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产出与经济结构

一国之产品及其人民劳动收获之多寡，在讨论南亚的不发达与发展中起着中心作用。我们已经论证，这些因素的水平至多只是发展水平的大致指示器，这个限制由于缺乏南亚国家的许多统计资料或者现有的那些统计资料质量很差而强化了。在整个这一章，我们将反复强调现有统计资料的极端脆弱性。我们视之为一个重要的科学任务，是因为在关于这些国家的发展问题的分析中，对不可靠的数据天真轻信地普遍加以运用，这严重损害了所得结论的价值。

还必须记住，在测定南亚国民收入水平时，简单地把国民收入直接地同净地理产量联系起来常常会导致错误。首先，人均国民收入不仅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发展或不发展程度的指示器，而且还存在这种定义总量和汇编资料的方式所牵涉到的一些逻辑困难。例如，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总收益的绝大部分被提出来汇到母公司，利润归外国人。但是在独立以来的日子里，对这种汇款和股息进行了限制．外国人在南亚其他地方的一些较大财产已被国有化了。对外国人所有的财产课征的税收已提高了。本国居民已正在担任较高的行政管理职位，进入过去曾是欧洲独占的经济领域，所以，产出和收入之间的差距已有一些缩小。在所有这些指示数字应极谨慎地予以接受时，如果视之为衡量南亚人均产出或“潜在收入”的尺度，它们是有用的。关于后一点，由于本国员工日益接替国家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这些数据应该变得更现实。

南亚经济的计算还存在另一个问题。这就是产出的实际评估。大部分经济是非货币的，与市场没有多大联系，这就难以对这种物物交易的产量进行估价。在进行估价的地方意味着，货币性的和物物交易性的市场上兴趣和偏好相同，且若物物交易物品被出售换取货币，其价格也相同。

我们的判断是，印度和菲律宾的资料或许是该地区最好的，印度尼西亚和南越的最糟。其余的居二者之间。但是连印度的资料也远未尽如人意，并且，如果菲律宾的资料受到的批评少于印度，这无疑是因为这些资料没有受到同样密切的考察。强调资料的脆弱性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南亚制订计划对观有资料的依赖性越大，在某些情况下计划导向的错误就可能越严重。无论是作为计划工具，还是作为结果的指示器，这些统计资料都不可靠也不充足。但由于几个原因，我们还是冒险讨论了这些数字。

首先，国民收入数字在这一地区的经济计划中起了重要作用。实际上，国民收入变化经常被视为发展计划成败的主要指示器。其次，我们已经进行的这种评论揭示了澄清概念，以及改变南亚发展讨论的整个焦点的极端重要性。除非偶然，不加批评地把西方概念应用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是不可能明显地有助于解决南亚的迫切问题的。最后，当然存在这种可能性：这里提出的证据可能与现实有某种大致的联系。因此，根据下列假设提出这些数字可能并不是很不合理：尽付阙如了无意，浓墨重彩总传神。

广义地说，人均收入的比较表明这一地区最穷的国家——巴基斯坦，估计人均收入每年只有220卢比——和最富裕的国家——马来亚，人均收入780卢比——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如果我们排除格外突出的马来亚，差距就缩小了。虽然表现出的差别并不是绝对的，但下列排列可能是合理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作为最穷的国家出现，菲律宾、泰国、锡兰和马来亚——按上升顺序——看来比较富得多。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南越处于二者之间。

个别收入变化率可能更有意义。我们应该注意到：使用的真实总产出概念在各国都不相同。要使这一数据可以比较，这就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民收入和某一特定年份的以市场价格或要素成本计算的类似总量之间的关系在各国都是稳定的。这有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事实，因为大多数国家现有资料的不完全性，不允许对此进行细致的核查。不过假定这些关系随时都存在着相对高度的稳定性看来并非不合理；至少不应该存在使比较失去意义的不稳定性。

这些资料似乎表明，缅甸展示了最快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个结论必须受到如下限定：1960年，人均产出水平可能比1939年低15％。还有很大一种可能性：在最近十年，已经出现了停滞甚至下降。印度尼西亚表明，似乎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时间增长迅速。但国民账户极不可靠。1966年初出现的形势表明印度尼西亚几乎没有迅速增长的希望。

资料稍微比较可信的南亚国家的总情况大致如下：就人均产出而言，巴基斯坦、泰国和锡兰相对停滞。但是有一些迹象表明，近年来巴基斯坦已从过去十年的停滞中挣脱出来。在1955年至1962年7年间，马来亚记录的人均净国内生产总值（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er person）增长略低于7％，但是最近几年增长率较高。在20世纪50年代间，菲律宾显示了稳定的十分迅速的人均收入增长，但最近几年这一指标呈下降的趋势。在印度，人们认为，1948-1949年的人均收入几乎比1931-1932年的水平低16％。除了菲律宾和缅甸以外，南亚各国在20世纪50年代间具有非常缓慢而不稳定的人均产出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的上半期，除了泰国、马来亚，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除了巴基斯坦以外，这一指标下降甚至变成负数。此外，最近的人均收入水平可能多半在它们战前达到的最高水平之下。

在试图清楚地了解南亚各国的经济结构情况时，普通的方法是把国民收入总和数字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并把来源于每个主要部门的收入同该部门使用的或从该部门谋生的人数联系起来。不幸的是，关于职业分布的统计资料尤其不可靠的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完整的人口普查。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菲律宾的职业分布普查资料被公认为特别薄弱。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数字也不能认为强一些，因为它们许多被列为“估计数”、“临时的”等等。因此，我们只强调农业和非农业类的简单区别。就是把国民收入总量简单地分解为由两部门或三部门组成，也导致了相当异常的结果，这些结果甚至更多地强调了对国民收入或国民产值总数的怀疑。

而且，“农业”和“非农业”的定义在各国均不相同，与这些定义相联的统计资料是靠不住的。但是大体看来，南亚超过半数的国民收入来自农业；大约2／3到3／4的人口靠这一来源谋生。在试图确定农业生产中更重要的趋势因素时，我们又受到了不充分而且令人迷惑的统计资料的阻碍。但是，看起来，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整个这个地区的人均农业产量仍然相对停滞。这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表现出有力扩张迹象的原因。

在南亚经济结构中，非农业一类当然是一包大杂烩，它包括服务、建筑、制造、采矿以及商业这些职业类型。若暂时把重要的制造业和手工业放在一边，则总的印象是零售商业、国内服务业和政府职位占了绝大部分人口，尤其是要考虑到这些活动的低生产力。

显而易见的是，零售市场和小商人的增加以及经纪人数的增长。自由商人充斥整个地区，从事一种特定的交易。1947年，马来亚活跃于“商界”的人半数以上是亲自出马沿街叫卖的小贩。大量从事这种交易活动的人并非表现得理财有道或经营有方，零售商业的营业额也不很高。确实，这显然是与农业相对应的劳动使用率不足的表现。在生产力普遍低下、廉价劳动比比皆是的情况下，小商小贩过剩并不是对他们的服务需求增加的反应。这种反应同对受雇于人的厌恶感结合起来时，就产生了由于所需资本缺乏和技巧不足而促成的趋向“自利”就业的推力。类似的情形也存在于传统工艺中。这方面，由于进口，最近几年是由于国内工业化的扩张，市场一直在缩小。但是，这里虽然只有较少的事可做，仍存在一个留在传统手工艺行业的趋势。小商业的增长是对城市化趋势的反应，城市化既与工业部门就业机会增加无关，也不是由它引起的。这两种反应都使低劳动投入水平和低劳动效率水平持久化。

在政府职业范围内情形并无根本不同。政府活动的公共支出由于发展工作的需要和新赢得独立的需要而增加了。但受雇的文职人员的人数增加得更多。其中只有一部分是因必要的政府活动扩大而应召的。不可否认，高质量的关键人员数量太少，也可能过度劳累。但是，雇员增加的情形大多数出现在低级行政机构。在西方，政府中无效率地使用人力的情形并不陌生。但是在南亚看来这种情形广泛得多。机构叠床架屋，部门处处分设而职能依旧平行，公文的记录与传递手续繁复，这些都往往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扩大公共部门的就业。看起来，在劳动力多而不得其用时，人力的有效使用是次要的。但是，这种官僚主义的增长造成了一些重要发展项目的延搁，且本质上是膨胀性的，因为收入被支出了而又没有相应的增加产出。而且，发展计划的目标是提高人均产出，不管政府或私人，干任何类型的毫无效率的事情都是有害的。

在南亚，对公共部门这种浪费日益增多的一个解释是，所谓的城镇“受过教育的”失业者所施加的压力。他们寻找文秘工作，对行政机构职位推崇备至，软国家不能抵抗这种压力，无疑是与实际需要不相称的低级文职人员人数增加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所述，马来亚、锡兰、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1960年人口普查估计部表明从事“服务和商业”的劳动力比例有所提高。这些国家，也包括泰国和印度，“服务业”的人数就超过了制造业。这表明了工业现在在该地区经济中所起的比较微小的作用。这些资料在统计上并不可靠，但笼统地证实了众所周知的一个问题：广泛持有的关于第三职业的人数随着国家变得更富而增长的看法并不适用于南亚不发达国家，虽然该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看来已取得很多经济进步。尤其是同战前情况相比，他们大多数都有非常高的百分比的非农人口从事第三级职业，且该百分比还在提高。面对农业相对停滞，人口持续不断地增长，而今还小的工业部门没有能力吸收许多这种增长的人口，这就出现了一个指向小商业、服务业等等行业的推力。这就提供了又一个实例：在西方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特定趋势，在南亚却更多的是不能达到迅速增长的征兆。这样，正如我们在城市化趋势中所见到的：十分相反的力量在南亚能产生许多类似于西方所经历的过程。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将西方发展过程应用在南亚的可能性应视为靠不住。

我们相信，南亚种植园应该视为工业化的农业。它们在锡兰和马来亚，以及较小程度上在印度尼西亚的出口项目中起着主导作用。南亚的大多数出口是农产品，出口构成了国民收入的重要部分。因此当发现拥有最大种植园面积的锡兰和马来亚的出口对国民收人的比率最高、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最低时，我们不应感到惊奇。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根据种植园方法组织的、具有高度出口导向的农业部门的统治地位能直接影响人均收入的现有水平。

这表明，对较贫穷国家来说，主要增长的手段有二：使农业技术合理化和降低传统农业的相对重要性。两者都意味着所有南亚国家都正在强调的某种工业化。但是，集中于一种或少数几种出口作物，虽然看来这能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但往往造成危险的情势。它不仅把整个经济置于波动市场的极不稳定的影响之下，而且，这种集中的前景看来并无助于迅速或持久的增长。孤注一掷是危险的生活方式．也未必是稳定发展的基础。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只有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还有扩大种植园面积的余地，特别是在橡胶方面。锡兰的余地较小，但通过改种和施肥，还能采取报多措施来提高现有面积的产量。对其他国家来说，基本焦点应放在普通农业上。这里，除了两个不利以外，与西方过去的经历的类似之处更接近得多。第一，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不是发生在工业化以前；第二，尽管人口增长率比西方经济在发展早期高二到三倍，无论如何都必须实现诱导的“农业革命”。人口增长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因为工业发展充其量只能非常缓慢地出现。

由于南亚各国指望农业部门以外的工业化，所以重要的是应该研究一下制造业当前的结构和趋势。

缺乏充足的自然资源而试图工业化的任何国家，都将必须进口大量的原材料，这种进口的相对负担主要取决于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如果这些水平高——意味着高度有纪律和效率的劳动力以及大量的资本投资——这些进口的成本显然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这些成本将占生产成本的较小部分，它们购置的进口品将被更有效地使用。出现了一些缺乏可观的自然资源也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其中包括丹麦、瑞士和日本。他们的成功看来主要可归因于高度的劳动纪律和效率。

然而，在资本稀缺、劳动充足而低廉的地方，简单地通过资本投资来提高生产率是困难的，资本稀缺同低水平的劳动技能职业培训和效率相结合，导致了南亚经济的低生产率和低工资。这又使进口原材料的相对负担更加沉重。就是这些不利特点的结合使南亚的天然资源比其它情况下更有意义。

总的来说，自然对南亚并不特别慷慨，唯独印度拥有数量能满足高度工业化所需的铁矿、煤和动力资源。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占有一种或少数几种重要金属，出口这些矿藏提供了重要的外汇收人来源。也仅仅印度具备对工业发展有利的资源组合。另一方面，几乎没有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极限作真正的扩展。在这些资源被开发的地方，原材料往往只用来出口，而没有提供给扩大着的国内工业。这部分地反应了缺乏有利的资源组合。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南亚最弱的工业化，与其说是资源贫乏的结果，毋宁说是其它限制和约束造成的。

尽管对南．亚制造业类型进行分类存在着困难，但是，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比美国和一般西方国家高得多的制造业份额显然是在消费品方面。到1960年为止，印度已有三个新的钢铁厂，以后机械工业有显著增长，但它们仍然构成一个非常小的部门；尽管起步较早，但印度的工业结构没有很大变化。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纺织业占统治地位；在菲律宾，食品加工量占统治地位。这反映了缺乏多样化的制品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例如，在印度五个主要行业——基础钢铁、水泥、造纸、棉纺和糖业——占1951年普查包括的所有29个行业就业的60％，生产了大约总增加值的60％。在其它国家，实际上，几乎没有制造业，都集中在手工业和原材料加工上。除了印度以外，生产耐用消费品的重工业显然没有。

但是，对未来工业化来说，比特定类型产品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是在特定制造业部门之内的所谓“工业”开办的性质。这有三种主要形式：家庭工业，规模小且经常以单个住宅单位为限，正如其名称所示；小型工业，使用现代技术，它生产收音机、自行车部件、电动机、家具和肥皂等等；大型工业，使用大量资本投资和原材料。在印度，家庭工业具有绝对优势，在1955年的调查中，所询问的工人中几乎有70％就业于这类制造业。印度制造业服务中2／3以上在少于五个工人的企业中。可以假定，鉴于这么多的家庭工业位于乡村，以及乡村一般缺乏电力，印度大多数这类企业缺乏机械力量。这种不平衡地集中于家庭工业和小型工业，造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劣势，因为所生产的许多产品为当地所消费，几乎没有用于出口以换取大多数南亚国家所急需的外币。

印度的格局在这整个地区十分具有代表性。南亚工业受几乎不使用资本和使用少量工人的乡村企业的支配，其工人的人均产出非常低。这不仅降低了工业生产力的总水平，而且往往使乡村地区的低生活水平持久化。人所共知的累积因果格局又出现了：家庭工业的人均产出受到紧缩的乡村市场的限制，后者又受到低农业生产力，在较小程度上是低工业生产力的限制。因而，家庭企业提高效率的能力和刺激都受到现有条件的阻碍。我们又回到了怎样在乡村一级挣脱低生产水平陷阱的问题。

若不是国家从事家庭工业的人数之众，那末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不遗余力地加速工厂的增长。但是，大规模的，甚至小规模的现代化企业，一般都是节约劳动力的，并拥有高额资本投资。其特点尤其与以大规模劳动力使用不足和资本稀缺为特征的经济不相符合。家庭工业的迅速破坏不仅消除了农业辅助收入的一个来源，而且将加强城市化的推力，并进一步加剧城市地区的拥挤。那里，这些流入人口经常改做叫卖小贩和低水平商业以求生存。在试图工业化的时候，除感情因素外，南亚各国还有更多的原因保护农村家庭工业。特别是消费品方面的农村家庭工业。这种政策或许只能是过渡时期内的土地经营，但这个时期可就必须是漫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