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第二节　在东北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战争，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韩日合邦》先吞并朝鲜，并以朝鲜半岛为跳板，1931年公然挑起“九一八”事变，向中国东北发动全面进攻。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使侵略战争“合法化”，1937年7月7日，又制造臭名昭著的“卢沟桥事变”，公开调动关东军和驻朝日军占领北京，出动海军占领天津，从此全面抗日战争就开始了。当时，不愿被奴役的朝鲜爱国志士和独立运动领导人为消灭侵略军，光复祖国，纷纷来到中国，以广阔的中国大地为斗争舞台，以居住在中国的朝鲜族居住地为基础，和中国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建立广泛的国际民族统一战线，同舟共济，英勇战斗，坚持了半个世纪的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

他们坚信: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朝鲜革命的胜利，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必将带来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和朝鲜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尤其是1930年以后，朝鲜义勇军和广大朝鲜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东北抗日联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并肩战斗，流血牺牲，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军。当时的朝鲜人和现在的朝鲜族尚未分开，他们既是反日救国的朝鲜革命军战士，又是反日共同对敌的国际主义战士，也是为祖国解放英勇战斗的中国朝鲜族战士^[1]，他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直战斗到抗战的最后胜利。两国人民、两个民族为此次战争的最后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曾不分国籍，不分党派，不分民族，并肩战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反侵略战争的壮歌。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持续半个世纪的朝鲜民族的抗日斗争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朝鲜、韩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也有密切的联系^[2]。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以韩国临时政府和参加独立运动的人们纷纷回韩国，朝鲜义勇军（包括朝鲜抗日联军）的很多将领和士兵们回朝鲜建立自己新政权，也有很大一部分领导人和广大士兵继续留在中国参加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一、朝鲜族与东北党组织的发展

1927年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成立，省临委对东北的形势进行分析后认为，东北居住着上百万朝鲜族贫苦农民，他们是反帝反封建的重要依靠力量，强调在朝鲜族集聚区开展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决定派干部到民族地区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

朝鲜族聚居的“东满（延边）”“北满”及“南满”地区，是地处中俄朝3国交界地区，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较早传播到这里。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各级组织朝鲜族先进分子，宣传马列主义，发动群众开展反日斗争。1928年12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确定的“一国一党”的原则，要求前朝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参加中国革命。在东北各地活动的前朝鲜共产党员响应共产国际的指示，承认中国共产党党纲，参加中国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许多优秀分子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末，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崔石泉带领崔一山、徐凤山（李春阳）、黄哲云（黄继兴）等共产党员，到北满宝清、虎林、饶河等地区宣传中共的主张，发展党员，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党的组织得到扩大。1930年3月成立了中共饶河县委，崔一山任书记，崔石泉、黄哲云、徐凤山任委员。

1930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1928年9月，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改为中共满洲省委）将朝鲜族共产党员王耿（原名文碧涛）派到延边，开展恢复党组织的工作。他把工作重心放在广大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在斗争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不久就成立了中共延边特别支部。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发动和领导数万贫苦农民参加的“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经过考验吸收工农先进分子和前朝鲜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8月中旬，延边地区的中共党员从10多名发展到233名，他们绝大多数是朝鲜族共产党员^[3]。

1930年8月，朝鲜族共产党员池活（池喜谦）、金石峰等人在珠河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以此为基础，1932年9月成立了中共珠河县委，书记金凤祥，委员金钟台、池活、金策、李秋岳。

潘庆由等朝鲜族共产党员在绥宁地区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支部成员均为朝鲜族。以此为基础于1932年成立了中共绥宁中心县委，潘庆由任书记。1930年初，李红光等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伊通县三道沟建立了党支部，该支部后发展成中共伊（通）双（阳）特别支部。1929年至1930年末，许多朝鲜族优秀分子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活跃在各级党组织，使东北的党组织迅速得到发展。中共满洲省委所属党员从1929年的262名，发展到1931年4月的1190名。其中东满（延边）地区党员636名，朝鲜族党员614名，占97%。南满地区党员200名，其中朝鲜族党员193名，占96.5%。北满地区党员244名，也大部分是朝鲜族党员^[4]。

此外共青团组织也迅速发展，在团员中朝鲜族占全数百分之九十五，但在农村则占百分之九十八^[5]，在东满、南满的团员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为朝鲜族青年贫农……在东满仅有12人，南满2人，北满除哈（尔滨）市25人为中国团员外，各县团员几（乎）全（是）韩国（朝鲜族）青年……统计起来全满团员中中国人占不到十五分之一^[6]。

周保中在回忆中说:在满洲的各级党组织中活跃着很多朝鲜族优秀干部，成为抗日队伍的中坚力量。以东满（延边）地区为例，1931年初就出现了“县委以上（干部）18人，区委干部41人，其他（干部）71人”，他们都是韩人（朝鲜族）干部，其中还“有军事特殊者9人（军官学校出身或参加苏联战争的）”和“妇女干部4人”，初期满洲各县县委书记很多是朝鲜族干部。

在中共满洲省委及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朝鲜族共产党员不仅做好朝鲜族集聚区的建党工作，还深入汉族等其他民族集聚区，批判所谓“国民党才是正统”的错误观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团结各民族人民共同抗日。

从此，满洲地区的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先后成立了中共东满特委，中共南满特委，中共北满特委及县委、区委一直到基层支部，形成了完整的组织体系。

二、朝鲜族与东北抗日游击队

在东北的抗日游击队是从朝鲜族共产党员和朝鲜族抗日民众中发轫的。朝鲜族人民具有反日武装斗争的历史。早在1920年的6月和10月，朝鲜族反日武装部队，在长白山地区先后发动了“凤梧桐”战斗和“青山里大捷”，杀伤千余名日本侵略军，震惊了日本全岛。

为此，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于1927年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东北“朝鲜族百万农民，具有秘密（反日）组织，有三千的武装力量”，他们是可靠的“同盟军”^[7]。在东满（延边）地区，曾参加过广州起义和北伐战争及俄国十月革命、国内革命战争的共产党员申春（又名梁道益）、李镛、朴吉、杨林（又名金勋）、崔相东、金明均、李光、金根、梁成龙等，早在1930年爆发的延边“红五月运动”和“8·1吉敦暴动”时期开始，就组建工农赤卫队等武装队伍。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下，这些朝鲜族共产党员以工农赤卫队为基础，先后组建了汪清抗日游击队、延吉抗日游击队、和龙抗日游击队、珲春抗日游击队。各游击队的队长和队员绝大多数是朝鲜族。1934年，以这4县抗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并于1936年把它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官兵发展到“2000余名，大多数是朝鲜族”^[8]。南满地区初期的抗日游击队也是朝鲜族共产党员们组建的。朝鲜族共产党员李红光，于1930年在伊通组织了朝鲜族“劳农（工农）赤卫队”。1932年，他转到磐石县，以这支队伍为基础组织了“中共磐石县委打狗队（特务队）”，专锄日奸，使日伪人员闻风丧胆。是年6月，李红光、朴翰宗、韩浩等朝鲜族党员，以“打狗队”为基础，成立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11月这支队伍又改编成“红军南满游击队”。1934年，以李红光带领的“红军南满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司令，朴翰宗任参谋长，李红光任第一师师长兼政委。1936年，这支队伍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1933年建立的珠河反日游击队，7位核心创建人物中，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姜甘用、金昌满等5位是朝鲜族^[9]，后来这支游击队成为赵尚志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的主力。在中共饶河县委的领导下，于1932年10月成立了饶河工农义勇军，队长崔石泉及队员都是朝鲜族。后来编入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

1932年，在绥宁县委的领导下，朝鲜族共产党员金百万（金亨国）带领一批朝鲜族队员，建立了密山游击队，后来编入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

抗日联军的朝鲜族官兵同其他民族指战员一道，在战场上英勇善战，令日寇闻风丧胆。历史资料记载，由朝鲜族官兵为基础组成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二军独立师，于1934年4月至10月只有半年的时间里，主动出击53次，累计参战人数达1350名^[10]，被称之为最能打仗的抗日部队。

1932年李红光指挥的磐石工农反日游击队发动500余名朝鲜族民众，拆毁了10多里长的铁轨，使日军军需物资的铁路运输处于瘫痪状态。1941年东北抗联第三路军主力部队战略转移到苏联境内后，参谋长许亨植（李熙山）率领一部分部队留在国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这支部队在许亨植、朴吉松等朝鲜族指挥员的率领下，在铁岭、庆城、东兴、巴彦、木兰等地，筹集和储存给养，秘密发展反日会等群众抗日组织，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击退了敌人数十次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1940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方面军一支朝鲜族部队，从南满转战到延边和龙县的大马鹿沟地区，发动了“红旗河”战斗，杀死前田中队长等78名日伪军，缴获100多支枪。

三、朝鲜族与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朝鲜族人民不仅在抗日游击队的创建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也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从1932年开始，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各地抗日游击队，选择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有利于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山区，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朝鲜族贫苦农民，由于历史原因绝大多数居住在贫穷和偏僻的山区，他们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具有强烈的反日传统。而这正是抗日游击根据地斗争需要的中坚力量。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从1932年开始，在东满4县和南满的各县，北满的汤原、饶河、绥宁、方正、虎林、珠河、密山等地，先后开辟了数十个大大小小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正位于贫困山区，因此根据地的建设得到了朝鲜族农民的大力支持。

1932～1933年间，东满（延边）地区在延吉（龙井）、汪清、和龙、珲春等县，先后开辟了大荒沟、烟筒砬子、八道沟、王隅沟、三道弯、小汪清、腰营沟、渔浪村等大小游击根据地10多个。这些根据地小者方圆六七十里，大者方圆三四百里，人口多时近2万人。

各根据地的抗日民众，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赤卫队、农民会、妇女会、反帝同盟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革命团体，努力发展生产，协助游击队站岗放哨，参军参战，支援前线。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在根据地内建立人民政权，把根据地建设成工农民众当家做主的家园。如1932年末开始，东满特委先后在延吉县的王禹沟，汪清县的五区、二区及小汪清，延吉县的八道沟等根据地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人民代表，建立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在政治上废除了反动当局的法律和民族歧视政策，经济上将没收地主和汉奸的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还建立和创办学校、幼儿园、演出队，办刊物等，发展民众自己的文化。

1933年，在北满省委的领导下，许亨植（李熙山）等几位朝鲜族共产党员到珠河县朝鲜族集聚区黑龙宫地区，以普通农民的身份参加农业劳动，生活在农民群众中，经过艰苦的努力建立农会、反帝同盟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还建立人民政权，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以黑龙宫地区游击根据地为基础，到1934年末，抗日游击根据地遍及珠河县的4区、5区，延寿2区、3区一部分，宾县2区、3区、7区、8区，五常4区、5区一部分^[11]。

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蓬勃发展，直接威胁着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日本法西斯不断纠集兵力“讨伐”和“围剿”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和“集团部落”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消灭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此，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团结一心，同抗日部队一道在反“讨伐”战争中，英勇战斗，一次次击退了日伪“讨伐”队的疯狂进攻，保卫了根据地。例如1933年2月，在渔浪村根据地，和龙县县委书记崔相东（朝鲜族）带领金世等13名指战员，在冰天雪地里同日伪300多名“讨伐”军激战6个多小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终于成功地将数百名根据地民众转移到安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