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交通习俗
羌族先民居住在青藏高原东南面的崇山峻岭之中,雪山耸立,江河纵横,道路崎岖,水流湍急,险恶的自然条件限制了羌民与外界的交流。羌族人民为了克服渡河困难,发明了横跨急流险谷的溜索。早在汉代,羌人的一个部落——笮部落就以建笮而闻名,笮即是今日的竹索桥。《太平寰宇记》曾记载:“梁普通三年(522年),羌人于桃关置绳州,并取桃关之路,以绳为桥。”千百年来,笮桥成为羌族人们引渡的主要桥梁。羌区大大小小的江河溪流之上遍布索桥,由独索发展成为双索、多索等形式。
溜索,又称溜筒,即所谓的“绳渡”,是一种古老的渡河方法。姚莹的《康輶纪行》说:“松潘、茂州之地,江水险急;既不可舟,亦难施桥,于两岸凿石锋,以索缩其中。往南者北绳稍高,往北者南绳稍高。手足循处皆有木简,缘之护手易达。不但渡空人,且有缚行李于背而过者。”清嘉庆时的《四川通志》也说,茂州有“渡索寻撞之桥。大江水峻急如箭,两山之胁,系索为桥,中刳木为橦,拴系行人之上,以手白绳索,到彼岸,则旁有人为解其系,尤极危险。陆游诗云‘度索临予仍,梯山路半空’”即此。
茂州、汶川等地的羌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制作索桥的办法是:先将两根木头立于水中成为桥柱,把横梁架在上面,起着桥墩的作用。在横梁上拉上若干条碗口般粗大的竹索,捆在两岸的立柱上,再用木柱来绞紧。上面铺上木板,桥的左右两边也用竹索编成护栏绳,起保护安全的作用。索桥所用的竹索是专门制造的。先是用细竹作芯,外面套上篾丝,做成篾绳,再用两股篾系成竹索,结实而富有拉力。因是索桥,通过时随着行人的步调会有不同幅度的摇晃,有时会摇晃得非常厉害,过路的人会感到胆战心惊。有过西行朝圣经验的晋代僧人智猛(?~452年)以“冰崖浩然,百千余仞;飞为桥,乘虚而过;窥不见底,仰不见天;寒气惨酷,影战魂慓”的描述,给我们展现了以索桥渡河的情景和感受。
溜索分平索和陡索两种:前者为一根,两端高矮一致;后者为两根,一高一矮略有倾斜,都是横跨于急流或山涧的两岸,系在石柱或是木桩上。把一节约一尺长的原木劈成两半挖空,套在竹绳上,名曰溜壳。渡者以皮带或麻绳紧紧捆在腰间,另一端系在溜壳上,顺溜索向对岸滑动,到不能自然滑动的时候,手拉脚推,慢慢到达对岸。有人曾经写了一首诗来形容悬于波上的陡窜:“上无一发可援手,下则百丈奔惊龙。身如云浮脚绵软,达岸回视人飞空。”
溜索不仅可以渡人,而且还能运货,甚至能运牛羊等大小牲畜。羌族地区溜索很多,民国时《汶川县志》说:“溜索,县属境内皆有。”但时过境迁,目前已很难全数列出。据清同治时的《理番厅志·桥梁》所载,仅理县境内著名的溜索就有通化溜索、古城溜索、铁野溜索、旧州溜索。茂县著名的溜索如石鼓溜索,横亘于滔滔岷江之上,长100多米,为东西双向的溜索,其运载量相当可观。
羌族地区最著名的索桥,首推汶川县境内的威州大索桥。该桥横跨于岷江及杂谷脑河交汇点处,为省会成都经威州达理县通草地、松潘出甘青的重要通道。威州大索桥相传始建于唐代,全长100余米,宽1.5米,修桥工匠们在桥的两岸依山势砌石基,凿石为洞门,立24根大木柱(称为“将军校”),系20根粗壮竹绳(以细竹为芯,外套篾索,三股合为一根),悬空横跨于江面,上铺木板。左右以绳为栏,每丈贯以细木棒固栏。全桥十分雄伟,人畜、马帮均可通行。有人描述其景致为:“行见长江夹两山,危桥悬跨锁重关。索垂断岸干寻矗,板衬中腰一带弯。踏处晃摇风漾漾,凌虚缥缈水潺潺。”若遇大风,人畜过桥,则“掀举幡幡然,大略如渔人晒网,染家晾彩帛之状。须舍舆疾步,稍从容则震掉不可立,望者失色”。另还有在理县横跨岷江的一段名保子关索桥、横跨杂谷脑河一段名桑坪索桥。在茂县还有茂县联合索桥。该桥原名镇西桥,明朝正统年间(1436~1449年)建造。由于岷江江面宽,桥的跨度大,羌族工匠便在河心立下石磴,砌成鱼嘴,鱼嘴上还建有一亭,旧名曰“观澜”,后取杜甫“川虹饮练光”的诗句,改名“练光亭”。亭前还有一头石刻犀牛,亭的周围有宽约三尺的走廊,可供人们观赏滔滔岷江风光。该索桥年年必小修,三年一大修。1933年叠溪发生里氏7.5级地震后因堰塞湖决堤,桥被冲毁,后重建。1955年政府将竹索改成钢索,使桥更加牢固、安全,同时也将镇西桥这个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桥名改为联合桥,为各族人民大团结大联合之意。其他索桥有北川县云登索桥(横跨于涵江之上)、汶川县太平索桥(横跨于岷江之上)、桃关戴家坪索桥、茂县叠溪索桥(横跨于岷江之上)、理县通化索桥(横跨于杂谷脑河之上)、坡底堡索桥、古霸州索桥,茂县石鼓索桥、通天索桥(明朝成化年间修建)、筛巴桥(明朝嘉靖年间修建)、神溪索桥、沙坝索桥、汶川县灵秀索桥、塘房索桥、青白索桥、镇关索桥等。
新中国成立前,羌族地区山高谷深,交通险阻,仍然处于“悬筒渡索”的溜索和竹索桥时代,可谓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为了克服岷山悬崖峭壁、关山阻隔,羌族人在1000多年前就发明了栈道这种交通方式。栈道多是崎岖难行的羊肠小道,全境内各地数道相通,保持了羌族人与外界的交通往来。直到今日,羌区部分远离城镇、未通公路的地区,栈道仍然是重要的交通设施。羌族人民还逐渐发明创造了栈道、挑桥、偏桥、木桥、石桥等交通设施。
一、栈道
羌区自古以来最重要的交通设施之一。羌民为了在深山峡谷中通行,便在江水隔绝的悬崖绝壁上开凿一些菱形的孔穴,孔穴内插上石桩或木桩。在两孔之间横铺木板或石板,即可行人畜,是为栈道。但是这些木桩或木板经过日晒雨淋极易腐朽,因而栈道的上方需搭建遮盖物,后来逐渐演变成房亭或廊亭,即所谓的阁,亦称栈阁。有所谓的“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之说。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羌族地区还保留着这种通道。
栈道有“木栈”和“石栈”之分。木栈建在森林茂密的地方,就地取材,以树为路,树干上铺土石。石栈是修于悬崖峭壁上的通道,修筑过程极其艰险。在无径可通之处,沿着崖壁开出1米多宽的石道,上面横铺圆木和木板成通道;或在崖壁上横向(间距2米左右)凿孔,插入粗木梁,再在梁上铺厚木板,在路两侧加构铁链或木栏作扶栏。行走于栈道,仰头可望悬壁参天,俯视则见万丈深渊。它们曾经是羌族人与其他各族人民进行文化、物质交流的通道,是商业运输的交通线,也是边防驻军的重要军需保障线。
二、挑桥
挑桥又名悬臂木桥,是羌族桥梁类型,在羌区有上百座。修建方法是:在河两岸用圆木纵横排列层层叠压,两边同时纵向逐层向河心延伸,直到在河心处相接,然后在纵横排列的圆木上横搭较小的圆木作桥面,用篾子将纵横圆木固定,再在圆木上铺置木板即成。挑桥桥面平整,桥身稳固,有利于人畜行走,甚至小型车辆也能通行。
三、石桥
用天然石料作为主要建筑材料修建而成,分为拱桥和平桥两类。拱桥,顾名思义桥面为拱形,高于河两岸的路面。用规格相同的石条(一般为花岗岩)砌筑桥基、桥台,上端桥体以石条卷砌成半圆形。拱桥完全不用榫卯衔接,全靠石构件相互垒砌、叠压承托本身的重量,构造简单却极为坚固。桥面两端有石阶,两旁镶有石栏杆。现今羌区留存的石拱桥多为唐代、明代建成,大多造型古朴牢固。其中,最著名的拱桥是茂县土门三元桥。平桥也是用条石垒砌桥台、桥基和桥墩,然后在两个桥墩上搭一个较长的石板即可。通常适用于较窄的河面,如小溪上的石板桥。
四、弓弓桥
弓弓桥又称木拱桥、交桥。用圆木搭建,根据使用情况两三年一换。建造时,首先根据河的宽度,河水流量的大小,选择数根长度合适、粗细大致相等的圆木,并用巨石将这些圆木吊弯,呈同一弧度;然后在河两岸比较坚硬的地方挖掘位置大致相对的深坑;将数根吊弯的圆木按拱朝上的方向并排架在两个深坑中,用石头填满坑部,用篾索将拱形圆木并排固定好就是一个弓形桥。有的在桥的两侧扎上树枝,用竹索捆扎当做栏杆。架设于河溪之上的弓弓桥造型美观,方便了往来行人,是羌族人民智慧的体现。
五、偏桥
羌族古代桥梁。源于秦汉时期,其实是栈道的一种变形。《四川通志》上就说:茂州“石鼓偏桥,即古秦汉制也。缘崖凿孔,插木作桥,铺以木板,覆以土,傍置栏护之”。偏桥一般建在小溪、河谷地段傍岩处。和栈道的修筑方法相同,偏桥不需要桥基、桥墩。沿着岩壁凿孔,将圆木楔入孔中,在其上铺置木板、石板;另用两节圆木作为楔子,一端插进孔中,一端搭在岩壁上帮助支撑桥身,即可过人畜。在桥面距离谷底较近的情况下,桥两端的圆木斜撑可改用直柱支撑。
六、廊桥
羌族桥梁之一,亦称桥楼子、风雨桥、亭桥等。羌区传统廊桥为木结构。有桥、有亭,形成长廊式走道,因行人过往能避风雨,故名风雨桥。修筑方法是:用条石在河两岸砌筑桥台;将若干根圆木并排跨放在两端的桥台上作梁;然后在梁上搭立房架,全部用穿榫衔接,不用一钉一铆;其顶盖上青瓦,桥面则横铺木板,桥面两侧设置栏杆。这种风格独特的廊桥在羌区的茂县土门等地仍有保存。
七、公路桥
新中国成立后,羌区公路桥从无到有,等级不断提升。以汶川县映秀镇百花大桥为例,该桥地处漩口镇与映秀镇的交界处,位于岷江右岸,横跨紫平铺水库,于2004年竣工通车,是外界进入羌区的必经之路,也是贯通整个羌区交通枢纽的重要节点。桥长499.55米,净跨490米,桥墩高30.87米,是山地公路桥中的杰作。公路桥的出现逐渐代替了羌族传统的索桥、栈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重视,羌区的交通设施不断改进和增置。桥梁类型多样,质量也有很大提高。一条条公路修建起来,通往羌区各寨,改变了“蚕丛栈道险,悬筒渡索难”的闭塞状况,溜索和栈道也逐步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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