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最初的宗教

第一节　宗教信仰

怒族由早期的单纯信奉原始宗教进而发展为如今的一个民族信奉多种宗教的格局，使怒族社会的意识形态变得异常复杂。

一、原始宗教

怒族历史上信奉自然崇拜，即原始宗教，其核心是万物有灵，灵魂不灭。^[1]主要表现形式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无力征服大自然，无法认识大自然，人们的一切行动都被大自然所支配、所束缚，进而以为在大自然之外还存在着某种主宰世间一切的东西。既然相信世间存在着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也就产生了原始宗教意义上的神灵的观念。由于自然和环境等原因，怒族经历原始社会的时间相当漫长，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怒族地区还普遍使用木制、石制、竹制工具，怒族村社的共耕地比重还相当大，原始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仍保留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在这种状态下，很难使怒族人民摆脱神灵的统治。在历史上，怒族普遍信奉自然崇拜，部分怒族地区改信喇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是清朝中期至民国初年的事。怒族先民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又必须与大自然发生种种联系，时常感到吉凶未卜，于是对天、地、日、月、星、山、水、石、树、草都产生了敬畏心理，认为它们都有灵魂，它们都是神灵。还认为病有病神、死有死神、人有人魂。总之，一切都有神，一切都有灵，人们既惧怕神灵作祟于己，又希望得到神灵开恩庇佑。需要强调的是，怒族人心目中的神也有人性化和亲和力的一面。因为神是人的同胞兄弟，人神是同一父母的后代。如怒族著名传说《腊山和此山》里有这样一段记述：腊山和此山两兄妹，免于洪水之灾，终于幸存下来，洪水退潮后，为了繁衍人类，兄妹成了婚。“兄妹成婚后不久，从此山身上掉下来七样东西：绸缎、布匹、包头、砍刀、篾篓、簸箕、蚂蚁。绸缎变成皇室的祖先，布匹变成汉族的祖先，包头变成白族的祖先，砍刀变成独龙族的祖先，篾篓变成俅人的祖先，簸箕变成怒族的祖先，蚂蚁变成鬼神的祖先”。由于人间难以容纳鬼神，腊山和此山指派他们一个子女——蚂蚁神主到峭岩上去居住，去掌管高山上的珍禽异兽和花草树木。此外，怒族风情故事《女子岩》里也谈到怒族女子与一峭岩上的山神婚配，繁衍了人类（原碧江县三区境内的一座峭岩——怒族女子岩由此得名）。从这种意义上讲，怒族原始宗教里的神是自然和人本身，不是什么怪物，不是看不到、摸不着的虚幻物。如果说它是神，那也不过是把人或自然物神秘化了而已。随着人们思想上神灵观念的出现，人就必然求助于神，以期得到内心的宽慰。人们求助于神，往往以精美的语言取悦于神，向神叙述人类的经历、时代的变迁、宗族的迁徙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倾诉悲欢离合，以求神灵开恩保佑，解除人类的痛苦，给人以欢乐、幸福，求得内心的宽慰。怒族人民将这些精美的语言在祭祀活动中不断补充、加工、整理，便逐渐形成了一部部完整的口传神歌。伴随着神歌的产生和出现，为怒族祭祀奠定了基础，再辅之以美食佳肴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也就万事俱备了。怒族民间推崇并主要涉及祭祀的神祉有：瘟神、血鬼、猎神、死魂、山神、虫神、天神、地神、克神、河神、谷神、树神、厄运鬼、冷鬼、诅咒鬼、嫉妒鬼、关节鬼、污言秽语鬼、夜鬼、哦得鬼、眼疾鬼、火神、灶神、雨神、亚垃、亡魂、坐米起神、邱育恶神、穷那底布、昂布拉、梅阿开、皮康子、跃于、褚腊、埋尼、玛日、牛亏、该务、勒斯务、北豪、白吾真、院坝鬼……数不胜数。总之，天地间有多少种自然物和自然现象，怒族民间便有多少种神灵，这就是怒族最原始、最古老的宗教——原始宗教。

怒族“乃仍节”　　摄影：潘文海

怒族原始宗教经过数千年的正常发展已经变成怒族的“正统宗教”，并正在向前发展。然而在其正常发展的过程中，自清朝至民国年间，近百名洋教士纷至沓来，传教于怒江大峡谷，经幡高扬，洋教堂随处可见，《赞美诗》弥漫峡谷南北。外来宗教的传入，打破了怒族原始宗教大一统格局，成为多元宗教，增加了怒族人民的精神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怒族既面临着继承祖传宗教文化，又面临着接受外来宗教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在本民族的古老宗教文化受到冲击的同时，也加速了怒族内部意识形态的异化。

二、藏传佛教传入怒族地区

清乾隆初年四川省德格县佐钦寺喇嘛杜建功将藏传佛教传入贡山怒族地区。传入怒族地区的喇嘛教属藏传佛教宁玛教派，教徒以藏族和怒族为主，选用藏文经书。清道光五年（1825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是怒族地区喇嘛教的鼎盛时期，其间相继修建了藏式喇嘛寺娄扯寺、香巴拉宫和飞来寺，汉式喇嘛寺普化寺（又名兰顿林）。当时住寺喇嘛有100多人，活佛卫队70多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后，由于该地区的喇嘛教受天主教冲击，再加上管理混乱，寺庙年年赔款，致使怒族地区喇嘛教开始走向衰落。到1949年，住寺喇嘛只剩28人。1958年住寺喇嘛全部还俗回家居住。1986年喇嘛教又恢复活动。主要节日有跳神节、涅槃节、佛诞节。普化寺是怒族地区唯一现存的喇嘛寺，位于贡山县北部丙中洛乡。该寺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藏式建筑，始称“飞来寺”，清道光五年（1825年）重建，为汉式建筑，改称“普化寺”。“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20世纪末做过简单修复，但仍不如昔。现有1位活佛，20多位住寺喇嘛。

三、天主教传入怒族地区

自1896年，法国籍神甫任安守把天主教传入贡山怒族地区，随后有瑞士人罗神甫、赖昭、国遵贤、艾真理、沙百雷，法国人安德勒，中国康定人李文增、维西人施光荣到怒族地区传教，并先后建盖了白汉洛、重丁、秋那桶、查腊、茨开等6所天主教堂。1949年共有教徒978人，1988年发展到1218人。经书为藏文译本，主要有《旧约》和《新约》。怒族地区天主教的节日有圣诞节、复活节、圣神降临、圣母升天四大瞻礼，并根据地区习惯的不同进行三节来朝、耶稣升天、圣母无染原罪、大圣若瑟、请圣等瞻礼活动。新中国成立前怒族地区的神甫由外国人担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天主教实行自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神甫由中国天主教会选举委任，其职责是管理所属教徒宗教生活方面的事务，进行传教活动。怒族地区的天主教规定，教徒入教须由正式教徒介绍，经教会考核同意，参加洗礼，才能成为天主教徒。教徒所生小孩须在8天内洗礼。洗礼是洗去教徒身上的“原罪”和“本罪”，一般在小教堂或洁净的家里进行。

重丁天主教堂　　摄影：罗金合

四、基督教传入怒族地区

1913年，基督教传入怒族地区。基督教的传入来势迅猛，范围广大，如果说天主教的传入只局限于少数怒族地区和小范围人群，那么，基督教的传入则遍及整个怒江地区的傈僳、怒、独龙以及少数的白、汉等民族中。怒族的原始宗教受到极大冲击，宗教信仰也变成多元化的了。

基督教传入怒族地区以来，先后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瑞典、加拿大和缅甸等国的传教士到怒江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并逐渐形成了内地会、神召会、基督会3个教派，传入怒族地区的基督教经书为傈僳文译本，有《旧约》《新约》和《赞美诗》。怒族地区基督教的节日有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后又新增加了元旦节。基督教传入后，在怒江州大部分地区普遍建立了传教基地——教堂，为长期施教布道奠定了基础。如1936年由美国籍牧师马道民主持修建的木古甲基督教堂。该教堂位于福贡县西南部的木古甲村，为木质结构（人字木架，篱笆墙，茅草顶），可容纳500余人。1937年上帕设治局在古泉设立福贡县省小分校，派普文堂、李岳嵩、赵培厚等去任教，三位教师同心协力，把学校办得生机勃勃，学生满堂，当地村民子女很少到教堂参加信教活动。马道民牧师和杨雨楼教士为了从学校争夺教徒，蓄意阻拦学生到学校上学，许多学生中途辍学，学校面临关闭。面对这种情形，1941年的一天，普文堂等教师领着学生烧毁了木古甲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省政府命令福贡地方政府，开除了三位爱国教师，学校被迫停办。怒族地区基督教教牧人员分牧师、长老、执事、传教士、礼拜长五级职制。每教区设1～2名牧师，处理区域内的重大宗教事务，由省级以上的教会施行按手礼仪式。长老，即一个小区域内的教会总管，由牧师选拔，全体神职人员讨论通过后任职。执事，即村社教堂中的总管，由教徒推选，经教会认可后任职。礼拜长，即礼拜时安排传教讲经人员的负责人，由教徒选举产生。入教者加入基督教，需经过一年的培训，由教牧人员考察后，参加洗礼，才能成为正式基督教徒。参加洗礼的入教者一般为成年人，认为通过洗礼，可以赦免他们的“原罪”和“本罪”。洗礼一般在长流的小河或野外洁净的水塘里进行。

宁静的老姆登基督教堂　　摄影：娅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