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独领风骚_诗人毛泽东》解析

第7章　纪录与诠释——《邓小平》、《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解析

在我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中，文献纪录片一直占据突出的地位。所谓文献纪录片，是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运用以纪实为主的多种影视表现手法，对重要历史人物或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方位回顾与审视的一种纪录片样式。“经过多年的发展，文献纪录片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以活动影像书写历史的手段，一种非常重要的纪录片类型”^[1]，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的文献纪录片大量涌现，在进行革命历史教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革命历史题材的文献纪录片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人物类，主要表现为以历史伟人为主的传记，如《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李大钊》、《走近毛泽东》等；二是事件类，展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如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胜利》、表现抗美援朝的《较量》、再现新旧政权更替的《中国1949》、纪录共和国外交史的《周恩来外交风云》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方面纪录了新中国的风云历史，同时也开拓了文献纪录片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文献纪录片的创作手法。本章以《邓小平》和《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为例，对人物类文献纪录片略作分析。

一、人物:个性气质的张扬

对于人物类文献纪录片而言，人物形象的刻画与表现是作品的核心。如何把握主题、理清线索，让众多的素材服务于人物性格的塑造，是考验创作者的学识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个重要尺度。匈牙利电影美学家巴拉兹指出:“最引人入胜的一种就是有一个中心人物的纪录片。我们不仅能在这种影片里看到现实生活中各种中性的东西，而且还能在这些东西的中心看到一个人（他的日常生活和命运就是由这些中性的东西构成的），并且正是通过这个人才使影片中的现实有了意义和生命。”^[2]对于反映历史伟人的文献纪录片来说，不仅是涉及人物的命运，更涉及人物命运与历史事件的关系，反映出社会与时代的变迁，因而，人物的个性化塑造，就成为历史发展的一面镜子。

12集纪录片《邓小平》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前六集主要记述邓小平的革命生涯与伟人风范，后六集大部分篇幅形象而系统地介绍了邓小平理论。总体看来，作品并没有陷于流水账式的伟人业绩纪录或者枯燥的理论介绍，而是始终以人物为中心，从更深层次上表现邓小平这一伟人普通的一面，在普通之中又处处显示他的人格魅力与精神的核心所在。作品的片头题字“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是全片的灵魂，它使邓小平从伟人的神坛上走了下来，从“众生的救世主”转变成“人民的儿子”，使我们从心理上更接近了小平同志，强化了走近邓小平的愿望。整部作品以此为基点展开叙事，邓小平的个性气质贯穿始终，并以感情的细节予以支持，从而使作品显得大气磅礴。

20集纪录片《独领风骚》则选取了另一角度，以每集25分钟的长度来概括毛泽东最具代表性的52首诗词的精神内涵和艺术特征，再现一位政治家诗人的动人形象。作品紧紧把握住一个中心命题:“作为诗人，毛泽东是政治家诗人；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诗人身份成为《独领风骚》的独特视点。以毛泽东的诗歌作品为经，以诗歌作品的背景事件为纬，运用概括的、充满诗歌意境的解说词和精美的画面，交叉立体地展示毛泽东的传奇人生，解读诗人的坎坷心路，描述诗词的奇特意境，构成了《独领风骚》富有诗情画意的基本特征。

具体说来，既从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写到他的老年时代，又不完全始终按时间顺序进行演绎；既考虑到介绍毛泽东诗词的全貌，又注意突出重点诗篇；既展现人所共知的诗词产生的历史背景，又运用文献研究的新成果，披露鲜为人知的有关资料；既追求真实地再现当年的地域、房屋、用具、陈设、信函、文件等各类实物，让人体验诗词写作的环境，更注重揭示诗人毛泽东内心情感的动人之处；既引导人们欣赏毛泽东的诗词，更启示人们学习毛泽东的胸怀而提升自身的品格。在诗人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以及他的豪放雄浑诗句背后，创作者挖掘出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而在那些和谐美妙的诗韵之间，创作者又解读出毛泽东情感深处的喜怒哀乐。

尽管这两部作品在切入点与艺术风格上并不相同，但它们都以人物为中心，不仅将人物放在大的历史背景和特定历史事件下表现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且深入地切近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究其为什么和怎么样，从而使人物的个性鲜明起来，也使人物由高不可攀变得和蔼可亲。这样一来，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和不可替代的个性化内容就使作品显得灵动起来，人物的历史活动和思想理论也生动起来。人物个性化，是人物类文献纪录片魅力之所在。

二、风格:真与美的追求

虽然《邓小平》和《独领风骚》都以伟人作为表现对象，但在具体风格上，二者却有着各自不同的追求，前者朴实无华，在客观纪录中求美，表现为一种凝重端庄的风格，后者光昌流丽，在主观表现中求真，表现为一种灵动活泼的风格。纪录片以真实为前提，但除了反映历史与事实的真相之外，更是审美价值的实现，对于人精神、思想上的激励与情感上的触动，这两部作品在风格上可谓异曲同工。

在《邓小平》当中，创作者摒弃了80年代常用的解说词压倒画面的政论风格，而是通过各种手段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使观众在客观的记述中去发现、去感悟，进而体味伟人的胸襟与气魄。为达到这一目的，创作者从细节入手来寻找恰当的画面载体，通过图片、影视资料、录音、遗址、遗物、文字档案、当事人的回忆等等多种手法，并借助真实可信的文字解说引导观众进入特定的情境。如第一集《早年岁月》，反映的是邓小平1904年出生到1929年的一段史实，创作者所依托的基本资料只有四张邓小平的照片，但是他们却充分调动了其家谱、书信、文档、图表、愿望、建筑等实物资料，并与当事人的口述回忆相结合，几乎没用任何活动的影视资料，就生动细致地完成了25年历史跨度的叙述。这种成功得益于创作者求真的纪实理念，充分地挖掘了各种文献资料的价值，使作品的风格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

特别是在这一集的开头部分，创作者用一种探寻的方式给我们展示出邓小平的出身之地:

（画面）稚嫩的四川儿歌叠化出邓小平早年照片、混浊的渠江水、咿呀的橹声、船上的乡亲、广安旧街、拾级而上的梯坎。

（解说）这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他最早的照片。邓小平1904年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属龙，他16岁离开家乡，至今再没有回去过。

由重庆往北，沿渠江而上，行船约300华里，就到了广安。这里不通火车，在靠船作交通工具的岁月里，广安是很闭塞的。这条小街宽顶多五米，长不过一华里，是过去广安县城里的主要街道。邓小平是在县城读的中学，如今那学校的老房子已经不在了。

在这一段声画配合当中，儿歌与照片的互相生发使少年邓小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童真、他的追求都从这里开始。接下来对渠江的拍摄运用了一个长长的跟镜头，使观众在视觉上感受到渠江的漫长，而咿呀的橹声所反映的是生活节奏的缓慢，逼仄的小街和阶梯给人以闲适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以偏僻、闭塞、落后的感觉，正是在这里，走出了一代伟人邓小平。这种强烈的反差，使我们对邓小平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接下来是对广安县城一个百年米店的同期采访，其目的也在于强化这种反差。

这样的探寻，不仅给观众留下的是一种真实的印象，而且完成了历史的当代性与当代的历史性的有机结合。在这种结合当中，构成了历史的求真和艺术的求美的和谐交响。

《独领风骚》独特的视角使它采用了主观表现的风格，在美轮美奂之中完成了对毛泽东诗人情怀的记述。该片总导演陈晋认为，“毛泽东的诗人角色，以及这种角色中所沉淀的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的特征和风采，本身是不太适宜于培植完整的和娓娓道来的纪录片叙述风格的。因为他的心理状态，他的诗情和想象，他的瞬间的艺术感觉，他的遣词和造句，常常不像某件事情那样可以给创作者提供还原的空间。而这些又恰恰构成了这部片子应该反映的主体内容。”因而，《独领风骚》走出了90年代诸多文献纪录片讲故事、强调细节的平实风格，而以激情的倾泻和理性的反思见长，使观众联想到80年代强调主观性的纪录片，产生一种久违的感觉，而“久违，就是新鲜；新鲜，便成了异数；异数，便有了个性；有了个性，便有了自身存在的相对合理的空间——欣赏的空间，观众的空间”^[3]。

这种审美追求是通过对诗词富有灵性的解读而实现的。如在第三集《爱情之歌》中，在回顾了毛泽东和杨开慧离多聚少的婚姻生活之后，创作者介绍了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一词:“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与这种感慨相照应，画面是一连串清冷的空镜头，在光线运用上，全部用以蓝色为主的冷色调，强化了诗词的境界，使毛杨二人的爱情显得更为凝重、深沉，起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表现出一种优美而凄婉的意境。而杨开慧在被捕以后，宁死也不肯和毛泽东断绝夫妻关系，最终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1982年人们在翻修杨家老宅时，发现了她藏在墙壁里的《偶感》诗稿和《自述》回忆散记。此时距杨开慧牺牲已经52年，毛泽东离开人世也已经6年了。此情此景，令人欷歔，解说词这样写道:“一个女性的爱情火焰，就这样在黑暗里独自燃烧了半个多世纪”，朴实无华的语言最真实地反映了伟人与妻子之间的深情爱意。作品在这里采用了特写镜头:一支还剩小半截的蜡烛，在无尽的黑暗中孤独燃烧，尽管风在不断地肆虐，可这倔强的火光，依旧执著地燃烧，就像他们至死不渝的爱情。因为有了黑暗，火光显得越发感人。特写镜头的运用给人一种精神的震撼，联想到杨开慧的牺牲，联想到藏在墙壁里的手稿，遗物尚存，人已难寻，怎能不触景伤情，这感伤之情自然在观众心里蔓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独领风骚》解说词的风格，以散文诗的文风笔触，在史实的字里行间溢满浓浓的美文色彩，同时又与诗词朗诵相互生发，叙事中见诗词，诗词中有叙事。在对诗词作品进行入情入理、深入浅出的艺术分析当中，融合了对于毛泽东的深沉敬仰与生命体悟，从而构成一幅大气磅礴、跌宕起伏而又融会贯通、浑然一体的艺术画卷。于是，在感情中叙事、在叙事中抒发感怀，成为解说词的基本风格，一改以往同类作品冷峻平实或者高亢澎湃的解说风格，以一种内心独白式的流露，营造出了心与心对话的审美境界。

三、叙事:文献的剪裁与结构的组织

文献纪录片不是单纯的说教，而是要引导人去发现，让观众从中有所领悟，这需要依靠一定的组织方式——叙事。叙事是由那些经过挑选的许多画面组成，并按照一定次序安排这些画面，使之表现事件、活动、思想和感情，文献纪录片的主题与思想正是通过片子的叙事实现的。由于《邓小平》和《独领风骚》的艺术风格不同，其叙事手法也各不相同。《邓小平》通过对文献的剪裁，以翔实而富有说服力的资料以理服人；《独领风骚》则侧重于整体的把握与概括，以生动而富有哲理的人生感悟以情感人。

当时担任广电部副部长的杨伟光评价说:“《邓小平》充分调动了电视艺术再现历史的优势，全片形象生动、富有说服力。这部片子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历史镜头和文献资料，真实再现了邓小平同志革命生涯和伟人风范，从而使邓小平同志几乎与世纪同长的人生经历历历在目；摄制组蓄意发掘和收集整理邓小平同志的现场录像、录音，在全片有关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阶段的段落中，特别是在后六集涉及党的重大理论和重要实践问题时，恰到好处地运用了邓小平同志的现场录像、录音来点题和阐述。此外，这部片子动画特点也从过去的‘单纯制作’进入了‘营造历史情境’的制作高度，使得许多年深月久的档案、图表和照片，获得了再现历史和印证历史的生命力。”^[4]

应该说，杨伟光的评价是中肯的。《邓小平》尽可能地挖掘和使用了大量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在营造历史氛围、叙述历史过程、表达历史细节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第六集《历史转折》为例，创作者大量使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有关的文献资料，文献资料镜头的长度占全片所有文献资料的50%，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促使国家由政治斗争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历史性转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不但大量使用文献资料来增强说服力，还采用了故事化的叙述方式，通过挖掘资料背后的故事来增强作品的形象性。如大家所熟知的“黑猫白猫理论”，作品就通过这一理论最初的黑猫黄猫说起，中间经过遭受批判的诸多波折，最后又如何被人们所广泛接受，逐渐演变为黑猫白猫。以这种故事化的叙述方式娓娓道来，使本来枯燥的理论生动形象起来，而邓小平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与探索也显得历历在目。

《独领风骚》通过毛泽东的诗词来反映这一伟人不平凡的一生，所涉猎的有关史实的点和面也极其丰富，作者采用了平行蒙太奇的叙述方式，将毛泽东的身世经历与他的诗词创作以纵横交叉、跳跃式的时空跨度联为一体，为观众呈现出一位立体的、丰满的领袖形象。

尽管《独领风骚》选择了毛泽东诗词作为切入点，但纪录片毕竟是视听艺术，如果不以叙事为载体，诗词的光彩亮点无疑会被削弱，而没有以诗词为铺陈的载体，叙事部分则会显得空泛。因此，作品将抒情感怀的语境作为解说叙事的一条红线，从头贯穿到尾，融会贯通在全片始终。由于内容的史料性质，它必须以翔实的史实脉络的叙述为前提。画面固然重要，但解说显然是作品最重要的支点。换句话讲，解说词构架起了作品的心脏。一方面它强调画面的艺术完整性，另一方面更注重解说的准确、生动。

在《独领风骚》全片470分钟的长度里，没有穿插一个现场采访的同期声，其叙事依赖的是解说内容的起承转合，在叙事中穿插抒情，在抒情中展开叙事，二者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完美结合。如第一集《宏程心路》在讲述毛泽东第一次离家求学时，解说词写道:

不过十七岁那年，在第一次走出家乡这一人生转折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却是在不经意间作了一次诗人方式的告别。

1910年，即将出外求学的毛泽东，临行前改写了日本一个叫月性的和尚写的言志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离开韶山的毛泽东，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到了广州，到了瑞金，到了遵义，到了延安。

他脚步匆匆，四处寻觅。匆匆地走，意味着任重道远。肩负使命的人，总不免五味遍尝。一路前行的毛泽东，终于走出一个别样的人生风采，走出了辽阔的一片天地。

在这两百多字的叙述当中，第一段侧重于议论，第二段则是平实的叙事，第三段引用了毛泽东的诗以表现其远大志向，第四段又是叙事，概括了毛泽东光辉的革命历史，第五段则在上段概括的基础上展开抒情。这里，叙事和抒情交叉互动，相互烘托渲染，使作品显得有声有色，跌宕起伏，构成毛泽东人生转折的一个重要关口。

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形成了《独领风骚》的一个重要特色。

四、审美:细节的开掘与意境的营造

人物类纪录片需要靠能够反映其人生经历的事件予以支撑，而事件则是由生动鲜活的诸多细小侧面构成。可以说，是细节赋予人物丰满的血肉，在平凡、寻常中开掘意味，使平凡显得不平凡，寻常显得不寻常，从而塑造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鲜活的人物。进一步讲，人物类文献纪录片，更需要从宏大处着眼，从细微处着手，挖掘生活细节，营造艺术意境。《邓小平》和《独领风骚》在这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一部看似纪录客观事实的纪录片总是带有创作者的自身情感。在再现生活的同时，创作者必然有自己情感的投入和体验，细节便是这种情感的释放点。尽管有人声称纪录片追求客观的真实，但纯粹的客观从来都是不可能的，恰如布莱顿所说，“无论导演们持何种主张，摄影机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干预，而影片的拍摄和编辑还会不可避免地留下选择、组织和审查等主动参与痕迹”^[5]。细节是创作者投入感情、深入展示人物复杂心理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往往通过细节加强情感的渲染，达到自我情感的宣泄，同时去感染观众，引起观赏者情绪上的共鸣。

在《邓小平》的创作过程中，编导们有一个惊喜的发现，“文革”时邓小平被发配到江西的一个工厂，好心的工人们在工厂的后墙开了一道小门，以方便邓小平从住处到工厂。时间一久，就形成了一条羊肠小道，每天邓小平都沿着这条小道去工厂劳动。这就是著名的“邓小平小道”。创作者将这一细节编入作品当中，并通过解说词予以强化:“在这条坎坷的小道上，邓小平走了三年，思考了三年。有人说中国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就是从这条小道延伸出来的。”通过这一细节，使观众对历史的多种感慨一下子汇集于那条小路上，但作者并未就此中止，而是进一步开掘，又将这条小道与邓小平住处的小道相联系:“这里也有一条小道。在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每天上午去工厂劳动，下午在院内读书或种菜，晚上则沿着院内的小道走上几十圈。那时候国家的政治经济每况愈下，他的沉重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由这两个“邓小平小道”，引发的是邓小平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与担忧，邓小平伟岸的人格和开阔的胸襟也于此得以揭示和深化。

在第十二集《晚年情怀》中讲述了邓小平退休后戒掉抽烟这一细节:

（解说）对这位老人来说退休后个人生活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戒掉了抽烟，这是伴随了他几十年的习惯。邓小平嗜好抽烟，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1988年，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他们的谈话就是从抽烟开始的。

（会见阿基诺夫人同期声）

邓:我抽烟了。

阿:我不能对你说你不能抽。因为我不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但是在菲律宾我们内阁开会是不许抽烟的。

邓:这次人大我违反了一个规则。我习惯地拿起一支烟来，就有一个代表递条子提出批评，马上只好接受，没有办法。

（解说）为了他的健康，人们曾为他特制过一种香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邓小平时向他要过这种烟。

（会见华莱士同期声）

邓:我抽烟可以吧？

华:当然可以。我也抽一根，可以吗？谢谢。

邓:我这个是他们对付我，特殊制造的，过滤嘴那么长。

华:过滤嘴长啊，比烟还长。

（解说）可以想象，这位老人在戒烟时做出了多大的努力。

这一细节，反映了邓小平作为普通人随和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一位政治家思维敏捷、反应机智的一面，更反映出他意志坚强一面。阿基诺夫人婉转的话语已表明了她对抽烟的态度，邓小平马上说明他接受人大代表批评的事情来，极为得体地转换了话题，而会见华莱士则更多地反映出他为人随和的个性。写他的戒烟穿插进这两个抽烟的细节，既介绍了他抽烟的习惯，又反映出了他的顽强毅力，也使叙述生动起来。

《独领风骚》也同样注重细节，但与《邓小平》的区别在于它更注意在画面意蕴上进行开拓，使细节与作品整体的抒情格调相一致。如在《爱情之歌》一集中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离别，解说词写道:“分明是夫妻间难舍的人间知己情”，镜头中，一片绿叶，两颗紧紧黏合在一起的露珠晶莹剔透，甚至那微风轻轻吹拂起的颤动都清清楚楚。这就构成了精致、圆润、清闲的审美意境，成为毛、杨二人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

《独领风骚》的创作者还充分利用作品中的“空白”引导观众去思索、联想、理解，沿波探源，显其幽微。如在第十三集《历史与海》中，近景是一张斜放着的旧藤椅，前景是沙滩和海浪，远处是碧海蓝天……画面中虽然没有毛泽东的形象，但毛泽东与大海共鸣，和蓝天亲近的阔大胸怀却展露无遗，烘托出毛泽东那“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东方伟人风采。

可以说，有了细节，就有了人的活动，有了情状，有了气氛，于是历史复活了，感情喷发了，故事也生动了。细节构成了作品的血肉，提升了作品的意蕴；细节牢牢地吸引住观众的眼球，引起了他们心灵上的震动。

【注释】

[1]单万里:《中国文献纪录片的演变》，《电影艺术》，2005年第6期。

[2]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149页。

[3]陈晋:《有个性才有空间——电视艺术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创作谈》，《电视研究》，2004年第10期。

[4]杨伟光:《荧屏展伟人风采　业绩扬五洲四海》，《人民日报》，1997年1月15日。

[5]安德鲁·布莱顿:《纪录片的视而不见与有感而发》，《八一电影》，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