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剧在文化视野和心理探询中刻画人

3.3.1　在文化视野和心理探询中刻画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雪野》、《篱笆·女人和狗》等作品出现在电视荧屏并引起广泛反响之时，有人曾迷惑地指出：像这些将镜头聚焦在人物心理和情感纠葛之上的作品也是“改革剧”吗？这是否游离了火热的时代生活？和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者”相比，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是否有着太大的差距？的确，这些作品将经济、政治的改革事件推为背景，主要是在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层面做文章，和乔光朴、李向南等“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的改革者相比，秋香、枣花们也不具备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然而，这些作品对时代生活的影像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却更能突显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特别是，在人物塑造上，这种宏观的“文化视野”和微观的“心理探询”为改革剧的人物刻画开辟出一条弥足珍贵的生活之河与精神之路。

在改革剧的人物塑造中，“文化视野”与“心理探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美学原因。具体说来，新时期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仅是重要的经济、政治现象，同时，它也是重要的文化现象，换言之，新时期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仅涉及到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还牵动着作为改革实践主体的人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的更新。特别是，改革的过程是旧文化的扬弃与新文化的建构过程，它给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嬗变与更新带来了契机与活力。在这种意义上，改革剧的艺术创作就理应自觉地把“改革”当作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并通过人物形象的文化意义负载，展示出新旧文化的碰撞、交融和创新发展。其次，当改革开放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加之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大讨论和“文化热”的风生水起，使得一种深入的文化反思和美学垦拓成为了普遍的要求。在这一时代语境中，改革剧的人物塑造必然要通过对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的真切把握，来达成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深切理解。其三，在影响与借鉴的意义上，西方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在人物塑造上经历了由表现人的“社会本质”向表现人的“现代心理”的嬗变，经历了由摹写人的外在行为向揭示人的内心世界的位移。这种“嬗变”和“位移”无疑对传统的人物塑造方法带来深刻影响。比如，“意识流”的理念和方法就向传统的“典型化”方法发出了冲击，并打开了人物内心心理、潜意识，乃至非理性世界这一长期尘封的黑匣子。值得肯定的是，这种对人物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的多层次、多向度开掘可以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饱满而真实。

艺术实践表明，宏观的文化视野和微观的心理探询是塑造人物、刻画人物的有效方法和手段。赫尔岑称赞道：“对莎士比亚来说，人的内心世界就是宇宙，他天才而有力的画笔描绘出了这个宇宙。”^[65]就改革剧的人物塑造来说，随着改革剧艺术创作的日益丰富，创作者们也渐渐清醒地意识到，“人”的活动不仅受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普遍制约，更受特定文化规范的深刻影响。尤其是，面对人们因袭的文化心理重负在时代浪潮的荡涤中并未随即减轻，因而，创作者们往往在历时的维度将笔触探进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并从中表现出历史负荷的沉重；在共时的维度，创作者们往往透过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纠缠和冲突，并从中表现出现代人灵魂的焦灼与痛苦。事实表明，“改革”的伟力正在于它打破了人们旧有的心理平衡，促使人们在进入新的生活轨道后都自觉不自觉地要调整自己的精神格局，以寻求新的心理平衡。而这个打破旧有心理平衡到建构新的心理平衡的动态运动，正是人们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过程，也正是改革剧对时代生活进行审美观照所应重点描写的过程。因此，当全方位的“改革”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时，人们的精神状态、追求、力量有哪些特征，人们的精神解放以何种方式逐步推进，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如何，以及新的精神世界的发展趋势又怎样，这些问题都要求创作者从更深、更宏观的文化层面去烛照时代生活，去塑造人物形象。在这里，检视改革剧的艺术创作，像《雪野》、《篱笆·女人和狗》、《大潮汐》、《情满珠江》、《乡里故事》、《颖河故事》、《人间正道》、《世纪之约》、《岁月长长路长长》、《有泪尽情流》等作品之所以获得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作品着眼于新旧蜕变中人文生态环境的复杂性，着眼于人们在长期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传统文化心理，并基于生动、鲜活的现实发展，将“人”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的更迭，以及人格心理的重建熔铸在一起，打破了那种由陈腐的封建文化和僵化的“左”倾思想扭结而成的封闭性精神格局，艺术地反映出与现代化建设同步的开放性现代文化心理，进而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具有了耐人寻味的审美质感和艺术美感。

这种在宏观的文化视野和微观的心理探询中塑造人物的方法具有丰富的审美现代性意义。具体说来，第一，它突破了那种仅关注改革中权力之争、方案之争及生产方式变化的单一、狭隘创作模式。比如，在《雪野》、《篱笆·女人和狗》等改革剧中，作品所表现的不是改革事件史，而是人物精神主体在时代变革中的演变史。秋香、枣花等人精神主体的心态变迁折射出的是人们生活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准则的演进，乃至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嬗变和更新。

第二，在“人”与“事”的关系上，曾一度被颠倒的做法被纠正了过来。在某些改革剧的人物塑造中，“人”自身在历史运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价值曾不同程度地被忽视了，甚至是，实践的人不是作为改革生活的轴心和历史运动的主人，而是被当作图解改革中的某项具体政策的“工具”来使用！事实上，身处急剧变革的时代生活之中，人们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因而，其内心世界也必然是十分复杂的。因此，改革剧的人物塑造就不应该止于人物所面对的种种事件，而应该打开他们的心扉，并对其内心世界进行深度的探询。比如，在某些寓意“反腐”的改革剧中，作品往往突出了反腐英雄与腐败分子、贪官的斗争，或者说，突出了错综复杂的“斗”的过程，但其对故事化的强烈追求往往忽视了对人物心理作深度的分析，并由于缺乏对人物心理的深入开掘而使其人物形象常常流于浮泛而无法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与之相比，《苍天在上》、《抉择》、《忠诚》等作品的高明处就在于，它们不只是以扑朔迷离、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取胜，不只是写那些权力斗争和官场沉浮，还特别注重人物的人性开掘和文化意味的张扬。作品不仅把那些官场心态和处世规则写到极细微处，对那些处在善与恶边缘、处在政治斗争夹缝中的人的灵魂进行深度拷问，还把笔触扩展到文化的领域，既表现了社会的官场，也表现了“文化”的官场，进而鞭辟入里地展现出传统文化、市场经济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下的官场现实与官场文化。在这种意义上说，是否关注了人的灵魂，以及对人物灵魂底蕴的开掘深度如何，可以看作是衡量改革剧人物塑造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

第三，对“文化视野”和“心理探询”的充分强调可以使创作者注重人物自身的行动规律，消解价值判断的简单化，“善”、“恶”分明的两极化，历史评价的道德化等不良倾向和弊病。福斯特曾说：“人物是按照作者的召唤出场的，但他们总是充满叛逆精神。因为他们跟我们这些真实人物有许多近似之处。他们想过自己的生活”，假如创作者对他们“限制过严，他们便会以奄奄一息作为报复，使小说因内部衰竭而无法生存。”^[66]由此观之，在某些改革剧的人物塑造中，其“艺术家牵着人物走”的不良倾向是和“人物牵着艺术家走”的艺术规律背道而驰的。其典型的表征就是将复杂的人际关系两分化，甚至，简单地把剧中人物设计为“改革派”和“保守派”两大营垒，并加以简单的价值判断。其中，改革派必定是新观念，而保守派则是旧观念；改革派似乎早知“天降大任”于他，生就了百折不挠的品格，而少见他/她的这种品格在屡遭挫折中如何砥砺、如何日见成熟的历史轨迹，而保守派则往往被脸谱化、漫画化，其性格特点一是坏，二是狡猾。相应的，在价值评价中，现实体制的弊端往往被道德化，改革中遇到的阻力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只是个别干部思想品质的恶劣和道德作风的败坏，因此，似乎只要清除这种坏干部，而不触动这种“坏干部”赖以生存的体制弊端，改革也可以一帆风顺，所向披靡……显然，这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状况相去甚远。

当然，这种在宏观的文化视野和微观的心理探询中塑造人物的方法还有必要注意和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把表现人物的心理、情感变化与描写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有机统一起来。诚然，“见事不见人”常为人诟病，但“见人不见事”也有其不足。即是说，表现人物心理、情感的嬗变不能把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仅仅作为某种背景“标签”，而应该在人的“内宇宙”与“外宇宙”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交织、结合中，使改革剧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血肉丰满。二是要写好“人自身的变革”。如果说，处理好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为了写好“变革中的人”，那么，写好“人自身的变革”则是更高的美学要求。实际上，正是在人物心理和人物性格的变迁与转化中，人物所负载的丰富内涵才得以更加充分地揭示。这意味着，写好“人自身的变革”就要依据深刻的心灵的辩证法，超越“保守”与“改革”简单的二元对立，并在历史、现实、人性、文化的交汇点上形象地描绘人物行为的心理逻辑和性格嬗变的心理历程，赋予人物性格和形象以丰富的思想内涵。三是要把握好人物性格的“确定性”与“复杂性”之间的“度”。黑格尔指出：人物性格是“丰富性”、“明确性”和“坚定性”的有机统一，它不仅是“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还“须有某种特殊的情致，作为基本的突出的性格特征，来引起某种确定的目的、决定和动作。”^[67]不必赘述，人的精神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组成人的精神世界的性格元素是丰富多样的，甚至还可能是矛盾对立的。然而，塑造复杂的性格决不意味着把好的、善的一面与坏的、恶的一面进行简单相加。或如某些创作者所说，复杂性格是美/丑、善/恶的“二重组合”，因此，塑造正面人物就要展示其“人性弱点”，表现反面人物就要开掘其身上的“人情味”和“人性美”，似乎只有这样的人物才是真实可信的、具有人性深度的“圆形人物”。但实际上，诚如福斯特所说，“圆形人物”有两个前提：一是要有新奇感，二是要令人信服，“如果缺乏说服力，他只能算是伪装的圆形人物。”^[68]针对当前某些文艺作品在塑造人物时有意无意模糊人物形象的“规定性”，并人为地追求所谓“好人之坏”、“坏人之好”，以及无是无非的“复杂性格”，有学者指出，人物塑造虽颇为复杂，但在理解和表现上不能“失之肤浅和简单化，不要以为注入一点小资情调，作一点翻案文章，颠覆一下原有的人物关系，来个大逆转，让高大降为平庸，坚贞变为放荡，刚强变成窝囊，就算完成了人性化处理，显然错了。”^[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