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的族长

传统社会组织_中国黎族

第一节　传统社会组织

一、社会政治

（一）固呣

旧时黎族传统的政治组织。黎语“gom[kom⁵³]”的音译，意为弓（相当于今乡的范围）、峒或地域。过去，亦写作贡，分布于海南岛黎族地区。其地域以山岭、河流、田野为界，以立碑、砌石或植树、栽竹、插木板、埋牛角等为标志。有同血缘的和不同血缘的两种。前者，内部禁止通婚；后者，可以通婚。有共同的山林、河流、公共墓地和祖先崇拜。固呣间严守自己的疆界，不得任意侵犯，未经许可，擅自逾越者，往往酿成冲突和械斗。固呣有固呣弄（大峒）和固呣因（小峒）之分。固呣弄之下包括几个固呣因，固呣因之内一般有两个以上的自然村。固呣有琶俄固呣（峒首），维持固呣内社会秩序，处理内外纠纷。

（二）村

农民聚居的地方。因方言土语差别，哈方言称为保（bhaus或bhous）；杞方言为番（faenx）；本地方言为仿（faengs）和付岸（fuan）；美孚方言为杠（ghaeng）；赛方言为夫安（fuenx）。多在地势平坦的河谷阶地或盆地上修建，也有在山麓近河处（山区）或小山坡上（平原地区）修建。村寨的人口多少不一，有数百户甚至千户的，也有五六户或10多户的。一个自然村在吸收外来户之前，多为同血缘集团村。沿海平原地区还有好几个姓氏杂居的大村。清以前，有些村名以所崇拜的动植物图腾命名。各氏族的血缘集团在村里还保留有氏族的公共墓地。

（三）氏族

部落的组成单位。旧时在黎族地区，往往一个自然村在吸收外来户之前，大多是同一氏族（同姓）聚居。沿海平原地区也有好几个姓氏杂居的大村落。氏族的主要特征是：（1）保留有氏族的公共墓地和对祖先鬼的崇拜。（2）有氏族的标志，即村峒和氏族，有不少是用所崇敬的动植物图腾来命名的。（3）有祖名和书名。祖名即祖先姓氏名。姓和名没有分开，合于一个单音节里。而氏族姓氏的区别是以音节的声母或开头的元音来表示。书名即以汉字取的名。（4）氏族组织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由几个有血缘关系的胞族（亦称“锅”，即出自同一原祖五代以上的大家族）组成，亦可吸收外来氏族的成员，借以扩充本氏族的人口和势力。（5）氏族内某人无儿子，可由其兄弟之儿子或本胞族内的晚辈过继承嗣。如其胞族内无人愿当继子，可从别的氏族中收养继子。（6）氏族有共同的墓山场地和共通的宗教仪典。（7）氏族对其成员有约束与处置等权力，要求其成员要承担本氏族集体活动的费用与义务，遵守族规。（8）氏族内的成员有互助互济的义务。（9）氏族中的首领是世袭的，明清以来是由氏族的首锅（即第一胞族）中的长兄家中承继。但自然村的“头家”不一定是世袭的，一般由群众推举年长有办事能力者担任。但要由“哨官”推荐，“总管”批准后委任。

（四）家族

组成氏族的单位。黎族社会组织之一。家族的范围，上至曾祖父，下至曾孙以及他们旁兄弟的自然群体。家族有族长，黎语称“俄靓”。家族间的姓和名不分开，均用同声异韵单音节词表示（从别的家族加进来的成员保留原家族的姓名，也用同音异韵单音节词表示）。例如东方市江边峒有3个氏族。即“faughei”（榕树下）、“kunkams”（音译为“困卡呣”，意义不详）和“fauriet”（野藤下）。其中，“faughei”是大氏族，有7个“锅”（即“胞族”）。前5个“锅”以“p”声母起头，以不同的韵母收尾，以区别于不同的“锅”。他们的顺序是“peeng”“poei”“puuengx”“pei”和“peengs”，后2个“锅”以“q”和“c”声母起头，以异韵母收尾，如“qims”“cuuep”。以“q”和“c”声母起头的“锅”，在国际音标里，同属[tsh]声母。但[tsh]作为黎文声母处理时，视其韵母而变，即以“i”和以“i”起头的韵母，[tsh]声母写做“q”，其他声母，[tsh]写做“c”。原为“刺桐树人”，是后来加入“faughei”这个大氏族的。

（五）合亩制

黎族父系大家族共耕组织。黎语分别称“纹茂”（同宗家族）、“翁统打”（合伙共耕田地）和“翁统沃工”（大家合起来做工）等。旧时分布于保亭、琼中、乐东3县交界地区（今通什市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部分地区）。合亩成员由父系血缘关系的农户组成，有的也包括非血缘关系的外来户“龙仔”和“工仔”等。规模一般在二三户至七八户之间，个别达二三十户不等。生产工具比较落后，铁犁木耙，耕作粗放，有较多的禁忌日，产量较低。由亩头（黎语分别称“禾打”或“俄布隆”或“喂雅”或“委雅”）管理合亩的生产与分配，并与其妻子一起执行生产前和生产后的一些宗教仪式。大致分为3种类型：（1）由奥雅弄（即“大奥雅”，黎族对有钱有势者的专称，经济地位相当于地主或富农）任亩头。耕牛与耕地绝大部分集中在亩头及其兄弟叔侄的手中。这些人基本上不参加生产劳动或只做一些附带劳动。主要劳动由龙仔和工仔负担。分配时，亩头以种种借口分得大部分收获物，对龙仔和工仔剥削较重。（2）由委雅担任亩头，亩头与合亩成员一起参加劳动，虽然耕地与牛只占有不平衡，但没有前者集中。分配时，在亩头多分一点的情况下，其余按各户平分，剥削比较轻微，有残留原始互助合作的性质。（3）由具有血缘关系的父子兄弟组成，包括亩头在内的成员都是贫苦农民，耕地多半属全体所有，收获品根据人口多少按户平分。亩头除了享有少量“稻公稻母”外，没有多占多分的权利。亲属成员间生活有困难时，互相照顾。这类合亩在租人山地、耕牛时受外人剥削，在内部则是平等、互助的关系。

（六）父系小家庭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金石并用时期黎族社会组织之一。户均人口4～5人。子女婚后另立新家庭，实行一夫一妻制，丈夫是家长。从事田间劳动和狩猎等户外活动。妻子料理家务并参加农副业劳动。

在“合亩制”地区（约占黎族总人口的4%），家庭是消费单位，产品按户平分，家庭人口不多，一般由夫妻和未成年的子女两代组成。

在“合亩制”地区以外（占黎族总人口的90%以上），家庭既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和财产的独立经济单位。子女婚后不马上分家，三代同居的家庭较多。家长管理全家经济。20世纪50年代前，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许多社会活动妇女不能参加，女儿不能继承父亲财产，分家时长子比其他儿子要多分一些财物。没有儿子的人家，可以养子或叔伯之子接嗣，继承其财产。缺乏耕地、牛只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家庭，则向富裕户租佃，要交纳地租和牛租。绝大多数的个体私有家庭，已成为封建官府的编户齐民，要纳赋税、服徭役。父系小家庭还受到氏族制度及其观念的制约和影响，曾经是各村峒部落组织的神经单元。在经济上，以经营农业为主，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除“合亩”地区的共耕经济外，绝大多数的父系小家庭都有支配自己家庭经济的权利。而在靠近汉族或与汉族杂居的沿海地区，离市场较近，少数个体小家庭有出售部分粮食和副食品以换取所需生产、生活资料的情况。此举含有小商品经济的因素。长期以来黎族父系小家庭是黎族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细胞，是从事经济生产活动的主体单位。

（七）亩头

黎族社会父系大家族长老之一。在五指山市毛阳镇的黎族称为禾打，意为田头或头耕，即“亩头”。在番阳镇的番阳、毛农和加艾等地的黎族称为俄布隆（亦写做俄布笼）或喂雅。其中，“俄布隆”意为屋头或家长；“喂雅”（亦写做委雅），黎语音译，意为带头犁第一道犁路的人，也是旧时对黎族合亩制地区的一般亩头和富裕亩众的称谓。

亩头按辈序继任，即父亲担任亩头死后，由叔父继任。如果同辈人都先后死去，则由下一辈最长者继任。但继任亩头者要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已婚，妻子健在；一是有能力领导和组织生产。按习惯，亩头夫妇要一同执行生产前和生产后的宗教活动。因而，有妻子才能担任亩头。已任亩头妻子死亡未续娶的，亩头职位必须转让。亩头续娶妻子后，可望再任亩头。亩头是生活、生产和战争的组织管理者和指挥者，同时也和妻子从事接待亲友或客人的活动。

（八）龙公与龙仔

旧时黎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依附关系。流行于海南岛黎族地区，以“纹茂”（即“合亩”）地区最为普遍。“龙公”“龙仔”是汉语海南话称法。龙公在黎语社会中的含义是富人或主人，龙仔的含义为穷人或奴仆，或长工。有人将前者音译为沃凡，后者为沃伐。

在“纹茂”（即“合亩”）地区，龙公和龙仔有个人和集体两种形式。也就是说，“龙公”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纹茂”，几个“纹茂”或一个村寨为整体，接受前来投靠的龙仔；“龙仔”也可以是个人或一家人一起去投靠龙公。在“纹茂”内，龙公绝大多数是俄布隆（即“亩头”）。但俄布隆也有沦为别人龙仔的。

龙仔投靠龙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个人投靠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如生活贫困、无依无靠、负债或被罚巨款等，也有受豪强的欺压而投靠的。集体投靠多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如械斗等。

缔结龙公、龙仔关系时，龙公设酒席宴请全村人，并须举行“砍箭为凭”仪式。龙仔要给龙公送牛、铜锣和酒等礼物。龙仔投靠龙公是世袭的。由于龙仔主动投靠龙公，因而对龙公负有一定的义务。如：帮工、送礼物等，甚至可以迁居到龙公的纹茂中去参加生产劳动等。但龙仔仍有一定的人身自由，龙公不能随便毒打或杀害，也不能转让、出卖。龙仔的私有财产也受到社会的承认。但在人格上，龙仔不是独立的，随时都会受人鄙视或被龙公辱骂。

因政治原因投靠龙公的龙仔，平时不为龙公负担经济义务。龙公与龙仔的关系，是一种压迫、剥削与被压迫、被剥削的封建依附关系。带有农奴主或农奴的某些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期，龙公与龙仔的社会关系已经废除了。

（九）工仔

旧时黎族社会中最底层的贫苦农民，类似奴隶。多因家庭贫困，从小卖身或抵偿债务，没有人身自由，终年为主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其地位世代相承。

（十）总管制度

清王朝在黎族地区推行的行政组织制度。从雍正九年（1731年）起推行。具体做法是：在州、县之下各黎峒上层首领被委派为总管（辖1峒或数峒），哨官（辖1村或数村），头家（每村1名）等文官。有些地区（如陵水、保亭）称村峒为弓，每5弓设一总管；各峒设有峒长（亦称总头）1人。是从氏族的奥雅（即长老）中产生的。其产生的条件，《感恩县志》说：“以先人者为峒首。”峒长协助总管处理行政事务，总管因事外出，峒长可代理其职务，总管与哨官皆是世袭的，“大抵父死子代，世世相传，或间有无子而妻代之及弟代之者，为众心所归而公立之也”。但要报封建官府委派，赐以印牌及官服，“凡小事听哨官处断，大事则报诸总管，总管不能处始出而控告州县”。

（十一）总管

黎族社会行政组织头目之一。流行于乐东、崖县（今“三亚市”）、保亭、琼中、陵水和白沙等地。做总管的人，在原乐东县一区南筹乡南只纳村（今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乡南筹管理区）的群众有二说：一说是驻在崖城的汉官，如传说中的李德裕；一说是由汉官委派，如乐东县大安乡的韦那风。他管多港峒各村乡4个头家（姓杨、姓吴的各一家，姓李的两家）。

总管一般都是世袭的，由有能力的中年以上、群众信赖的人担任。但必须由汉官封委。第一任总管，汉官赐给长衫、布鼎、宝剑、皮靴、新铜牌、新印和委任书。汉官赐给的宝剑，意为给他有先斩后奏之权，便于他处理各弓的重大事情以及弓与弓之间的纠纷。总管家中，一般都置有大鼓、锣精（一种带花纹的铜锣）、牛角号和监狱。开会或遇有紧急事时即击打大鼓传众，赶鬼驱邪时敲打锣精，发生意外或偷窃时吹牛角号，让群众急促赶来捉拿。对于抢牛、偷财物或强奸者等，则收监处理。

总管无俸禄，平日不事劳动生产，每年向群众收钱款，名曰“钱粮津贴”，按田地多少计收。

民国时期，改总管为团董，其后设乡保甲长，由地方政府委派。

（十二）琶哦

亦称“哦靓”，黎语音译，意为“首领”，黎族民间宗族头目。流行于海南省黎族纹茂地区。为村里同姓人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除领导生产外，还调解纠纷。父死子继，世代承袭。

（十三）琶俄固呣

黎族管理固呣的首领。黎语音译。亦称峒长、峒首、峒头、峒官。自北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至民国初期黎族社会行政组织头目之一。流行于海南省的乐东、崖县（今三亚市）、保亭、琼中和白沙等地。由各血缘集团的长者（辈分最高的有一定威信的老人）担任。第一任琶俄固呣必须由有文化、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会说汉话、有能力、群众信任的人担任，由州府委任，世袭制。其职能是调解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处理哨官解决不了的问题，较大的事件需召开全固呣会议讨论解决。民国初期，琶俄固呣更名为团董、乡长等。

（十四）首领

黎族社会行政组织头目之一。黎语“俄靓”的意译。流行于原乐东县第一区南筹乡南只纳村（即今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乡南筹管理区）。首领原为村内同姓人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相传，他们在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至民国初期，同一祖公的子孙人数很少，由一个首领来领导生产，合力耕种。后来人口增多了，首领就将田地分给各户耕种。首领的任务是领导生产和调解纠纷，职位父死子继，世代承袭。鉴于以上情况，可说首领是一族之长，是自然产生的公众领袖。当历代封建统治势力入侵后，他又负有追缴钱粮交送头家之责。

（十五）头主

黎族群众对本民族一“弓”（相当于现在的管理区）之内上层统治者的总称。包括一“弓”之内的“哨官”“团董”，及后来的伪保甲长等。流行于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地区。全“弓”的头主管理全“弓”的山林和其他有关全“弓”的事情。每办完一件事情都要由事主杀猪请酒，事后还要给一些酬劳。一般的情况是，偷禾者要送鸡一只、酒一瓶（或一斤、或一坛）和10元钱；偷牛者，要送一坛酒，2斗米和100元钱。而人命案件则视其情节的轻重，任头主勒索。

（十六）哨官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至民国初期，黎族社会行政组织头目之一。排列在总管之后，头家之前。亦称父老（乐东地区）。由有威望、有权力、有钱又能说会道的人担当，通过汉官委封，父死子续。第一任哨官，享受总管送给的布鼎、长衫、布鞋和袜子等物。以后继任的哨官无此待遇。委任那天，哨官骑马赴任，哨民在哨官屋外迎接，哨官备酒菜欢宴。宴前，总管先对委封者劝勉一番。事后，哨官给总管送牛1～2头，光洋20～30元，希望以后继续得到总管的支持。哨官管理两个村至一个乡。他的职责是处理一般行政事务和哨民纠纷（包括村与村、支系与支系之间的纠纷）。哨官解决不了的问题，报送总管处理。事后，当事人杀鸡宴请总管。

（十七）头家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至民国初期，黎族社会行政组织头目之一。排列于峒长、总管和哨官之后。流行于原乐东县、原崖县、原白沙县、原琼中县和原保亭县等地。是历代封建统治者进入黎族地区后出现的称谓。各地头家的任职条件大同小异。通常，头家的选派不限年龄，但须能说会道、群众敬仰、能为群众办事。经群众推举后，由总管或哨官委派。头家的任务是，在村内领导群众生产，解决纠纷，催纳粮税，维持秩序，主持村中会议，召集群众做修桥补路等公众事务。管辖的范围一般是1个村至7个村，或一个小峒。任期没有一定年限，看其办事公平与否和群众意见相符而定。在报酬上，没有明显的受益。例如，在乐东县的千家峒（今千家镇），头家只享受由群众凑买的一份“公田”（俗称“头家田”）供他自行耕种。其职务被解除时，“公田”交给新当选的头家耕种。在保亭县1区番文乡什柄村（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文管理区），群众给头家一块“茶水田”，由群众代耕。在白沙2区红星乡番响村（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头家为群众解决事情、处理纠纷均没有报酬，至多以饮酒为酬。头家的继任，有些地方是父子传承。

（十八）土官

明朝统治者在黎族地区设的地方官。永乐年间（1403～1424年），明王朝为了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对黎族上层首领采取笼络收买的所谓“羁縻”政策，按各地峒首“招抚归顺”户口的多少委为知县、同知、县丞、主簿和巡检等职，并把大批上层首领送到北京“朝觐”，受到“冠带钞币”等赏赐，被封的峒首即为土官。这些土官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军事权力，既有指挥统率黎兵之责，又可掌握地方的军事民政大权。他们以黎兵作为私人武装与州县官府相勾结，在管辖范围之内，广征收赋税，鱼肉百姓，为所欲为。黎族人民不堪土官的横征暴敛，经常武装起义，反抗土官统治。

（十九）奥雅

黎语“aeudza”的音译。含义有4个：（1）黎族人对村中最有经验和有威信的长辈男子的尊称。（2）黎族人对村中较富有而又有权势的人，如总管、哨官、头家和团董、乡长、保长、甲长等的称呼。（3）黎族人对一般的男女老人的称谓。（4）“老人”“老人家”和“老年人”的通称。

（二十）佛英

黎语杞方言“aeufeeng”的音译，意为“富人”或“主人”。汉族称“龙公”。旧时黎族指“纹茂的主人”。流行于海南省纹茂地区。为奥伐（“穷人”或“龙子”）的保护者。一般是纹茂中的“俄布隆”或由村中的“奥雅”转化而来。他们在生活上较富裕，有钱、有牛、有田地；有政治势力，有地位，有威信，能保护奥伐；有较高的文化涵养，知书识理，能说会道，会办事。但“佛英”有时也会沦为别人的“奥伐”。

（二十一）奥伐

黎语杞方言“aeufat”的音译，意为“穷人”或“奴仆”。汉族称为“龙子”。旧时黎族指“纹茂中的投靠者”。流行于海南省五指山市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部分地区。分经济投靠和政治投靠两类。经济投靠又分短期和长期两种。短期投靠别人者原因多种，有的由于穷困欠了债，便拜认债主（多为“俄布隆”）为佛英（龙公），到佛英的纹茂内做工，靠从事副业生产积钱还债，一旦还清了债务，佛英与奥伐的关系便解除；有的由于“闯祸”“犯罪”，为脱罪免罚，便逃避到他乡，投靠其佛英，参加“纹茂”劳动，离开时则要交给佛英“谷仓牛”“板凳牛”和“锅灶牛”，表示吃了佛英的饭，坐了佛英的板凳，感谢佛英老婆做饭之劳，付出了这3头水牛的代价后，佛英与奥伐关系便告结束。长期投靠别人的奥伐，一般是孤苦伶仃或因重大变故而完全破产的人，其待遇与俄布隆儿子同，只能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不能分得一份谷物；娶妻后，奥伐夫妇便成为纹茂中的一户，按户均分得一份谷物。佛英死后，如其子幼小，奥伐可暂代佛英（俄布隆）职务，待其子长大后，奥伐即让位；如佛英无兄弟和儿子，则奥伐有继承佛英的财产和俄布隆职务的权利。政治上投靠别人的人，多是社会地位低微、常受强霸欺凌的人。为确保自己生命财产安全，便投靠社会上有地位、有名望的人为佛英，以求得保护。除农忙时到佛英家做工一两次外，奥伐一般不到纹茂中劳动，也不改姓，但要举行“入主”仪式，给佛英3头牛和1面铜锣，作为将来遇到困难时到龙公家吃住和请求帮助的代价；另要杀1头猪或水牛，煮熟后切成小块，分给纹茂（亩众）每户1块。然后请村中“奥雅”和老人们喝酒，佛英和奥伐当众“斩箭”，确立二者关系。

（二十二）巴雅

“老人”，非行政组织头目者。黎语“basdzas”的语音近译。“巴雅”又根据其他情况，细分为3种。第一种，对家庭富裕，子孙较多的，同时还能参加劳动的老人称为“vaisdza”，音译为“歪雅”（亦有译为“怀雅”）；第二种，对于能说会道，平日参与处理村中一些纠葛事件而又有威信的老人称为“gungxmax”，音译为“公妈”；第三种，对于不懂事理，不受人尊敬的老人称为“Cis”，音译为“齐”。其中，“公妈”平日协助“aeudzas”（音译为“奥雅”，意为“村长”或“甲长”）处理村内偷窃或其他纠纷时，事后除了由当事人杀鸡、杀猪请酒外，还要给他们若干酬劳以示答谢。

（二十三）买子

用财物买孩子。旧时，在黎族地区，有买卖孩子的旧俗。分两种情况：一是有些人因年老无子，为财产的继承和养老而买子；二是有些人为增加劳动力而买子。被买的孩子，年龄一般都在五六岁至九岁或十岁之间。身价是一个孩子大牛2头或小牛4头。买子与亲生子待遇有别。买子年龄大于亲子年龄，也得称亲子为兄。买子只能继承财产的1/3，亲子继承2/3。亦有亲子在老人去世后，将买子赶出家门，不让继承财产的情况。卖子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家中有人生病或死了人需要用牛祭鬼。20世纪50年代后，买卖人口的现象则不复存在了。

（二十四）迪擦

黎语dhixcas[ditsha]的音译，亦写做“低差”，意为“买来的儿子”。旧时纹茂地区穷苦人家的孩子，自幼卖身或抵债给龙公的人。婚前一无所有，不参加纹茂分配，地位比奥伐（龙子）低。一般要在40岁左右，结婚立户后才能与奥伐一样拥有少量生产资料，可在工余时间开垦部分山栏地（刀耕火种旱地），饲养少量禽畜。

（二十五）黎都黎图

旧时黎族地区管理机构之一。明朝时，将靠近汉区、归附已久的黎族，即所谓的“熟黎”居住地——黎峒，统一编入行政区划——“黎图”。若干个“黎图”为“黎都”，若干个“黎都”为一乡，乡为流官隶属州县，便于直接鱼鳞册、黄册。这部分人要纳粮当差。

（二十六）“都图”制度

明朝在海南岛黎族地区设置基层政权机构的制度。据有关文献记载：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朱元璋挥师南征海南岛。三月，元朝的海南道和海南分府元帅归降。从此，明王朝在海南岛设1府（琼州府）、3州（儋州、崖州、万州）、10县（琼山、澄迈、临高、定安、文昌、昌化、感恩、乐会、会同和陵水县）。同时，为了巩固其统治，便在黎族地区建立了都图制度。

明王朝承袭历代封建王朝衣钵，把黎族分化为熟黎和生黎。“服王化”的称为熟黎，“不服王化”的称为生黎。都图制度主要建立于熟黎地区。基本的编制是：若干个黎图为黎都，若干个黎都为一乡，乡为流官隶属州县。这样，所有的熟黎与编户的汉人一样编入都、图，载入鱼鳞册、黄册，要纳粮当差。综合地方文献，被编入黎都图者共28都75图155峒。这些黎都图以岛的北部与沿海地带居多，岛的南部及山区较少。如琼山有5都9图9峒，澄迈有6都60图137峒，定安有3都4图7峒，陵水不设都，有2图，儋县有5都，不设图。感恩县黎人“附版籍者什九，不附者什一，与民杂处”；不设图，编入里甲。昌化县黎人散居于山谷者，不相统属，民黎杂处，既归附有司，不复领于“土舍”，不置都图，一概编入里甲。临高、乐会县，黎峒均不编入都图，由峒首管理。文昌县斩脚峒黎，因治平已久矣，田地丈入版图。据宋人王象文著《舆地记胜》载：“琼州诸邑皆领黎峒，唯独文昌无之。”故知文昌无黎于宋代。会同县本有黎，“因分其县，黎峒隶乐会。”故设都图。黎都黎图制的推广，促进了熟黎封建化的进程，使“黎地渐归豪民”。

（二十七）羁縻政策

宋王朝在黎族地区实行的政策。“羁縻”，意为“笼络”。据《宋史·蛮夷传》记载，南宋乾道七年至九年（1171～1173年），宋王朝在海南岛黎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以官禄收买、笼络黎族上层首领。36峒统领黄氏封为“宜人”，王日存、王承福等被封为“承节郎”等官职，许其子孙世袭。

（二十八）土舍制度

明王朝在海南岛黎族地区设立卫所制度之下的地方武装组织。早在明朝初年，海南岛就设立了11个守御所，驻营屯兵，一是以防守地方，另一是以“哨守黎村”（道光《琼崖府志》卷十七上，《经政志十三》）。到了永乐初年，“琼州府设土舍四十一所，专辖黎兵，多寡不等，遇有调发，随军进征，专为前锋，无事则派守各营，听营官调度”（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二十三，《兵防志·兵制》）。由当地有实力的黎族峒官担负指挥统率黎兵之责，他们实际上掌握着地方的军事民政大权。

（二十九）《抚黎章程十二条》

抚黎章法书。清代冯子材著，收录于《冯宫保军牍集要》《光绪朝东华录》中。主要内容是：（1）屯兵于定安县10万峒牛栏坪、红毛峒凡阳、万州太平峒什密，陵水县宝亭司，崖州罗活峒乐安司和感恩县右镇州峒等要冲之地，强征民夫，伐木开山，修建由各州县直通五指山的井字形大路12条，并开小路1500千米与大路连接，纵横贯通。随即于扼要之所，建置城寨，分设抚黎局8处，加委黎族封建上层人物为头目，以资弹压各黎村。（2）以“除弊化俗”为借口，强迫黎族人民编户造册，一律剃发改装。另外每数村仿内地设一义学，学习汉文汉话，“宣讲圣谕广训”，进一步推行同化政策，培植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3）在抚黎局内附设招商局，招商伐木，分官办民办两种：官办即派人带勇士深入老山，无论良材杂树，一律砍伐，其中成材者堆积溪河两岸，售给商人。民办则需办理开采证，量材纳税。（4）助商开矿，开采各峒的金铜锡矿，为后来的清政府农工商部筹措资金，掠夺黎族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打开方便之门。还主张“移民垦田”，在“各峒口设场互市”等。这些措施，只有少数曾付诸实行。其余的均因黎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与清朝官吏的昏庸腐朽而不了了之。

二、官方社会政治组织

（一）琼崖抚黎专员公署

民国政府在海南岛设立的政权机构。1929年底至1931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琼崖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广大黎族人民纷纷起来参加土地革命斗争。1931年夏秋之间，已发展到东南沿海的陵（水）崖（县）大部分黎族和汉族村庄。1932年8月，广东政府调陈汉光警卫旅到海南岛镇压琼崖革命运动。对黎族人实行“剿抚兼施”政策，所设立的“琼崖抚黎专员公署”便是执行这一政策的机构。其主要手段是在黎族中心地区的白沙、保亭、乐东3县强行推行保甲制度。

（二）抚黎局

民国政府在广东省海南岛黎族地区建立的行政机构。1932年成立。下辖各黎峒。将清王朝在黎族地区各峒所设的总管、哨官，分别改为团董、副团董，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联坐法”，力图确保其政权。

（三）黎民工作委员会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海南岛琼崖特委领导下的工作机构。1944年初建立。当时的形势是：白沙起义后，国民党当局对起义人民实行残酷镇压，以王国兴为主要领导的起义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黎民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建立后，一方面在思想上对30余万黎族人民进行团结抗日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在武器、弹药和物资上给予帮助。之后，又帮助起义领袖组建“白保乐人民解放团”“白沙抗日民主政府”“白沙抗日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直至创建五指山根据地，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