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的社会主义

当共产主义或同共产主义集团公开联盟在南亚任何地方（前法属印度支那以外）都还没有取得成功时，某种“社会主义”已成为锡兰、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官方信条。社会主义思想在整个南亚其余国家实际上也往往受到尊敬。

尽管到处都在坚持社会主义，但这个词还没有严格的定义。其意义不仅在各国之间，而且在各国内部都大大不同，搅乱了公开讨论。这种混乱在较小程度上来自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后者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因此，就出现了一种思想的妥协，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是“穆斯林社会主义”，缅甸的就是“佛教社会主义”，印度甘地派的“萨瓦得哈亚社会主义”（sarvodhaya socialism）。经常有人宣称，社会主义理想是土生土长的哲学中，甚至乡村组织中固有的。事实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从事于解释和证明本地社会主义形式的知识扭曲可能不过是文字游戏。

而且，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坚持一直随时间而变化。每个国家都遭受过不同的政治经历，但是，无论事态的发展进程如何，社会主义概念已不断地用来表达一种模糊的激进诺言。选择各种措辞来指出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模糊的象征。即使在印度，这种思想讨论比南亚其他国家处于更高的知识水平，也使用了过多的词汇来描绘要达到的这种具有许多不同意义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性质的）的社会形式”，“合作联邦”，“社会主义的合作联邦”或“无产阶级社会”，有时还补充一句：它应该“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建立。

到处暗含的、模糊的左派倾向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根源，即机警的知识分子中间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因此，它也同民族主义，特别是同平等思想紧紧相联，这种平等思想是亚洲民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南亚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是作为独立运动的一部分来传播的。大规模的外国投资的存在，以及控制管理部门和银行业务的外国人享有的特权，增强了对殖民主义及其资本主义的反抗。j.s.弗尼瓦尔对这些影响下出现的推理路线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评论：

我认为，他们（殖民地人民）对共产主义理想有更多的同情，因为他们已看到了太多的资本主义实践。从经济个人主义来看，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方向作出本能的积极反应，并非必然如此，虽然也不排除是对国家控制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教科书式的社会主义的反应，而是对被自由资本主义——或者，如果你喜欢这个词——殖民主义蹂躏的社会重新—体化的社会主义的反应。并且，虽然他们很不喜欢。而且害怕共产主义方法和共产主义统治，他们将，并且确实更乐意对社会责任的要求而不是对个人繁荣的幻想作出响应。

对南亚国家的贫困和停滞的强烈不满导致他们的知识分子指责私人企业——无论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不能促进经济进步。在这种背景下，大多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自然不仅要求政治独立，而且要求摆脱他们所认识的殖民资本主义结构，并且寻求另一个可供选择的经济组织体制。

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几个东南亚国家和锡兰，社会主义已受到随着不稳定状况而来的再调整过程的影响，在这种不稳定状况中，这些国家发现自己在西方霸权撤退之后，政治权力掌握在本地人集团手中，而经济权力往在保留在少数外国人手里。在这些国家，有时出现了国家接收所有权和管理的要求。但是，这种“社会主义”经常只是以本地人取代少数外国人。

以印度为例，社会主义经常被等同于计划——当然是根据下列假定：其目标将是我们的所谓的现代化理想。无论如何，一直有人认为，没有计划社会主义就不会实现。或者，社会主义被简单地理解成达到“美好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主义只是关于现代化思想的一个相当模糊的术语，坚持强调平等是基本的计划目标。毫无疑问，对印度许多追随者——尤其是那些并不赞成国民经济结构广泛变革的那些人——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意义。

但是，这种公式化的说明并不是西方人在谈论亚洲社会主义时所指的那个意思。到此为止，社会主义首先意味着支持国有化，更一般地说，是支持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管理较大的经济部门。

首先应该注意，南亚在经济中运用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管理如果被考虑的话，也只限于非常有限的国民经济领域——公用事业，现代大规模工业，采矿，大种植园，银行，保险，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商业，特别是与外国有联系的商业。农业、手工业、小工业，无论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概不视为社会化的潜在目标。相反，在这些广泛的经济活动领域，所有制和管理的分散化在印度是理想目标，正如巴基斯坦、泰国、马来亚和菲律宾一样。在南亚，关于让这些活动留在私有部门，支持个人企业家的政策取得了一致看法，就像关于需要合作，一切都包括在“民主计划”之下存在一致看法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在声称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里，这些政策被假定是社会主义的。

另一方面，在南亚，同样取得一致同意的看法是，公用事业一般应属于国有，但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政策路线才称为社会主义。自独立以来，南亚产生的金融机构多半是国有的。该地区每个国家都建立了中央银行以创造可受调节的服务于自身发展目标的独立货币和投资的供给。但是，所有国家也扩大了从前殖民者手中继承下来的私人银行体系。在整个地区，由于建立国家进出口机构，政府对贸易和商业也频繁地进行干预。这种对商业与企业的干涉经常是由对外国人，特别是对华人和印裔经纪人的偏见促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华人和印裔经纪人存在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并且，在该地区大部分地方，国家实际上被迫接管了主要食品供应项目，因为，除了缅甸和泰国以外，通常存在一个食品供应缺口，因此，有许多不同的动机促使国家在贸易活动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其中许多与社会主义无关。

即使存在上述那些活动，在南亚大多数国家中，社会主义问题并没有出现在关于最大部分经济的讨论中，也和这种讨论无关。剩下来的是现代大工业，其中——包括采矿、造林和种植园。大制造业即使在印度也仍然是南亚经济中非常小的部门。不过，在社会主义讨论中给予大工业以特别重要性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该地区一些国家，尤其是人口众多且增长迅速的最穷国家，在执行发展计划中要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的话，更大部分的劳动力最终必须在农业之外的部门就业。如果大工业能够最大限度地受到国家经营的促进，这将成为扩大政府干预的有效论据。第二，某些类型的大工业被认为是“基本的”，通常具有的含意是，它们使更多的工业企业——“基本的”或“非基本的”——成为可能。那么，在计划中，对政府来说，它们就相当于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和方向的工具。在整个南亚，除了马来亚以外，已经出现了以某种形式组织国有工业的尝试。

政府干预工业问题在任何地方都被假定是决定性的。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将标明一国走向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路线。人们所能进行的选择被认为是自由的，取决于政府决定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自由企业”社会。南亚国家独立以后能够以三种方式进行工业国有化，他们能够:

（1）继承公共部门中的企业。

（2）将私人企业国有化；或

（3）建立新的国有工业企业。

南亚各国除了少数例外。在公共部门中，从前殖民政权手中几乎没有继承什么工业企业（泰国从未被占领为殖民地）。

对该地区私人所有工业企业的国有化至今还未大大触动外国人拥有的那些企业。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那里，大型开采工业曾为外国公司占有。但是，在后者这是以一种朦胧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就是多半让外国人控制管理，或者作为根本与社会主义无关的政治运动，在一些情况下，所接管的企业已被退回。

在公共部门正在扩大的三个国家中，印度已经宣布，促进公共大型工业是其社会主义政策的一部分。但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是公认的自由企业经济。在后两个国家，国家经营工业立足于两个理由：缺乏足够的高效能私人企业和私人企业利益的增加——因为它们来自国有公用事业——通过增加稀缺物品的供应和创造外部经济。但是，印度也提出了同样的理由，一般是作为它打算称为社会主义的政策论据而提出来的。

只有在一个方面，印度能被认为比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更信奉社会主义：后两个国家认为政府经营仅仅是过渡性的，他们已宣布，他们打算只要有可能就把国有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他们已经部分地实现了这种想法。

把前述所有方面考虑一下，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缩小作为社会主义与自由企业之间思想选择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问题。在南亚各国中，经济政策与工业发展方面成就的差别与其思想状况并没有紧密联系。

当西方学者推测印度是否将允许许多私人企业存在时，他们关心的是将来的行动而不是现在的政策；印度私人企业界有时表达的忧虑基本上也是这样。就本身而言，关于发展中社会主义经济的官方政策宣言中几乎没有提供将来这种恐惧存在的基础。自独立后长期以来，这种宣言和看法在印度可谓多矣。虽然政策宣言已倾向于更激进，但是，实际政策却已允许私人企业更多地进入为政府保留的部门．印度最近的困难及其对外援依赖的增加必须假定为强化了这种趋势。

公共工业部门较高的投资增长率不应该引起人们对私人工业企业前途的担心，只要这些投资集中于重工业。广义地说，它们像公用事业投资一样，可视为对私人企业的促进因素。害怕这种公共部门将加强政府控制私人企业的权力也是不现实的。首先，其增长在它克服稀缺性的范围之内是自由化的，并且，一旦政府已经控制了铁、钢和其他重工业产品，它应该更少有控制其他方面的需要，并应能向私人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最后，政治趋势已变为保守，这个事实也应该抚慰私人企业的担忧。

有两件事是我们能合理地予以肯定的。第一，尤其是在印度，现有的行为格局产生了它自身的势头，并形成了对突然变化的大量抵制。第二，已确立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际解释将继续影响将来的发展。不过，思想见解普遍被赋予过度的重要性。因此，巴基斯坦的私人企业前途在该国和在西方国家，将受到更少怀疑，或更少予以讨论，尽管巴基斯坦将来的路线可能比印度更不确定，因为政治生活形式在巴基斯坦几乎没有像印度那样建立起来。但是，必须再次指出，对南亚任何国家政策方向的预测都是极端冒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