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好莱坞的中国人[1]
很多影人都有一个好莱坞梦,华人也不例外。不客气地说,华人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惊天动地的成绩,正因如此,每当有华人在好莱坞影片里得到一个亮相机会,海内外的华文媒体便会不由自主地炒作一番,连只有1/4华人血统的基努·里维斯也经常被算在里面。我们太希望被好莱坞接受了。如果华裔影人真的如同黑人在美国体育界那样“太空任翱翔”,恐怕我们会反过来尽量低调处理了。
奇怪的是,很多影迷对于最早打入好莱坞的华人明星以及在好莱坞成就最高的华裔影人所知不多。我们先从这两位谈起。在陈冲、周润发闯荡好莱坞之前约70年,一位名叫Anna May Wong的华裔女星已经崛起。她的中文名叫做黄柳霜(1905—1961),最早于1919年参演《红灯笼》,之后出演了60多部影片,其中只有极少数成为经典,比如玛琳·黛德丽的《上海快车》。黄柳霜演的都是配角,甚至是一晃而过的龙套角色,但她称得上是明星,因为她以独特的东方形象引起广泛注目。白灵现在走的异国神秘性感路线,跟黄柳霜一脉相承,甚至有些造型都在模仿。这些形象也许不是我们想宣传的中国人形象,但在那个年代,华人能引起西方主流社会关注,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了。
在好莱坞取得最高成就的华裔影人,应属黄宗霑(James Wong Howe,1899—1976)。他是好莱坞黄金时代最出色的摄影师之一,共为125部影片掌镜,其中包括一大批经典片,曾10次荣获奥斯卡最佳摄影的提名,其中2次获奖,分别是1955年的《玫瑰文身》和1963年的《原野铁汉》。他以善于布置光影著称,运镜流畅,但敢于创新。在《灵与肉》(1947)中,他穿着溜冰鞋,手扛摄影机拍摄拳击赛,以制造身临其境的感觉。他是最早采用“深聚焦”的摄影师之一,这种前景后景均很清楚的风格在托兰德掌镜的《公民凯恩》中发挥到了极致。从艺术成就的角度看,不管是李安还是吴宇森,至少到目前为止的成就离黄宗霑仍有相当的距离。
黄柳霜之后,能称得上明星的好莱坞华人是关南施(Nancy Kwan)。她于1939年出生在香港,母亲是英国人。一个偶然的机遇把主修芭蕾的她推上影坛,成为《苏丝黄的世界》(1960)的女主角,次年又在好莱坞主演了《花鼓舞》。这是两部曝光率颇高的影片,前者讲一个画家和善良妓女的浪漫故事,后者是一部关于第二代华人如何处理文化冲突的歌舞片,可惜之后的作品影响甚微。虽然关南施经常演女一号,但在造型方面,她往往停留在奥黛丽·赫本和碧姬·芭铎的阴影里,反而没有黄柳霜那种扑面而来的异国情调。
黄柳霜是好莱坞的第一颗华裔之星。
关南施星运亨通,但后劲不足。
有过好莱坞经历的华裔影人最强烈的感受是没戏可演。在黄柳霜那个年代,华人角色都是由西人扮演的,比如格里菲斯的《娇花溅血》(1919)的男主角是一个到英国谋生的中国人,好心救助一个受父亲虐待的英国少女,结果惨遭杀害。扮演这个浪漫英雄程欢的演员是理查·巴塞迈斯,出生于纽约的梨园世家。卡普拉的《袁将军的苦茶》(1933)中,军阀袁将军由瑞典演员尼尔斯·艾斯特扮演。改编自赛珍珠原作的《大地》(1937),男女主角都是普通的中国农民,但王龙和欧兰扮演者的祖籍却是奥地利和德国。连拍46部的《探长陈查理》也是洋扮中装,其中主要扮演者是瑞典演员,《傅满洲》系列片也是老外主演的。
《大地》虽然是洋人演华人,但制作非常认真,表演也很精湛,观众很快能进入剧情。
这种靠贴透明胶把双眼皮粘成单眼皮的做法,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行不通了,在1956年的《国王与我》中,个别亚裔角色由西班牙裔演员担任。更开明的社会氛围要求东方人演东方人(未必是华人演华人)。但是,可供华人一展演技的机会却少之又少,只有像1961年的《花鼓舞》、1987年的《末代皇帝》、1993年的《喜福会》等极少数作品能为华裔演员提供较多的职业机会。
好莱坞的华裔影人大致可以分两类:第一类是本土的,在美国长大,未必是美国出生的(如黄柳霜和黄宗霑均是孩提时代随父母从广东移民过去的),但他们在美国成名立业;第二类是在中国成名后再转移阵地,如陈冲、李连杰、成龙等。第一批影人毫无语言障碍,但普遍起点较低,像江占士(James Hong)、郭邓如鸯(Beulah Quo)、陆锡麒(Keye Luke)、邝炳雄(Benson Fong)、陈婷(Tina Chen)、黄自强(Victor Wong)、黄亮荣(BD Wong)等均是优秀的character actors,经常出现在主流影视剧中,但通常是小配角。谭恩美编剧、王颖执导的《喜福会》中出现大批亚裔演员,包括华人温明娜(Ming-Na Wen)、卢燕(Lisa Lu)、周采芹(Tsai Chin)、赵家玲(Rosalind Chao)、邬君梅(Vivian Wu)等。她们无懈可击的演技让某位好莱坞主管赞叹不已:“没想到我们这儿有这么多如此优秀的亚裔女演员!”但赞叹归赞叹,除了温明娜,其他人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发热发光机会。
华裔之外的其他亚裔演员,如富田谭玲(Tamlyn Tomita)、阮兰丝(France Nuyen)等也处于类似境地。如果甘当绿叶,在好莱坞混口饭吃也许没问题,若想当红花就难了。一位亚裔女演员看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巩俐角色时,艳羡不已:“我哪辈子才能得到这样好的角色啊?”
移民影人的起步较高,每人都可以拿出一批过硬的作品。像周润发,就是以明星的姿态进去的。成龙两度闯好莱坞的经历颇具代表性,第一次他以三流明星的身份,却出师不利,第二次改为一流明星,反而旗开得胜,这至少说明了好莱坞对于黄皮肤黑头发的接受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周润发、李连杰、成龙基本上保留了男一号的地位,但各人的情况略有不同:周的4部主流片(《血仍未冷》、《再战边缘》、《安娜与国王》、《防弹武僧》)均为失败之作,如果不是李连杰放弃《卧虎藏龙》,他除了片酬几乎颗粒未收,而且《卧》不能算是好莱坞作品。李连杰可以说达到了类似尚格云顿、史蒂芬·席格的地位,但从未接近过阿诺、史泰龙在动作片领域的高度。成龙以《尖峰时刻》取得了好莱坞一线明星的成就,但难以持续;可贵的是,他能屈能伸,能进能退,依然积极参与本国的影业。相比之下,周和李面对从好莱坞男主角龙椅上往下撤的前景,显得患得患失,瞻前顾后。他们三位成就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没有真正过语言关,尤其是跟打进好莱坞的欧洲明星相比。三人当中,只有成龙用喜剧巧妙地绕过了这个难关。但跟美国本土的华裔演员相比,他们已经很幸运了。像主演《李小龙传》的李截(Jason Scott Lee)、曾有偶像风范的王慎德(Russell Wong,又写成王盛德,系王敏德的哥哥),英语对他们来说均为“母语”,还有在《真实的谎言》中大放异彩的蒂娅·卡雷瑞(Tia Carrere,有1/4华人血统),如果美国是东方人市场,他们的前程可能会宽广得多。(当然,李截和王慎德并未显现过硬的演技,但起码应该有马克·沃尔伯格的星运。相同性质的还有越南裔的达斯廷·阮。)女星方面,胡凯莉(Kelly Hu)的魅力也同样处于以貌取胜阶段,但刘玉玲(Lucy Liu)则已展现出更多面的光彩。
王慎德的电影处女作是为梅艳芳的《歌舞升平》担任男一号,可惜俊美有余,内力不足;不过他在好莱坞的发挥空间还是要比费翔在百老汇大多了。
温明娜和刘玉玲是近年在好莱坞曝光率颇高的华裔明星,虽然都算不上一线明星,但已远离了失业的困境。她们俩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定型:温比较温婉贤淑,属于“好女孩”型,跟华裔作为“模范少数民族”的形象很吻合;刘则如同是东方美女蛇,咄咄逼人,象征着东方女性的干练及高手段。这两种貌似南辕北辙的个性特征在《大地》、《天与地》等片的女主角身上都神奇地融合在一起,只可惜那些有层次的角色不是每年都有。
至于男星,在《卧虎藏龙》将功夫片推向主流之前,回旋余地更窄。传统上,亚裔男子被刻画成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书呆子,但华人社区为了摆脱“模范少数民族”的“枷锁”,不时发出抗议,所以现在连这类角色也不多见了(黄亮荣在《侏罗纪公园》里演了一个)。《喜福会》中有好几个亚裔男子,但除了王慎德扮演的反角,其他几乎连配角都不如。华人自己编导的作品尚且如此,要在非华裔题材中出演无须大展拳脚的角色,那更是难上加难。像《格斗之王》的仇云波(Robin Shou)、《妖魔大闹唐人街》的Dennis Dun(中文名未知,也许姓邓),除非像甄子丹那样脚踏中美两条船,否则经常处于“十年磨一剑”的窘境。华裔男星如果不走武打之路,想要像温明娜那样参演主流电视剧会很难。美国主流社会对于华裔男性和女性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们很多人觉得中国女性聪明、美丽、能干,而且有异国风情,但觉得中国男子缺乏特点。岁数大一点的男星还可以扮演长老智者,说一些“孔子曰”之类的伪“至理名言”(周润发的武僧角色差不多已进入这个境界),但中青年似乎只有工程师可演。新一代华裔影人试图打破这种局面,如台湾出生、洛杉矶长大的林诣彬(Justin Lin)拍摄的《火爆麻吉》、《明天运更好》等片开始将矛头对准华人社会中的边缘群体,给低调的华裔男子形象注入一点色彩(尽管是负面的)。最新消息是,林即将为好莱坞重拍韩片《老男孩》。
林诣彬和他的《明天运更好》试图打破华人的“乖乖仔”形象。
深层外因
华裔影人(尤其是演员)在好莱坞的历程颇为艰难,一般探究社会原因者,均喜欢用“种族歧视”来解释。这个解释不能说是错的,但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全给简化了。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既有不合理的一面,也有顺理成章的一面。
从心理层面看,一般人看电影都容易认同跟自己相同或相似种族的形象,比如在香港片中,偶尔出现的白人也都是配角,没有一个非华裔演员取得张曼玉或梁朝伟那样的成绩。澳大利亚摄影师杜可风(Christopher Doyle)是罕见的取得了骄人成绩的“老外”,不过,谈到民族形象的心理层面,台前和幕后是有区别的。根据2002年美国的人口调查数字,华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0.95%(270万,包括40万混血),如果算上全部亚裔,也只有4.4%(1 250万人)。应该说,这个比例超过了目前好莱坞影片中亚裔形象的出现频率。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有“民族大熔炉”之称,华人在某些领域具有很强的人气,在旧金山和洛杉矶地区的某些小城,华人甚至成了多数民族。但在广袤的中南部,黄种人依然显得稀罕,因此电影业不可能忽视这一点而采取完全“色盲”的演员搭配。黑人和拉丁裔在美国的人口比例中也只有13%(3 600万人)和13.3%(3 740万人),加之他们比其他民族更喜欢看电影,在电影观众中的比例超过30%,因此他们在银幕上抛头露面的机会要多得多。
第二个原因要怪我们自己不争气。在全球电影市场中,美国占了一半以上,2004年的票房总额是95.4亿美元,观众总数达15.4亿人次,而中国(不包括港台)是15亿元人民币,观众人次为2亿(注意:以上数字表示中国的平均票价为7.5元),而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换言之,以1美元等于8.25元人民币的兑换率计算,我们的人均电影消费能力只有美国的1/228.13。(即便用接近PPP价格均衡的一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相当于一块钱人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这个数字依然达到1/28左右)。具体计算如下——
中国人均电影消费:
15亿元÷13亿人口=1.15元人民币
美国人均电影消费:
95.4亿美元÷3亿人口×8.25兑换率=262.35元人民币
262.35元÷1.15元=228.13倍
如果哪天我们达到美国的人均水平,即年度票房总额达3 410.55亿元人民币,那么,就不再是华人挤破脑袋往好莱坞钻,而是尼可·基德曼、奥兰多·布鲁姆千方百计来华拍片了。那时,金鸡奖而不是奥斯卡就会是全世界最受瞩目的电影奖项(如果能公平、公正、公开的话)。
第三个原因是更深层的。为什么好莱坞影片在东方国家能取得主流的地位,而东方电影在西方却做不到?换个问法,为什么东方人看银幕上的西方人觉得很自然,而西方人却只能把东方人主演的电影当作特例?说穿了,那是因为在整个世界的范围,白人文化是主流,其他都围绕着它转。比如,东方人喜欢看东方人主演的影片,也能接受白人主演的影片,但对黑人影片就顿感隔膜;反过来,黑人习惯于黑人和白人的影片,但全盘亚裔阵容的文艺片他们肯定吃不消。于是,白人文化成了“最低公分母”,一个谁都能消化和接受的共同基础。这是一种悲哀,但也是现实。
2004年,《纽约时报》曾刊登对张曼玉的长篇专访,标题是:“她为什么没有走红好莱坞?”该文作者认为,张曼玉具有明星的气质和长相,以及高超无比的演技,而且毫无语言困难,但好莱坞熟视无睹。我们也有很多人做如此疑问,但这是理性思维使然,好莱坞及任何地方的电影产业均包含大量非理性的决策因素。瑞典女星嘉宝红透好莱坞后,有人曾从瑞典“引进”各方面都更胜嘉宝一筹的女星,但就是红不起来。欧洲明星尚且如此,亚裔明星要在别人地盘上得到认可,谈何容易?除非大中华市场成为全球电影市场的龙头,除非全球化及人口大迁徙使得全世界都像加州某些城镇那样彻底变成熔炉……
李小龙:一个出生在奥克兰的香港人,一个把中国功夫传遍天下的中国人。
从这个角度,我完全赞同香港电影金像奖把“中国电影光辉之星”的桂冠(有点像“百年之星”)授予李小龙。在我看来,他同时也是打进好莱坞最成功的华裔明星。他在好莱坞的起跑点也许没有李连杰高,票房也许没有成龙高,但他是革命性的,他将中华文化的精髓展现给全世界,他的功夫片呈现了一种充满民族自信和正气的形象,同时在形式上极具穿透力,能作用于白人、黑人等各种民族和文化。他是民族的,但又能超越(从国籍上讲他是美国人),他作为符号,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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