖锐冲突。《第四十一》的艺术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影片中，丘赫拉依注入了大量抒情片段，蔚蓝色的大海、熊熊的火堆、强烈的抒情音乐，这一切都给《第四十一》带来了浓烈的人性意味。《第四十一》是50年代后期苏联电影全面创新的一个发端，从这部影片开始，一个崭新的，在苏联电影史中被称为“苏联电影新浪潮”的时代来临了。

第四十一，苏联

在这以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苏联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导演。在他们的努力下，苏联电影在内容的深度、题材的广泛、形式的革新以及风格样式的多样化上，都有了极大的突破，电影艺术表现力的不断深化和对电影语言的积极探索，使这一时期的电影和三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电影创作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变化最先发生在战争题材的影片当中，这时期的优秀电影有:卡拉托佐夫(Mikheil Kalatozishvili，1903—1973)拍摄的《雁南飞》(1957)、邦达尔丘克(Bondarchuk Sergei Fiodorovich，1920—1994)拍摄的《一个人的遭遇》(1959)、丘赫拉依拍摄的《士兵之歌》(1959)和《晴朗的天空》(1961)、阿·阿洛夫和弗·纳乌莫夫拍摄的《给初生者以和平》(1961)、安德烈·塔尔柯夫斯基拍摄的《伊凡的童年》(1962)等代表作。

对于苏联来说，50年代后期，卫国战争的胜利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这使得当时的整个社会思潮可以拉开一段距离去冷静地审视战争，表现在电影方面，便是革命激情所带来的英雄主义豪情逐渐演变为厚重的悲剧感和对人性的思索。这一时期的电影纷纷采取了普通人的视角去反思战争，贯穿着人道主义的悲悯，影片着重描写战争中人的遭遇、命运和不幸，凸现了战争给社会和人民幸福生活造成的破坏，随着影片对战争事件的关注转向了对战争中人的关注，它所展现的人们心灵的巨大创痛深深震撼了一个时代。《雁南飞》中薇罗尼卡和鲍里斯一对年轻恋人被战争毁灭的爱情;《一个人的遭遇》中木工索阔洛夫在卫国战争中所经历的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士兵之歌》中一去不回的阿辽沙;《伊凡的童年》中备受摧残、心中怀满仇恨而夭折的伊凡。这些形象的出现在苏联电影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个具体的人的命运被放置在了中心位置，“非英雄化”的同时，也就是对人的珍视、热爱和对人在历史中脆弱处境的无限惋惜。

值得注意的是塔尔柯夫斯基拍摄于1962年的《伊凡的童年》，在电影中，伊凡是一个面孔黝黑、背上布满伤痕、不停地战栗的小男孩。战争毁灭了伊凡的童年，他不再拥有儿童的纯真无邪，反而是心灵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只有在梦境中他才能够返回到被掩盖起来，似乎已经消失的童年情境中去。在梦中，伊凡是一个自由的、心灵充满了喜悦的人，他能梦见大自然的美，能和人类美好的情感相遇。但是在现实中，伊凡永远无法平静下来，他是一个复仇者，一个被战争彻底摧残了的儿童。影片改编于弗·鲍哥莫洛夫的小说《伊凡》。在影片中，塔尔柯夫斯基作出的重大改变是引入了伊凡的梦，他让伊凡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当中，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伊凡做梦的世界。两个异质世界的强烈冲突让伊凡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了人们敏感而又悲痛的心中。《伊凡的童年》始终渗透这一股悲切的激情，塔尔柯夫斯基本人的人道主义观点清晰而又深刻地在影片中表现了出来。在一定意义上说，《伊凡的童年》和当时在西方刚刚兴起的“作者电影”有着共同的审美趋向。因此，影片在国际影坛上引起了重视，《伊凡的童年》获得了1962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旧金山电影节大奖，并在数十个国家上映。

这一时期，苏联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雁南飞》在国际影坛上引起了轰动，获1958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士兵之歌》荣获旧金山电影节大奖、最佳导演奖、全苏电影节大奖、戛纳国际电影节青年导演奖;《晴朗的天空》在1961年的第2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与日本影片《裸岛》共同获得大奖，并在旧金山电影节获最佳导演奖。在以其对战争深刻的反思以及对人在战争中普遍处境的强烈关怀打动世界的同时，这一时期苏联电影新鲜的、独创性的电影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苏联电影从一开始就对电影这一门独特的艺术在形式以及技巧上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无声电影后期，对电影艺术的自觉终于导致了艺术观念上的一次大的争论，争论发生在爱森斯坦和C·尤特凯维奇之间，实质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两种电影理想的冲突。在时隔30年之后，“诗电影”重新在苏联电影界发出了回响。老一代电影艺术家米·罗姆(Mikhail Romm，1901—1971)不仅对其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他还发表了不少文章，从理论上阐释电影的内容与形式必须突破旧框框，必须创新。年轻一代导演中致力于创新的几个主力，如格·丘赫拉依、安·塔尔柯夫斯基都是他的学生。诗电影的特点已经不是单纯地表现在隐喻、象征、比拟上，而且贯穿于整部影片的构思之中。在影片中，诗电影减弱了戏剧性的冲突，代之而起的是大量抒情场景和诗性格调。《雁南飞》并不正面描写战争场面，甚至连敌人的形象也不出现，而是着力表现薇罗尼卡的内心矛盾;《士兵之歌》突破了叙事电影的框框和戏剧结构，采用了散文结构，影片虽然没有多少曲折的故事，但它给予人们的感受却远比一些故事和事件丰富得多，它能使观众从哲理的高度去思考战争与人的关系。《一个人的遭遇》是一部独白式的影片，影片的导演技巧和造型处理都具有较高的水平，在运用电影表现手段方面出色而大胆。片中有十分独特的蒙太奇转换，又有前所未有的仰俯拍镜头。

在诗电影理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在苏联电影界兴起了一种“情绪摄影”的理论，主张电影摄影不是客观主义的记录，而应带有强烈的主观化情绪色彩。这个阶段电影中典范化的镜头处理给予了以后的电影无尽的启示，为人称道的处理层出不穷。比如《雁南飞》，鲍里斯临死前靠在一棵白桦树上，他的身子慢慢向下滑，眼睛望着急速地旋转着的白桦树梢，在旋转着的白桦树梢的背景上出现了鲍里斯想象他和薇罗尼卡结婚的画面，随后想象的画面渐渐淡去，白桦树梢旋转得越来越快，又戛然而止，银幕上出现了鲍里斯两手伸开倒向水洼的画面。《一个人的遭遇》中，索阔洛夫和其他俘虏在采石场做苦役这场戏中，画面上展现的是寸草不生的大采石场，疲惫不堪的、被折磨的虚弱已极的人们在凿石头。单调的、不断重复的凿石声塑造了一种音响的气氛，画面造型的处理更加突出了苦役的难熬:俘虏们捧着大石头一步步慢慢走上山去，另一队人在采石场的沟底走着，还有一队人在山脊上艰难地行进，身体极度虚弱的人还被德寇碰撞而滚下山坡。均匀的凿石声，均匀而沉重的脚步声，使人觉得这种法西斯苦役式的劳动永无尽头。《伊凡的童年》中的最后一场戏，也就是在伊凡最后的梦中，孩子们在沙滩上嬉戏，一切都是那样纯净，那样光辉，只是在水边，在沙滩上竖着一棵烧焦的树。伊凡与一个小姑娘追逐着向水里跑去，这时，画面中忽然闪现了那棵烧焦的树，一片阴沉、晦暗的阳光笼罩着它。这个隐喻性的画面非常富有表现力地让人看到，在伊凡的道路上竖起了一棵死亡的黑树。

诗电影的传统在苏联以后的电影中得到了继承和深入的发展。塔尔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32—1986)一生的电影实践对诗电影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他又拍摄了《安德烈·鲁勃廖夫》、《镜子》等影片，1983年他在意大利导演了《乡愁》之后，在国外定居。1985年他在瑞典导演了获戛纳国际电影节大奖的影片《牺牲》，1986年在巴黎病逝。西方影坛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与费里尼、英格曼·伯格曼等齐名的大师级的电影艺术家。在塔尔柯夫斯基的后期电影中，诗电影的独特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尤其是他对长镜头的运用和探索达到了一个诗化的高度。苏联人的长镜头观念建立在爱森斯坦蒙太奇理论的基础之上，不是为了纪实而是为了表现，所以体现出来的是镜头内部的蒙太奇观念，也就是用一个镜头来完成原来蒙太奇剪接的效果。所以在那个镜头中每当机器运动到一个局部，就会有一组戏出现。塔尔柯夫斯基的长镜头当中影像本身的节奏感纯粹天成，不需借助于台词，也不需借助于音乐或戏剧张力，在取消了一切指向性和明确的意义后，显得纯净、优美。他开拓了电影的形式美，使电影成为一种本质优美的艺术。

这时期的苏联电影除了战争题材的影片之外，重要影片还有歌舞讽刺喜剧片《狂欢之夜》、抒情喜剧片《忠实的朋友》、抒情正剧片《生活的一课》等，此外还有一些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在艺术性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格拉西莫夫拍摄的《人与兽》(1962)、《记者》(1967)和《湖畔》，作为他这一时期现实生活题材的三部曲，以普通人的命运，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作为影片的中心，并将人物刻画和对环境、社会的描写交织在一起，使作品令人深思、耳目一新。

1967年，阿·阿斯柯尔道夫(Aleksandr Askoldov，1932—)根据瓦·格洛斯曼的短篇小说《在别尔季切夫城》改编并导演了影片《女政委》。阿斯柯尔道夫说他拍摄的是一部关于人的尊严和爱的影片，一部关于女人对家庭、对孩子的爱的影片。女政委瓦维洛娃在生孩子之前，身上只有军人的勇敢和原则性，缺乏女性的柔顺，生了孩子之后，她成了一个闪烁出母爱的真正的女人了。1967年，本片尚未完成就遭到了厄运:摄制组在乌克兰拍片，莫斯科多次来电报命令停拍，但摄制组还是把影片拍完了。审看样片时，影片遭到了禁映，拷贝被剪得支离破碎，一些素材也被焚毁。这个事件标志着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一个电影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