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洛维奇说：“人的审美理想就像趣味一样，是作为审美经验的特殊概括而产生的。但理想是更自觉的概括，它是对世界审美感知发达程度的标志。”[52]可以说，这种“审美理想”凝结在人物形象上就是创作者对“新人”形象的艺术塑造。在这里，作为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典型形态，改革剧的美学追求向来就把深刻反映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现实生活，表现和讴歌“社会主义新人”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并强调以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的崇高精神去奏响激越的时代主旋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所达到的历史高度与美学高度可以看作是衡量电视剧艺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之一。
3.2.3.1 时代的召唤与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性质和特征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5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这些“中国的脊梁”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对此，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改革剧就应该积极感应时代的律动，并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准备“人”的条件的高度，对时代生活中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化心态和精神面貌进行全方位的审美观照和审美表现。
诚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纵横交错、异常复杂。惟其如此，我们就更加有必要分清时代生活的“主流”与“支流”，既不能对丰富多样的现实人生做简单化处理，又不能为某些消极现象所迷惑，更不能因为现实存在的不理想而放弃“理想”。人们常说，塑造“人物”难，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更难。这“难”的头一关就难在如何认清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表象。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社会人文心态的新秩序、社会结构性变革的新秩序等都处在建构和完善之中。其间，新旧秩序的交错、新旧思想的冲突、不同利益集团的对抗等，都引出无数错综复杂的矛盾。然而，高明的创作者总能看清这些矛盾的发展趋势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并在其人物形象中凝结价值、正义、操守、激情的诗意归属，对明确的审美理想和审美价值取向作出艺术的表达。在西方，“上帝死了”（尼采）、“作者死了”（罗兰·巴特）、“所有的人都死了”（弗洛姆）、“一批非理性的人站起来了”（加缪），然而，在当代中国如火如荼的改革浪潮中，那些掌握了新的实践理性的社会主义新人却栩栩如生地站立在我们面前。
在某种程度上，一部改革剧能否唱好主旋律，能否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关键因素之一就在于它是否塑造了成功的“新人”形象，因为，时代生活向改革剧提出了要求。那么，这种“新人”形象的本质和特征如何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区分“新人”和“旧人”的重要标志是能否“使用实践力量”去“改变旧环境”。不愿改变和安于旧环境，不管声称自己“多么不愿再作‘旧人’以及他们是多么不愿人们再作‘旧人”，但这种人“依然是旧人”；“只有改变了环境”，并“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人“才会不再是旧人”，而变成了能“使用实践力量”去改变旧环境的“新人”。[54]由此观之，所谓“新人”，他/她可以通过掌握和实施新的实践理性，并以其新的文化素质和新的实践能力去“改变旧环境”，去从事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推动社会和历史的进步。在这里，就改革剧的“社会主义新人”来说，他/她应体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致性，应体现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统一性。这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客观要求，也是改革剧人物塑造的总体性审美理想和审美价值取向。
早在1979年底，邓小平就提出和阐发了“社会主义新人”理论。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55]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指出：“当代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自觉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努力推进我国文艺的创新和繁荣，努力创作出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我们时代的进步精神的作品，用以教育人、鼓舞人和鞭策人，为繁荣祖国文艺的百花园，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作出自己的贡献。”[56]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指出：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57]在这里，历史地看，“社会主义新人”不同于“无产阶级新人”，不同于“工农兵英雄人物”，也不同于“共产主义新人”，它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中，基于社会性质而非阶级地位，并充分体现了人物的先进性、广泛性和时代性的一个特殊概念。在改革剧的人物塑造中，他/她血肉丰满，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浸透着新理性精神的艺术质感，并集中地体现和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对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恩格斯评价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58]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有相似的一面，它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可产生“巨人”的时代。特别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中，广大创作者更应自觉地回应时代的召唤，并以其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塑造出无愧于时代、可载入史册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3.2.3.2改革剧中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艺术呈现
在改革剧的人物画廊中，“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呈现出丰赡的艺术景观。其中，有两类人物特别引人注目：一类是在时代改革浪潮中取得了突出成绩的“改革者”；一类是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默默无闻，却精神品质堪当时代标高的“普通劳动者”。前者如史来贺（《农民的儿子》）、黄江北（《苍天在上》）、高长河（《忠诚》）、吴明雄（《人间正道》）、雷默（《世纪之约》）、田茂林（《好爹好娘》）、郭秀明（《郭秀明》）、孙天生（《三连襟》）、马扬（《省委书记》）等；后者如赵小云（《外来妹》）、梁淑贞（《情满珠江》）、杨松伟（《乡里故事》）、李香叶（《颖河故事》）、段启明（《车间主任》）、张菊香（《当家的女人》）等。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艺术呈现首先取决于创作者贴近生活、体察生活，并从中敏锐地发现、挖掘出“新人”身上的时代性、未来性内涵。《苍天在上》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冲击力，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创作者及时地塑造了一位反腐英雄，一位生气灌注的新人形象——黄江北。在作品中，黄江北以其坚定的政治立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腐败分子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吴明雄、雷默、田茂林、郭秀明，赵小云、梁淑贞、李香叶、段启明、张菊香等人也是创作者深入时代生活，并敏感于先进人物的崇高精神而创作出来的新人形象。这表明，一方面，“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与那种“侃”出来的，或依据某种观念演绎出来的人物形象有着截然不同的审美品格，因为，“新人”形象无一不是来自于新时期沸腾的时代生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艺术呈现有赖于创作主体自身文化素质的现代化，因为，只有创作主体具备了先进的文化素质，才能发现那些从事创造性历史活动的“新人”，并通过艺术作品进一步影响更广大的从事创造性历史活动的观众。
巴尔扎克说：“任何一个史诗式的主人公，他不仅能够真正地立起来、自如地行动，而且他还同时是我们发自灵魂深处的感情的一个人格化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就好比是我们的愿望的产物、是我们希望的体现。他们身上的生动丰富的色彩就表现出了作家所再现的实在人物的真实性，并且他还高于实在的人物。”[59]在这里，就“普通劳动者”来说，他们/她们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濡染着普通人生活习性和喜怒哀乐的“这一个”。这类人物体现了创作者在时代生活的厚土中不断开掘新鲜层面的努力，是创作者从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身上发掘出来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质的结晶。这类人物身上充盈着与时代发展相勾连的勤奋执著和探索追求，充盈着一种大度、平和、向上的人格精神和文化气息。他们并非英雄，也非完人，但他们/她们展示了丰富的人物个性，体现了把握自我、超越自我的意义价值。特别是，在这类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蕴含其中的深厚的传统美德，以及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动力。比如，在《颖河故事》中，作品描绘了李香叶这一新人形象由忍辱负重到自强不息的全过程。起先，她只是一个忍气吞声，备受丈夫欺凌的贤妻良母，但改革开放帮助她改写了自己的命运。这种“改写”无疑是了不起的革命。这不论是从自我意识的现代觉醒，还是从农村妇女精神解放的角度看，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和价值。在作品诗意的叙事展开中，我们看到，依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李香叶逐渐成为了一名女劳模、女老板，最重要的是，其灵魂的新生使其精神结构中的“新人”品质得到了充分的显露和张扬。在这里，从文本间性的意义上看，赵小云、梁淑贞、张菊香等人与李香叶在精神谱系上有一脉相通的地方。虽然这些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但观众可以明确的从其人格结构中感受到一种流贯在时代生活中的精神气质。显然，这种“气质”具有生活上的可比拟性、情绪上的共通性、心理上的可交流性、道德上的可依赖性，因此，它倍显珍贵。再比如，在《车间主任》中，和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作品不追求对企业改革进程的细致描述，而把重心放在对人物的精雕细刻上，并在人物命运的历时展开，以及人物心理内涵的深刻揭示中，表现出现代产业工人在历史变革中的时代精神，以及他们为国家、为企业分忧解难的朴素情感。在作品的影像表意系统中，其人物描写的重心不在厂长、书记等决策者身上，而在那些现代工业中最具吃苦精神和坚韧毅力的基层劳动者身上。其中，既有以车间主任段启明为核心的产业工人集体人格的塑造，又有一个个经历独特的个性化形象刻画。比如，作为车间主任，段启明对工厂的前景和必需的改革比一般工人有更深的理解和更高的眼光。他对车间集体充满了热爱和关怀，因此，他也备受工人们的拥戴。再比如，老工人刘义山，身患癌症，又被烫伤，仍拖着病弱的身体回到车间，“大活我干不了，我捡点零碎，杂七杂八，能伸手的我就伸把手。”电焊工肖岚则“干活干到2005年，焊点一千五百万个，没有一个出现质量问题”……可以说，正是通过这些平凡的产业工人形象，作品将普通劳动者那种任劳任怨的忘我精神和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就“改革者”的艺术呈现而言，别林斯基曾说：“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就像它原来的那样。”[60]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广发展，“改革者”形象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的彰显和“理想化”、“概念化”色彩的消退及“卡里斯玛”神授外衣的剥离，呈现为同步的发展进程。在《农民的儿子》、《苍天在上》、《忠诚》、《人间正道》、《世纪之约》、《好爹好娘》、《郭秀明》、《三连襟》、《省委书记》等一批优秀作品中，像史来贺、黄江北、高长河、吴明雄、雷默、田茂林、郭秀明、孙天生、马扬等“改革者”和时代生活中改革大潮造就的创业者有着相同的精神基因，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尽管这些人物形象已基本褪尽以往那种“英雄人物”身上所附着的乌托邦色彩和神圣光晕，但又不乏英雄气质。他们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不失本真的自我个性，平凡中见伟大、质朴中见崇高的精神境界，更贴近于现代生活中改革者的真实内涵，更能在平等的人格意义上引起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共鸣。比如，在《农民的儿子》中，创作者以饱满的激情和朴实的影像语言为农村改革的带头人——全国劳模史来贺立传。《人间正道》中的吴明雄不同于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领导干部，在人格品质和精神结构上，他实事求是，眼界开阔，光明磊落，与时俱进，并富于人情味和人文情怀。特别是，共产党人的优良品德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信念操守，以及不计个人荣辱，脚踏实地带领父老乡亲脱贫致富的行动，使这一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省委书记》中的马扬则是新一代改革者形象的代表。他年富力强，有知识、有能力、有抱负，又敢于为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事实上，正是有了像马扬这样的一大批改革者，以及那种不惜性命的牺牲精神，不怕危险的大无畏精神，不计个人得失的奉献精神，才使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勃勃生机和活力，看到了前进的力量和信心，看到了生活的美好前景。在这里，这些“改革者”之所以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是因为他们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力军，他们身上体现了远大的人生理想、先进的文化信念和英雄主义的崇高精神。
就英雄和英雄气质而言，事实上，从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英雄人物及英雄气质就作为更高、更完美精神境界的象征而为人们所崇敬。时至今日，英雄品格不可消解，英雄气质不可或缺，英雄形象的审美理想意义，以及它将人生理想与改造社会相结合的价值向度、对人生意义的执著追问和超越，具有常说常新的价值。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61]英国批评家卡莱尔说：“英雄崇拜从来就没有死，也不可能死！”英雄是“生活在真实、神圣和永恒中的人”，“他靠可能的行动或言论到处表明他的态度，到处表明他自身。”[62]就艺术创作而言，巴拉兹认为：“英雄、俊杰、楷模、典范是所有民族的文学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从远古的史诗到近代的电影莫不如此。这表明人的天性是要选择最好的，表明人有一种处于本能的进步要求。”[63]诚然，历史的发展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发挥作用的合力结果，但那些能够清醒地感受到历史潮流的脉动，并积极投身这一潮流，以自身的勇气和智慧来推动历史发展的“英雄”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社会变革的沧桑巨变中，当“改革者”在时代生活这一巨大的开放文本中展现出诗性的前瞻目光、英雄理想和英雄气质时，诸如坚强不屈的意志、顽强拼搏的精神、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等，就必然要在改革剧的影像表意系统中得到生动、形象的艺术呈现。
在分析产生杰出民族作家的条件时，歌德说：“他在他的民族历史中碰上了伟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他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伟大处，在他们的情感中抓住了深刻处，在他们的行动中抓住了坚强和融贯一致处；他自己被民族精神完全渗透了，由于内在的天才，自觉对过去和现在都能同情共鸣；他正逢他的民族处在高度文化中，自己在教养中不会有什么困难；他搜集了丰富的材料，前人完成的和未完成的尝试都摆在他眼前，这许多外在的和内在的机缘都汇合在一起，使他无须付很高昂的学费，就可以趁他生平最好的时光来思考和安排一部伟大的作品，而且一心一意地把它完成。”[64]在这里，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改革剧“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不断涌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蕴涵着过去无法比拟的产生杰出民族艺术家的条件。对此，不管是杰出的艺术家，还是杰出的作品，我们抱有双重的期待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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