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

第四节　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

畲族是一个淳朴谦和的民族，但绝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民族。由于他们对掠夺和压迫的反抗，历代文献中也留下了不少关于畲族民风剽悍的记载。例如：明代《惠州府志》认为广东畲民“喜仇杀，轻死急之，则易动”^[30]；同治《广东通志》说“畲，岭海随在皆有之……衣服言语渐同齐民，然性甚狡黠，每田熟报税，与里胥为奸，里胥亦依凭之。”^[31]；光绪初年的《江西通志》也引述过去的文献说，“当五岭最东为交广襟喉，地多瘴，与畲人杂居，颇受其害……輋人附居，多射猎为食，傲很无偿，尚谲诈喜争斗”^[32]；等等。尽管史志中的这些描述明显带着特定的阶级与民族立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畲族先民面对历代封建王朝的残酷统治和当地豪强的欺凌的那种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精神。

如前所述，畲族至少在隋唐之际，就已经聚居在闽、粤、赣交界的广袤区域内。自唐代陈政、陈元光入闽开漳之后，大量内地汉人流入畲族聚居区，畲族先民由此风流云散，开始了漫长的辗转迁徙历程。至清代中后期，畲族的大致形成了今天的分布格局。

期间他们所遭遇的剥削、压迫和歧视，是难以想象的。面对经济、政治压迫和民族歧视，畲族人民毫不犹豫地奋起抗争。从唐代至明清，畲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以畲族人民为主或有畲族人民参与的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有数十起之多，较有影响的就有十余起。

唐总章二年（669年），唐高宗为了“靖边方”派陈政父子率军入闽，当唐王朝封建政权的触角伸向畲族先民聚居区这片莽莽群山时，畲族先民栖息地的宁静被彻底打破。为保卫乡土，以雷万兴、苗自成、蓝奉高及其后继者等为代表的畲族起义军与唐朝军队间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对抗，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起义失败。

南宋末年，由于地主豪强的超经济剥削，畲族不堪重负。景定二年（1261年），在漳、汀一带的畲民掀起了大规模的起义，“群盗益深，距城仅二十里，郡岌岌危矣”，后朝廷采取“会合剿捕”与“入畲招谕”剿抚并举的方针，诱使漳浦“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民”，才把这次起义逐渐平息下去。

元代畲族的抗元斗争更是不胜枚举，著名的有陈吊眼、许夫人、黄华、钟明亮等人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陈吊眼、许夫人曾率起义军协助张世杰围攻泉州南宋叛将蒲寿庚，并两度攻克漳州。黄华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十一月率众起义，“聚党三万，扰建宁，号头陀军”，但在元军的利诱下一度被招降。至元十九年（1282年），黄华重新举起反元复宋大旗，队伍迅速壮大到10万人，与元军转战于闽、浙、赣边的广袤山区，元朝调集了浙西、江淮、福建三路大军合围，激战一年多，才把黄华义军镇压下去。钟明亮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冬在福建汀州发动起义，汀州一带畲、汉贫苦农民纷纷参加义军，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0万人，转战于闽、浙、赣三省边界地区，“声摇数郡，江（西）、闽、广交病焉”^[33]，直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钟明亮病逝，起义才趋于失败。不少学者曾以为畲族的抗元起义与汉人的“抗元复宋”志趣相同，其实不然。在南宋时期，畲族人民就举行过多次反抗斗争，在南宋灭亡后绝没有复宋的道理。畲族人民抗元，更多的应该归因为元朝统治的暴虐和官吏的盘剥无度，时任闽海道按察使的王恽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由平定以来，官吏贪残，故山寇往往啸聚，愚民因而蚁附。”^[34]

明代各地畲族起义也相当频繁，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和成化十四年（1478年），钟子仁、钟三领导的闽西上杭畲民起义。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蓝松三领导的粤东大埔、程乡畲民起义等等，其中又以正德年间谢志珊、蓝天凤为首的畲汉人民起义规模最大。谢志珊、蓝天凤“自称盘皇子孙，收有传统宝印画像”“原系广东流来，先年奉巡抚都御史金泽行令安插于此”^[35]。他们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以横水、左溪、桶岗为中心发动起义，并迅速在下新地、稳下、义安等地设营寨80余处，转战湘、赣，纵横千里，声震朝廷。明朝廷任命王守仁为南赣巡抚，节制赣、粤、闽、湘四省八府的兵力，经过血腥镇压，这次起义才被平息下去。为防范畲民再度造反，王守仁上奏朝廷设立崇义县治，县衙就在横水镇。赣南畲族或外逃闽、浙，或隐瞒族性依附汉姓，此后赣南各县的史志中便很少有关于畲族的记载了。

在长期的斗争中，畲汉人民相互协作，增强了交流。各代统治者也在平息起义后，逐渐采取措施，减轻贫困畲区的税负。到清代特别是康熙以后，由于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日渐发展，畲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渐趋缓和，统治者对畲族的看法也大有改观。如康熙《平和县志》就说：“旧志论曰：猺性固多悍疾。然居山寂处，自安化外，苟抚驭得人，亦可无事。”可见畲民也并非桀骜不驯、喜欢无理取闹的，关系处理得当，畲族也乐于和平相处。这一说法在康熙年间任兴国知县的张尚瑗所编撰的《潋水志林》中得到进一步验证：“太平乡崇贤里，有山民户。国初兵燹，土旷人稀，流遗争集。闽、广之侨户，自为党类，势遂张。来自郴、连间者，相率摈而孤之，号为山野子，其人多为雷、蓝、毕三姓，占耕其土，自为婚姻，不敢出里巷。既久，力农蓄积，属籍输赋。邑人之狡者，笼其田于已籍中。而蚀其盈羡，遇有逋粮，辄归之山民。官欲为清厘，不可得也。……又二十余年，予因编册审丁，广为劝谕，按户核其诡寄，重惩之。三阅月，始就厘正，削去山民之名，与土著一体。有名之丁，悉造庭听唱，鱼贯抃踊。盖迩年，来其人固益驯习晓畅，就其初特为奸民所愚，岂真狉狉野鹿哉！予之术非有加於黄君，不过踵而行之，但黄君著《治兴异迹》，作《山民图》，圜目鴃舌，出入必挟刀，妇稚皆能搏生，与予所见大有迳庭焉。”^[36]这里的畲民已经看不到剽悍、暴逆的影子，但仍经常被狡诈的“邑人”（汉人）欺负。

实事上，只要生存环境得到改善，能够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畲族人民是愿意安居乐业的，他们并非如一些汉族文人所说的“喜杀好讼、野蛮狡猾”之徒。对此，曾对畲民起义进行血腥镇压的王阳明也有所认识，他说：“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从贼。”^[37]刘克庄也认为畲民起义是因为“每祸事必有所激，非其本心。”^[38]

但是在清朝直至民国时期，畲族所受到的各种歧视和排斥也是相当严重的。自从闽、浙、赣交界区域流徙之后，畲族便散布在闽东、闽北、浙南等地，与汉族交错杂居。由于特殊的身份，与当地汉人迥异的服饰、民俗，畲族移民便经常受到当地汉人的歧视、排斥，甚至欺压。前述张尚瑗“邑人之狡者，笼其（畲民）田于已籍中。而蚀其盈羡，遇有逋粮，辄归之山民（畲民）”的记述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面对所受到的民族歧视和欺压，畲民一方面顺应形势，通过改变服饰等方式尽可能融入当地社会中；另一方面，则对不公平的民族歧视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争取教育和科考权的斗争。

明末清初以来，由于与汉人的接触越来越密切，一些畲族乡民也开始逐渐请汉族塾师教授子弟，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然而在闽东、浙南等畲族民族特征比较明显的地区，把持科举考试的汉族官吏经常排斥畲族考生，禁止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嘉庆年间，闽东不满这种民族歧视的畲族学子钟良弼便通过诉讼，层层上告，最终打赢了官司，赢得科举考试的权利，并最终考取功名，成为畲乡第一个秀才。畲族争取科考权利的曲折故事，后来被畲族文人编成《钟良弼》广为传唱。

20世纪50年代畲族民族识别调查的成果《浙江景宁县东衙村畲民情况调查》中记载：“光绪八年（1882年），旧处州府会考时，东衙村畲民蓝培开、蓝炳瑞、蓝廷福三人应试，马箭、步箭皆中取，但是景宁县汉族的武童生20余人说他们是‘小姓人’，不能考试，致蓝培开等未被录取而回。几天以后，蓝培开等召集了本民族20余人到处州府去打景宁县的汉族童生，当时有从丽水县乡下挑柴到城里卖的畲民也来助战，童生被打伤者十几人，后来经过调解，清朝政府才允许畲民投考。”^[39]钟良弼等人的斗争虽然胜利了，但这种局部地区的胜利看来并没有完全改变畲族人民在科举考试中被歧视的局面。

畲族反对民族歧视，争取民族权力的斗争事实说明，畲族虽然在入清后逐渐放弃了军事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畲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的丢失，而只是一种策略的转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适应形势的变化，采取了新的抗争形式而已。从暴力抗争转向合法斗争，体现了畲族的文明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