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叙事范式的现代演进
回顾改革剧30年来的发展历史，客观地说，一些早期改革剧作品所具有的“轰动”效应并不能掩盖其艺术叙事的相对贫弱。像《乔厂长上任记》、《女记者的画外音》、《新闻启示录》、《新星》等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剧作品，其轰动效应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发出了时代的先声，契合了人们当时大刀阔斧地革故鼎新的普遍要求；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特定语境中，人们更多的是从社会功能而不是从艺术价值来看待这些作品，也就是说，人们对作品思想性的渴求远远高出艺术的审美期待。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在新时期改革之初，“对制度变革的渴求，对铁腕人物大手一挥廓清局面的期待，对自己未来人生的英雄主义想象”是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的主流潜意识。[57]像《新星》，它之所以会获得普遍的社会共鸣，是因为一种“群体性”的意识形态具有着“广泛的普遍性”。[58]然而，事实上，随着社会改革进程的发展变化，这些作品所表达的“真实性”很容易受到置疑，并影响到艺术史对它们的定位。如果单纯从审美和艺术表现的维度来考量，在今天看来，正如有研究者在评价《班主任》、《伤痕》、《乔厂长上任记》等小说时所说的：“作者所掌握的叙事技巧是粗糙笨拙以至流于概念化的，作者的语言常常不自觉地变成了批判文章的语言，作者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十分表面而且存在明显的公式化弊病”，尽管作者们怀揣着善良的愿望，却时时力不从心，因而，其作品往往“带着一种单纯、可爱、机巧，同时，又相当幼稚的特色。”[59]当然，对于这一点，不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很快便发现，改革剧的艺术叙事必须寻求突破。事实上，大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剧的叙事范式便开始了创新发展的现代性演进历程。
所谓“叙事范式”，它可以看作是大的文化艺术语境和这一语境下的艺术叙事追求及各种关系模式的集合。就艺术创作来说，一方面，它无疑是最具个性的精神劳动，但任何个体性创作都必然是一定语境中的创造行为，而一定的语境便会产生一定的叙事范式；另一方面，任何创作者都是处于一定的叙事范式之中，他们从范式中吸取营养和创作资源，并自觉、不自觉地受着范式的影响。这类似于科学活动中“科学共同体”与“范式”的关系。“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东西，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就是由那些共享一个范式的人组成的。”[60]在这里，就改革剧的叙事范式来说，现代美学潮流中的“语言论美学”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观照点。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史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语言论美学的西方引进和本土发展极大地松动了认识论美学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以及认识论美学所阐述的“内容决定形式”的铁律，使“形式”的重要性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实际上，艺术形式并不是艺术内容的装饰，或附属物，它有着自己的生命——不仅创作者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和艺术的感觉、思维、表达方式等都会投射、渗透其中，而且，艺术作品要想提高其质量和审美价值，“怎样写”往往比“写什么”更具有实在的意义，甚至，“写‘什么’本身已不是无穷无尽的矿藏，‘怎样’写才决定那个‘什么’不断地产生新的意义。”[61]在这里，审视改革剧30年来的艺术创作，我们可以从“叙事媒介”、“叙事视角”、“叙事者”、“叙事结构”四个方面来逐一考察其叙事范式的现代性演进，并揭示其间所蕴涵的审美现代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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