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大导演梦碎好莱坞

9﹒外国大导演梦碎好莱坞

如果你问一个穷乡僻壤的少女：“你愿不愿意嫁到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你得到的反应多半是喜出望外。相较于财大气粗的好莱坞，世界上其他电影制作基地均可谓是“落后地区”，那里的影人若得到一封好莱坞的邀请信，多数人会难掩那份欣喜。吴宇森当时说：“我再也不拍香港片了！”

“大都市”有它的好处，如条件一流，薪水翻上几百倍，作品可以卖到全球各个角落；但“大都市”也有它的陷阱：投资越高，压力越大，一旦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你顿时会变成比华利山庄的“过街老鼠”。

吴宇森在好莱坞的大制作《风语者》掉入了美国战争片的窠臼，大概连一半成本都没收回，这让米高梅公司雪上加霜。

在一锤定音的美国市场，《风语者》的命运在首映后第三天已清晰可见。这部投资约1.2亿美元的大片，大概连一半的成本都未能收回，而这对于本来就是“好莱坞病夫”的米高梅公司，无疑是雪上加霜。按照不成文的“好莱坞法规”，一个主创者在一次成功后被“允许”三次失败，李安以此衡量自己《理智与情感》后的表现，毫不避讳《卧虎藏龙》是他那个循环期的最后一个机会。当然，该片的成功如同罗纳尔多在2002年世界杯上的表现，扫清了过往的阴霾。可是，李安的《冰风暴》虽然不卖座，但专业评论颇佳，而且由于制作成本低廉，不至于伤某家公司的元气。相比之下，让联艺公司倒闭的《天之门》导演迈克尔·齐米诺被一举扫地出门，让汤姆·汉克斯事业触礁的《虚荣的篝火》导演布莱恩·德帕玛隐居多年。

吴宇森在勇闯好莱坞的外国大导演中算是走运的，他只当了一回“小媳妇”，那就是1993年尚格云顿的《终极标靶》（Hard Target）。明星对他指手画脚，观众对他的风格疑惑不解，拍摄未能按时完成，环球公司对他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但到他的第三部好莱坞作品《变脸》，他已是公认的动作片大师，他的暴力美学成了竞相仿效的对象。

再回头看看别的国外导演。比利时的阿兰·伯林纳曾执导了《玫瑰人生》，他在拍摄好莱坞影片《心灵激情》时，主角黛米·摩尔拂袖而去。陈凯歌的《温柔地杀我》杀青后被电影公司冷藏，据说是“实在羞于拿出来见人”，从该片在日本市场的表现看，这种说法似乎不算夸张。

难道外国大导演一到好莱坞都突然变笨了吗？不信你看，墨西哥的阿尔方索·库阿龙和法国的让皮艾尔·儒内经历了好莱坞挫折后，回到本国，拍出了《衰仔失乐园》和《天使爱美丽》那样的佳作。

好莱坞的水土有问题

对于大多数“嫁”到好莱坞的外国导演，好莱坞这个“婆家”既很大度，又很小心眼。她看中你是因为你的独特之处，但她又指望你入乡随俗、按她的规矩来办事。问题是，好莱坞的规矩很可能跟你的独特之处水火不相容。

外国导演在好莱坞的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丧失控制权。在世界上多数地方，导演掌握着一部影片的艺术大权；在好莱坞，这项大权会落到2 000万片酬的明星手里。导过好莱坞大片的法国人让雅克·阿诺深有感慨：“我认识的很多导演朋友奋不顾身来好莱坞拍片，结果发现自己只是一个电影公司雇来为明星效劳的打工仔。”在香港，徐克可以几天几夜开机拍摄，甚至吊盐水也不停机；在美国，每项工作都有严格的工时和工种限制，你想把高效率的香港模式搬过去？不被摄制组全体成员告上法庭才怪呢。在香港，吴宇森可以让周润发跟狄龙拥抱、流眼泪；在好莱坞，尼古拉斯·凯奇说：“这太娘娘腔了，非被观众笑掉大牙不可。”于是，吴导需要连哄带骗让他多表露一点外刚内柔的本色。在香港，像吴宇森和徐克那样的大导演可以边拍边改剧本；在好莱坞，这样做非让制片公司破产不可。——吴宇森说：“我在拍摄前开了8个月的会议，真是浪费时间！”在欧洲，导演就是一“片”之王；在好莱坞，你讲完故事，必须根据试映观众的反应来修改，换言之，你即便是王，但顾客才是真正的上帝。

但若把每一桩外国导演的好莱坞婚姻之败都归咎于好莱坞，那也有失公平。很多导演为了争得一席立足之地，主动放弃自己擅长的风格，如法国的儒内答应拍《异形复活》，荷兰的保罗·维合文完全放弃个人化的影片，改拍好莱坞的暴力和色情题材。徐克为了进军好莱坞，居然答应一个由尚格云顿和丹尼斯·罗德曼主演的项目（圈内人说“不砸才怪”）。而吴宇森虽然早已功成名就，但他不时表现出一种迫切融入好莱坞主流的归依心理。连好莱坞的内行人士都承认，他的好莱坞作品不如《英雄本色》等港片挥洒自如，似乎念念不忘如何满足美国观众的口味，而《风语者》更是掉进了美国战争片的窠臼。

吴宇森在香港时期的经典作品《英雄本色》。相比之下，在好莱坞的吴宇森远没有从前那般挥洒自如。

诚然，外国导演在好莱坞也不乏成功的例子，从最早的斯登伯格、比利·怀德、弗瑞茨·郎，到后来的罗曼·波兰斯基、米洛什·福曼、沃尔夫刚·彼德森，但谁也不能否认，把本国的艺术奇葩移植到好莱坞的土壤，需要调适；但调适过多，又会失去自己的特点，沦为好莱坞大机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