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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精神家园_《最后的山神》解析

时间:2024-08-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而《最后的山神》就是我国人类学纪录片的代表之一。山神在逐步消失,作为最后一个萨满,孟金福是孤独的。本章结合人类学纪录片的特点,对《最后的山神》进行一些分析。这点在《最后的山神》这部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如要求孟金福表演“跳神”。比如和《最后的山神》同时的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最后的萨满》,就是中央民族大学拍摄的人类学研究资料。

第10章 消逝的精神家园——《最后的山神》解析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电视栏目为依托、以精英文化形态为主导的纪录片呈现一片繁荣,其创作者大多具有较强的文化意识,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强烈的思辨意识和人文关怀从民俗学、人类学角度挖掘题材。而《最后的山神》就是我国人类学纪录片的代表之一。

《最后的山神》将镜头对准鄂伦春民族最后一位萨满孟金福(萨满类似于汉族的巫师,也就是与山神沟通的灵媒),通过他在山林间自由的原始的生活,让我们看到鄂伦春人走出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以后,老一辈人对传统狩猎生活的留恋以及与山林割不断的精神联系,也反映了新的生活对他们的冲击。作品的格调始终笼罩着一种淡远的忧伤,树木动物的减少、定居的生活方式,改变了鄂伦春人的生活。山神在逐步消失,作为最后一个萨满,孟金福是孤独的。当他刻有山神的树被砍伐之后,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在拍摄者的要求下,他表演了最后的一次“跳神”,然后,孤独地上路了,带着一种行将消逝的文化形态。本章结合人类学纪录片的特点,对《最后的山神》进行一些分析。

一、人类学纪录片

人类学纪录片是在人类学理论的指导下,综合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和影像表达手段,对人类文化进行观察和研究,将所取得成果用形象化方式表述出来的一种纪录片类型[1]。最早创作者可推至纪录片的始祖弗拉哈迪,他的作品《北方的纳努克》被公认为人类学纪录片的滥觞,也是被国际影视界公认为第一部完整意义的纪录片。另有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拍摄人类学纪录片的是瑞格纳特,1989年他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非洲民族学博览会上用电影纪录了非洲沃格夫妇女制作陶器的过程[2]

在《北方的纳努克》中,弗拉哈迪跟随纳努克一家远行,用镜头纪录了一种正在消亡的文明——原始的爱斯基摩人。弗拉哈迪的创作在“非虚构”的原则之下,采取一种积极介入的方式进行拍摄,比如为了便于拍摄而搭建新的冰屋,运用“重演”和“主观干预”的办法,等等。这点在《最后的山神》这部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如要求孟金福表演“跳神”。但人类学纪录片更强调影像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其主要的纪录对象是文化,一般要求前期有较深入的田野调查,拍摄者要熟悉并融入拍摄对象的生活中,真正理解所纪录的文化形态,保证所纪录的影像尽量真实、准确地反映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形态。人类学纪录片要求编导有一定的人类学方面的知识或者请人类学家参与其中一起工作,以使作品具有与其他类型的纪录片不同的人类学活力。比如和《最后的山神》同时的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最后的萨满》,就是中央民族大学拍摄的人类学研究资料。因为这种特殊性,无论是面向一般观众还是留作研究和教学的资料,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都强调要尽量采用白描的手法,保留现场声,保留原生态

人类学纪录片首先是一种形象的纪录工具,纪录了一种文化,因此,真实、客观和讲究细节非常重要;其次,它也是对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明的一种抢救性纪录,对历史、现在、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往往需要拍摄者具备相应的知识和严谨的态度;再次,这种纪录一般都会有一种思考和启发在里面,让我们更加直接地去面对人类在发展和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最后,真正优秀的人类学纪录片往往又超出了以上的限制之外,给人一种理论上所无法概括的经验层面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比如《最后的山神》既通过真实的纪录和感性的细节使“文明”的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质疑,又使任何一种简单的判断失去了力量和根基。

中国的人类学纪录片起步较晚,但成果也很丰富,像《最后的山神》、《神鹿呀,我们的神鹿》、《藏北人家》、《茶马古道》等都在国内、国际上获得重要奖项,并取得了重要的影响。

二、山神意象分析

山神是这部片子的灵魂。山神是一个形象——是雕刻在树上的形象,是孟金福这样的老猎人老萨满;山神更是一种精神——鄂伦春民族的精神和信仰,甚至,山神就是鄂伦春[3]。鄂伦春民族是东北大兴安岭地区以粗犷剽悍著称的少数民族,以狩猎打鱼为生,他们自古崇拜大自然,信奉的是原始的自然宗教,认为日月星辰、山水鸟兽皆有神灵,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山神。他们向山神诉说痛苦,祈求平安幸福,他们对自然对山神都怀着最古朴的情感与敬畏。但是,定居的生活像一道线,划分了鄂伦春人的过去和现在,也展现了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山神逐步消失的过程。

1.具象的山神

具象与抽象相对,主要指与客观实在具有某种感性上联系的东西。从传播角度而言,具象被人的社会—文化系统所定义,纳入了传播系统甚至符号系统,具有符号的功能和工具论意义。在这里,作为一种传播符号的具象就是雕刻在树上的山神。片子开头主人公孟金福在一棵粗大、古老的落叶松旁,在距根部一米左右处用斧子砍削树皮,冬天的树被冻后很脆,砍上去铿锵悦耳。在露出白茬的树上,老人用黑炭一笔笔地画上山神“白那恰”的图像,然后对着这一神像叩拜。整个过程给人很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山神头像作为一种心灵的具象,立刻在观众心中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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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记录过程为下品,记录情状为中品,记录心灵为上品”,但是,作为抽象的心灵,一定是要有所依托的。在这里,山神的头像就成了心灵的一种依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片中多次出现孟金福刻山神拜山神的镜头,使整部片子笼罩着一层凝重和淡淡的忧伤。尤其是在刻有山神的树被砍伐以后,孟金福无法言传的痛苦,如同被砍伐的是自己的灵魂。在这里,山神既是那个雕刻的图像,又是有生命有血肉的,它存在于像孟金福这样的老一辈鄂伦春人的灵魂深处,它也随着新的生活的开始而在新一代鄂伦春人心中逐步消失。

2.精神的山神

除了雕刻的山神图像是山神的载体外,孟金福这样的鄂伦春人也是载体,在他们身上,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山神,也就是鄂伦春的民族之魂。他们敬畏自然、敬畏山林,他们自身就有着这样的神圣性。比如,为了不乱捕滥杀,孟金福打猎不肯用新式步枪,不肯用套子和夹子;为了给山林河流留下生机和后路,他打鱼要用大眼的网,割树皮不伤及树干,等等。这些都表现了他们对生命的热爱和敬畏之心,体现出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古老民族的淳朴善良本性。同时,他们也在与自然的相处中学会了高超的生存技能,敏捷地爬树,熟练地割树皮制船,不畏严寒凿冰取水,等等。再比如夏天时孟金福觉得要把脸刮干净才对得起夏天的美丽,体现出他们对美好生命的热爱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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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精神山神的表现,编导还采取了虚化的方式,通过景色和人物表情的配合,来营造一种氛围,它说不清摸不到,但却又真实地在那里,带动你去感受,感动你的心灵。比如冬季时那皑皑白雪,苍黄落日,萧条又深厚的山林,寂静的天与地,孤独的身影,再配上悠远的音乐,就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心灵流淌。而夏季时,氤氲的山气,绵绵的绿和透亮的河水,沉沉暮霭,也在生机中透着挥之不去的庄严和圣洁。

这样,从具象到神韵,编导用不长的镜头、不多的事件和人物概括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三、叙事方法

纪录片是创作者根据生活的本来面貌对生活事实的艺术表达,其中真实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是纪录片叙事的核心,《最后的山神》对此处理得较好。作者在拍摄的过程中尽量采用原生态,但由于要表现的是一种精神,或者说是鄂伦春人的心灵,因而它需要依赖故事情节和人物细节。在后期剪辑上,创作者花费了相当大的功夫,既完整真实地呈现出了所要表达的内容,不损害真实性,又做得十分精炼细致。

在时空安排上,创作者把简单明了、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时间上以“冬—春—冬”的顺序展开,空间上也以“山林—定居地—山林”这样的一个循环开始和结束[4]。于是,在冬天的山林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天地日月草木共存的老鄂伦春人的生活,看到他自由的生活,他的简单、自然的本性;看到他灵魂的依傍与充实,在严酷的气候环境里却神采飞扬;同时也看到了他所面对的无奈:山林被砍伐,野兽日渐稀少,他所感受到的是孤单与茫然……在夏季,他守候了一夜而没有打到猎物,一个人在迷雾中茫然而忧伤。在他看到刻有山神的树被砍伐以后,痛苦地离开了森林,镜头随之自然地转到了定居地。而定居地的鄂伦春人生活已经和普通人没有多大区别,他们不再需要山神,山神也已远离了他们。在这里,两种生活方式形成了对比,两代鄂伦春人也形成了对比。在山上敏捷矫健的孟金福在定居地感到十分失落,甚至连身体也不适应,动不动就会感冒,而新一代,却已经完全适应,他们受过教育,有正式的工作,渴望稳定的生活。

在夏末,孟金福夫妇和定居地出生并长大的郭宝林一家一起回到了山林,而山林对他们的意义却是完全不同的。正如解说词中所言,“在老一辈眼里,山林是有灵魂的;而在年轻人的眼里,山林不过是山林。”拍摄者在这里没有过多的评价,却让我们感到了一种复杂的情感:新一代摆脱了神灵的束缚,他们走向了更为文明的生活,这是好事。但是,作为以山林为家的一个民族,他们的灵魂又何所依托呢?而文明带来的改变又必然使人类与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民族问题了,而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最后,在又一个冬季,孤独的老萨满骑着他的马孤独地走向山林深处。

从叙事手法上看,《最后的山神》强调细节,使作品具有较强的故事性。片子由一个个小故事推进,有转折、有完整的高潮和结局,一步步地展示出主人公的命运。片子开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个生活在山林间的、保留着古老习惯的老猎人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一个民族即将消失的生活状态,但创作者并没有仅停留于此,我们在这位老人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在故事推进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他打猎的失败,这暗示出这种生活方式已经无法维系一个民族的生存,尤其是在刻有山神的树被砍伐后,我们更为清楚地知道即将消失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将是伴随着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精神世界——山神的世界。在片子的后半部分,孟金福表演萨满跳神把这种悲凉的情绪推向了高潮,就像解说词中所言:“在过去千百年的岁月里,萨满鼓声曾不时地回荡在兴安岭的山谷中,今天,恐怕是最后一次响起了……”这句解说,在每个人的心中都唤起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情感。最后,随着老母亲一句叹息:“神走了,请不回来了……”片子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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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学认为,叙事含有对事件序列进行记叙之意。在这种记叙中,叙事和表现叙事是叙事结构的两个层面。所谓叙事,就是讲述的故事(被称为“想象世界”),这是作品的内容层面;所谓表现叙事,就是画面系列的物质属性表达(被称为叙事文本),这是作品的表达层面。内容面的故事是通过表达面的形式技巧来“叙述”的,这样就必须要有个叙述者。叙述者可以是拍摄对象,可以是摄影机镜头,也可以是另外的第三者。以被拍摄对象为叙述者一般会被认为更有真实性。但是,有很多镜头是在当事者视线之外的,而且当时可能不自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反而使叙述陷入断裂或者不真实的境地;而摄影机作为叙事者,一定有个背后的眼睛,同时,还有很多只靠镜头所不能说清的东西。因此,另外设置一个叙述者也成为一种表达方式。《最后的山神》就采取了这种方法。这样,很多无法通过镜头语言表现的东西就清楚了,比如,孟金福为什么要在马尾巴上系红带子,他为什么猎杀动物要用老式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四、用光特色

前苏联的李奥·穆尔认为:“电影据以制造其造型材料的现实,在拍摄前我们亲眼所见的与拍摄后它们在银幕上的‘等价物’——这绝不是其间可以画等号的数值……电影摄影的感光同我们人眼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众所周知,只有光化光,才能使电影胶片上的乳胶起化学作用。乳胶对人眼所看不见的光射线(紫外线)感觉性能很好,而对某些能对我们的视觉器官产生强烈影响的射线感觉性能却很差。由于这种‘光化作用’,被记录在胶片的乳胶上的对象的影像,绝不可能同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对象的影像完全一样……某些对象由于其自身的外形和由于其所固有的反射性外表的特性的光影分布,在拍摄到胶片上以后,能产生特别富有效果的阴影、半阴影和光斑的组合……它们能‘自动变形’。他们在银幕上比我们在现实里所看见的显得更‘富于效果’和更美丽。”[5]由此足见光的运用对一部作品的重要性。《最后的山神》在用光上是非常富有特色的。

纵观全片,用光上最大的特色在于大量逆光的使用,不少镜头还把太阳包含在画面中形成眩光的效果。比如在孟金福拜山神时,用逆光制造出一种瑰丽神秘的色彩,来体现山神在孟金福心中权威神圣的地位。还有拜月神的一个场面:微弱的月光洒在孟金福的胳膊上形成隐约的轮廓,这种低调的逆光运用,通过黑暗中微光的点缀,使画面弥漫着一种原始却神秘的宗教色彩。在一棵刻有山神的大树被砍伐以后,摄影师把孟金福“有一种自己被砍伐了的感觉”处理成孟金福夫妇坐在山坡上,沉重低暗的天空上映出两个人的剪影,从天空透出的一丝光线便是逆光的光源,似乎山神的光已经不能普照在他们的身上,主人公的失落感尽在不言中。最后,在落日时分的跳神场景中,创作者用了金黄的色调,画面突出了一个巨大的将落的太阳和逆光中一个舞动的剪影。摄影师利用夕阳特有的方向和色温,借着最后一次萨满跳神暗示神灵的远去,渗透着对即将逝去的鄂伦春生活方式的无奈与悲凉。

逆光可以说是全片用光的骨架,不仅突出了被摄主体,还支撑着全片的光影基调,把各种“无形”的神通过逆光加以表现。而对于日常生活其他细节的刻画,光的运用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一种用光技巧就借用了自然的“道具”——雾和烟,因为烟和雾都对光线具散射和衍射作用,特别能创造空间的深度感,利于营造特殊的气氛环境。如孟金福妻子在住处煮饭所产生的烟,一方面刻画了他们的日常煮食这个细节,另一方面利用烟的大气透视效果,把从顶上照进来的太阳光显现出来,从而体现孟金福夫妇执著的信仰,又似乎是在暗示神明就在他们的头顶守护。无论摄影师的意图是什么,没有烟这一“道具”的话,整个场景就会变得索然无味。

在夏季打猎的场景中,我们无法忘记这样的镜头:早晨的烟雾中,守候了一夜一无所获的孟金福满脸茫然地划船行驶在寂静的河面上。动物越来越少了,狩猎技术高超的孟金福如今难为无米之炊,只能无奈地在浓雾之中听着动物的声响远去。孟金福迷茫的表情在浓雾中显得更有深意。

另外,有意识的色温控制也体现了摄影师的良苦用心。比如在叙说孟金福眼看着树林越来越稀,动物越来越少,常常感到山神离他远去这一状况的一组镜头中,摄影师故意不准确还原被摄物体的颜色,而利用暗黄的画面来表达孟金福心里无可依托的孤独[6]

【注释】

[1]张江华等:《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陈刚:《什么是人类学纪录片》,《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

[3]孙曾田:《心灵的真实纪录——〈最后的山神〉创作谈》,《现代传播》,1994年第1期。

[4]孙曾田:《回顾创作〈最后的山神〉》,《中国电视》,1994年第1期。

[5]《电影艺术译丛》,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8页。

[6]《无处不在的神——分析〈最后的山神〉中光的运用》,http://askhacker.spaces.live.com/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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