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运动的叙事：体育电影的类别与功能
第一节 运动的影像：体育电影的类别
在中外电影史上，体育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题材，体育提供大银幕去探索和呈现体育世界中动作、戏剧与角色的机会，体育电影凭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经过不断发展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类型电影。在生活中，人们把体育分为游戏类和竞赛类两大形式。竞技体育比赛是一种竞技性和挑战性很强的运动，极具观赏性和参与性，在所有的艺术表现中，电影被认为是呈现“体育”最为逼真、华丽且丰富的媒体，电影可以利用“体育”生动的情节而形成一个实质的电影类型。虽然体育运动无处不在，人们也能比较容易地分辨出什么是体育电影，但是对于体育电影的定义却不太容易，学术界尚未对体育电影概念形成统一的定论。《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对“体育电影（体育片）”辞条的解释为：“以各类体育运动以及体育工作者的生活为题材的影片。体育片主要以体育活动、训练和比赛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并以精彩的体育表演为影片特色。体育片的主要演员必须具备符合剧情需要的体育技巧，一般都聘请体育工作者担任角色，体育片除故事片外，还包括体育纪录片和体育资料片。”[1]周兴波等学者认为：“所谓体育电影就是以体育活动或是体育工作者的生活为题材而创作的电影。体育电影通过某一人物或运动项目，以比赛与训练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并时常伴有精彩的体育表演。”[2]杨慧认为：“体育电影反映与体育活动有关的社会生活、故事情节、人物命运，体育电影往往与体育事业或体育竞赛活动紧密联系，并且具有较多的紧张、精彩的体育竞赛场面。”[3]冯伟认为：“判断一部电影是不是体育电影，除了有体育场景以外，电影的主题显得更重要。体育电影是体育与电影的融合。体育电影是以电影艺术的形式，以与体育活动相关的社会生活、故事情节、人物传记、比赛场景等内容作为题材，以励志为核心，以塑造英雄、歌颂团队精神为手法，以社会问题和人生情感丰富故事，以真人真事给人以信服感，以视觉冲击给人以震撼的电影。”[4]
虽然以上罗列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体育电影的定义，但从表述上还值得推敲。从拍摄的手法上来看，体育电影可分为体育纪录电影、体育故事电影和体育科教电影。体育纪录电影是真实地纪录具体的体育活动、体育事件及体育人物；体育故事电影则通过虚构化的情节，丰富地展示体育精神的文化魅力；体育科教电影对体育知识进行了专业的视觉呈现，普及体育科学知识。虽然这种对体育电影的划分也并非泾渭分明，不同类别之间还会有相互的交差，但总体上来说，这样的划分是根据体育电影的特点和功能来分类的。
一、体育纪录电影
对于纪录片，理论界和纪录片工作者一直争论不休，其原因在于许多优秀的纪录片并不是以一种形式出现，且表现的主题各不相同。有的纪录片是画面加解说词和同期声；有的是采用纯纪实的自然主义手法，大量运用长镜头，没有解说词；有的是真实纪录人性，有的是展现行将消失的人类文化，还有的是回顾历史。虽然纪录片的样式纷繁复杂，分类方法各不相同，通常是按照题材划分，如人物传记、历史事件、科学知识等。[5]体育纪录电影作为一种特殊题材的纪录片，旨在以社会的视角，关注体育对于人、对于社会的影响，体现媒体的责任意识和人文关怀，帮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伟大的奥林匹克精神。体育纪录电影中有表现体育人物的传记片，如美国著名的体育纪录电影《篮球梦》；也有表现体育赛事的影片，比如纪录历届奥运会的官方电影。
（一）体育纪录电影发展缘起
纪录片是电影的长兄，历史上最早的体育纪录片已经很难考证，但是根据资料记载，早在电影诞生之初，体育运动就已经出现在这种尚未成熟的艺术中。1891年，由威廉·K·L迪克逊和威廉·海斯导演在爱迪生公司摄影场拍摄的短片《拳击的人》是最早的体育影像。它的主要内容是两个男子带着拳击手套站在指定的比赛区域内，左边的男子以拳击的站姿，移动拳头获取进攻并给予对方重击的机会；右边的男子则采取守势，时不时地嘲笑对方，避开他的攻击。这段短短的体育影像比公认的电影诞生还要早4年，很难称之为电影，但确实用影像纪录了运动。[6]1895年，电影的诞生正式揭开了体育纪录片的序幕。卢米埃尔的活动电影机采取了手摇拍摄的方式，抛弃了爱迪生以电力为主要动力的拍摄方式，使电影走向了轻便化的发展道路，由于可以携带到摄影棚之外进行拍摄，这为拍摄户外体育项目提供了可能。卢米埃尔的早期影片中就有大量直接拍摄“现实”的影片，这有别于梅里爱等仿照戏剧的模式进行拍摄的程式，摄影机直接面对现实世界，将当时有趣的生活场景展现在银幕上，如纪录划船、骑自行车等，卢米埃尔的电影并非沙龙里的座上客，他的前瞻性的经济意识使电影传播成为伴随电影发明的同步活动。[7]
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蒙太奇等电影技巧的运用，纪录片慢慢地成为对真实的虚拟，电影的真实性受到质疑，人们对早期纪录电影的追捧也渐渐丧失热度。随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纪录片样式——新闻片应运而生，并取代了早期卢米埃尔式纪录片的地位，体育题材又成为新闻片热衷表现的对象。1908年，瑞典电影资料馆收藏的记录皇室成员活动的影片目录中，就有记录伦敦奥运会的《英国国王宣布奥运会开幕》的资料。另外，在纪录电影的发端时期，旅行片成为了主流类型，在纪录片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影片类型是远征电影与探险电影，这其中也有体育纪录片的身影，意大利导演马里奥·皮亚桑扎拍摄的《从克什米尔攀登喜马拉雅山》（1913）为后来的登山题材电影奠定了基础，成为早期体育纪录片中的重要作品。
（二）中国体育纪录电影的历史分期
一部比较好的纪录电影，都会有一个相对完整意义的影像表达，足以构成一个具有相对完整的艺术世界。在这个具有相对完整而特定意义的艺术世界里，既有创作者对现实世界不断变化着的感受与态度，也蕴含着创作者对纪录片观念、创作方法和作品形态不断变化发展着的认识与偏好。不管出于自觉还是不完全自觉，除了与现实生活相关，在实践层面、历史层面，纪录电影都具有与社会文化很好的互动演进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纪录电影发展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可以成为纪录电影研究的全新视角。总的来说在中国纪录电影的文化领域中，官方主导文化、民间大众文化、学界精英文化三种文化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而这三种文化决定的纪录片的三种主要形态，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碰撞与对抗、容纳与渗透之后，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并日益明显地呈现各自的发展态势。中国体育纪录电影也必然是按照这种态势发展的。
1．解放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体育新闻影像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发展，不仅把纪录电影作为一种宣传手段，而且充分认识到它的文献价值和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8年，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就成立了电影团。可以说，“延安电影团”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影事业真正开始，这是第一次人事齐全、制度完备地发展电影事业。当时“延安电影团”以拍摄军旅题材和政治题材的纪录电影为主，电影团拍摄的第一部片子即是大型纪录片《延安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电影团的摄影队随军队转战南北，深入敌后，拍摄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纪录片。后来成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都有专门的新闻摄影队。拍摄于1942年的《九·一扩大运动会》，纪录延安为纪念国际青年节举行的盛大运动会，纪录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运动会召开的情况，影片拍摄了军事体操、民间舞蹈、拳术等表演节目和球赛、跳高、赛跑、赛马、游泳等比赛活动，其中游泳跳水的场面还用慢动作来表现，可以看到德国纪录片《奥林匹克》对其影响。[8]这次运动会有一千三百多名运动员参加，包括朱德总司令致开幕词的大型场面及许多运动项目都留下了影像素材。随后，“延安电影团”还拍摄了《中苏朝三国举行足球、篮球和手球对抗赛》（1945）；承担了《民主东北》拍摄工作，其中与体育有关的纪录电影是《民主东北》第16辑中的《沈阳运动会》（1949）。[9]
2．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的新闻纪录电影
说起新中国纪录电影就不能不提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厂），这个曾经被誉为历史上的“皇家摄影队”，在涉及共和国的重大活动、历史事件等方面具有权威拍摄地位，留下了大量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最具有文献价值的新闻纪录影像。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宣传部将纪录电影视为一种天然的新闻宣传工具。1952年4月4日，为了加强和扩大新闻纪录片的创作，政务院131次会议特别批准了文化部提出的建立新闻纪录片专门机构的报告，“准备从全国干部中尽量抽调一部分力量转到新闻纪录片岗位上来”。1953年7月7日，专业拍摄纪录片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就正式成立了。[10]随着电影的政治宣传作用的凸显，新中国电影事业体现了一种“新”的气象：从以城市市民为主要对象的流行文化转变为面向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政治文化。而在“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下，为摘掉“东亚病夫”的侮辱性帽子，改变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树立新中国形象，这就成了拍摄体育纪录电影最主要的目的。
（1）综合性运动会的新闻影像
综合性运动会是展现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的重要平台，也是纪录电影的主要表现对象。1952年拍摄的《八一运动会（编导司徒慧敏，导演谭友六、王为一，总摄影鲁明，摄影吴本立、徐肖冰、罗从周、钱江、冯四知等）》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综合性运动会纪录电影。这次全军运动会是毛泽东发表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后举办的一次规模较大的运动会，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影片以简单的场面拍摄为主，采用了突出领导人物的会议现场等表现手法。
1959年9月13日—10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运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次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共有7名运动员4次打破游泳、跳伞、射击、航空模型4项世界纪录，有664名运动员844次打破106个单项全国纪录。在这届全国运动会中，新影厂特别制作了纪录这次规模空前运动会的纪录电影——《青春万岁》。这部影片一开拍就受到广大观众的关心，据当时的导演徐肖冰回忆，当时全国各地纷纷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给摄制组想办法、出主意。北京的一位体育爱好者，细致地提供了拍摄几种运动项目应注意的事项；武汉的一位观众，为这部影片的片名设想了五个方案……影片所表现的将近三十个项目，绝大部分是在比赛现场拍摄的，个别项目如体操、武术，因为现场拍摄有一定困难，采取了组织拍摄。这两个项目运动员都是在紧张的训练和比赛中抽空来补拍的，他们毫无倦色，就像参加正式比赛一样，施展出精湛的技艺，摄制组为了用适当的环境来衬托出体操、武术项目的诗情画意，还选择了一个风景优美的园林来组织拍摄。
（2）群众体育活动的新闻影像
1956年，体育纪录片《永远年轻》（编导姜云川、陈光忠，摄影石益民、韩浩然、李振羽、董健、刘云波等）创作完成，这部具有极高艺术水准的体育纪录电影引起了一场关于纪录片艺术的大争论。1954年原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后来成为著名电影评论家和美学家的钟惦棐到“新影厂”担任第二总编辑，他主张纪录片创作者要深入生活，注意艺术表现，提倡形成个人风格。在制定题材计划方面，他认为要注意从小题目反映群众关心的具体问题。1956年，在他要表现青春、健美、明朗、乐观与生活化的场面，反对概念化的说教，提倡影片要有自己风格的指导和启发下，《永远年轻》拍摄完成。这部影片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反映了中国人民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观赏性，但《永远年轻》摄制完成后很快就引起了一场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反对和拥护这部影片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它的与众不同，因为它打破了以往纪录电影的种种条条框框。这场争论最终没有结论，也没有得到进一步展开。然而，这场争论的积极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人们因为这场争论了解了体育纪录片这种新的影片形式。
（3）以乒乓球项目为代表的单项赛事新闻影像
在这段时期内出现的许多体育纪录片，多数是对体育活动的报道，而对体育电影风格表现起主要决定作用的是政治导向因素，这种影响是通过为纪录片电影附加新闻职能的方式实现的。在国家极度需要借助体育形象来展示国力、激发民族自豪感的时候，体育项目在国际社会上的成绩好坏就直接导致了该项目在社会上的认可程度。虽然早在1955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中国乒乓球队尚未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时候，就摄制了反映我国乒乓球运动的《乒乓球赛》，但这一部带有宣传性质的纪实类型的影片，由于体育纪录片在那个时代并不被人们所了解，所以没有在国内获得很大的反响。不过，这一切随着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在1961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获得冠军改变了。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决赛在中日两队之间进行，当时的日本队是自1952年参加世乒赛以来连获5届的团体世界冠军，成绩骄人、不可一世，但以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组成的中国队，最终战胜了日本队，大大振奋了国人精神，《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961）》这部纪录电影在当时获得空前轰动，在群众中形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那个经济困难时期，这部经典的体育纪录电影如实地记录了这场振奋人心的比赛，使正深处困境的全国民众坚定了克服一切困难险阻的决心。
反映我国登山运动的纪录电影《征服世界最高峰（摄影：牟森、王喜茂等，编辑：吴均）》获得第一届百花奖最佳纪录片摄影奖。影片纪录了1960年中国登山运动员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全过程，描绘了运动员们与大自然惊心动魄的搏斗。从影片上可以看到运动员从海拔5120米的大本营出发，穿过古冰川的谷地，在氧气稀薄的恶劣气候中越过北坳天险，在12级狂风及零下数十度的严寒中克服千难万险的动人情景。影片也纪录了侦察队员为主力队员寻找安全道路；运输队员为突击顶峰的队员供应物品；气象工作者日夜守卫着气象台；医务人员密切关注着队员们健康状况等情景。尤其珍贵的是影片真实地纪录了以副队长许竞为首的突击顶峰的队员们在5月25日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地球之巅”的动人情景，可惜当时是夜间无法拍摄，他们返回8 700米处时天亮，才拍摄下白雪覆盖的珠峰顶端并俯拍了一个喜马拉雅山茫茫云海的镜头。虽然由于技术限制，影片中没能有运动员登上顶峰的镜头，但能够记录下运动员拼命攀登的大部分过程已极为难得，可以说这部影片是运动员和摄影师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随着《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好评如潮，几乎国内所有重大的体育活动，都摄制了相关的大型纪录片，记录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体育运动在那个时期在外交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3．改革开放后体育新闻影像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电影的广泛普及，纪录电影的新闻时效性逐渐减弱，电视的兴起带来对影像观看方式的改变和信息获取途径的革新，政治导向因素对纪录电影创作的控制所有削弱，对政治导向的把控更多地偏向了电视新闻类节目。与此同时，电视制作技术的发展进步，对电影的媒介地位和表现方式也构成了威胁，纪录电影必须不断地在与电视的媒介竞争中，寻求表意语言，完善表达体系。这个时期对体育纪录电影起主导作用的是传播规律，体育纪录电影在与电视的媒介竞争中走向风格化、艺术化。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体育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提供了不少可供表现的素材，银幕上也再现了许多反映体育运动和体育赛事的纪录电影。
（1）上世纪80年代以排球为主的单项体育赛事纪录电影
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乒乓球运动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那么上世纪80年代的排球运动无疑则成为振奋民族精神的强心剂。这个时期的纪录电影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反映中国女排的系列纪录电影，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纪录电影是《拼搏——中国女排夺魁记》（1982，张贻彤、沈杰、李汉军）。这部影片记录了中国女排1981年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夺取冠军的实况，电影采取了深入报道的方式并与电视转播区别，通过深入采访，对现场的仔细观察，捕捉精彩动人的场面和情绪，抓住每一场激战的特点，不仅呈现了精彩的比赛，而且传达了中国女排为祖国争取荣誉的拼搏精神，最终将其升华为时代的精神。在此片之前，就有一批关于中国女排的纪录电影，如《北京国际排球友好邀请赛》（1978，张景泰）、《第二次交锋——中国女排对日本女排》（1980，沈杰）。在随后的几年，中国女排成绩一直保持在世界高位，对中国女排记录的电影作品也不断被推出，如《离队之后》（1985，张景泰）、《世界女排明星赛》（1986，沈杰）、《新的搏击——记中国女排四连冠》（1986，张景泰）。
《飞翔》（编导李娴娟，总摄影郭谨良）是纪录八一跳伞队的训练、表演和参加1981年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加拿大、美国三国跳伞比赛情况的纪录电影，影片表现了中国年轻跳伞运动员为实现飞腾于世界的崇高理想，拼搏于万里蓝天的动人事迹，八一跳伞队在训练中编排出多彩的图案，四人、八人、十六人、二十八人、一组组运动员在蓝天翱翔。影片通过纪录运动员训练、表演、比赛，着力表现他们顽强攀登的毅力与振兴飞腾的理想，表现人的精神与人的力量。摄影师用空中摄影，把运动员在空中造型编队的高难度动作表现得轻盈自如，随着运动员翱翔的节奏，显示出造型的美、运动的美和力量的美。这部影片从开始采访、酝酿到拍摄、制作完成，前后用了六年多时间，纪录了运动员从最初训练到创造世界纪录的全过程，从影片镜头的角度变化中可以体会到摄影师拍摄的艰苦。
（2）综合性运动会的纪录电影
《心灵随想曲之一》（编导兼摄影沈杰）纪录了1988年在汉城举办的第八届世界残奥会，摄影师详尽地抓取了比赛中最能反映他们情绪的瞬间，表现了他们顽强的毅力，本片获得了1989—1990年度广电部优秀影片奖。
1990年可以说是体育纪录电影的一个转折点。在当年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期间，电影和电视各显其能，电视发挥直播优势，不断地播出比赛实况，“新影厂”则集中了擅长体育电影的摄制组，先期摄制了《亚运之城》、《亚运之星》、《亚运之情》3部短片，奏响亚运会序幕。亚运会期间又摄制了《难忘的十六天》9集系列片，介绍比赛情景，这些短片各自成章又互相联系，对重大比赛只选取最精彩部分进行纪录，以避免和电视的现场报道相重复。但遗憾的是，因为影片制作时间较长，进入影院的时间太晚，失去了竞争优势。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新影厂”只拍摄了3集短片《奔向巴塞罗那》，此后体育电视栏目基本上取代了用胶片拍摄的体育纪录电影。
进入新世纪，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更加迅速，这期间体育电视不断走上专业化道路，制作周期和拍摄方式的优势体现的更加充分，而且以 CCTV-5为代表的电视体育频道不断将体育节目栏目化。相比之下，由于制作周期较长、制作成本较高，体育纪录电影的内容一般只能选择大背景、大中心、大话题的体育事件，如为迎接北京奥运会，“新影厂”拍摄了关于奥运的纪录电影只有《加油·中国》（2008，总编导郑斯宁）和花了7年时间纪录的《筑梦2008》（总编导顾筠），另外拍摄了奥运官方纪录电影《永恒之火》，以表现比赛项目为主的纪录电影几乎绝迹。
（3）反映体育发展水平的体育纪录电影
1984年拍摄的纪录电影《零的突破》（编导陈光忠，摄影许绍德、胡春晖、扎西）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电影奖。《零的突破》的内涵远远超出了一般体育片的范畴，表现了中国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人”的转变，以及中华民族从受人欺凌到自强不息，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精神。体育健儿所体现出来的努力拼搏奋发图强的精神，也正是80年代中国人献身四化、振兴中华的时代精神的写照。该片以难得的历史资料和高度的概括手法，回顾了过去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三次参加奥运会三次得“零”分的悲惨经历，描绘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历程，通过生动的形象告诉人们要自强不息，要突破、要腾飞。该片最大的贡献在于从此之后回顾型的拍摄手法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大型运动会的赛前预测和前瞻上。
事实上，纪录电影的导演长久以来都在关注体育领域，体育赛事、体育运动员、体育文化等为纪录电影的导演提供了肥沃的创作土壤。从经典并富有争议的《奥林匹亚》到获得评论界广泛好评和商业成功的《谋杀球》，体育纪录电影日益展现出自身的重要性。纵观新中国体育纪录电影的发展，基本上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体育事业的发展，为体育纪录电影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素材；（二）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体育纪录电影的表现方式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三）纪录电影的流变，使体育纪录电影的风格面貌不断改观。但是总体而言，中国体育纪录电影的发展还是相对比较落后的，近年来中国电视体育纪录片的发展也制约了中国体育纪录电影的发展。[11]
二、体育科教电影
在电影艺术百花苑中，有那么一棵小草，虽然纤细、柔弱，却常常不经意间给花园以一抹绿色——这就是作为小类别的科教电影。科教电影，简称科教片，是充分运用电影的艺术和技术手段，深入浅出地揭示自然和社会现象，普及和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影片总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是科教电影的特性，科普重武器是对科教电影的形象比喻。科教电影虽然总体规模较小，影响力较弱，但由于与人们生活、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联度较为密切，因此也深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国科教电影的发展几乎是伴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而来的，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就出现了最早的反映社会万象与科学教育题材的短片，体育科教电影是体育科教片的重要类型之一，也是体育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解放前的中国体育科教电影
中国体育科教电影在中国有着一定的历史，早在1920年商务印书馆就拍摄了介绍体育、军事体育的教育电影，如《女子体育观》（一本，1920年）、《技击大观》（二本，1921年）和《陆军教练》（五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拍摄的教育电影《女子体育观》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体育科教电影。[12]
1927—1937年是建国前中国体育科教电影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体育科教电影获得发展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中国教育电影运动”。在金陵大学孙明经等电影摄影家的努力下，一共拍摄了《女子体育》、《健身运动》、《国术》、《校园生活》和《首都风光》5部体育科教电影。[13]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间，在国统区国民党教育部曾经拍摄过10部左右的影片，其中就有体育科教电影《阳光与健康》，但是现在无法找到当年拍摄的体育科教电影的影像，对这些电影的研究也就更加困难了。在解放区，没有拍摄过体育科教电影。
（二）解放后的中国体育科教电影
建国后，中国科教电影事业不断发展，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相继成立，中国体育科教电影的内容和题材不断扩展。按照科教电影的发展历程来分，有学者把新中国的科教电影分为50－60年代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科教电影创作的机构逐步建立，人才逐步到位，影片也开始产生影响；文革期间的停滞阶段，这段时间整个科教电影事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70—90年代的黄金时期，这段时间是科教电影创作生产数量最多的阶段，科教电影的年生产量都在200部左右，最多的几年，达到了近300部。同时，这段时间也是我国电影发行放映体系最完善的时候，放映网遍布全国所有城市和乡镇；90年代中期的转型调整以及90年代末至今的重生期。[14]作为科教电影一部分的体育科教电影，无法摆脱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以及科教电影的发展规律。根据冯伟的研究，从1949—1995年期间，新中国体育科教电影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首先，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这是新中国体育科教电影的诞生和初步发展时期，也是新中国体育科教电影的第一个发展高潮时期，开创了新中国体育科教电影的发展历程；其次，从1966—1976年，整个科教电影界都遵循着“文革”时代“党八股”的科教电影模式，新中国体育科教电影的发展处于相对停滞阶段；再次，从1976—1993年是新中国体育科教电影的恢复和繁荣时期，经过科教电影人的努力，新中国体育科教电影迎来了第二次发展高潮，题材内容范围进一步扩展，摄影技术进一步提高，这一时期体育科教电影还走出国门，在国际获得荣誉；最后，从1993—1995年，这是新中国体育科教电影的市场化时期，新中国体育科教电影退出历史舞台，以体育科教电视为代表的新形式体育科教片开始出现，并逐步受到人们的欢迎。[15]
1995年中国科教电影进行市场化改革，实行影视合流。1993年，中国电影事业开始改革，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义》（即“广电字3号文件”），“意见”的主要内容：一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不再对国产片统购包销，各制片厂可以直接同地方发行公司进行出售地区发行权、单片承包、票房分成、代理发行等多种形式的交易；二是电影票价要原则上放开，具体由各地政府掌握。1994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宣布从1995年1月1日起，各制片单位可直接将影片发行到任何一级发行机构，乃至电影院。这种对电影投资和发行的重大调整，可以说是中国科教电影遭遇的转型硬着陆，或者说是一次休克疗法。首先，统购包销办法的取消，造成基础薄弱的科教电影生产厂家资金链的断裂，科教电影的生产难以为继；其次，习惯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科教电影生产管理者和创作者，面对管理方式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特点，在观念上又缺乏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因此陷入迷茫。无人拍摄科教电影，无人看科教电影，这样的窘境成为90年代初期和中期科教电影事业的真实写照。在此大环境下，上海科影厂1995年11月并入上海东方电视台、北京科影厂1995年划归中央电视台，成为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制作中心。[16]体育科教电影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体育科教电视成为传播体育知识的新载体。
三、体育故事电影
虽然中国最早的体育电影也可以追溯到1918年的《东方六大学运动会》，但真正引起大家注意的却是今天国人仍津津乐道的拍于30年代的默片《体育皇后》。体育电影的题材直接影响着体育电影的主题特征，而体育电影的主题特征与体育电影的精神内涵紧密相关，即表现人类积极、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生命需求。大多数体育电影如同其他类型片一样，塑造了集体神话、创造了大众英雄、表现了生命的奇迹。体育电影并不只是展示体育竞技本身，而且常常揭示深刻的社会问题，比如种族歧视、高失业率、战争的残酷、拜金主义、教育的原则与目的、贫困与生活的重压、对残疾人的尊重等等。虽然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强调奥林匹克的独立性，但是现代奥林匹克诞生不久就已经不仅是纯粹的体育竞技活动，而是承载了表达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功能。因此在对体育故事电影进行分类的时候，思考的角度和标准也是多元的。
（一）从叙事方式分
1．传记式体育电影
所谓传记式体育电影指的就是电影的题材取自某个著名的运动员个体自身奋勇拼搏的动人过程，在中外的体育电影史上，以人物原型塑造的体育电影比比皆是。例如曾获得过1981年最佳男演员、最佳电影剪辑的好莱坞体育电影《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1980），就取材于美国著名拳击冠军杰克·莫塔，影片描述了杰克崭露头角获取金腰带、进行假比赛、锒铛入狱、爱情破灭和事业滑坡，以及最后主人公终于幡然醒悟的一系列故事情节，刻画了一个拳击手与生活的抗争。[17]《卡特教练》创作素材直接来源和改编自美国高中篮球队教练肯·卡特（Ken Carter）的真实故事与体育传奇。中国体育电影《乳燕飞》中的角色“尚小立”，故事原型就是中国女子体操队队员王维俭；《剑魂》是根据原江苏省击剑队女子花剑运动员栾菊杰同志的光辉业绩摄制的一部描写真人真事的故事影片。
2．虚拟情节体育电影
电影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虚拟情节的体育影片是通过虚构的故事情节来进行叙事，通过典型化的人物塑造来表现主题，构筑出一种来源于现实又不同于现实的时间和空间。体育虚拟情节的电影虽然取材于与体育有关的事件和人物，但是在情节的推进过程中又超越了体育领域，在传播各种中西方不同文化理念的同时，对奥林匹克精神进行重点传播。这类电影的特点是故事情节都是虚拟的，但是又具有现实意义，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对人都有激励、鼓舞的作用。在以体育为题材的故事电影中，虚拟的体育情节占有绝大多数。如获得1982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由英国导演休·赫德逊执导的《火之战车》讲述的是1919年剑桥大学的犹太学生亚伯拉罕深受种族偏见之痛，一心想做赢得奥运百米金牌的第一个犹太人，以此来对抗种族偏见，为同胞争光，经过一番挫折与努力，亚伯拉罕终于领悟到面前的障碍不是对手，而是自己的信心不足，他克服了这个心理障碍，信心百倍的参加百米决赛，终于夺得冠军。还有著名的美国体育电影《百万宝贝》，创作素材直接来源并改编于拳击题材短篇小说集《Rope Burns》中的3则短篇故事：《The Monkey Look》、《Million＄＄＄Baby》和《Frozen Water》，作者F·X·图尔曾从事“cut man（及时为拳手处理伤情的工作人员）”职业多年，经历了无数场赛事，目睹了太多拳击台上鲜为人知的苦辣酸楚，从而创作了这些经典的故事电影。在中国体育故事电影中，从早期的《体育皇后》到奥运献礼电影《买买提的2008》，都是虚拟情节的体育电影。
3．动漫体育电影
动漫体育电影是动漫与体育电影相结合从而诞生的一种新的体育电影题材，即以体育为创作题材的动漫电影或根据动漫改编的体育电影。动漫体育电影绝大多数产自日本，作为日本的第三大产业，动漫几乎充满了日本的角角落落，著名的日本动漫体育电影有《灌篮高手》、《足球小将》、《网球王子》等。日本动漫体育电影具有类似的叙事方式：怀有梦想、具有天赋的主人公，体育加爱情的叙事模式突出了动漫电影的青春气息。[18]虽然我国也有一定数量的动漫体育电影作品，如《围棋少年》、《乒乓旋风》等，但中国动漫体育电影还是处在一个起步阶段。
（二）从表现形式分
1．文艺性体育电影
这类影片一般会把文艺、励志、家庭以及体育融汇在一起，即展现竞技运动本身的梦想、残酷和流连忘返，又细致地给予人物全面感慨和唏嘘的情感空间。国外体育电影以《点球成金》、《奔腾年代》为代表，这种带着严肃文艺范儿和充满了感喟情愫的高素质影片往往是奥斯卡的独宠，不少演员都是因为主演严肃体育电影而在学院奖上称霸，《愤怒的公牛》中的罗伯特·德尼罗、《百万美元宝贝》中的希拉里·斯万克、《弱点》中的桑德拉·布洛克，以及直接获得两座奥斯卡小金人的拳击片《斗士》等，而国内以《女篮5号》、《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为代表的文艺性体育电影的艺术价值也得到极高评价。
2．娱乐性体育电影
商业、幽默、滑稽，全面迎合市场观众的需求是娱乐性体育电影最大目的。这种影片的故事情节大多定位简单，对话幽默、风格清新又能疯狂恶搞，在滑稽爆笑之外也不乏振奋人心的运动和励志成分。从亚当·桑德勒的《最长一码》、烂仔帮出品的《冰上之刃》到《疯狂躲避球》和《足球老爹》，娱乐性的体育电影在美国几乎部部热卖。2006年，威尔·法瑞尔主演的《塔拉德加之夜》更体现了体育类型喜剧与广告营销结合的极致案例，电影讲述了一个世界顶级纳斯卡赛车手传奇的一生，为了能让这部搞笑电影呈现非比寻常的真实感，制片人与主办方取得了合作，获准可以进入高速赛道进行拍摄。在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的《球场风波》、《大李、小李和老李》到80年代的《京都球侠》都是这种娱乐性体育电影的代表。
3．温情性体育电影
这类体育电影以真实、小人物、童话、挑战取胜，它们以热血剧情为主、真人改编为辅，励志和煽动情感为最终目的，多是默默无闻的无名小人物怀揣梦想，保持永不放弃的信念和决心，挑战不可想象的困难，在不屈不挠的努力下，在各种赛场伤痛和失败教训之后，最终创造奇迹、实现梦想。好莱坞中最擅长、最喜欢制造的就是这种平易近人的“体育励志童话”，这种规格化的励志剧情三部曲被套用在棒球、篮球、足球和冰上运动等各个体育领域，其中足球巨星加盟的豪华巨制《一球成名》、《棒球新秀》、《记住泰坦》和《光荣之路》等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而最能体现美国人勇猛直率民族性格的橄榄球运动曾经在一年就撞车出品过《万夫莫敌》、《后继有人》、《重振球风》等多部同题材之作，却依然在拥挤的电影市场上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一球成名》曾被认为是很成功的商业体育励志片。而我国的温情性的体育电影也比比皆是，由著名演员陶虹主演的《黑眼睛》讲述的是盲人姑娘丁丽华身残志坚，克服困难积极备战残疾人奥运会，并最终摘取奥运金牌的故事，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三）从反映主题分
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明确指出，我国体育由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三大部分组成。随着我国体育三大组成部分以法律形式得以确立，体育故事电影也可以相应区分为三种影像类别，即社会体育故事片、学校体育故事片和竞技体育故事片。
1．社会体育故事电影
虽然在我国体育题材的影片中，大部分都是竞技类体育故事片，但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具有社会体育性质的体育影片都没有缺席。如《大李、小李和老李》、《球场风波》、《棋王》等都是不错的社会体育故事电影。作为体育宣传和推广的重要平台，新时期的体育故事片生动展现了体育既强身健体又愉悦精神的功能，担当起宣传体育和提升社会体育影响力的职责。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内又出现了近十部具有社会体育性质的故事片，社会体育在体育影像中的缺失状态又被打破，其特点和功能也相继被带入了影像创作，这些社会体育故事片大部分都选择了足球、篮球等大众项目作为题材，如奥运献礼电影《买买提的2008》所表现的是在群体性的体育活动中，体育往往成为一种运动与娱乐的过程，其重点在于通过运动来获取身心愉悦，这些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运动项目确保了参与对象的多元性，体现了社会体育大众化的特点。
2．学校体育故事电影
学校体育故事片主要就是对学校体育引导和教育功能的一种影像呈现。新时期是我国学校体育故事片的起步阶段，1983年以来的近十部学校体育故事片填补了该类影片在体育电影史上的空白，也激活了少儿题材故事片的创作。一般情况下，这类影像会将体育运动从描述对象调度为道具或背景，重点反映学生在提升体育技能的同时，心智由受到启迪到相对完善的这一过程。《候补队员》中刘可子在武术运动的激励下真正走上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道路；《乒乓小子》里一群执迷于乒乓球运动的孩子，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实现了训练与学习的互补共进，这种体育与学习有对抗最终走向融合的影像例证，进一步诠释出体育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的互补性和融贯性。[19]
3．竞技体育故事电影
竞技体育一直是体育电影的传统题材，从我国第一部涉及体育题材的剧情片《一脚踢出去》（张石川、洪深，1927）到被公认的体育故事片开山之作《体育皇后》（孙瑜，1934），早期的体育电影因数量稀少而成为竞技体育的专场。竞技体育在体育故事片的主要地位在新时期得到延续，据不完全统计，在新时期以来的50多部体育故事片中，反映竞技体育的有45部，约占影像总量的4／5，可见其优势地位无可动摇。[20]我国体育电影中竞技体育题材占比很大，从中国体育电影的历史来看，我国体育电影几乎对所有的竞技项目都有所表现。竞技体育所展现的人类躯体之美和精神之美无疑成为体育影像的主要关注对象。
（四）按照运动项目分
中国体育故事电影充分演绎了竞技体育与体育精神文化的无限魅力，可以说体育故事电影成为了中国不同时期体育文化的缩影。从1918年至今，我国共拍摄了600余部（包括体育科教电影、体育纪录电影）体育题材的影片，涉及到许多种体育项目，因此，中国的体育电影按运动项目分类的话，可分为排球、足球、篮球、乒乓球、体操、游泳、跳水、滑冰、射击、田径、武术等题材的体育电影。[21]
1．足球类体育电影
足球是我国体育电影中表现最多的运动项目。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而中国足球与世界现代足球同时起步，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上海和北京的一些教会学校就开始了早期的现代足球运动。成立于1901年的上海圣约翰足球队与成立于1902年的南洋公学足球队被誉为“上海双雄”。在1913年至1934年的10届远东运动会中，中国足球队夺得了除第一届之外的9届冠军，获得了“九连冠”的美誉，成为亚洲不可动摇的霸主。中国足球队还参加了1936年的第11届和1948年的第14届奥运会足球赛，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足球的竞技风采和运动水平。中国近代足球运动员凭借奋进的足球文化和顽强拼搏精神，创造了中国足球史上的彪炳功绩，形成了浓郁的足球文化氛围。[22]在这样的足球文化熏陶下，中国最早的体育故事电影以描述足球为主就不足为奇了，拍摄于1928年和1933年的体育电影《二对一》和《一脚踢出去》就是以足球为题材的。尽管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足球的水平并没有像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一样提升，但足球作为中国体育最为热门的项目之一，一直是体育电影主要的题材。在中国的体育电影中，足球题材将近高达我国体育电影总数的四分之一。
2．篮球类体育电影
篮球电影作为产量较大，质量相对比较稳定的体育电影类型，在中外体育电影史上都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篮球运动在1895年传入我国，发展至今成为我国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之一。自1957年由谢晋执导的新中国第一部体育题材彩色故事片《女篮5号》上映至今，不包括篮球教学的科教片，仅以篮球为主题的体育电影就达到10多部。作为融合集体性、综合性、技术性为一体，全世界影响最为广泛的运动项目之一，篮球运动的竞技性和大众性能够满足电影题材内容发展的需要，而作为大众化综合艺术的电影，其高度的融合性和传播性不仅能够扩大篮球运动的影响，还能给予篮球及其代表的体育精神以艺术上的深层阐释。与国内较为普及的乒乓球、羽毛球相比，篮球独特的竞技性、娱乐性、观赏性、团队协作性，使其成为中国最受欢迎，被电影表现最多的运动项目之一。1982年，为纪念新中国体育的奠基人、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拍摄了篮球电影《战斗年华》，之后又相继拍摄了《高中锋矮教练》、《女帅男兵》等篮球电影。[23]
3．其他类项目体育电影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我国一些竞技运动的项目早已是世界公认的“梦之队”。我国体育竞技运动水平的提高也为我国体育电影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题材。尽管我国体育电影在运动项目上不断拓展，但由于体育运动项目众多，再加上受到项目的普及程度、群众参与程度以及电影表现难易程度的不同，总体来说，我国体育电影项目不平衡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像具有100多年的历史的排球运动，也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女排的鼎盛时期，拍摄了《排球之花》，《沙鸥》两部电影。从我国体育电影题材的项目来源看，我国体育电影在我国优势体育项目选材上显得不足，取材于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的电影很少，关于乒乓球、游泳和跳水、体操等中国优势传统项目的体育影片仅占体育影片的12．5%左右。
（五）从叙事模式分
1．时代命运主题的体育电影
这类体育电影以中国社会和体育发展为叙事背景和影片讨论视角。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电影负载更重的政治任务，拍摄电影更多地是一种国家行为，体育电影被置放在一个新的体制和话语体系中，其话语也势必国家化并体现出国家的意志和力量。电影作品，很自然地被工具性地纳入到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轨道之中。1918年，廖寿恩拍摄了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体育题材的纪录片《东方六大学运动会》，随后又拍摄了纪录片《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女子体育观》，这三部纪录片均是上海商务馆拍摄的“时事片”，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女篮5号》本身是一篇“命题作文”，按照导演谢晋的说法，拍摄的缘起是领导决定让他写体育题材的电影剧本，这无疑会让时代命运的主题在影片得到鲜明的体现。
2．个人成长的体育电影
运动是一项职业，运动员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常人不同，面临的问题也和常人有同有异。以运动员的个人成长为表现题材的电影也在中国体育电影中占了相当的比重。伴随着中国各个体育项目在国际上声威日隆，中国体育电影忠实地记录了各个时期，各个层面体育人的生活，这是非常可贵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电影依旧秉承传统，只把体育作为社会生活的背景，而不是将竞技体育作为表现的核心。同时，这些影片社会责任心过重，往往纠缠于细枝末节的生存困境、内心矛盾，形成了电影类型的不明确性，不能形成超越普通现实生活的奇迹功能。同时由于这些影片大量的篇幅和笔墨都在描写运动员体育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在电影技法上和其他类型的影片并无二致。它们没有集中力量拍摄激烈、精彩的竞技场面的传统，在表现竞技场面的能力上严重不足，丧失了体育电影本应具有的最强艺术冲击力。
3．竞技题材的体育电影
这类电影中把竞赛对抗作为电影表现的重要内容，竞技过程作为一种主要的叙事策略和推进情节发展的动力，在这类以竞赛为主的体育电影中，存在着一种叙事套路：主人公技术高强，但存在着意志品质问题，通过形态各异的思想工作，解决了问题，取得了优秀的成绩，这样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在很多时候具有强大的力量，但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由于竞技体育的特征，大部分体育电影表现的都是成功、失败、痛苦、拼搏等沉重主题。
1908年出现第一部以体育为主题的电影《Wolgast－Nelson Fight Picture》，开创了体育电影的新世纪，接下来的百年间所拍的体育电影，类型包括：球类、田径、拳击、舞蹈类等。百余年来，作为国家工业时代最典型艺术形式的电影早已超脱了艺术的范畴，成为一种复杂的、综合的社会文化现象。体育影像从最早的几个简单运动镜头，到让·维果的《尼斯的景象》中颇多的运动场景，再到以某一项体育运动为主的体育电影，体育影像在体育运动变革过程中不断美化人体的健壮美，不断强化体育影像对体育文化的影响，不断挖掘体育影像的精神内涵。根据中国体育电影的特点以及国际体育电影的类型，对体育电影进行简单的分类，这不但有利于提高体育电影类型的研究，也有助于观众对体育电影的欣赏。
第二节 精神的力量：体育电影的功能
诞生于19世纪的电影艺术是光学、化学和精密机械的结合促生的特殊产物。
光学游戏和幻灯机表演所带来的幻影迷住了许多观众。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期，埃米尔·雷诺将一条纸带上的卡通画在光源前快速移动，并使影像投射到屏幕上，而在此之前快速曝光摄影术已经出现，这为艾蒂安·朱尔·马雷和埃德沃德·迈布里奇等摄影巧匠分解飞鸟或奔马的动作提供了技术便利。尽管19世纪末类似电影放映机的装置已经在几个国家发明了，但是只有两位企业家将机械方面的技术与实际放映产业真正结合起来。在1893年的美国，托马斯·爱迪生就开始用“电影视像”来放映西洋景了，而在法国，路易和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兄弟也发明了一种能够供几位观众同时观看的活动影像装置。两兄弟的父亲经营的卢米埃尔公司是欧洲生产照相感光板的主要厂商。兄弟俩对埃米尔·雷诺和艾蒂安·朱尔·马雷进行的分解动作试验十分着迷，有人邀请他们去设计一种可以与活动电影放映机抗衡的设备。最终，两人设计出来的摄影机要比爱迪生那台笨重的摄影机简洁得多，更便于携带。另外，他们的摄影机还可以当放映机来用。到了1895年，我们看到的现代电影就已在技术上初见端倪了。1895年12月28日，这台名为“活动电影机”的电影放映机在一家咖啡馆进行了首映，并向观众收费，无巧不成书，兄弟俩的姓氏正是“光线”之意。和每个新生儿一样，电影艺术诞生之初还不能言语，它没有声带，只是通过虚幻的影像来表现自己，就像一位醉酒的神使。后来，它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不只是人声的抑扬，而是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风声、波浪声、警笛声和火车的声音。随后，它又披上了色彩，这是一剂让电影更加贴近生活的灵药，由此电影艺术开始洞察自己的内心。
体育是人类进取的永恒象征。体育虽然与人类社会相伴已久，但用体育影像来记录体育精神或体育意志却是最近100年的事情。体育影像随着体育的角色变换发生变换，从早期的体育赛事新闻到后来的体育纪录电影，从单纯的体育人物客观记录到体育文化的传播，体育影像通过影视语言意识形态化传播体育运动。体育电影是体育文化的一部分，是体育传播的一个媒介，通过电影视觉和声音的结合，传播体育精神和思想，影响人们的体育行为和实践。体育运动能作为电影题材不断地被搬上银幕，除去体育本体的因素外，体育运动所展现出的精神也是必要和重要的。体育影像通过某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传递体育精神，自觉地为意识形态服务。体育电影拍摄的历史，反映了体育及体育电影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体育电影拍摄的阶段性特点，又刚好反映了体育电影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所承担的功能。从电影影像的呈现中，观众能借此认识体育的竞技模式与比赛构成，能进一步从影片情节与演员互动的过程中，了解体育电影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如种族之间的相斥与冲突、竞技运动中的攻击情境、运动员自身的认知与自尊、团队训练过程中的动机与情绪转换、性别文化在运动团队中的表现、压力与互动运动团队中的形成等。[24]
一、体育史料的影像纪录
电影从诞生之初就具备纪录的功能，在此后很长时间里电影都在充当着记录者的角色。19世纪的电影是家庭景象与城市景象、高雅艺术和通俗文化的仓促结合，这成为当时一个典型特色。在影片中，摄影和绘画传统混杂在一起，戏剧和歌舞杂耍、情节剧以及连载小说的传统手法混合在一起，人们用电影来记述日常生活和历史事件，纪录令人难忘的表演，用这种新方式来讲述故事。影像作为一种可贵的“视觉史料”，是人们感知和认识世界的常见方式。巴赞认为电影是一种通过机械把现实形象记录下来的艺术，是照相艺术的延伸，其自然真实本身就是电影的重要表现手段。正是从这种“照相本体论”出发，巴赞强调电影不能离开真实，而这种真实，则主要是指“空间的真实性”，即严守空间的统一，保持时间的真实延续，注重叙事的真实性。由于最能体现“空间真实性”的艺术手段是深焦距和长镜头，故而他从理论上总结了它们的美学功能。[25]初期的体育电影确实以体育的“事实”为基础，呈现了体育本身及规则的确定性与影像的实在性。
根据乔治·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的附录“世界电影年表”的记载，1906年，希腊拍摄了体育题材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埃里克·巴尔诺的《世界纪录片》电影史中记载，瑞典电影资料馆收藏有1907年的影片《英国国王宣布奥运会开幕》。这些影片其实就是对竞技项目和规则的记录和呈现。而法国埃米尔·雷诺早于电影的“活动视镜”中，就有体育影像《拍板羽球》、《游泳女郎》、《滑冰场》等。爱德华·穆布里奇则用一系列照相机去连续记录赛马奔跑中各个环节的姿态。爱迪生也有一些像《贝蒂特和凯斯的角力比赛》、《化装滑稽拳师格伦罗伊兄弟》、《妇女斗剑》、《桑多教练》等短片。当卢米埃尔兄弟正式宣布电影诞生后，他们的“活动电影机”也摄制了一系列像《斗拳者》、《台球赛》、《爪哇的角斗场》、《打台球》、《滑稽的溜冰场》等体育电影。这以上体育题材的纪实作品，基本上体现了卢米埃尔兄弟的风格，也就是在体育技能、体育活动乃至体育规则的过程展示中加入喜剧表演的成分。[26]初期的体育电影，往往起着记录体育活动技能、过程，尤其是体育规则的作用。另外，体育电影非常注重影片的观众效应，观众成为影片中人数最多的群众演员，他们表现出来的对比赛的关注和参与，使整部影片的真实性大大提高，同时也成为导演表现比赛过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重要手段。
体育大国美国在一战以后，一度出现了体育电影兴盛的局面，而且涉及的体育项目和体育活动很广，影片基本上是对体育活动、技能和竞赛规则的影像纪录。这些影片活动范围主要在校园，运动项目主要集中在拳击上。这些作品注重体育场面的精彩展示，以体育活动、体育技能和规则作为主要的叙事线索和对象，同时期其他发达国家的体育电影，也基本集中在通过体育本身的书写来完成体育电影的表达。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体育电影最早也是通过记录性质的作品来实现对体育的宣传。20世纪初，当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初，就先后拍摄过体育片《东方六大学运动会》、《第五次远东运动会》等，稍后的1921年还摄制了一部名为《女子体育观》的教育片。从1920年起到抗战前，中国的体育影片主要是对运动会和赛事的影像记录。如民新公司的《中国竞技员赴日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海远东赛马场开幕》、《广东全省运动会》、《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运动会》等；明星影片公司的《爱国东亚两校运动会》、《万国商团会操》等；复旦影片公司有《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预选会》、《中外足球比赛》等；联华的《十三英里长途竞赛》；电通影片公司《欢迎马来西亚选手》；天一公司还有《中外足球比赛》、《全国运动会》、《南华对炮兵足球赛》等。1942年，在延安解放区体育电影《九一扩大运动会》，1945年东北电影公司和东北电影制片厂还分别摄制了《中苏朝三国举行足球、篮球和手球对抗赛》、《沈阳运动会》等。中国的体育电影连篇累牍地对体育活动和竞技规则进行影像记录，无非是想通过这样的物质呈现来建立体育的规范和精神的塑形。[27]
体育电影把体育项目、运动员、比赛场地和观众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展现了单纯体育比赛所不能完全展示的魅力。但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电视的普及，最早的体育纪实报道、体育新闻专题片等具有新闻宣传功能、纪录功能的电影逐渐被电视所取代，政治导向更多的偏向电视新闻节目。中国体育电影的纪录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但无容置疑，体育电影特别是体育纪录电影最主要的功能还是纪录性，对体育活动事实的真实纪录。
二、体育运动的形象普及
体育是一种不断竞争和创新的文化。体育文化是人类传统却现代、直观却深刻、细腻却博大的文化，始终以自己看似微不足道却惊天动地的力量在见证和推动着人类的演进历程。世界文化的类型繁多，尼采曾将之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狄俄尼斯型”和“阿波罗型”。“狄俄尼斯型”文化追求优越目标，粗犷、悍烈而富战斗性，体育极似此类型，它锋芒毕露，有咄咄逼人的气势，是当仁不让地“明争”的外向型文化；“阿波罗型”文化则平和、细腻，以中庸为最高准则，富于竞争心的人格不受欢迎。竞技运动是体育的特殊形式，它起源于希腊的“平原文化”，是展示生活的强力、开掘人的潜力、探寻人类能力极限的文化。竞争是人类的天性，优胜劣汰是无情的自然法则，这种选择性机制优化人类，促进人类自强不息。体育选择积极的行为，竞争机制也推动体育本身的发展，体育文化是竞争的文化，竞技场是强者的舞台，失败了亦非弱者，关键在于“我能比呀”，这就是“Olympia文化”。[28]
每一项体育运动都包含着该体育运动的文化背景。体育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觉行为时，原始的野性、进攻性通过劳动和游戏、教育以及合理的竞争方式，逐步形成的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体育运动“野蛮其身体，文明其精神”，但绝非生物本能支配下兽性的低下发泄，就是被称为“最野蛮的运动”——美国的自由式摔跤也绝不是野蛮间的撕咬。所谓的“野蛮”只不过是在特定条件下放宽了“文明的约束”，不那么文质彬彬，为的是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的生物潜能，充分发挥体力、体能和创造智慧，并探寻人的天性之美，强调自认人格的美学世界。现代物质文明为人类创造了较优越的生存和生活条件，舒适助长了贪图安逸之心，体力在劳动中的支付减少也弱化了人类的天赋运动能力。现代文明正阻断着人类的自然生态之环，使人成了他自己的宠儿，现代的“文明病”指正了自然人格的蜕变。体育以“自讨苦吃”的方式救治着文明的“自害”，这正是体育的闪光点，也是它的美点。[29]自从体育成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体育竞赛就要求人们摒弃不同的思想意识，搁置仇恨和偏见，公平公正地对话，而体育电影对这种思想加以升华为深厚的奥运精神内涵。作为体育文化载体最直接表现形式的体育电影，用文化的力量推广奥运精神，促进奥林匹克事业不断地向前发展。体育借助电影镜头，讲述体育故事，塑造体育艺术形象，倡导、弘扬奥林匹克的顽强拼搏、公平竞争、团结友谊的精神；而观众从银幕中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美感的同时也感悟奥运精神，最终实现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价值。
视觉体育文化的历史差不多与体育文化本身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一样悠久。[30]传播体育运动应该是体育电影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体育影像试以体育文化的结合可以追溯到法国。1930年，法国导演让·维果拍摄了一部关于划船、网球、铁球、赛车等运动的体育纪录片《尼斯的景象》，将体育运动用影像表达出来，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1931年，让·维果又拍摄了一部《法国游泳冠军塔里斯》，这部体育纪录片真正体现了体育影像与体育文化的结合，导演有意识地把重点放在游泳冠军的人格魅力上来。体育影像已远远地超出了体育运动本身的范畴，不再是单纯的体育运动的机械复制，而是加入了精神领域的内容。虽然体育影像还是不能离开体育运动或体育明星这些载体，但更深层次的是通过这些载体传达体育精神的内涵。
在电视还未普及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几年里，电影毫无疑问地成了体育运动传播的最佳载体。如十七年期间拍摄的《冰上姐妹》、《碧空银花》、《女跳水队员》，速度滑冰、跳伞、跳水等项目就进入了电影工作者的视野，观众通过观看影片对这些运动项目有所了解和关注。毫无疑问，体育电影最大的主角应该是各种体育运动，体育电影借助这些运动传承精神，启迪心智。中国电影中出现的运动项目从普及程度很高的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到很少有人触及的击剑、帆板、体操、曲棍球等，几乎涉及了大部分体育运动，这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某些项目的好奇心理，普及了体育知识，又吸引了很多观众成为其忠实的拥护者。而较之于故事片，体育纪录片和体育科教片更具有普及体育知识和传播体育文化的功能。体育科教片秉承“用电影的形式来表现科学技术内容”，在表现形式上力求技巧性，希望能引人入胜。1961年摄制的体育科教片《中国武术》就对武术项目进行了强势传播，使中华武术在当时得到了有效普及。
三、体育精神的视听宣扬
体育电影以人类身体的审美构形和美学魅力为自然界面，来表现人类坚韧顽强、奋勇拼搏、超越自我、追求梦想的励志主题，从而描绘人类社会个人的命运、文化状态和民族风情。影像和体育通过运动性结合在一起只是体育影像的表象，体育影像更深层次的意义是为了深切关注体育运动的参与者及体育运动过程中的体育精神。体育影像与体育文化的结合就体现在这种对体育运动者和体育精神的高度关注。
（一）励志精神
体育电影是励志砺行、催人向上的电影类型。体育电影充分展示出人类生活行为和工作之外的身体姿态，以审美表征为选择演员和复现体育运动的创作指归，体现人类躯体的潜能及塑造人类生物质地的审美意象，从而传达生命领域带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内涵。体育电影永无止境的强化体育本质，呈现出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天生具有励志的因素。体育似乎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具有一种励志情结，而“正是体育对芸芸众生的励志功能，使得体育成为媒介的砝码并得以充分发挥，体育风靡世界，因而体育题材的励志电影颇受欢迎。”[31]体育电影通过对强壮健美的感性身体的意象塑造，展现体育比赛中训练有素的审美身体的速度和力量，在激情激烈的身体对抗中，体现人类顽强的生命意志、坚韧的拼搏精神、永不言败追求梦想的叙事取向，在摇晃着意识形态的文化语境下，构建出意味深长的身体美学。
大多体育电影都是励志题材，它的主题是描写主人公通过不懈努力挑战自我，并实现自我，其中少不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英雄情节，除了战争，似乎只有体育运动能为这样的电影提供更好的素材。因此，在多如繁星的体育题材电影中，励志类电影占据大多数，而此类电影在特殊时期也的确能给观众带来精神上的满足与亢奋。从而达到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的效果。在好莱坞，励志的体育内容加上精良的拍摄技巧以及优秀演员的成功演绎，使得不少励志类体育电影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32]电影《洛奇》围绕着由史泰龙扮演的拳击手洛奇·巴尔博展开，观众看到他由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成长为一代拳王的心路历程。影片的经典之处在于，本片完全是普通人成功信念及模式的缩影，每个人都有梦想，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实现梦想，但其实能够真正地朝着自己梦想迈进而不对现实妥协的人太少了，我们喜爱洛奇，其实是将他看成了自己，所有未能实现的梦想，都在他一拳挥出的时候得到了实现和满足。[33]我国体育影视剧励志性居多，它们在表现体育运动的同时，更注重宣扬一种正面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从最早的虚心奋进、顽强拼搏、振兴民族的精神，到现在的人类挑战自身生命极限、讴歌人类顽强的人性主题，目的都是通过体育运动去激励人们奋发向上。[34]像获得1984年金鸡奖特别奖、1987年第一届国际青少年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的《候补队员》，主人公刘可子为了争取早日成为正式队员，努力改正缺点，提高学习成绩，最后如愿以偿，刘可子那种战胜自我缺陷，克服困难，追求卓越的精神，让观众有种奋进向上的力量和心灵的感动。
（二）团队协作
体育竞技从来不是单纯的个人成功或圆梦行为，而是与荣誉尤其是集体荣誉和国家荣誉联系在一起，所以，体育片常常拍成主旋律片，在体育运动中表现对集体或祖国荣誉的珍视和奋斗。[35]除了个人救赎和自我奋斗外，体育电影里反映最多的还有团队精神，拳击运动的主角是个人，而在橄榄球、篮球和棒球运动中更多体现的是团队合作，因此涉及这些题材的电影，多半是对团队精神和团队关爱的呼唤。纵观中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体育电影都是在描述队员们在团体中的表现，如关于篮球的《女篮5号》，足球的《加油，中国队》、《女足九号》，排球的《沙鸥》等等。在这些体育电影中体育已经化成民族精神，是挽回民族尊严的武器。可以说，弘扬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尊严与祖国荣誉始终是它们要表现的主题，所有影片几乎都将民族精神寓于体育比赛之中。影片的主人公毫无例外地拥有强烈的民族尊严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情感，影片结果都不约而同的再度宣扬爱国主义理念和民族精神。例如《女篮5号》、《水上春秋》的主人公田震华与华镇龙不是简单的体育运动者，而是民族的代表，是民族精神的守望者。
（三）民族传奇
体育电影作为体育宣传的手段之一，应该为人民服务。所以在体育电影的选材和主题上多倾向于有利于民族利益的，基本上从民族大义出发，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特别是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中国要走出国门，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体育是最好的切合点，体育电影是最有利于鼓舞国内民众建设热情的手段，也是世界瞩目的最好方式，更是民族复兴的标志。[36]同时，爱国情怀是中国文艺创作的优秀传统，在文艺作品中常常体现为对民族、国家的热爱或是对爱国精神的赞颂与张扬。以体育竞技或奥运为叙事题材的影片割舍不开浓烈的民族意识。虽然新时期以来，体育故事片在主题表达上开始侧重于个人意志的书写，但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固有的功利性，及其以“为国争光”为主导的价值取向，依然确保着体育电影“爱国情怀”主题历久弥新的传承性。而之所以称其“历久弥新”，则在于许多作品对该主题的阐释大都建立在励志精神与民族情感融会贯通的基础之上，以此来彰显爱国情怀在体育故事片中存在形式及内涵。[37]新中国成立后的国产体育电影《现代角斗士》、《乳燕飞》、《一个女教练的自述》、《战斗年华》、《美人鱼》等，无不表现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繁荣社会主义体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信仰。《女篮5号》、《水上春秋》、《京都球侠》、《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等体育影片为民族体育自强而歌，将体育比赛与民族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片中的主人公努力用体育比赛上的胜利来挽回“羸弱中国”的民族尊严。进入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和保护，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体育电影也应运而生。
热爱祖国，以民族为尊的思想是人们所推崇的精神力量，因此也经常体现在体育电影的情节中。《一个人的奥林匹克》讲述的是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1932年拒绝代表伪满洲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含泪告别妻儿，躲避关东军的一路追杀，逃脱出日寇占领的大连，最后逃到北京，找到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决意代表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故事。吃苦耐劳、坚强不息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运动员们赛场上一瞬间的光辉荣耀是训练时的千分伤痛、泪水与汗水换来的。第四代杰出导演张暖忻拍摄的《沙鸥》成为中国体育题材影片中展示国家精神的一部力作，影片公映时国人为之感动。主人公沙鸥是一位排球运动员，怀着誓夺世界冠军的追求拼搏于排坛，但长期的艰苦训练使得沙鸥的身体受到严重创伤，亲人的去世更让她的心雪上加霜，她不得不离开心爱的体育场。她在极度痛苦中来到圆明园旧址：“能烧的都烧了，只剩下石头”，想起国家和民族在受辱后仍然饱含希望。影片塑造的沙鸥形象、“女排精神”与当时“振兴中华”的不可磨灭的信念形成共鸣。影片从女性角度以新颖的电影语言细腻地刻画了这位女运动员的心理活动，在1982年荣获了第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导演特别奖。
（四）人文关怀
竞技是体育电影的必备因素但并非是唯一的主题。优秀的体育影视剧，不仅仅是对激烈比赛的呈现，还要有对体育比赛后人性尊严的反思，不仅仅要有宏大的体育竞技场面，还要表现体育对个人的精神塑造、意志成长的影响。体育电影的审美关怀建构在人类身体的物质运动和文化覆盖之中，而体育电影的镜头涉及比如田径、球类、拳击、游泳等体育运动，具备跨越语言障碍、突破种族隔膜、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人文性质。而体育本身蕴含的积极向上、不断超越、敢于挑战的精神就具有强大的人文力量。美国体育电影制片人霍华德·鲍德温说：“我喜欢表达人性的影片，而体育片中通常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决定一部体育电影能成为优秀之作的关键因素是体育之作的“人性”，经典的体育电影在超越了诸多现实因素束缚后，最终才能获得更为深厚的审美文化内涵。
在大多数体育片中，运动的类型只是一种载体，真正的主角是片中的运动员们。美国体育电影以影片主角为叙事主线，讲述其重要人生阶段的经历，描述现实生活，展现拼搏进取、越挫越勇的处世态度，获得人生发展的成功。以体育为主题的电影，重点阐述主角将所从事的运动项目作为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穿插爱情、家庭、社会剧情来衬托影片对主角追求事业发展的描述，展现主角在电影背景下的真实生活。剧情进展在影片主人公的人生顺境与逆境间相互转换，具体落实在“善”“恶”交加、扑朔迷离、跌宕起伏的电影情节上，映射出面对挫折辨证演进的人生发展规律，具有教育启示意义，历经磨砺，成就完美人生。[38]
而对于残疾运动员来说，在赛场之外，他们比普通运动员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汗水，体验加倍的身体伤痛，因而关于他们的故事也更加令人动容。陶虹主演的《黑眼睛》和宁静主演的《赢家》都是通过对残疾运动员付出超人的努力，不断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讲述，在观众内心激起强烈的震撼。《黑眼睛》中，由从运动员转型的陶虹饰演的是坚强而又有天赋的盲人运动员丁力华，在面对爱情时的复杂心理，以甜美的笑容表现了主人公不屈不挠、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陶虹也凭借这个角色赢得了1997年“华表奖”最佳女演员奖。霍建起执导的影片《赢家》另辟蹊径，将主人公身残志坚，在运动场上的拼搏当作底色，重点着墨于常平在与陆小扬感情关系中所迸发出来的对于健全人生的追求与执着，避免了此类作品通常从展示生活坎坷到达事业辉煌的老套路，以真情感染观众。在片尾，当常平（邵兵饰）疲惫地坐在椅子上，取下的假肢放在一旁，陆小扬（宁静饰）热泪盈眶地静静走向常平，没有人不为这一幕而动容。
四、体育娱乐的大众狂欢
电影一方面被政府作为重要的教育工具，另一方面也被大多数中国人当做最为重要的娱乐消遣方式，被视为“寓教于乐”的最佳载体。体育和影像都具有运动性、观赏性。一场体育竞技比赛给人带来的娱乐性和感染力不会比影视作品差，如果将体育与影视相结合既可以提高体育的观赏性，又可提高影视的冲击力。体育电影的娱乐功能一方面是体育本身的娱乐性的体现；另一方面是电影具有的娱乐性的体现。从公元前30世纪起，古希腊克里特人的舞蹈、斗牛、拳击和摔跤等活动已经带有最初的娱乐倾向，但这种最初的娱乐性为体育的军事价值所淹没。在古希腊罗马以及后来漫长的中世纪，欧洲体育文化的娱乐价值始终没有得以显现，没有被人们很好地认识，而体育的竞技价值却表现得越来越淋漓尽致。[39]公元前3世纪以后，中国统治阶级将某些项目从军队的训练中分化出来，使娱乐体育得到强化。如蹴鞠、围棋、斗兽、放风筝、打秋千、拔河、重阳登高等，古代中国人对体育文化的娱乐价值有其独特的认识。西方体育的娱乐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潜在的，而中国体育的娱乐价值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竞技价值则相反。很明显，中国体育从传统上就是娱乐先行。[40]随着体育运动的不断演变，时至今日，体育运动不仅可以使体育参与者本人得到身心的愉悦，观众也可以从观看和欣赏中得到愉悦，冬奥会上的花样滑冰表演让观众如醉如痴，足球场上的精彩射门让观众心潮澎湃。体育作为一种娱乐，逐渐由原始的娱自走向娱他，但其本质还是娱乐。
有学者认为：“中国大陆影片可以划分为三片彼此分离的美学景观，第一片是主旋律影片景观，它属于直接携带或体现主旋律理念之作，承载着沉重的主导价值系统而渴望感化公众……第二片是艺术片景观，它多出自制作者的个人或团体意趣，可以在一定的‘小众’圈内孤芳自赏或到国际电影节赢回些许赞誉，但常常一方面无缘进入到大量公众的法眼，另一方面又与主导价值存在难以克服的疏离……；第三片是娱乐景观，它力图通过商业化的娱乐效果来征服公众和票房，但又往往因与主导价值系统疏离而面临合法性冷遇或责难。”按照这个标准，新中国体育电影可以大体上分为两类美学景观，即上述所列的第一片和第三片。也就是说，新中国体育电影可以分为主旋律景观电影和娱乐景观电影。前者重视主导价值和精神的塑造，后者重视娱乐功能的挖掘。从整体上来看，娱乐元素一直是新中国体育电影发展中未曾中断过的潜流，“十七年”时期的《大李、老李和小李》、《球迷》，80年代的《京都球侠》，90年代的《球迷心窍》以及新世纪的《防守反击》都各自发挥特长，挖掘强化影片的娱乐功能。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主流电影是沿着从精神到娱乐的轨迹行进。考察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体育电影的发展史，可以看到虽然在某个具体的时期和某些具体影片中电影的娱乐色彩表现得比较明显，但从总体发展轨迹来看，该类电影实际上呈现出了精神和娱乐并重且相互交织的景观。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更多形式的体育运动在体育电影中得以体现，叙述和表达方式也各有不同，其中不乏调侃和戏谑等娱乐元素，这样的电影，虽然缺少残酷的竞争和激励的运动场面带来的视觉冲击，但容易让人身心放松，这也是体育运动应该具备的特质。体育电影中加入喜剧元素还会增加体育本身的娱乐特征，体育运动尤其是竞技体育比赛，其紧张激烈程度往往使人窒息，在这样的情形下，体育电影中喜剧因素或者说搞笑因素的出现就显得必要和合理。《防守反击》里“包子队”的组建根本上是基于群众的喜好，虽然最后能够取代市队进入国际比赛，但胜负远远比不上人们在运动中享受到的充实与满足。《京都球侠》同样是以娱乐的方式在执行竞技。“青龙队”的多数成员来自社会底层，对足球知之甚少，他们比赛时的足球技法完全是将自身绝技移花接木，没有技术、没有规则，有的只是尽情施展、为国解难的愉悦和欣慰。社会体育故事片若想充分体现社会体育的娱乐功能，其喜剧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京都球侠》和《防守反击》是为数不多的具有鲜明喜剧特点的体育故事片，它们采用了大量的笑星演员、幽默的语言和动作、夸张的喜剧冲突等寓庄于谐，在体现社会体育游戏性和狂欢性特点的同时，建构影像的娱乐内涵。
我们可以看到，体育影视的娱乐功能在西方电影尤其是美国电影中得到强化，大量娱乐形态的体育影视和少数刻意探求影视语言表现潜力的类型影视同时并存和交叉发展，既保持着体育影视艺术发展前行的动力，又提高观众的体育文化素养和体育运动本身的普及程度，同时还保持着娱乐功能和商业价值的实现。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喜剧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艺术样式，在新中国早期的体育故事片中喜剧介入既是情理之中又属于无奈之举。尽管《大李、小李和老李》的讽刺程式相当少，并且讽刺是以一种温和、宽容、耐心的态度表达出来，但就影片来看，这样的讽刺既不是社会的批判也不是道德的批判，仅仅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要不要锻炼身体而已。随着体育商业价值开发的逐步深入，体育电影的娱乐功能也会进一步加强，剧情设置和主题把握将娱乐性和票房作为主要目标，在迎合观众娱乐需求的前提下，一些体育电影的票房自然也就会比较高，体育与娱乐将相互渗透。
五、体育教育功能的视听传播
体育电影是体育与电影的融合，体育电影是以体育运动为载体、以励志为核心、以塑造英雄和歌颂团队精神为手法、以社会问题和人生情感丰富故事、以真人真事给人以信服感、以视觉冲击给人以震撼的电影类型，具有强烈的教育功能。教育也是奥林匹克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奥林匹克运动公平竞争的竞技原则与社会主流的行为准则是一致的。《奥林匹克宪章》基本原则第2条规定：“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奥林匹克主义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相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功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以体育为载体的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顽强拼搏、公平竞争、团结友谊和爱国主义等精神，对青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其他活动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体育电影通过对体育项目的逼真表现吸引着许多热爱此项运动的观众。关于体育的话题是最适合拍主旋律的题材之一，因为体育与生俱来就包含着坚强、韧劲、奉献等高尚品质，而竞技比赛则体现了个人与集体（国家）这个古老的命题。由影像和电影语言构成的影片的教育场景内容赋予了电影这种艺术对社会的教育价值，以青年文化为基点的体育题材电影的教育价值侧重体现在青少年方面，这种教育过程以西方传统的“实例”教育来完成。[41]体育电影大多取材于真实的故事，虽然故事的情节略显老套，但是可以从中体味到生活的真实，这种真实恰恰是体育电影的魅力之一，也是其他类型电影无法比拟的优势。体育电影更贴近现实，所以能够更好地把握观众作为平凡人的内心世界，这些从真实生活改编而来的体育电影，对观众的教育和指导意义都变得更亲近和更有说服力。体育电影教育内容具有贴近体育实践的真实性、柔性说教、分层推进、主次分明等特点。
体育影视剧通俗易懂，通过大众化的手段对强壮健美的感性身体的意象塑造，通过诙谐幽默、生活化的语言、动作，在激情激烈的身体和智力对抗中体现了人类顽强的生命意志、坚韧的拼搏精神和永不言败、追求梦想的价值取向来引导观众在欣赏体育影像的过程中认识体育、了解体育、喜欢体育，最后达到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目的。[42]不过，在体育电影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层面，往往侧重于体育电影教育功能、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理论阐释，缺乏进一步的理论追问，即体育电影教育内容的表现方式。体育电影蕴涵了丰富的教育内容，这不仅是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必要环节，也是传达职业体育内容、规则与道德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题材电影应该体现出一种观众所普遍认可的稳定的价值观，拥有特色鲜明的表现方式，最终达到影响受众于无形的效果，实现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价值，使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力量，创造一种以奋斗、教育和公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43]
第三节 奇观的缺失：中国体育电影的问题与症结
相比于其他电影类型，中国体育电影的特点表现的并不突出，有一定影响的作品也不多。其实中国体育电影在构成元素上和世界各国并无大的不同。然而，由于电影传统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国体育电影始终没有形成以竞技体育为主体的形态。体育电影变成了负载着应由其他电影类型承担的多种功能。在类型功能遭到削弱的同时，中国体育电影中普遍渗透出一种悲剧精神，本应高昂奋进的体育片变成了使人唏嘘不已、久久反思的苦情戏。
一、体育影视的政治症侯
就体育本身而言，没有政治的属性，狭义的体育运动与政治之间是彼此独立的，并不存在什么内在的联系。但在现实中，体育与政治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育与政治之间形成了永久性的互动关系。按照这种逻辑推理，体育与政治之间必然存在某种中介使体育与政治之间发生了关系，这个中介就是文化。[44]文化具有阶级性、时代性和地域性，体育文化同样具有这些特性。斯巴达克文化中的尚武精神使人们逐渐展开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古罗马人斗技场上人与人、人与兽之间的对决，使人们被迫将自己的身体打上阶级的烙印，对抗中的身体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符码。在这里“体育”成为身体强壮的符号，成为民族尊严的象征，尤其是竞技体育由于其强烈的对抗性、竞争性，对民族感情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因此，文化视野下的体育就如同战场上的国家在文化阵地上“冲锋陷阵”。[45]在中国的影视发展史上，体育影视主要是作为拯救民众、启发民智、改良社会的工具而存在，娱乐则经常被拒之于门外。过于偏执地强调教化功能往往造成娱乐功能的相对萎缩，导致观众主体意识的失落，并进而培养起观众消极的接受心理。[46]
由于题材的特殊性，体育电影所蕴涵的拼搏、奋斗的精神非常契合主导价值观鼓舞国民士气、凝聚民族精神的要求，这样体育题材的电影就很自然地被灌注了集体、民族、国家等“大我”的精神和气质。在新时期以来的体育电影中，冠军一直被赋予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这之间寄寓着对中国作为轴心文明的记忆，对作为大国重新崛起的梦想，也是对1840年炮声带来的边缘化或自我边缘化处境的最终告别。分析新中国多部重要的体育电影，几乎每一部影片都承载了这种“大我”的期望和要求。“十七年”时期的《女篮5号》和《水上春秋》，通过体育人在新旧社会中两种不同的境遇，传达了他们在新旧两种社会中两重天的命运；新时期体育电影的代表作《沙鸥》之所以被更多人关注，除了其新颖的视听语言外，其所蕴涵的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的信念和追求功不可没，就连以娱乐为主调的《京都球侠》在娱乐的外表下也彰显出爱国主义情怀；《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上映恰逢北京奥运会召开之际，刘长春的遭遇和国人以其为寄托的“国富民强”的百年奥运梦想终于实现。
二、竞技影像奇观的缺失
体育意味着运动的人或人的运动。运用科学器械来捕捉和放映运动的物体成为体育电影诞生的认识基础和基本手段。体育和电影的这种先天性的动感契合性，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当初电影的发明者在他们的实验室中频频选取体育性的活动。体育影像的真正魅力就在于体育的运动性，体育影像通过镜头的“推拉摇移”和体育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体育精神。体育通过体育影像将稍纵即逝的竞技动作反复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体育电影的竞技奇观应该成为其表现的主要内容。
纵观我国的体育电影，受制于中国社会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等观念的影响，中国体育电影始终没有形成竞技体育场面为主体的表现形式，体育影片中那种以紧张的比赛现场来刻画主人公内心活动的镜头少之又少。有研究者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电影界对竞技体育麻木不仁、无所作为，正是体育电影发展滞缓的症结所在。所以体育电影必须研究竞技体育的发展与成就，要把它当作重要细致的工作来对待，撂荒身边的体育资源，体育电影必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虽然我国体育电影中竞技体育题材占比很大，从中国体育电影的历史来看，我国体育电影几乎对所有的竞技项目都有所表现，但电影中的竞技场景表现还不突出，中国的体育电影题材选择要么来源于奥运项目，如《神行太保》、《乳燕飞》、《五虎将》、《沙鸥》、《水上春秋》等，这些项目本身的正面的竞技性并不突出；要么来源于传统体育项目，弘扬中国武术文化的《霍元甲》、《少林寺》，这一类电影又不完全属于体育电影；至于表现我国围棋文化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和象棋文化的《棋王》等体育电影，[47]更缺乏体育竞技的场景。
西方体育电影往往投观众所好，要么选取国内最受欢迎、最具有震撼力、最普及的项目作为素材，如篮球、棒球、足球、橄榄球等项目，要么则选取最具有观赏性、刺激性、极限性的项目作为素材，如赛车、拳击和极限运动等。这些项目大多数都是开展比较好的职业化项目。由于在美国拳击运动无论在规则上还是技术上都发展比较完善，其运动特点又符合外国人对激情与暴力的理解，所以关于拳击运动的作品在体育电影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百万美元宝贝》、《洛奇》、《愤怒的公牛》、《一代拳王》、《黑暗中的拳头》等都是关于拳击的作品。近些年，美国体育电影也开始面向青年群体和女性，催生了一系列青春活力与浪漫色彩的电影，如《甜心辣舞》、《歌舞青春》、《女生向前翻》、《冰上皇后》与《爱情达阵》等等。总体来说，美国体育电影的竞技奇观表现得非常突出。
三、故事情节的模式化
在我国，体育影片大多沿袭着“主人公在体育道路上经受挫折，通过顽强拼搏最终得以成功”，或者是“主人公技艺超群，但不合群或是思想品质不过关，大家一起帮他成功解决了其思想上的问题，最终主人公带领大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的老套路。在对人物命运和性格的发掘上，缺乏冲击力和感染力。[48]中国电影的人物设计和情节发展有一定的刻板与雷同。主人公一般是两个：一个意志坚定、品德高尚，但是存在技术难关无法攻克；另一个技术高超、雄心勃勃，但是存在着自私、懒惰等个人缺点。由于竞技体育是对抗性、竞争性强的活动，两位主人公又长年在一起生活、训练、比赛，自然会产生方方面面的冲突，最后在教练员的帮助下，两位主人公各自克服自己的缺点，携手共进，大团圆结局。在这种模式下，电影无法全面深入地刻画人物，也无法得到观众的共鸣。[49]
在1949—1966年“十七年”时期的中国体育电影更为强调的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以及在内部比赛中体现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其代表作如《女篮5号》（1957年，谢晋）、《冰上姐妹》（1959年，武兆堤）、《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谢晋）和《女跳水队员》（1964，刘国权）；新时期之初的一系列体育电影中，在一种国际性的比赛中战胜外国选手和对（世界）冠军的渴望成为一个醒目的标志，如《乳飞燕》（1979，孙敬）、《排球之花》（1980，陆建华）、《剑魂》（1981，曾未之）、《元帅与士兵》（1981，张辉）等等，战胜外国选手、夺取冠军其实包含着一种对这个时期中国尴尬处境的一种想象性解决。因为已经接受了既定的游戏规则，即便在臣服之中仍有反抗，战而胜之获得冠军就获得了一种承认，这意味着对臣服和由这种臣服确立的自我边缘化焦虑想象性缓解。
四、社会深度挖掘不够
作为承载民族形象与文化、体育精神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体育电影在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时，更看中比赛结果。中国体育电影总是很正面地描述体育竞技或者体育活动中的人或事，影片往往从主人公个人的伤病、心理、团队精神等方面展开故事，几乎从不涉及当时体育社会问题和各类敏感问题。西方体育电影立足于其面临的各种体育社会问题之上，将西方体育中的宗教矛盾、种族冲突、性别歧视等问题毫无保留的在体育电影中得到体现，并最终表达体育运动战胜一切的可能，使观众体会到地地道道的奥林匹克精神——勇敢、顽强、拼搏向上、和平的精神。相反，中国体育尽管也有各类社会问题的出现，体育电影最吸引人的地方往往是电影中表现体育运动本身精神的部分，优秀的体育电影应该通过某一运动项目表现出更深刻的东西，从运动中的人回到社会中的人，层层剥离，最终才能成为一部经典。
纵观人类历史，体育是最悠久的文化现象，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几乎同步。体育作为人类最广泛的社会活动，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尤其是奥林匹克运动，吸引着无数的人们关注和参与。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景象是因为体育传达出“竞争”、“拼搏”、“挑战”的精神，从最初为了生存而“竞争”，到为了个人尊严而“拼搏”，再到为了国家荣誉而“挑战”。时至今日，“传统的体育精神已经不足以单独支撑人们对现代体育的感悟，人们在感受体育的同时不断去深入开掘新的适应时代发展的体育精神。”作为一种文化，体育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内部动因，它既是人的生存需要，也是人的健康需要，更是人的精神需要，于是体育对于个人而言就有强身健体、人格塑造、休闲娱乐等功能。对于体育而言，竞技结果不是终极追求；对于体育电影而言，竞技本身也不是终极表现对象。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体育电影观众的价值取向也已由以往的“唯金牌论”逐渐转变为实现自我价值和对体育精神的不懈追求的理解。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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