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艺生产与中国当代红色文化思想价值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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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一章　红色文艺生产与中国当代红色文化思想价值体系的建设第一节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的价值功能红色文化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历史，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积淀下来的、带有着十分强烈而鲜明的革命内涵的精神文化资源。可以说，红色文化的打造与传播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章　红色文艺生产与中国当代红色文化思想价值体系的建设

第一节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资源的价值功能

红色文化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历史，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积淀下来的、带有着十分强烈而鲜明的革命内涵的精神文化资源。可以说，正是对红色文化的不断建设与打造，才保证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形成。纵观现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建设，大体有三种文化资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便是传统文化资源、西方文化资源以及红色文化资源。相对于传统文化资源与西方文化资源的继承性与吸纳性，只有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自身在诉求现代性的进程中创造的，从这一角度来说，红色文化资源对标志中国自身的现代性特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红色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被提炼出来的思想文化资源，它有着多层面的价值与功能。可以说，红色文化的打造与传播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言：“红色文化在革命传统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和实践，以及‘红色教育’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借用，使红色文化在教育领域获得了极大空间。红色文化在政治教育、品德教育、文化传播、精神传承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决定了其自身的资源属性。因此，红色文化资源成为重要的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社会教育与公民教育的有效资源。随着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新时代理念的提出，红色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1]

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看，讲述和传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历史显然是其应有的涵义，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历史认识的知识体系而被书写和传播；另一方面也在这种讲述过程中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与先进性。从精神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红色文化无疑以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等价值理念而体现出特有的政治教育与精神培育功能。从社会效应的角度来看，红色文化培养起当代中国人一种革命理想主义情怀，这种精神品质的培育和人格塑形是其他任何的文化形态所无法达成的，正如有学者所言：“革命文化有着它区别于文人文化、商人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首先，作为革命文化的艺术表达的红色经典，有着鲜明的人民立场。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看，红色经典都表达着强烈的人民性，它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叙事抒情，始终从为人的视角去介入社会，这使得它能够超越一般文人、商人难以避免的为自我写作、为金钱写作的狭劣心态，而走向广阔的政治叙述空间，容易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红色经典的人民立场，可以促使社会意识形态回归平等和谐，有利于把无组织的人民组织起来，凝聚人民的力量，以战胜邪恶势力及一切困难，建设美好社会。其次，红色经典具有强烈的正义品格，是非、善恶、爱憎很分明，没有任何扭捏作态或含糊其辞，虽然有把复杂问题作简单化处理的可能性，但其特有的浩然正气与光朗爽直的性格，足以威慑当前社会的恶人恶行。再次，红色经典一般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这使得它能够摆脱苟且、悲观、逃避的心态，而持一种永远乐观的精神，从现实中看到未来，从失败中看到成功，从悲剧中看到胜利。这一点可以对治当前中国社会的实用主义与醉生梦死的心态。复次，红色经典具有大无畏精神。蔑视一切邪恶，蔑视一切敌人，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红色经典无可撼动的内在意志。这一点完全可以拿来对治当前中国社会委琐、畏缩的国人心态。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红色经典的复兴有着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广大人民与一部分政界人物都喜欢将它作为治疗社会颓风与文化顽疾的一剂良药。但必须看到，在革命文化复兴的潮流中，有些人对红色经典的影视改编抱一种不严肃的，甚至是商业利用的态度，结果使得某些红色影视或强化了斗争场面的暴力感而淡化了道德感，或以人性化为借口丑化正面人物而美化反面人物，或把严肃的主题、题材作游戏化处理而降低精神品位。这对革命文化是有伤害的，我们应该警惕。”^[2]

从存在形态上来看，红色文化有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这在中国当代党和国家的政治方针和理论建设的层面上有着突出的体现，同时在全民的思想教育中也是重要的组成。它常常在党的决议、政府工作报告、思想政治学习、理论宣传等方面起着重要的思想纲领和理论基石的作用。红色文化也可以物质形态的方式存在和传承，包括全国各地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区等，如延安、井冈山、重庆的歌乐山等；也有多种多样的具有深厚的纪念意义以及革命教育内涵的历史遗留物，如全国各地博物馆中所收藏的革命年代的物品，这些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更以一种直观的形式向人们传递着其承载的特定的革命文化内涵，同时也见证着曾经的革命岁月的沧桑与磨砺。在今天，它不仅有着革命历史教育功能，同时也体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如各地以红色文化为主题所开发的红色旅游经济以及收藏品市场所出现的红色纪念品收藏热等。“它所体现的是对革命文化的资源属性的释放和利用，充分挖掘革命文化的资源禀赋来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化产业开发提供历史文化资源支撑。这样，唱响红歌、重温红色经典、再造红色经典、体验红色之旅、红色育人等，也就成为弘扬‘革命文化传统’与‘革命精神’的必然要求。”^[3]

红色文化的第三种存在形态便是红色文艺产品。所谓的红色文艺产品，是指以表现和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为主题的文学艺术作品，这种红色文艺产品可以说覆盖了所有的文学艺术形式，如小说、电影、电视剧、诗歌、戏剧、歌曲以及评书、快板、相声、京剧、昆曲、评弹、快书等各种民间戏曲和曲艺形式。红色文艺产品也是推进红色文化建设最重要的方式和手段，它在传播和普及红色文化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将红色文化价值观向社会大众层面进行传播的过程中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当代文艺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被称为“红色经典”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成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特有的文艺现象，它们在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打造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方面有其特有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红色文艺产品是中国当代文艺建设中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当然，红色文化作为革命岁月的精神沉积物，它与今天的时代语境存在着错位与裂隙。对于如何将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资源融入到当下的社会文化建设当中去，思想界与学术界多有论及，正如有学者指出：“目下红色革命文化的盛行形态，更多地是以一种过去形态出现的，革命历史歌曲、红色革命的老电影及对其的电视剧改编等，在这其中，潜在地体现着对今天诸多社会问题的不满、困惑及相应的情感性补偿。在这样的一种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中，我想，也还是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我们给以深思的：第一个问题，历史记忆、历史认知与生命记忆、生命活力的关系。红色革命文化在今天得以盛行，与两部分人密切相关：中老年人、青年人。中老年人的青少年时代，是汲取着红色文化资源长大的，当他们在今天普遍地过了‘知天命’之年时，伴随着人的生命活力的渐次衰退，对生命活力、人生往事的忆念，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生命现象、生命需求了，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以充满生命激情作为其主要价值特征的红色革命文化，就成为了他们实现生命记忆的最好的对象。与中老年人不同，青年一代是因为红色革命文化中的生命激情与自己生命中的青春激情的相一致而对红色革命文化给以认同的。但在这其中，中老年人与青年人，都面对着一个将生命记忆、生命活力与历史记忆相混同的误区并在这一误区中丧失了对历史的认知能力——既不能认知红色历史真正的辉煌所在，也忘记了我们对红色历史应有的反思。第二个问题，在对过去的情感性宣泄中，形成了理性应对现在的缺失。如前所述，红色革命文化潜在地体现着对今天诸多社会问题的不满与困惑，但这种不满与困惑，却因了在对过去的生命记忆或今天的生命活力的情感的宣泄性满足中而得以释放。然而，在这种释放中，对今天诸多社会问题的困惑与不满却没有得到理性的进一步的深入认识，也因此，无助于今天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我们习惯于激情的满足，习惯于在运动性的社会活动中，获得激情的满足，而时时忘记，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不仅要靠激情，还要靠冷静的科学与理性。我们习惯于以现实问题刺激激情，却对通过激情来促进理性认识还十分地陌生。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红色革命文化的这一现代性转换的意义，我们对之至今也还缺乏深刻的理解。”^[4]

红色文化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不仅是一种思想价值体系，同时也联系着特定的历史情感与历史记忆，正因为如此，红色文化除精神价值之外还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效益，这其中，红色旅游的开发便是这种效益的体现，这也为在市场经济时代继承和弘扬红色文化提供了有力而现实的支撑。为贯彻中央关于发展红色旅游的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全面系统地指导和发展红色主题的旅游活动。《规划纲要》指出，发展红色旅游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红色旅游精品体系、建设红色旅游配套交通体系、建设红色旅游资源保护体系、建设红色旅游宣传推广体系、建设红色旅游产业运作体系。在关于发展红色旅游的总体布局中，《规划纲要》要求围绕8个方面内容发展红色旅游，培育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组织规划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重点建设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在关于发展红色旅游的主要措施中，《规划纲要》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要落实规划要求，塑造整体品牌；要加大投入力度，推进开发保护；要加强宣传教育，做好规范管理。发展红色旅游要实现以下6大目标：（1）加快红色旅游发展，使之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2004年至2007年参加红色旅游人数的增长速度要达到15%左右，2008年至2010年要达到18%左右。（2）培育形成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使其成为主题鲜明、交通便利、服务配套、吸引力强，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旅游目的地。（3）配套完善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使其成为产品项目成熟、红色旅游与其他旅游项目密切结合、交通连接顺畅、选择性和适应性强，受广大旅游者普遍欢迎的热点旅游线。（4）重点打造100个左右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使80%以上达到国家旅游景区3A级以上标准，其中40%要达到4A级标准。到2007年，争取有5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年接待规模达到50万人次以上；到2010年，争取有8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年接待规模达到50万人次以上。（5）重点改革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护、展示和宣讲等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在规划期内普遍得到修缮。（6）实现红色旅游产业化，使其成为带动革命老区发展的优势产业。红色旅游的产业化发展，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这同时也使其中市场经济体系中具有了自身合理存在的价值空间。

红色文化有着不同层面的价值取向，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看，红色文化是有关民族国家解放、独立的宏大叙事，它包含着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得以确立的历史认知与记忆。红色文化是民族革命解放进程中所凝结而成的意义系统，所以它也必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所以，红色文化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革命理念与革命诉求的精神承载，它同时也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精神凝聚力的重要所在。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看，红色文化是国家执政党政治理念与革命纲领的具体化，它突出执政党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丰功伟绩，突出执政党领导革命的必然性与重要性，从而寻求执政党掌管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所以，红色文化是政党政治的组成部分，它伴随着政党获取政权以及施政的整个过程。从社会个体的角度来看，红色文化是所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价值观与世界观的来源，它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的精神塑形及道德想象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所以红色文化常常成为一个时代伦理道德的价值所在，以其对英雄主义的弘扬而对每一个社会个体产生招引作用。

第二节　从左翼文学实践到红色文艺生产

红色文艺是传播和打造红色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和载体。红色文艺作品的创作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艺生活的整个过程。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进程来看，红色文艺作品的生产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李大钊等革命先辈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对苏联“十月革命”以及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介绍。李大钊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介绍苏联布尔什维克运动以及“十月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以及他的一系列介绍马克思理念的文章，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使得李大钊成为中国最早传播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苏联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早期的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萧楚女、蒋光慈等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张，左翼文学开始有了最初的实践与传播。

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壮大则是发端于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一批早期参加过革命实际活动的作家和一批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革命文学青年，开始在文坛上旗帜鲜明地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并引发了一场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家组织正式形成，它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阵线上实践自己的领导权的重要机构。“左联”的成立，直接推动了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形成了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加强了中国革命文学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联系，推进了文艺大众化的发展步伐。正是在左联时期，形成了以鲁迅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队伍，诞生了张天翼、沙汀、艾芜、丁玲、殷夫、柔石等一大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家，在创作上以茅盾、蒋光慈为代表的小说，以蒋光慈、殷夫为代表的诗歌，以田汉、夏衍为代表的话剧均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涌现了《新梦》《别了，哥哥》《丽莎的哀怨》《莎菲女士的日记》《水》《蚀》《子夜》等现代文学史上永为不朽的作品。可以说，“左联”时期是中国现代红色文艺生产的第一个高峰期，它为中国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形成与传播、对中国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以及走向成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在“左联”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主要是侧重对以阶级斗争理念为主导的革命思想的宣传和表现的话，那么进入40年代后，在解放区所掀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则将这种革命文学的书写在群众化、大众化的道路上推到了更为成熟的境地，同时也使得革命文学成为有关新政权与新生活的关联性的一种蓝图式描绘，尤其是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的文艺实践进入到了一个自觉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服务、为工农兵创作的层面，产生了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小说，诗歌方面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田间的《赶车传》、阮章竞的《漳河水》等，而戏剧方面则以由贺敬之、丁毅执笔，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人集体创作的《白毛女》最具代表性。可以说，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下，解放区的文艺创作有了全新的面貌，作家思想及作家的队伍建设也得到了全新的改造，这也为新中国建立后的文艺发展在思想上、理念上及文艺生产机制上作了很好的准备。对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有论者进行了这样的阐述：“《讲话》论及了延安整风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对当时当地的文艺运动有现实针对性，但其对革命文艺历来所关注并需要重点解决的诸多问题也做了系统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念‘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讲话》不应看做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理论发现，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讲话》发表后，无论在解放区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直是中共制定文艺政策指导文艺运动的根本方针，具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讲话》试图解决这样一个新的课题，即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有条件推进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历史阶段，应当如何领导文艺工作，怎样才能创造出适合本阶级要求的新型的文艺。只有理解《讲话》，方能理解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讲话》的理论辐射甚至远远超出文艺运动范围，在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5]

红色文艺进入大规模的批量生产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新中国建立后的50年代至70年代产生了大量的堪称经典的红色文艺作品，长篇小说方面有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徐光耀的《平原烈火》，柳青的《铜墙铁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知侠的《铁道游击队》，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雪克的《战斗的青春》，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钢》，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欧阳山的《三家巷》，李晓明、韩安庆的《平原枪声》，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孙犁的《风云初记》等。短篇小说方面主要有峻青的《黎明的河边》，王愿坚的《党费》，茹志鹃的《百合花》等。诗歌方面有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戏剧方面则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杜鹃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最具代表性。这些作品在出版后不仅发行量大、阅读面广，而且大多被改编为电影、戏剧、连环画等艺术样式，从而获得最为广泛的传播，其故事内容可谓是深入人心，它们对建构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认知与道德想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因如此，这些作品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一种特有的文学现象与文化资源。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些作品大多被冠以“红色经典”的称号，并且在影视界再次掀起了改编与收视热潮，其中虽然有着较为复杂的文化内涵，但不难看出这批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可以看到，新中国建立后的红色文艺作品一方面建构起新政权、新国家的光辉历史，有效地塑造着民众的历史认知理念；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功能上来看，它同时为当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整套极具革命色彩的伦理观、价值观与道德观。正如学者黄子平所言：“这些作品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6]红色文艺作品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革命乐观主义，这些精神诉求成为引导当代社会生活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准则，同时也成为民众建构自身主体意识的一种信仰体系。

红色文艺作品可以说是新中国建立后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民众共同的精神食粮。一部文学作品，只有被广泛阅读才能实现意义的最大化。从发行来看，新中国建立后的这批红色文艺作品在出版后一印再印，发行量十分惊人，从中也可看出作品的受众面之广及普及程度。《红旗谱》1958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脱销，很快于1959年9月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于同年出版第1版；1964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6次印刷该作品，印数已达97万册；1965年第3次再版；1978年第4次再版，至此印数已达500余万册。《林海雪原》在出版后一年的时间内，重印7次以上，印数近百万册。《青春之歌》出版后的一年半内，印数达到150万册。《红岩》在出版后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印数达400万册，迄今印数已逾1000万册的大关，创造了当代长篇小说发行的奇迹。红色文艺作品也正是通过这些途径而获得广泛的传播。单就《红岩》来看，1961年小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1963年解放军空政歌剧团根据小说改编出七场歌剧《江姐》，1963年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将其改编为四幕十一场的同名话剧，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此外还有根据小说改编的各种曲艺种类。在众多的艺术样式中，电影、戏剧、连环画因其形象性、直观性尤为受到重视。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1966年共拍摄故事影片435部，其中革命历史题材占到50%左右。新中国建立后较受欢迎的红色文艺作品均被改编为电影。仅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铜墙铁壁》《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苦菜花》等10余部长篇红色文艺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红色文艺作品的另一个较为重要的传播途径是以“小人书”的形式进行普及。“小人书”学名连环画，一般以64开本装订，绘图上大多是单线描绘的“绣像”，像国画的白描，配以简短的文字说明。新中国建立以后，小人书日渐兴旺，那些过去充满才子佳人的故事内容从画面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取材于文学名著、历史故事类的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大闹天宫》等。其中，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类的作品占据了绝对多数的比例，如《刘胡兰》《鸡毛信》《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烈火金钢》等，这些小人书一经面世，大受欢迎，各种印数都在几十万册，畅销的甚至高达上千万册，成为五六十年代少年儿童的主要读物。新中国建立后的这一批红色文艺作品在出版不久后就纷纷被改编为种类繁多的艺术样式，这些艺术形式适合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民众来阅读和观看，这使得这些小说的故事内容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改编一方面是一种传播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实现大众化、解决文艺的普及问题的一种有效的途径。红色文艺作品之所以受到如此的重视，除了来自新中国建立后对新文艺建设的需要，还在于文艺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红色文艺作品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进行塑形，它所担负的意识形态功能只有通过广泛的传播才能发挥出作用。就新中国建立初绝大多数民众的文化水平来看，小说显然不是达成这一目的的理想形式，所以要想使红色文艺作品的意义系统得到真正的普及，使有关革命历史的叙事能够最广泛地得到接受和认同，采用“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样式”来进行传播，便显得十分必要了。正因如此广泛而持久的传播，才积淀而成当代中国人特有的红色情结，这种历史记忆与情感记忆正是新世纪红色叙事热潮在影视领域能够再度兴起的重要的审美心理基础。

第三节　红色文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打造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大命题。“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7]可以说，红色文化是打造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而其中，红色文艺作品则是表现和传承这种红色文化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正因如此，红色文艺产品在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建设中一直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

红色文艺以对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任务的自觉承载为己任。法国左派思想家路易·阿尔都塞曾经提出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在他看来，国家权力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施，一种是具有强制性质的国家机器，如政府、警察、法庭、监狱等；另一种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它以宗教、教育、传媒等方式来完成权力的控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国家机器，最终的目的是在思想领域实施领导权，将国家意志全面地渗透到私人领域，从而对个体进行体制化的规训与管理。红色文艺作品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的“本质化”叙述，成为当代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它也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理念以及革命伦理观塑造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品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当代的红色文艺作品的确有效地发挥出了它们的意识形态功能。意识形态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法国哲学家托拉西的《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中，指的是观念学。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其《意识形态的幽灵》一文中给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下了个十分宽泛的定义，他指出：“‘意识形态’可以指称任何事物，从曲解对社会现实依赖性的沉思的态度到行动取向的一整套信念，从个体赖以维系其与社会结构之关系的不可缺少的媒介，到使得主导政治权力合法化的错误观念，几乎无所不包。”^[8]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就意识形态而言，它是一种理解过去与现在的观念，涉及人们的价值理念、信仰准则。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已明确地与统治阶级的思想联系在了一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曾就意识形态一词的内涵作了这样的阐述：“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了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9]。这样来看，就国家政治而言，建构意识形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意识形态的达成，也需要一整套的有关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掌控者的宏大叙事作为有力的支撑。对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而言，需要这样的一种叙事成为提供给广大民众理解过去、想象未来的依据，红色文艺作品在当代的兴起，也便在情理之中。正如有学者所说：“历史科学提供的是客观的、规则化的历史运动过程和运动规律，从中凸现无产阶级鲜明的历史意识，但作为意识形态效果，它仅仅提供的是认识中国革命历史的观念、方法和结论，却没有营造出形象化的历史图景。而为无产阶级历史意识营造形象化历史图景，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责无旁贷的功能和作用。事实上，第一历史期的革命题材文学创作，始终应和着主导意识形态的询唤，与历史科学所提供的理性交相运作，基本上成功地构建了与无产阶级的历史观念、历史意识相辅相成的形象化历史图景。”^[10]

红色文艺作品提供给我们的便是有关中国革命发展进程这一宏大的历史图画。《红旗谱》是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红色文艺作品中展现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一部经典之作。这部作品从所表现的历史生活内容的时间跨度上到情节安排上都在围绕着一个中心来进行组织和叙述，这个中心便是中国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才能改变自己的历史命运。通过这样的叙事组织，一个有关现代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被呈现了出来。其他表现革命历史的作品也无不力图描述出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三家巷》表现的是一个城市中的不同阶层、不同阶级的人们在革命运动中的分化、重组以及各种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铁道游击队》反映的是抗战时期山东鲁南地区的一支铁道游击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的过程。《保卫延安》则是在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去表现延安保卫战以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正如冯雪峰所评价的：“我们如果要史诗地描写保卫延安战争，也就只有真正掌握了它所以胜利的关键和全部力量，才能有根据地真正体现出这一次战争及其全面的精神，才能描写出这样的战争，描写出人们的力量怎样发挥出来，描写出这种辉煌的、模范的人民革命战争的精神。同时，只有这样地描写，才能反映出战争发生和进行时的时代脉搏，使作品能够以强烈的真实的历史感觉去启发读者进入历史现实里去，使他（读者）的感受能够更深刻。”^[11]由是观之，红色文艺作品的史诗性特征正是其内在的意识形态诉求的一种表征，唯其如此，才能在叙事的层面上将历史的发展趋向及内在的因果关系展现出来。对于一个新国家、新政权而言，这种历史建构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正因如此，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六十年代，长篇红色文艺作品获得了兴盛，同时也赢得了极高的赞誉。即使是表现当代现实生活的作品，也努力地在一个大的时间跨度里来展现新政权领导下的社会生活的状貌与发展趋向，如《创业史》。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未能充分地表现出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对历史的推动作用的作品，常常会受到冷落和质疑。赵树理的作品在40年代的解放区曾经占有很高的地位，他的作品因表现了新的主题、新的人物而获得高度评价。但新中国建立后，赵树理的创作开始受到冷落，与《创业史》这样的作品相比，赵树理的作品显然缺乏一种史诗的特性与气度，而这种史诗构架正是一种政治理念的表现。

红色文艺作品讲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述史的目的在于将这一历史进程进行具象化的呈现，这便使得红色文艺作品必然地具有一种意识形态功能。正如洪子诚所言，红色文艺作品“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做出证明，以具象的形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12]可以说，红色文艺作品是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意识形态生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红色文艺作品首先为新中国与历史生活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众多的红色文艺作品叙述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诉求便是向民众传递“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历史认知理念，其内在的叙事动机便是以历史来论证现实，为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充足的历史依据。如孟繁华所谈到的：“胜利者在回顾或重视自己已经被证实了的历史，对它的重新叙事不仅进一步激起了历史书写者的自信心和光荣心，重要的是，它更隐含着过去／现实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民众通过历史进一步理解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把历史／现实理解为一种必然的关系。”^[13]可以看到，红色文艺作品在组织叙事的时候，将表现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重要的叙事因素，作品通常以此作为情节安排与人物设置的轴心，从而展现革命历史斗争生活。

红色文艺作品注重对革命历史讲述，而叙述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便是为历史塑形。历史本身是丰富复杂的，作为讲述历史生活的文学作品，它不仅要将历史生活进行形象化的呈现，还起着阐释历史的作用。美国著名的史学家海登·怀特曾这样谈论史学工作者的述史活动：“在努力重建历史上特定时期‘发生的事件’时，历史学家必然要在叙事中包括对某一事件或系列事件的叙述，而要合理地解释这些事件何以发生，又缺少予以支持的事实。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阐释’他的材料，以假定的或纯理论的东西填补信息中的空白。因此，一个历史叙事必然是充分解释和未充分解释的事件的混合，既定事实和假定事实的堆积，同时既是作为一种阐释的一种再现，又是作为叙事中反映的整个过程加以解释的一种阐释。”^[14]史学家著述历史要对历史事件进行解释，作家描述历史生活内容同样包含着对历史的阐释。也就是说，形象再现的历史是一种经过过滤的历史，历史在被叙述的同时，也被附着上了意义，而这一意义是一种带有强烈的“本质化”色彩的认知理念，它渗透在作品的每一个细节描写之中。以《青春之歌》为例来看，小说反映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位青年知识女性的人生经历。但作家从一开始便赋予这位青年女性以一种承载“历史本质”的功能，即揭示一代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的成长历程，于是她必须“严格”地按照一种既定的人生之路进行成长，这样才能说明她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进步的道路、革命的道路，因而才是一条“成长”的道路。本质化是述史的意义旨归，而历史经过本质化的提纯，必然意味着对历史丰富性的遮蔽。就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的红色文艺作品而言，其述史的“本质化”趋向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也正因此，许多红色文艺作品获得了党史教科书的称谓。中国当代文艺生产与国家意识形态生产之间的紧密关系，决定了红色文艺作品在国民塑形、精神改造、国家想象方面所承担的重要功能。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之际，1962年5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社论，文章指出：“文学艺术在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用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的工作上，负有特别重要的使命。我们现在的青年一代是在和平的、比较顺利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很容易把生活理解得简单化。可是，他们是建设新社会的接班人，需要肩负艰巨的复杂的任务，需要他们不断地去克服新的困难。社会主义文艺应当通过对于社会主义现实的真实描写，帮助青年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帮助他们认识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认识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艰苦过程，培养他们在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的革命精神和求实精神，使他们对于当前的时代有正确的认识，对于未来的任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为了同样的目的，还要通过文学艺术向青年们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和民族传统的教育，让他们具体地了解我国人民革命的战斗历程和英雄事迹，了解我国各民族历代祖先艰苦创业、英勇奋斗的历史。”^[15]上面的这段话已明确指出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文学艺术的使命与共产主义新人的培养之间的关系，而红色文艺作品在其中则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

中国当代的红色文艺生产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美学风格与意义系统，它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联性使它承担了许多文艺之外的功能，对于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建设而言，红色文艺作品更具价值层面的引导意义。正如有学者所言：“当下主流意识形态把‘红色经典’作为历史本质叙述的唯一合法的想象，那么，它必然极力维护‘红色经典’的核心价值，即通过革命手段以建立现代国家历史意义及其合法性，并重申战争年代所确立的价值观。‘红色经典’无疑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符号资本，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努力把这部分符号资本纳入国家的新文化传统。”^[16]红色文艺作品所承载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等思想情怀，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塑形来说无疑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它为当代中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打造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坐标。可以说，红色文艺作品所包孕的精神价值内涵是我国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重要依托，它与中国传统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精神资源及现代以来引自于西方的以科学、民主、自由为标杆的人文思想的融合，汇聚而成当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精神文化平台。所以，观察和研究中国当代红色文艺生产现象，特别是对新世纪以来红色文艺创作走向的梳理与探析，对审视和解读当下中国社会的精神特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魏本权：《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一项概念史的研究与分析》，《井冈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2]潘永辉：《当前中国文化态势与红色经典》，《电影评介》2006年第24期。

[3]魏本权：《从革命文化到红色文化：一项概念史的研究与分析》，《井冈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4]傅书华：《红色革命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1期。

[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页。

[6]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7]金钊主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读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8]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页。

[10]肖佩华：《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嬗变的成因探讨》，《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11]冯雪峰：《论〈保卫延安〉》，《保卫延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