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的政治实践和爱国传统

第一节　回族的政治实践和爱国传统

一直以来回族人民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在长期的政治实践过程中逐渐总结出一套具有哲学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优良传统。

一、唐宋番客的政治热情

自唐宋时期入中华以来，回族先民就以高度的热情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并在各个时代延续了这一历史传统。

唐宋时期来华的穆斯林为数不少，但是以进士及第者，李彦升为第一人。李彦升为大食人，唐五代时侨居中国，学习中国文化，造诣颇深。通过了唐朝严格的进士考试，成为第一个中进士的来华穆斯林。外籍番客李彦升中进士，在唐帝国引起了一场风暴，朝中展开了一场华夷之辩，相对于那些“形华而心夷”的人来说，有容乃大的大唐帝国更愿意接纳“形夷而心华”的“番客”李彦升。

蒲寿宬及其家族以积极的经世者的形象出现在宋元历史舞台上。蒲寿宬的先祖为中亚穆斯林，在其父蒲开宗时移居泉州。蒲寿宬的汉文化修养颇高，曾以明经举于乡，并与其弟蒲寿庚助官宪击退海寇，为国家安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后任广东梅州知州。南宋亡，蒲寿宬隐居泉州法石山，有诗集《心泉学诗稿》。蒲氏家族积极参与政治，曾执掌宋元海上贸易，且在宋元交替的历史事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作为回回先民的唐宋番客虽然有着鲜明的侨民特色，但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这为以后的回族爱国爱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元代回回人的辉煌政绩

如果说唐宋番客还只是牛刀小试的话，那么元代回回人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则是大显身手了。《明史·西域传》称“元时回回遍天下”，遍天下的回回人在元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元帝国将其治下之人分为四等，以回回人为主的色目人，其地位仅次于蒙古人，是元帝国统治者治理天下的得力助手，作用举足轻重。据白寿彝统计，元代回回人在中央政府居宰执之位者，共16人，在地方政府宰执32人。在元代政治舞台上最熠熠生辉的回回人莫过于掌管海上贸易的蒲寿庚和治理云南颇有建树的赛典赤。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中说:“《桯史》之蒲姓彼时为广东第一富豪，统理外国贸易；蒲寿庚之祖先富甲两广，总理诸番互市，两相对比，恐《桯史》之蒲姓即寿庚之祖先。”白寿彝称，蒲寿庚“其先西域人，父名蒲开宗，其祖豪富甲两广”。虽然蒲氏家族的历史至今仍然谜团重重，但可以肯定的是，蒲氏家族基本掌管宋元海上贸易，蒲寿庚任泉州市舶司30年，经营商舶，不仅成为首屈一指的富豪，而且在元帝国拥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

赛典赤·赡思丁是元代赫赫有名的政治家，为穆罕默德的后裔，曾任燕京路断事官，燕京路宣抚司，陕西、四川、云南等地地方长官。白寿彝称“赛典赤·赡思丁是元代回族中富有声誉的政治家，特别是对云南地方的政治、经济和回族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赛典赤·赡思丁带着开发边疆的使命到达云南，对云南的生产、交通和文教方面的建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为云南伊斯兰教的发展贡献了不少力量。

除蒲寿庚和赛典赤·赡思丁之外，元代还有很多出色的政治家，如以“色目官吏杰出者”而载入史册的瞻思，以及显宦倒剌沙、答失蛮等。回回人以其出色的政治才能以及不亚于汉人的文化修养，辅助元统治者治理天下，成就了元帝国，也成就了回族在中国政坛的黄金期，为中华民族的政治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明清回民的政治实践

唐宋番客的政治热情和元代回回人的辉煌政绩着实令人振奋，而明清两代已经完全退去番客、胡商色彩，彻底成为中华子民的回民，其政治实践在朴实无华中更显张力。清官海瑞和航海家郑和是明代回回中璀璨的明星，他们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的贡献都有目共睹。

海瑞墓

明代回回政治家海瑞是封建时代官吏清正廉洁的象征，与宋代的包拯齐名。海瑞历任知县、州判官、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尚书丞、右佥都御史等职，为政清廉，刚正不阿，为民请命，严惩贪官。其为民做主的清官形象也在百姓中世代相传，名垂青史。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如此评价海瑞:“先生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栋梁。”真是入骨三分。当麦哲伦和哥伦布被当做地理大发现的英雄而被世界瞩目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中国回民郑和在明代已经揭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帷幕。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半个世纪，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一个多世纪。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先后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经东南亚、印度洋，远航亚非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海足迹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学大师梁启超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如此评价郑和:“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60年，当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70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达·伽马）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俱逝？……前有司马迁，后有郑和，皆国史之光也！”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无不伴随着野蛮的剥削和残酷的掠夺，甚至是令人发指的杀戮，然而，中国回民郑和的航海之旅却始终贯穿着和谐与和平的理念。

海瑞塑像　　　摄影:杨继国

四、晚清、民国回民的爱国热情和政治实践

回回是在中华大地上世代生活的中国人，作为个体的公民，国家是其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亡，民必为奴，回回人深谙其中之理。太平盛世回回人只是默默耕耘，涓涓溪水般滋养着其生活的这片土地，但当国家和民族危难时刻，回回人就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勇气，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为祖国献出一切，牺牲一切，乃至生命。虽然在清中后期，回回人经历了清政府对其宗教歧视、民族压迫、屠杀、驱赶、迫害，甚至是种族灭绝的一系列不公正待遇，然而当外敌入侵、内忧外患、国家危难的时刻，回回人依然以儿女对母亲的宽容胸怀，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去，一如既往地热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甚至把爱国提升到了信仰的高度。

晚清、民国京津地区的丁氏家族可以说是回回人实践爱国热情的典型代表。丁氏家族为家传世医，祖籍浙江绍兴，晚清入京定居，其家族人皆经、汉、医三通，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修养都很高，且医术高超。北京史志资料云:“道光、咸丰以来京师行医者，士人绝少，多为回族人主之，外科尤甚。”其中丁氏家族贡献过半。丁氏家族人才辈出，他们奉行“以医济人”“以言济世”，不仅在京津医学界独领风骚，而且为晚清、民国的社会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丁氏家族中成就最大的当属丁子良和丁宝臣兄弟。丁子良、丁宝臣兄弟皆奉行“以医济人”和“以言济世”的原则，在京津两地行医，丁子良还联络同业在天津成立医药研究会和“敬慎医室”。丁宝臣在北京“德善医室”行医，分文不取。丁氏兄弟在行医的同时，积极参加晚清、民国革命运动，以文章针砭时事，并创办报纸。丁氏兄弟曾在他们主办的《竹园丛话报》和《正宗爱国报》等刊物上发出“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的呼唤，将保国与爱教相统一，将爱国上升到信仰的高度。

丁氏家族以高度的牺牲精神实践着他们的社会良知和爱国热情。当37岁的丁宝臣以一颗赤子之心被袁世凯政府残杀之后，丁氏家族并未就此怯懦，依然从信仰的高度实践着他们的爱国之心。

晚清、民国，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无数回族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实践着他们对世代生活于此的这片土地的热爱。如面对袁世凯政府签订的分裂西藏的《希拉姆条约》，回民官员马麒发出了震撼人心的“艳电”，痛斥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遏制了分裂西藏的阴谋，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卢沟桥事变”后，回族刊物《突崛》大声疾呼“全国的同胞们，事急矣！国危矣！大家赶快起来，与敌人做殊死斗，还我河山，救亡图存，就此一举”；抗日英雄马本斋，母子两代誓死保卫国家，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面对日本侵略者，回民宗教知识分子游走于世界各地，宣扬中国人民抗日的正义事业，呼吁国际援助……晚清、民国是回族的爱国热情和爱国实践最为彻底的时期，回族和其他中华儿女一道保卫国家，捍卫民族，并将爱国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实现了爱国爱教的高度统一。

五、回族爱国爱教相统一的爱国思想表述

文化上的双重属性是回族爱国爱教高度统一的基础。

唐宋时期在华定居的穆斯林从身份上来讲还是番客，处于“处江湖而怀乡国”的阶段，唐宋政府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们，并以十分优越的政策安置了他们，番客们也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浓厚的兴趣和热爱，主动学习汉文化，并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番客和唐宋政府之间的和谐相处为这个群体爱国爱教相统一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蒙古帝国的西征，大批穆斯林来到中国，且在帝国的各个领域施展才华，其所代表的伊斯兰文化也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回回人也逐渐从思想和身份上实现了从番客到中国人的重要转变，并在与其他族群相互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一个以伊斯兰教为核心标准，边界开放的回回人群体，这个人群热爱中国这片土地，以主人翁的身份开始了默默的耕耘。

明代是回回人国家和宗教双重认同的正式确立阶段。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活动在传承伊斯兰文化的同时，也实现了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的高度结合，即“以儒释伊”“忠主顺君”的“二元忠诚”学说的确立从根本上实现了回回人双重文化的统一，并且为回回人爱国爱教相统一找到了理论基础，回回人的国家意识也在此过程中彰显出来。

清代是回回人的厄难时期。清王朝对回回人实行了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但是，回回人在抗争的过程中依然秉承其爱国爱教的传统，并形成了“争教不争国”的观念。有清一代，回回人与清王朝的所有争斗，始终只是争取信仰的权利，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丝毫未减，依然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

民国时期的回民在保家卫国的同时，发展宗教事业，继续实践着其爱国和爱教相统一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意识，以各种方式实践着爱国、爱教的活动，他们创办报刊、设立学校、派遣留学生、参加革命……回回卓越的宗教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医生、革命者等层出不穷，而且在“回族”与“回教”的争论中，回族的国家和民族意识进一步凸显。

当代，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回族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回族的主流意识。经过历史的沉淀，回族以蓬勃的热情投入到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中，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着自己的才智。

白寿彝先生在《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中强调“回族虽以外来人为主要的来源，但作为一个民族却完全是在中国地面上土生土长起来的人们共同体，回族完全是中国土地哺育起来的民族，在中国出现回族以前，这个地球上是从没有这样的一个民族的”。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说，认为中国的各个族群“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去我来、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回族是在中国大地上形成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因此，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他们都以极高的热情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并在丰富的政治实践中体现出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传统，并且总结出一套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这可以说是回族对伟大祖国最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