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身的缺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年代里，世界的空间距离一直在缩短。在不到24小时内实际上就能到达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时，就几乎不剩下什么遥远的地方了。随着世界相对的缩小，产生了人们的一种新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世界人民命运的新的关注。这种关注特别转向世界富国和贫国之间的鸿沟上；鸿沟随着每一代人的延续而不断扩大。新的探索和研究浪潮已席卷了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

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许多资源现在正用于这些研究。浪潮正在高涨，我们经济学家正骑在浪尖上。战前，对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最深入细致研究是来自西方富国学术中心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通常在静态意义上向我们描述了这些国家的人民赖以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制度结构和处世哲学。对各种变化的分析通常从“动乱”的角度进行的。现在，经济学家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研究不发达、发展，以及拟定发展计划的动态问题。

我们在研究方向上的这一巨变并不是社会科学自动和自发的发展，而是巨大政治变化的结果。殖民列强结构已经迅速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不发达国家本身渴望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人渴望发展。最后，在冷战中达到高峰的国际紧张关系已使不发达国家的命运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政策所关心的问题。

就西方国家以及它们的学者与学术机构而言，显然这第三个原因是引起他们对不发达国家问题的兴趣的最重要原因。在不发达国家，本国的知识分子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而且偶尔引起冷嘲热讽的评论：西方和苏联之所以都乐意援助他们，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国家形势和问题很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世界关系的紧张。这种紧张关系使不发达国家的内部事务具有国际意义。

应该记住，南亚国家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殖民列强体系瓦解之前并无很大不同。唯一的重要变化是近来人口增长率迅速提高。而在其人口迅猛增长之前，甚至在我们充分认识这人口问题之前，就已经爆发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的科学兴趣。总的来说，南亚的民众现在像战前岁月里一样穷，他们的生活像战前一样悲惨。

但是，他们的贫困和苦难并没有诱使经济学家对他们的境况产生任何大的兴趣，更不用说把注意力集中于怎样通过经济计划和协调的大规模国家干预以促进发展等各种问题了。遵循这种路线的实际行动就脱离了政治可行性的范畴。这种行动的迫切感也就更小了。

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对此毫无兴趣。显然是现有世界政治形势的反映。更明确地说，这种麻木不仁反映了殖民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受支配民族和对我们的影响。这些政权并不强调这些问题的政治重要性以引起人们对经济不发达的大规模研究。对社会科学家来说，在自我认识中尝试着弄清科学努力、特别是经济学努力的方向是怎样决定于我们生活的社会，更直接地决定于政治气候，这是使人耳目一新，而有益的锻炼。与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李斯特、马克思、约翰·穆勒、杰文斯和瓦尔拉、魏克赛尔以及凯恩斯的名字相联系的经济思想的重要重建都是对变化着的政治条件和机会的反应。

要得到更精致的社会科学研究图像，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变化了的世界政治形势是我们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不发达国家问题上来的原因。一旦我们承认了这种影响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问：它是否并不影响研究领域的选择和进行研究的方式呢？尽管这种研究领域的转移表明我们合理调整我们的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但我们一定在想它对我们研究工作中使用的方法的影响可能是引入了非理性的偏差。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政治形势是以殖民列强体系几乎完全消失为特征的。殖民地已被独立的国家所代替，其中有势力的集团正或多或少成功地要求实行国家计划促进经济发展，使他们的国家摆脱贫困和停滞。伴随着这两个重要变化而来的是另一系列的变化：苏联的得势；共产主义政府下的领土和人口规模的激增，尤其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出现；以及接踵而来的冷战。对世界冲突中的双方来说，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倾向性——或至少是保持中立——在争取安全与权力的斗争中已变得至关重要。这种担忧不限于不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他们在国家巩固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在下列意义上也成为冷战的一个方面：他们改革的效果、速度、甚至方向对斗争着的势力集团来说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

由于濒于危险的巨大利益的推动，西方的各国家当局、主持和资助研究的机构以及舆论自然都迫切要求研究不发达国家的问题。这种要求研究的呼声完全有道理，因为这些问题对西方国家自身具有与日俱增的政治重要性。但是，他们也希望各种研究能得出合适的结论，以一种被认为对官方和一般国民利益有利，至少不是有害的形式出现。上述这种对国民利益的关心在不发达国家本身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机构和受过教育的阶层对于社会研究涉及到的大多数问题正变得越来越敏感。

上述内容的含义是，对不发达国家问题的研究现在经常是为了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的一时的和狭隘的政治或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了从启蒙运动继承下来的一般和永恒的社会准则而进行的。各种研究现在都以是否有助于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安全”来判断是非曲直。

对穷国的大量经济研究中出现偏差的主要根源是力图从西方拯救他们脱离共产主义中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角度对待其内部问题。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看问题，在科学家的方法论中本身并不构成错误。重要的是，这种方法显然必须用一套明确的价值前提（value premises）来说明。但是，这种方法通常与背离科学标准紧密相联，这就容许渗进一些不受控制的偏差——这当然引起不发达国家的怀疑和恼怒。西方在拯救不发达国家脱离共产主义中的政治和军事利益也带来了限制作用。例如，关于分析和观察不发达国家政权的缺点，除非作些解释，否则，这些政府将会不友好地对待西方。这种歪曲的推理——它致力于对事实进行机会主义的安排——的一个表现是，甚至在学术著作中也使用“自由世界”或“自由亚洲国家”这类标签。以表示不是这个词通常意义上的人民自由，而纯粹是相反的事实：某国的对外政策并不与共产主义集团结盟。

冷战当然对南亚不发达国家的形势有重要影响。他们的结盟，或者中立，甚至能够影响他们发展努力的形式。一个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共产主义的不发达国家，可能采用苏联的发展经济的计划方法。同样，一个国家对西方集团信贷和援助的依赖性，可能会深刻影响其态度和国内政策。但是，承认这些因果关系并不是说，西方赢得不发达国家做盟友或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的利益就是研究他们发展问题的合适的价值前提，在它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明时更非如此。

对西方社会研究的政治影响通常并不鼓励不友善地对待不发达国家——只要他们不是绝望地倒向敌人。相反，各国家团体或多或少公开地向社会科学家要求的是，在实际外交中，为一定方面的国内外政策提供依据和试图给这种托词提供更有坚实学术基础的论证文章。

在处理南亚不发达国家问题时，从外交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这种趋势在民族独立的新时代已成为与殖民时代“白人的责任”相类似的东西．具有批判意识的人都会注意到这种趋势。我自己就能证明，英国的、美国的及其他西方学者在讨论不发达国家情况时，在“我们自己中间”讲话时，承认必须“尽最大努力”。政治家和学者一样，在公共场合露面时经常为说了稍带诽谤性的话而道歉。一位给南亚听众讲演的苏联学者同样机敏，说苏联的政策是友好地对待这个地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的。

我在这里并不是反对这种外交式的做法，只是不赞成将这种做法用于科学研究。一个科学家发现真理时就只应该忠于真理．但对很多人来说，在像美国这样富裕国家里大胆讲话比在不发达国家里显然更容易做到。应该懂得。当直言不讳就是平等对待这些国家的国民时，这种外交式的做法就无异于献殷勤了。如果南亚人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将会对这种外交式做法感到生气。

我们的思想在这方面怎样地变得偏颇的一种表现是陷入名词术语之中。这些术语被认为比通常用法更富有外交性。诸如人们宁愿使用一些委婉语而不使用“不发达国家”一词。现在广泛使用的短语“发展中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外交辞令式的委婉语。除了极少例外，我们所谈到的国家——即使在发展的话——也并不是发展很快，而西方富国正在飞速持续发展。因此这个术语不是以突出代表其利益提出发展要求的非常贫穷的国家的特征。而且，使用一个预先假定这些非常贫困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术语，就是把未经证明的假定当作重要论据。确定是否正在发展，说明一个国家是否有进一步发展的实际可能，这些问题却必须是研究的目标。至少不应该运用对某国现状的意味深长的定义去假定这些问题的明确答案已经事先存在。

偏差的另一个基本根源是比较无意识的．是由我们在先前未涉足的领域里迅速进行大规模研究而引起的。因为研究必然从理论或一系列分析的先入之见开始，所以，使用西方已经创造出来的工具而不仔细考虑其对南亚的适用性，这种方法就颇具吸引力。但是，正如我们将在本书许多地方详细讨论的那样，必须把这看成是一种有偏差的方法。

长期以来，经济理论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倾向于得出一般命题，然后假定它们对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文化都无往而不适。我们有一个从古典经济继承下来，而且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宝库，它通常被认为比它所能说明的更具有普遍性。只要它的使用范围限于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性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当用于研究它并不合适的南亚不发达国家时，后果就严重了。当我们在一个具有根深蒂固、色彩斑斓而又适应性强的先入之见的传统——一般认为这种传统还勉强适合我们的情况——之中工作的经济学家，突然转向情势迥异的国家时，犯根本错误的危险就非常之大了。

这个危险由于缺乏不发达国家社会现实的经验数据而加剧。这个问题还夹杂着战后年代已成为常规方法的另一后果。在收集新材料时——例如，当对南亚国家的劳动力利用率不足这种状况，按照西方的失业、隐蔽失业和就业不足等概念分析时——所使用的概念范畴就不适合于现有情形。最终堆积如山的数据或者毫无意义，或者不得要领。

我们的主要观点是：在西方世界，从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以及从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经济”术语——市场与价格、就业与失业、消费和储蓄、投资和产出——的分析可能有意义，并得出正确的推论；但在不发达国家显然不能采取同样的做法。那里，人们不能进行这种抽象；现实的分析必须考虑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与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

西方研究南亚发展的方法还有一个更微妙的吸引力。它来自大多数不仅是南亚国家特有的、而且要对他们的不发达和他们在发展中遇到的特殊困难负责的条件。这些条件和困难都属于南亚人和国外的好心人希望忘记的那类。它们就是在欧洲殖民统治者的老框框中和在他们更精巧的推理中占显著地位的社会结构特征。对这些发展障碍的过分强调有助于他们的需要合理化。它说明，殖民地人民的落后和不能设法改善物质条件不是他们的责任。自由运动思想和后殖民思想都深深地打上了反抗这种思维方式的烙印。所以，偏差的钟摆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想在相反意义上合理化，这就符合他们进行西方经济学家暗含的抽象的需要。

乐观主义，因而使乐观主义看来更加现实的思路也是南亚知识分子的自然要求。该地区所有计划的错误往往就出现在乐观主义方面，这一点相当明显。在西方国家。外交克制的偏好同样带有经济学家之间具有的趋于没有保证的乐观主义的倾向。在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乐观主义甚至作为进取心和勇气的基础而受到奖赏；它几乎成了传统的文化类型的一部分——乔治·f·凯南（george f.kennan）曾把它称为“美国热情和自我催眠的伟大才能”。在争取人心的斗争中，人们感到，共产主义范围之外的不发达国家得到发展符合西方的利益，并且使人们相信这一点。

但是，除了冷战和出现偏见的机会主义倾向外，一旦我们开始对他们的状况感兴趣，传统上我们西方总是倾向于友好地对待苦难中的民族。除了完全自私的利益以外，我们最迫切的希望就是他们的发展工作获得成功。我们希望他们尽可能地发展成像我们一样的民族社会，这是民族优越感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将在最平静的世界形势中体现出来。

然而，我们绝不能让这些可理解的和真正的感情影响我们对事实的认识。科学研究的特质是，真理和坦率地说出真理是有益的，错觉，包括由慈悲和良好愿望引起的，总是毁灭性的。错觉阻碍了追求知识，它也一定会阻碍那些使发展计划充分发挥作用和成功的努力。由于这个原因，本书打算直言不讳。在我们这个研究中，我们在研究时要走出这个戏剧。我们认识到，要学者们不动感情是不合理的要求。应该客观地阐述事实：言过其实和语焉不详二者同样偏颇。

在我们结束对南亚发展问题研究中往往会产生偏差的力量特征的简述之前，还有一点应该提到。因为这些偏差造成了对发展前景的过分乐观的看法，它们有时发挥鼓励作用，但它们主要容易产生不适当的自满情绪。无论如何，更现实的考察使这一点很清楚，即发展需要更大的努力：南亚更迅速和更有效的改革以及西方更大的关心。

我们对战后研究南亚不发达国家状况与问题的方法的批评不应该被理解为对以理论上先入为主所从事研究的关于事情应如何或确实需要如何去做的正确性加以否定。问题必然先于答案，不是针对问题的答案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在严格的逻辑上，科学工作中的非理论方法是不可能的；每种理论都包含着先验思想的种子。当这种理论被清楚地阐述时，我们便能窥见到它的内在一致性。理论不仅必须经受逻辑一致性的内在批评，而且必须不断地用现实来检验，并相应地予以修正。

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当我们的观察资料增加到一定的量。而这个量又正是我们分析上的先入之见帮助我们获得的结果时，我们原来的理论就要修改，以弄清资料的意义，并解释它们。这就是一切科学的关键：它总是从一个先验的推理开始，但必须不断地努力发现知识的经验基础，因而变得更适合于所研究的现实，这也是我们从来不能达到完善境界而只使理论大致符合事实的原因。但是符合事实的程度各有不同。在南亚不发达国家，大部分关键性资料在范围和可靠性方面都有缺陷。

因此，理论不过是关于所研究的社会现实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所有的知识，以及一切愚昧，往往都是机会主义的，而且它们越少受到针对经验事实的坚实研究的检验和完善，其机会主义性质就越强。从长远看，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对南亚不发达国家研究感到悲观。在所有诚实的研究中，自我改正与完善的力量是固有的，这种力量最终将得到证明。

当我们对研究南亚发展问题的传统方法远未感到满意时，我们的责任就是概括另一种能够为指导这一研究提供分析框架的理论。

实际上，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只有问题，所以，“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分充其量是人为的。澄清我们所指的“经济”问题或“经济因素”的意义的行为就暗含着一个也包括所有“非经济性的”决定因素在内的分析。惟一值得区分的——并且惟一能在逻辑上完全站得住脚的——是贴切和较不贴切的因素之分，其分界线将随着所研究的环境特征而变化。

我们把下列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起点：南亚国家的基本社会和经济结构与先进西方国家或共产主义国家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根本不同。概括地说，发达国家今天的状况是这样：社会基质容许经济发展，或者，在它不容许经济发展时，它也会变得容易重新调整，而不会在发展道路上设置太多的障碍。这就是从那种社会基质中抽象出来的“经济”意义上的分析也能得出有效和有用结果的原因。但是，这种判断不能正确地用于南亚的情况。南亚的社会和制度结构不仅不同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社会和制度结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南亚的发展问题要求社会和制度结构的诱导变化，因为它阻碍了经济发展，因为它并不自发地变化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对限于“经济”领域的政策作出反应。

理解南亚国家发展问题的必要的第一步是，试图发现他们实际上是怎样运作，什么机制控制着他们的行为。不把分析牢固地扎根于这些现实就会导致研究的失真和计划的错误。所以，我们的方法主要是“制度性的”，我们希望在这些方面大大加强研究工作。但要真正富有成果，这种新的方法必须更能说明在常规经济分析中经常排除了的那些东西。因为这种分析中使用的理论和概念引导它偏离那些“非经济”因素，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对那些社会来说更现实的、完全不同的理论与概念结构。

我们的目标也更加雄心勃勃：用其他新的、更适合于这些国家现实的理论与概念代替常规的理论与概念。我们不仅需要建立能够解释这些经济的独特性质的机制，而且要建立一个适合发展动态问题与发展计划的分析结构。

经济学家们充分地说明了关于“非经济”因素重要性的一般保留意见，但是没有使其改变他们的方法。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地区，经常使发展计划公式化的尝试包括了涉及整个社会关系领域的行动纲领。然而，计划总设计中的这种包含性与主要强调“经济”因素——根据西方的市场和价格、就业、储蓄、投资以及产出表达的——的倾向形成明显对照。

要造成和加速发展，所有社会条件和关系的诱导性变化必须假定是起作用的，甚至在发展过程的累积因果关系中起着战略作用。当这些信念已经决定了探讨这项研究所涉及的问题的方法时，我们不能自称在制定完善的分析总框架方面已做得很多。这基本上仍然是对南亚主要经济问题的一项研究，虽然它一直注意这些问题的更广泛的背景。

我们已经有意识地把我们的研究引向分析，引向澄清问题。我们致力于详细的经验材料的研究，以防止我们在寻找有关主要相互关系及趋势的有关问题答案时误入歧途。但是，许多基本事实是难以捉摸和没有记录的，并且，在许多细节上，经验证据是矛盾的。我们经常得到的只是指示性或启发性的推论，以及有时根据我们看到的和与人交谈中得到的印象的推论。因而得出的结论和支持的推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猜想性的，正像我们经常要提醒读者的那样。清楚地阐明尚未认识而应该认识的事物，以便了解将要发生的事情，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科学任务。实际上，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指明知识上的空白，并用一定篇幅阐明进一步研究的合理假设体系；这只能通过猜想性的推理来实现。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不仅有限定和保留不同看法的需要，而且有根本改变方法的需要。如果我们是正确的，就有更多的各学科之间进行研究的余地，我们就应该欢迎社会学家及其他人为了改进我们的理论和概念体系而作出的努力。许多人将向它们提出挑战；提出挑战的做法是健康的。理解进步过程复杂性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交换意见，在交换意见中，一般性的法则被提出并接受挑战，然后得到修正。不同的解释和结论的根源能够用这种方式分别予以考察。本书读者应该记住这个一般化的作用。本文并不都是以问答的形式写成的，为了方便，主要采用的是陈述的形式。这不应该模糊其中包含的一般化的作用和功能。

当我们最终不得不作为逻辑问题提出研究的客观性问题时，这就是要害的所在。

原则上，看来很容易制定客观地研究南亚国家的原则。学者应该没有更深的动机。他应该局限于探索真理，应该尽可能地摆脱传统的压力，及其周围社会和自身愿望的压力。他应该在研究中没有打算影响他正研究的国家内外读者的政治态度的意图。这些都是健康的原则，应该交代清楚；但这些原则不解决如何避免偏颇的方法论问题。

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决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们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

在此，我们已经证明要使价值前提清楚明白，研究可能就是“客观的”（在这个词被使用的惟一意义上）。但是，我们为了更广泛的目的，也需要详细地说明它们。科学推理中的明晰和确定，这里，我们碰到了哲学知识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和社会知识问题之间有这种关系。这是本章注意的焦点；阐明我们的一般观点，并定义我们特定的价值前提显然更为迫切，同时也变得更加易行，一旦我们认识到即使在科学研究中，我们绝不能天真地期望我们的观点只是无条件地反映了我们发现真理的要求。

选择《亚洲的戏剧》做本书的书名，是为了表达作者开始研究时所持有的和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增强的关于南亚事情的想法。在所有复杂和差异的背后，我们意识到像戏剧里一样的、一系列相当的明的冲突和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场戏剧中的活动正迅速走向高潮。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的紧张正在加剧。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这场戏剧的参与者。这就好像是，为南亚安排的舞台扩大了，扩大到整个世界，以至没有一个人能够只做观众。但是这场戏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南亚人民自己，而且首先是受过教育的阶层。通过研究、提供金融援助和其他手段而参与的局外人只是对最终结局具有相当微小意义的穿插表演。

这个最重要的戏剧在人们思想中起作用的一系列内在冲突中具有它的统一性：在他们过高的期望和严酷现实的惨痛经验之间，在变革、改善的愿望和关于承受后果与付出代价的思想上的保留和抑制之间，这种冲突在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所研究的这些国家里它们具有特别的、增长着的强度，并表现为独特的形式。

在南亚，人们不能回避这种感情：人们正观察到的恰恰就是古典意义上的这种戏剧的展开。它涉及千上万的人，但是，通过它的复杂性和差异，就像通过一个古典戏剧一样，描述了一个本质上简单的主题。

在戏剧的古典概念中——就像在科学研究的理论阶段一样——演员的意志是受决定论的束缚的。最后一幕的结局已为戏剧第一场的开幕所事先决定的，第一场说明后来发展的全部条件和原因。当主人公探索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他心里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最终命运。

但是，在生活中，当戏剧还正在展开时，演员们的愿望被假定为在限制条件内自由地选择不同的表演进程。这样，历史就不是事先就决定了的。相反，它处在人类影响的力量范围之内。因此，这样表现的戏剧不见得就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