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候都不要轻视产权对农民的重要性

耕地数量变化的第二阶段从1956年到1994年。全国耕地总量的变化趋势在1957年发生逆转，由逐年增加变为逐年递减。从1956年的16.77亿亩逐年减少，到1994年只有14.25亿亩，平均每年减少耕地685万亩。

要理解中国，一定要理解中国的农民。

任何时候都不要轻视产权对农民的重要性。1956年掀起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从高级社迅速过渡到人民公社。农民刚刚到手的土地产权转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打击。

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彻底搞乱了农业生产秩序。1958年，各地比赛着“吹大牛”、“放大炮”。明明中原地区粮食亩产只有600—800斤，却被吹成1000斤、3000斤、10000斤，甚至30000斤。吹牛的人似乎没有想到征购公粮与耕地数量有关。假若某乡有耕地1万亩，亩产粮食600斤，总粮食产量为600万斤。如果吹牛上报亩产10000斤，总产量就高达1亿斤。上级看到各地报喜的数字，心花怒放。有人说既然粮食多得吃不完，就一天吃五顿。今后只要种三分之一的地就够了。粮食业务部门认为，既然亩产上万斤，每亩交1000斤公粮不算多。给农民留下90%，无论如何也够吃。于是，每亩地征1000斤公粮。面对征购任务，无论是农村基层干部还是农民都傻眼了。即使把所有的粮食都上交还是不能完成征购任务。耕地越多的农村，需要上交的粮食越多。当时，很少有干部敢向上级讲真话，敢于反映实情的人几乎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征购任务下达之后，许多地方不得不派民兵强征公粮，结果许多农户连维持生存的口粮都没有留够。超额征购公粮是导致1959—1961年大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民从惨痛的经历中总结出两条教训：第一，他们再也不敢浮夸粮食产量。吹牛容易，交不上公粮，麻烦就大了。第二，他们坚决拒绝重新丈量土地。很简单，耕地多，征购就多。即使他们开荒增加了一些耕地，也隐瞒不报。从1958年开始，绝大多数地方的农民在耕地数字上不说真话。在土改的时候，农民积极丈量土地，因为丈量出来的土地归自己。公社化以后，他们坚决抵制丈量土地，因为丈量耕地会带来更高的征购指标，很可能危及妻儿老小的性命。产权归属和切身利益使得农民对耕地数字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团结一致，如果来人丈量耕地，他们不仅不会带路，反而会千方百计刁难，甚至用扁担把丈量人员赶出村庄。

从1957年到1995年，在39年内没有全面丈量耕地面积。统计年鉴上公布的耕地数量只不过在1957年耕地数量上逐年扣除基本建设用地和耕地毁损数量而得。难怪耕地总量呈现为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

实际上，只要有可能，农民始终没有停止开荒。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农业学大寨，几度掀起开荒高潮。山西的大寨、河北的下丁家等把荒山野岭开辟为层层梯田。政府组织在洞庭湖、鄱阳湖大规模围湖造田，在福建、广东沿海围海造田，还成立了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等生产建设兵团，把大片草原变成耕地。仅仅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就开荒200万亩。在这一时期内，城镇几乎没有新添住房，各级政府基本上没有盖办公楼，也没有修建高速公路和铁路，更没有办开发区。基本建设用地数量有限。按照逻辑判断，全国耕地总量肯定处于上升态势，可是，在统计数字上耕地总量却一路向下。

在这段时间内，一些农业政策在客观上进一步扭曲了耕地数字。例如，为了鼓励开荒，允许农民在一段时间内不将新开荒的地计入耕地面积。也就是说，免去了这段时期的农业税。事实上，即使规定的时期已过，农民和农村基层组织能拖就拖，能赖就赖。新开垦的耕地往往没有被计入耕地数量，成了农民逃税的“小金库”。而一旦遭遇天灾，农民和农村基层组织倾向于多报毁损耕地，从而得到较多的救济。

政策规定国家基本建设征用的农田可以减免农业税。农民和农村基层组织倾向于多报建设占用土地，从而减轻税收负担。不管这些基本建设项目是否已经施工，农民和农村基层组织立即按照设计规划扣除占地数量。有些地方，农民连续耕种了好几年，工程才开始施工。有些工程改变、取消了，除非上级督查，农民没有任何激励把这些耕地数字回归耕地统计。

有段时间，上级要求提高粮食单产，并且把提高粮食单产水平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之一。倘若把那些“黑地”核查出来，粮食单产水平岂不是要下降？上级组织往往睁只眼，闭只眼，得过且过。

在耕地数量上，利益驱动使得农民、地方基层组织和统计部门产生矛盾。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民倾向于少报耕地数量，而统计部门对此则一筹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