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特殊的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精神现象

第一节　一种特殊的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精神现象

我在前面《总绪论》里说过，1928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电视实验室试播情节剧《女王的信使》，1930年英国BBC播出了声像俱备的多幕电视剧皮兰德娄的《花言巧语的人》，电视剧就来到了人间。我们可以说，从那时起，电视剧也许还属于大众文化序列的一种娱乐文化的形态的东西。不过，从1958年来到中国以后，它的大众文化属性在总体上受制于我们的国情民情和文化传统而被改造和被提升，相当多的一部分作品，就作为一种新兴的却是独立的艺术活动，进入人类社会精神现象中艺术一大类，成为艺术的一个品种了。

关于艺术的本质，大家知道，在人类文艺思想史和艺术史上曾经有过很多的说法。原始的希腊人把最初的文学艺术现象看作是神的赋予，认为诗歌、音乐、舞蹈等等，全都是艺术女神缪斯给予诗人及其他艺术家启示的产物。后来，对雕塑这样的造型艺术，也只认为是一种生产性的制作活动。到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围绕着“美”旋转，艺术才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意义。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所显示的艺术的繁荣并不是艺术哲学的高峰。18世纪中叶，西方现代艺术体系建立，古代的艺术概念终于让位于现代的艺术概念。其基础，乃是“美”。到19世纪，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各种艺术的共性“美”，一些艺术分类体系开始追求分类原则，而这种分类原则是建立在各种艺术的相异性的基础上的。到了当代，通过媒介手段，人们对艺术作了四种基本类型的划分，即：视觉艺术、听觉艺术、文学艺术和复合艺术。所有的表演艺术，人们都算作是复合艺术。本世纪初，愈演愈烈的先锋派运动，标举反传统的艺术观念，炫耀反叛精神，向原有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其主张虽也五花八门，共同之处却是排除审美因素。既然审美并非艺术的目的，就不可能把它看作是区分艺术与非艺术的标准了。在中国，关于“艺术”的见解，从战国时代的“心物感应”说开始，随后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到明代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性灵”说，王夫之《姜斋诗话》里的“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之说，再到近现代王国维的“纯文艺”哲学，大体上也经历了与西方艺术哲学相似的发展过程。走过了漫长的历史道路，人们对艺术的本质的解说，无非是“客观宇宙精神的表现”、“人的主观精神的抒发”和“现实的摹仿、再现”的三大类见解。其间，还都难免认识的片面和谬误。待到马克思主义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关于艺术的本质特征这个长期纠缠不清、困扰人们的问题，才有了可能得到科学的解决。

详细论说这个艺术哲学的历史变迁的问题，并非本书的任务。我简单地提到以上情况，只是想说明，第一，我们揭示并阐释电视剧艺术的本质特征，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美学思想为理论基础，而避免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有关艺术哲学的种种片面的谬误；第二，迄今为止，一切有关电视剧艺术的本质特征的“哲学式”的解说里，凡有片面与谬误，比如主张电视的四大元素只是光波、声波、时间和空间之存在形式而排除其人文精神之说，都是早已有之，并非新创，不必为之迷离恍惚。

说到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艺术的理论建树，我们必须看到并且坚信不移的是，它揭开了人类社会历史之谜，在文艺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具有社会的审美属性。

由此，我们可以说，电视剧艺术，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精神现象、社会意识形态，它的本原、本质，是要在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之中去发现和揭示并且给予阐释的。

我们说电视剧艺术是一种精神生活、精神现象、社会意识形态，显然就意味着，大抵上，成功的电视剧作品，既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理念的感情显现”，也不像康德所说的，是人把精神的统一性强加给事物的多样性而产生的，而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在电视剧作家、艺术家头脑中能动反映的产物。

由此，我们可以说，电视剧艺术的深刻根源，无疑是在于社会生活。总是有了一定的社会生活，才会有反映这种生活、表现电视剧作家艺术家对这种社会生活的感受和体验的电视剧作品出现，才不会把电视剧的创作看成一种无目的、无意识的本能冲动，从而正确地把电视剧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能动反映与改造，看成是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中进行自由自觉的创作的一种实践活动。这样，如同其他的艺术一样，电视剧艺术就既是电视剧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再现，又是电视剧作家艺术家从生活体验中凝聚的情思和意愿的表现，电视剧把艺术创造中的再现和表现有机地统一了起来，把认识的内容和审美的价值统一了起来。

比如，1994年首播的上海电视台拍摄的4集电视连续剧《东方第一环》，围绕上海市政一号工程内环线高架道路的建设，真实地再现了市政建设者为上海三年大变样呕心沥血的动人景象，细腻地展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与感情纠葛。这部电视剧也是上海第一部与举世瞩目的市政一号重点工程同步拍摄的作品。这同步拍摄，本身就鲜明地表现了它和社会生活、甚至就是眼前发生的尚在进行的社会生活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没有这个工程，就没有这部电视剧。电视剧《东方第一环》就是上海市政一号工程筑路生活的反映。当然，这部电视剧在再现这个工程的筑路生活时，还表现了创作这部电视剧的作家艺术家们对这筑路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剧中女主角——上海内环线总指挥金环的扮演者，上影厂中年女演员朱玉雯的积极投入就是一例。剧中，工程总指挥金环，置身于新时代，肩负着确保工程如期完工的重任，又承担着作为一个妻子与母亲的女人的双重职责。离别二十多年的丈夫姜平突然归来出任德国环球集团的上海总代理，而身边唯一的儿子又将离她而去，一个又一个的工作与生活中的矛盾，不断地紧紧地包围着她，干扰着她的情绪。然而，她目标远大，情操高洁，一种可贵的现代知识女性敬业的精神，开拓的精神，坚忍不拔的精神，终于支撑着她闯过了一道道事业和生活的难关，赢得了事业的成功，人生的辉煌。朱玉雯说：“金环给了我生命的启示，人要活得有意义，不必为一点坎坷放过任何一个争取成功的机会。”应该说，在《东方第一环》的拍摄过程中，朱玉雯真是以一个创业者的姿态投入角色创作的。她把金环演得十分富有生活气息，演活了金环。

像这样同步地去再现和表现社会生活的电视剧作品，现在日渐增多了。8集电视连续剧《京九情》又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95年3月初，当着北京－九龙的南北铁路大动脉还在施工的时候，这部为京九铁路建设工人唱一曲英雄赞歌的电视剧，就在中央电视台二频道的黄金时间播出了。这部电视剧，故事放在江西吉安到赣南段的工地上搬演，把各色各样的人卷进了生活的漩涡。他们中间，有赣州指挥部总指挥程路，铁道建筑总公司的施工突击队——“三剑客”的和木春、叶建忠、耿铁柱，地区副专员宋延生和他的妻子田水秀及儿、女宋小放、宋小妹，宋延生阔别三十年的旧时恋人、和木春的母亲、总工程师肖晶，还有老红军、将军、普通的铁路建设者们。他们身上，他们搬演的故事里，都包容着京九铁路建设工地上火热的战斗生活的信息，又倾注着这部电视剧的所有编导演等一应创作人员的感受、体验和对于社会人生的评价。

不仅反映和表现眼前发生、尚在运行的社会生活是这样，就是再现和表现已经过往了的社会生活，甚至历史上的某一段社会生活，成功的电视剧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联，也不例外。

比如北京电视台、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影视艺术中心联合摄制的45集电视连续剧《年轮》，北京电视台首播是在1994年9月23日，再现和表现的生活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一幅历史的长卷。剧中，六个共和国的同龄人，郝梅、张萌、刘振兴、韩德宝、徐克和王小嵩，每一个都人生坎坷，路途曲折，都有一个令人动情动容的故事。这六个人之间，从幼年到中年，又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情同手足，天长地久，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那一份诚挚友谊的真情也着实令人羡慕。就是通过他们的经历和友情，《年轮》折射出了共和国所走过的道路，折射出了那一段风风雨雨的历史。这一代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生活的困苦引发的冲突，“文革”时期“文攻武卫”、“夺权”和“上山下乡”招来的惶惑、迷惘、磨难和凄凉，在恶劣的环境中友爱相助，“文革”结束，返城以后的失落、疲惫、窘迫、愤懑，以至于在新形势、新环境中的奋争、崛起，流逝了的岁月，记忆中的情景，全都再现在荧屏上，再现在广大观众的眼前了。这样贴近社会，贴近人生，体现的是时代的主旋律，表现的是人间的真情。人们感受它，认同它，在宝贵的民族精神、创业精神、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精神鼓舞下，即使面对苦难也要敢于直面人生了。虽事隔多年，这样的再现，竟还是这么真实。毫无疑问，电视剧《年轮》也表现了创作者——作家、艺术家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比如文学剧本作家梁晓声，自幼也家境贫寒。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每天早晨，他还常常为穿一双什么样的鞋去上学而犯愁。因为，他穿的，大多是他父亲从工地上捡回的工友们扔的“劳保鞋”。有时，他一只脚穿40号的，另一只脚穿的却是39号甚至38号的；有时，两只脚穿的都是左脚的鞋。由于贫困给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梁晓声对那些贫困生活中的孩子，总有一种本能的同情。另外，梁晓声还在北大荒度过了将近十年的“知青”生活。那虽然是一场磨难，但接触到了大量的普通老百姓，又是幸事。这样的经历和感受，使他在创作《年轮》的文学剧本时，明确地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是老百姓的儿子，如果老百姓有什么话要说出来，没人替他们说，就由我这个儿子说出来好了；如果老百姓要看一两部老百姓的戏，就由我这个老百姓的儿子写出来就是了。如果这样，我被人称为三流作家、四流作家，甚至末流作家，那么我当这种作家就是了。”^[1]

至于历史上的某一段生活，如同前面讲到的《三国演义》，我还可以说到《太平天国》和许多其他的电视剧作品，只是篇幅有限，就不多讲了。

从上述《东方第一环》、《京九情》、《年轮》几个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到，电视剧创作的实践生动地表明，在电视剧艺术反映生活的过程里，作家艺术家虽然不能赋予生活中的事物本身所不具有的意义，却可以能动地、集中而又典型地描绘与表现事物的内涵和意义。

显然，电视剧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表现在一个复杂的过程里，即电视剧作家艺术家从一定的生活感受、体验和认识出发，通过具有精神个体的审美创造，去能动地再现生活，评价生活，再反作用于社会生活。这中间，感受、认识与反映的客观性体现了社会生活是第一性的，电视剧艺术是第二性的；同时，感受、认识与反映的能动性，又证明了，电视剧艺术不是简单地、机械地照搬生活，摹仿现实，而是现实的主观个体形式的反映和表现。

这就告诉我们，从事电视剧艺术创作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脱离社会生活，都要从实际生活出发进行创作；同时，无论何时何地，也不能忽视，电视剧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审美的主客体融合和创造的产物。

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说明，在我们的电视剧艺术生产中，这脱离社会生活和忽视审美创造的两种偏颇都存在。只不过，在一个时期之内，前一种倾向更为危险，危害也更大。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摄制的《皇城根》，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摄制的《爱你没商量》，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摄制的《京都纪事》，都有这方面的弊端。《皇城根》是陈建功、赵大年编剧，赵宝刚导演的。这部被传媒吹捧得邪乎的“言情悬念剧”，使他们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他们在北京古老的四合院内老中医金一趟的诊所和家里，由祖传的中药“再造金丹”的秘方为线索、为核心，搬演了一个“富有传奇”的“故事”，展示了金一趟和身边周围的一群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然而，它远离生活，绝无人间烟火气息，只是靠着概念，靠着意外、巧合，胡编出来。有人说，金家大院可以用三个字概括：假、大、空。我想要是用这三个字来给《皇城根》这部电视剧作结论，也不为过。如果说《皇城根》属于胡编，那《爱你没商量》就算是乱侃了。它并没有植根于现实生活，通篇都一味地“耍贫嘴”，留给观众的只是演员圈里的一个没有激烈冲突的故事，还有一个很不可爱的女主角。至于《京都纪事》，“一条不中不英的翰英街，所有的人和事都被人为地生硬地离奇地编织挤压在这里，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无形象自身的内在逻辑：叶小桐原来是那么多人的同辈、同学和朋友，摇身一变就成了岳母、继母和长辈；一个有书房的作家，其妻非要把他安排到单身女贵族的洋楼写作；且两个现代男女还要东施效颦地搬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楼上楼下，愁肠百结；作家之妻还做刘慧芳的忍让状，令人作呕。四个家庭及每个人之间，本来没有任何实质性冲突，却非要无事生非、平地烽烟；情节与性格没有动因，更谈不到有机推进，只是兜圈子。说是写悲欢离合，但只有人为离合而无人物的悲欢。叶小桐像一颗无根之草，整天如火烧屁股般东奔西跑，行为缺少应有的心理动机。问题不在于她爱上了父亲般的楚天舒，而在于‘爱’的根据不充分，表演也缺少变化的动作。杨芊、楚雅兰、楚雅玫既怪僻又苍白又故作高深、现代……名曰‘京都纪事’，但人不像中国人，事不像北京事。编导者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据说感觉还甚是良好。”遗憾的是，这样一部电视剧《京都纪事》，虽然已经被用来证明，“未经消化的生活不是生活，未经转化的素材不是艺术”，分明是在“胡编乱造，胡拼乱凑”，却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抵制和批评，“相反却被鼓励、鼓动为一种时尚”，全国范围内竟有120家电视台争相购买^[2]，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在这方面，还有《海马歌舞厅》更是登峰造极，深刻地暴露了北京城里一些电视剧作家艺术家严重脱离生活的悲剧，我就不想多说了。

明确了电视剧作为一种特殊的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精神现象，无疑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我就要进一步指出：

和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伦理思想、经济思想、哲学、宗教以及文学等其他艺术样式一样，电视剧艺术也属于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由此，电视剧艺术这种社会精神现象就有一定的历史具体性——被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受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制约，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不是超时代的，不是超社会的，不是超历史的。

由此，电视剧艺术这种社会精神现象就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普遍性，而不是与社会、时代、历史无关的纯个人或纯集团的活动与事业。

由此，电视剧艺术这种社会精神现象一旦产生也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会对经济基础产生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的反作用，积极地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社会倾向；这种反作用和倾向性，通常都是间接向着经济基础发生的，而在发展过程中它还会执着地受制于自身的历史继承关系和内在的客观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