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生活的真实写照_纪录片《老头》解析

第16章　老年生活的真实写照——《老头》解析

《老头》的创作说起来有些传奇色彩，编导杨天乙在此之前与影视毫无干系，从未拿过摄像机，从未拍过纪录片。她之所以拍《老头》，纯属偶然，全凭兴趣。1996年春天，杨天乙在北京清塔小区租了房子，当时她是总政话剧团的演员，去那住主要是因为那里地方较偏，房租便宜。在上下班的路上，杨天乙不经意间发现小区路旁的大墙底下每天都聚集着不少老头，排成排，像被串起来似的，觉得有点意思。后来，她又多次看到这个场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开始接近他们，试探着走进他们的领地，逐渐了解到他们是这个小区里最早的居民，退休之后，只要天气好，每天都定时到这儿扎堆聊天。于是，杨天乙萌发了把他们拍下来的念头，没想到这一拍就持续了两年半，这期间有的老头已经去世，健在的老头也在日复一日地衰老……在这两年半时间，杨天乙纪录下来的素材累计有大约170个小时，接下来她又用了半年工夫，在自己家里的对编机上边学边做，差不多从每100分钟里挑出1分钟，最终完成了94分钟长的处女作《老头》。

一、将镜头对准退休之后的普通老头

《老头》的最大特点在于:将镜头对准那些退休之后的普通老头。说实话，拍老头的纪录片以前也有，甚至为数还不少，但它们所观照的都不是普通老头:要么是那些名声远播的开国元勋，要么是那些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总之，在以前的纪录片里，普通的退休老头是难以有机会出现在纪录片中的（即便有，也多半是作为背景而存在）。但问题是:不出现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在《老头》中，杨天乙将镜头对准那些退休之后的普通老头，让这些老头从背景走向前台，成为当仁不让的主人公，从而使观众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甚至于就在我们周边，还存在着一个素来为我们所忽略的庞大社会群体——退休了的普通老头。

正如片中所展现的那样，这群退休老头辛苦劳累了一辈子，在本该安享晚年的时候却通常寂寞无比，唯有靠“扎堆”聊天才能打发来日不多的时光。他们大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有的失去了老伴孑然一身，有的子女忙于工作而无暇照看他们，还有的即便跟儿女们住在一起也并不愉快。晒太阳、唠嗑、发发牢骚……这就是他们一天的生活内容。在他们的话语交谈中，既没有什么回忆和感伤，也没有什么憧憬与期许，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和冲淡。无怪乎很多观众看了《老头》之后，觉得最大的感受的就是:老年的可怕，死亡一步步临近的可怖。

其实，如果我们坚持把《老头》看完，就会发现:在这群看似“等死”的老头身上，还有着乐天知命的另一面。虽然他们剩下的日子以“天”来论，但老头们既没有惧怕这一天的随时降临，也不去盼望这一天的提前到来。在该走的时候走，在活着的时候好好活，这就是他们普遍的人生态度。当谈到某个熟悉的同伴离世时，他们还有一套自己的圈内语，那就是某某“走了”、“回去了”、“回老家去了”……略带感伤的言语背后流露的是直面死亡的坦然，正如老吴针对妻子抱怨“冬天不好过，剩俩老夜叉”时说过的话:“这是规律”，“必然”，没有人能够抗拒。

正是在日复一日的“扎堆”聊天中，老头们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快乐时光，找到了自己的感情归宿。于是，在片中当我们看到刮风下雨也难以阻挡老头们迈出家门的步伐时，当我们看到老伙计重逢、老头们个个欢喜得像过新年的小孩子时，也就不难理解老头们在晚年对情感交流的那份渴求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老头们相互之间的那种理解、那种认同、那种牵挂、那种默契，在某些方面甚至远远超过了他们与家人儿女之间的情感联系。

如果我们将《老头》置于当前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观照，《老头》的社会意义、现实精神还可得到进一步的彰显。据新华社2006年2月24日报道:截至200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按照国际通行的“60岁以上为老年人，占人口比例达到10%以上即开始进入老龄时代”的标准，我国已正式进入老龄社会。而据说此后我国老龄人口的数目还会进一步扩大，2037年预计将超过4亿。在老龄社会悄然而至的今天，我们做好了准备没有？是否想好了应对之策？这无疑是《老头》留给我们的思索。

二、以平等的视角真诚关注当下

如果说选择拍退休之后的老头，解决了纪录片“拍什么”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杨天乙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拍”。这对于初涉纪录片创作的杨天乙可以说是一个严峻考验。但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方面，《老头》也同样做得不错，在叙事上它巧妙地采取了两大叙事策略:其一，在视角选择上采用平视；其二，在内容选择上侧重当下。

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采用平等的视角。

大家都熟悉苏轼的这句诗“横看成岭侧成峰”，它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视角影响内容，视角不同所看到的内容就会各异。就拿《老头》中所观照的对象——那群退休老头来说，如果我们采用仰视的角度，那观众所看到的人物形象就可能是一个个“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如果我们采用的是俯视的角度，那观众所看到的人物形象就是一群孤老病残、亟待社会救助的弱势群体；如果我们采用的是平视的角度，那观众所看到的就是一群每天都出现在我们身边司空见惯的普通老头。前两种视角在以往的纪录片中可谓屡见不鲜，见怪不怪。值得肯定的是，杨天乙采用的是最后一种——平视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一群跟以前的老头不一样的老头。

作为一位年轻的女孩子，能够“泡”在一群老人中间，已属不易；而能够耐心地听他们倾诉，用镜头关注他们的一言一行，就更是难得；而这种关注能够执著地持续两年半的时光，那就不是平常人所能做到的了。但杨天乙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刚拍摄时，老头们本能地很紧张，有些手足无措，不知在镜头前做什么、说什么。杨天乙为了消除老头们的紧张和顾忌，每天都耗费大量的时间跟他们“泡”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天乙终于凭着一颗真心彻底融入了老头们的群体，他们亲切地叫她“杨子”“杨姑娘”。老头们逐渐习惯了杨天乙和摄像机的存在，甚至将之视为自己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哪一天杨天乙没拿摄像机下楼，他们还会提醒她:今天怎么没拿机器？

正是采用了这种平等的视角，杨天乙在拍摄过程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替老头们的处境奔走疾呼的代言人，她把自己的位置看得很清楚:只是一位普通的纪录者，只是一位对退休老头日常生活的关注者。与那些每天在老头身边匆匆而过的行人一样，杨天乙也在把老头视作我们生活世界中的一道风景，视作我们周围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至于片中为大家所推崇的人文关怀，杨天乙坦言:当初并没有想那么多。这句大实话其实向我们传达了这么一个朴素的道理:在纪录片创作中，真正的人文关怀往往并非强行附加上去的，而是自然显现出来的。比如杨天乙拍《老头》，在平等的视角观照下，自然而然就会融入自己的人文关怀。相形之下，这种自然显现的人文关怀往往比那种强行附加的人文关怀更能激发观众的共鸣。

再看第二个方面:关注当下。

曾经有段时间，我国纪录片特别青睐“三老”:老人、老房子、老照片。创作者们一窝蜂地都忙着去挖掘老人、老房子、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于是讲述老人坎坷的往事、老房子非同寻常的际遇、老照片折射的悲欢离合，一度成了我国纪录片创作的“主旋律”。在这些纪录片里，当下往往只是引发缅怀的一个由头。当下通常作为纪录片叙事的切入口，在进入到陈年往事的叙述之后便被弃置一旁，以至于在当下的纪录片中居然难以找寻真正的“当下”（即便有一些展现，也多半是当下的边缘人、边缘事）。这样一来，在以纪实见长的纪录片里，我们居然难以看到当前社会每天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去否定这些以“三老”为题材的纪录片，它们自然也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如果我们所有的纪录片都朝着这一个方向发展，那问题恐怕就来了:对当下的疏离势必会造成纪录片现实精神的缺失。因此，我们的纪录片创作在守望过去的同时，更应该观照当下，这其实也是时代赋予纪录片创作者的历史重担。

《老头》在这方面处理得很好，它虽然是一部观照“三老”的作品，但它却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了当下。尽管这些七老八十的老头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过去，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深藏着自己的人生故事，但杨天乙不为所动，执拗地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当下。在片中，老头们每天的行动轨迹被鲜活地纪录下来，衣食住行、吃喝拉撒、言谈举止一一进入杨天乙的镜头，构成一幅幅老头们晚年生活的现实图景。因而在观看《老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真切地感受到片中那种不时散发出的直面现实的人文关怀。

三、细节的力量

尽管故事化是当前纪录片创作的一大趋势，但并不是所有的纪录片都适用故事化的叙事策略，而优秀的纪录片也并非一定要以故事化取胜。《老头》就是这样，在《老头》里我们虽然找不到一个饶有趣味的有头有尾的故事，却并不感觉到枯燥乏味，其中原因就在于《老头》包含了大量鲜活生动的细节。

下面我们以片中观照较多的老吴、老宋、老曹为例，品味一下纪录片中细节的力量。

老吴与妻子住在一起，两人都是倔脾气，抬杠拌嘴是常有的事。老吴妻子瘫痪在床，老吴为了耳根清净也就乐得整天在外面跟其他老头扎堆“厮混”。杨天乙来到他们家拍摄，老吴妻子好不容易逮着个说话的人，于是忍不住告老吴的“状”:整天在外边瞎混，不关心她，也不搭理她……说着说着还“上纲上线”:你们老吴家里面就没有一个好人，除了死去的老太太之外。老吴自然不会示弱:我要是不关心你，早就把你掐死了！片言只语就道尽了世人常说的夫妻之间“不是冤家不碰头”。

当然，说归说，做归做，气话归气话。当老吴妻子突发疾病时，老吴还是急得赶紧联系医院，逐一给儿女们打电话，强令他们无论多忙都必须赶回来，夫妻真情在患难中展现无遗。接下来我们还看到:在吵吵闹闹中，又是一年夏天到来，老吴和妻子也更为苍老，老吴妻子依旧瘫在床上，老吴步子虽然也不利索，但起床之后却依然尽职尽责地来回拿着湿毛巾给老伴擦着脸，而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已经给老伴添置了一辆轮椅，以便让她也能外出透透气。老吴妻子坐在轮椅上，兴奋得像个小孩，但嘴里说的却是:头一回在我身上花钱。

与老吴相比，老宋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不仅老伴早已先他而去，而且还落下一身的病。所以老宋每次出门都必须有一个行头——破竹车，破竹车其实就是他的手杖，只有借助它的帮助老宋才能来到室外与老头们扎堆。颤颤悠悠的破竹车，与颤颤巍巍的老宋，共同诠释着风烛残年的内涵。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雨中颤颤悠悠的破竹车倒了，颤颤巍巍的老宋也被摔了。老宋住了几天医院，出院之后当他重新回归老头们的队伍时，对医院大加挞伐当然就成了他不厌其烦的头等大事:住院五六天，花了一万二，而且连个大夫都没见着，看病的都是一些棒槌，整个就是一坑人的医院、绑票的医院……自然，等到他张口再次对医院发泄不满时，住院的花费也就从一万二翻成了两万四……

因为没人陪伴，老宋养了一只蝈蝈，当晚秋来临，他喃喃自语:“我每天都要给它掐蝈蝈花，可惜活不了多久了，顶多二十天，这就算长了。”不曾想，这句话随后竟然成了老宋的自身写照。临终前的老宋，打着点滴，意识到自己即将离世，于是和盘托出了自己的遗愿:想上西郊公园，看猴，看大象……但又担心门票太贵，没100块进不了，瞅什么都要钱。老宋最终也没有实现自己的遗愿，没能迈过90岁的门槛。在走之前，他虽然更换了一辆新竹车，但他已经没有机会将它用旧了。

片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就是喜怒容易形于色的老曹。他因为附近的一位理发师搬走了老头们的椅子，而对理发师大骂出口，骂了一遍又一遍；他因为孙子夭折而落寞地坐在冬日的墙角无声地哭泣；而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片子最后，当老曹重新在室外露面时，却已无力走回那个属于老头们的阵地，一个眼尖的老头瞅见他之后一声欢呼，大家像小孩子一般，欢欣雀跃地向老曹涌来，将他团团围住……此情此景，老曹却无语凝噎，相信易动情感的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也会随着无语凝噎。

这些生动的细节描写，在《老头》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透过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了老头们长满皱纹的面孔下生动的表情、率真的性格、处世的态度，在一个个的细节中我们感觉到了老头们的心跳、呼吸，还有思绪。

四、没有技巧就是最好的技巧

《老头》的场景非常简单，人物非常单调，按照纪录片一般的拍摄，要想让片子出彩恐怕就得在技巧上多下工夫了。但杨天乙并没有这样做，无论是前期拍摄，还是后期剪辑，几乎都看不到技巧的痕迹。

在拍摄过程，杨天乙基本上是固定机位对着老头们“照”（老头们把拍摄叫“照”，杨天乙很喜欢这个叫法，受此启发她认为:“照”有客观性，“拍”有主观性，后来便一直这样“照”下去）。杨天乙在《老头》中的“照”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镜头的运动特别少，除了极少数的摇镜头和跟镜头之外，几乎没有推镜头、拉镜头、移镜头；二是景别的变化特别少，基本上是同一机位同一景别一拍到底，比如拍老头们坐着几乎都是中近景，拍老头们站着几乎都是全景；三是几乎完全排除了主观镜头，杨天乙在纪录老头们的日常生活时，完全将自己隐藏在摄像机背后，采取的都是全知全能的客观视角，即便拍老头们对话聊天、老吴夫妻俩拌嘴，也没有采用理所当然的主观视角。这样的镜头语言给人的第一感受就是极其冷静、内敛，编导将自己的主观色彩限制到极低的程度，她没有引导我们该如何去读解，如何去思考。在拍摄现场，杨天乙虽然在场，但显然她想做的只是替我们去“看”，而不是替我们去“思索”。

在剪辑阶段，杨天乙更是摈弃了一般纪录片所惯用的手法。《老头》中没有解说词，完全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也没有出现字幕、题记、结语，时间的推移、地点的变更都依靠画面和人物的对白逐步明晰；至于音乐、主题歌之类的元素，《老头》中更是彻底摈弃。在具体的剪辑中，杨天乙也没有刻意运用那些复杂的蒙太奇技巧，蒙太奇在《老头》中简约到了极点（甚至可以说是“零度剪辑”），蒙太奇对时空的创造性处理被限制到了极点，蒙太奇在《老头》中只是静静的从容不迫的叙事，而不进行强烈的无所不能的表情达意。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杨天乙这种摈弃技巧的做法，其实也是一种技巧。因为技巧不仅可以做加法，而且也可以做减法。以前我们都习惯于做加法，在纪录片的编导过程中冒出许许多多的想法，然后便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们落实到作品中去。在《老头》中我们看到的显然是另一种情况，以前在纪录片中频繁出现的技巧被一一“减”去，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都以原生态的方式，直接与观众见面。

当然做加法还是做减法，全要根据纪录片创作的实际需要而定。加法与减法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在具体运用时，用得恰当都能为纪录片增色，不恰当就会给纪录片减色。在《老头》创作过程中，杨天乙选择了做减法，尽可能地摈弃技巧，应当说是一种明智之举。杨天乙在创作过程中的不加雕饰，与老头们日常生活中的恬然淡定，恰好相得益彰。可以说，在《老头》中，没有技巧就是最好的技巧。

五、DV时代给纪录片带来了哪些可能？

随着DV的普及，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称作DV时代。在DV时代，纪录片创作将会出现哪些变化，或者说DV时代将会给纪录片带来哪些可能，最后我们结合《老头》谈一谈这个问题。

开头我们曾经谈到《老头》创作过程的传奇性:一个从未拍过纪录片，而且与影视毫无干系的人，居然能圆满地完成自己的纪录片创作。这样的传奇故事只能发生在DV时代，而且可以预见:在DV时代，这样的传奇故事还将日渐增多，并将成为DV时代纪录片创作的一种常态，逐渐褪去传奇色彩。

DV时代给纪录片创作带来的变化首先就是:纪录片的创作将变得更为多源和多元。

先说多源。DV的最大优势是以一种相对低廉的价格也能获取高质的影像效果，这就意味着普通人只要想拍纪录片，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将自己的想法很好地付诸实践，而无需像以前那样在价格高昂的专业设备面前望而却步。随着DV逐渐步入寻常百姓家，纪录片的创作队伍将日趋庞大。在这支队伍中，我们将越来越难以辨别谁是专业的纪录片创作者，谁是业余的纪录片创作者，专业与业余的界限将日渐模糊。就拿《老头》的编导杨天乙来说，目前就已由业余的纪录片创作者变成了专业的影视创作者。

再说多元。在理论上，纪录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是完全相等的。随着纪录片创作者的多源化，纪录片的题材和范围势必将会更为深广，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更多内容将被纳入纪录片的视野。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以往那些属于个人性的、私密性的内容，在DV时代将会更多地呈现在大众眼前，比如杨天乙在拍完《老头》之后，接下来就完成了一部纪录自己家庭生活的《家庭录像带》。

其次，DV时代还给纪录片的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DV时代给纪录片传播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传者的多源和传播内容的多元势必带动传播渠道的拓展和受众的扩大。在DV时代，纪录片创作将建立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这使得纪录片数字化生存空间将更为广阔，纪录片的传播渠道将大大拓展，除了电影、电视这些传统的渠道之外，网络、手机、电脑、IPTV这些新媒体都将成为纪录片传播的有效载体。与此同时，伴随渠道的拓展，纪录片的受众也会更为庞大，人们与纪录片亲密接触的机会也将大增，这无疑将培育出更多的纪录片受众与纪录片创作者。

最后，DV时代还将开创纪录片的新功能。当前我们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视觉文化的转向，读图时代已经悄然降临。人们的交流与表达将越来越依赖影像的帮助。比如，以前写信，用文字表达就可以了；现在写信，光用文字恐怕就不行了，还得借助于图片；将来写信，可能用图片也不够了，届时人们将越来越多地使用视频流（3G手机的发展也顺应这一趋势）。纪录片在这股潮流中将大有可为，它不仅起着公共交流的作用，而且还将担负起私人交流的职能。今后，一个人自降生之后，就可能一直被影像所纪录，成长的烦恼喜悦、情感的酸甜苦辣、生活的点滴感触、人生的重大转折，都将可能被影像纪录下来，成为一部用影像书写的日记，成为一部个人成长的纪录片。总之，在DV时代，纪录片将会与时俱进，发挥更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