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族际往来
一般来讲，由于社会制度和所实行的政策不同，民族关系也随之具有不同的本质和内容。京族与外族的族际往来，以1949年为界，在此之前的族际关系，因为剥削制度、阶级因素、历史遗留等问题，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况；而1949年后，因社会主义制度的推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等政策的实施，使京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较为融洽、和谐。
一、和汉族的往来
京族来到现今的聚居地之初，由于海水阻隔，与大陆上的汉族接触非常少。京族人以近海捕捞作为主要生产方式，打到鱼后，就会拿到江平集市卖。在集市上，才与汉族人产生有限的接触。因为民族间的经济生产方式是互补的，因此京族与汉族交往存在互利互惠的关系。
当然，一个民族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发展，一些村落如恒望、潭吉、红坎、竹山等地都是京族、汉族杂居。在阶级社会下，阶级制度的存在对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总会产生影响，各种社会关系(包括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及其他社会集团之间的各种物质的、政治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等)是相互交错、互相制约的。
旅游季节进出京岛的车辆 摄影：田 静
京族一直以打鱼为生，较少耕田或经商。京族人种植水稻是向周边的汉族学来的，后来还从汉族那里学来了煮盐技术，而汉族也从京族渔民这里学到了渔业生产的不少经验。
新中国成立前，京族人由于经济落后，因此不得不向经济宽裕的汉族租用一些生产工具。如在江平，就有一些汉族人出资购买渔网、竹排等捕捞工具，然后租给贫穷的“不会打算”的京族渔民，京族渔民打到鱼后就得按“东家”定的价卖给他们，而且在计量上往往受“东家”的牵制。另外，不少京族人自小即给汉族地主或财主打工。在阶级社会，经济剥削方面是不分民族界限的，但是这些有钱有工具的“东家”、地主、财主，绝大部分是当地汉族，因此在经济关系上，部分汉族上层小资产者与京族普通大众之间实际上形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一旦关系紧张，很容易就和民族压迫等敏感问题联系起来。
在政治上，汉族官僚阶层与京族普通群众之间相当程度上表现出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反压迫的不平等关系。
国民党统治时期，相对于汉族，官吏们总是对京族群众征收更重的捐税，如“用粮赋税”“渔盐海税”“人丁税”“过秤税”“乡保长米”“自卫班长”等，可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无奇不有。这是京汉不平等关系的一个表现。
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剥削阶级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总是挑起民族纠纷，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以实行其民族压迫、剥削政策，这就造成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不团结，而在面临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京、汉两族人民往往会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如19世纪末法帝国主义入侵时，京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参加了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共同转战边疆。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实行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政策深得民心，不少汉族、壮族、京族人民共同参加了防城(今广西防城港市境内)起义、镇南关(今广西凭祥市友谊关)起义、钦廉(钦州和廉州，现广西北海市境内)起义等，很多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群众在防城、江平一带进行革命斗争，京族人民与游击队、工作组密切配合，反抗官僚恶霸，与汉族同胞种下了合作谅解的种子。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铲除了产生民族压迫的物质基础，各民族间的关系基本上变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团结、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京族经济地位的改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族平等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等原因，京族人逐步摆脱了自卑心理，汉族对京族的歧视消除，京族、汉族之间实现了真正的平等。
总的来说，京汉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致脉络是由不平等到平等，由对抗到联合，由失衡到平衡，由差异到趋一。[3]
二、和壮族的往来
在竹山等地，京族与壮族是杂居的，因为都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因此京族与壮族的关系较为缓和，在法军入侵时能够团结一致、同仇敌忾。19世纪七八十年代，刘永福曾率领壮、汉、京等民族边民组成黑旗军开赴越南，与法国殖民者展开殊死搏斗，在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
京族人为了换取粮食，经常肩挑海产品到山区叫卖，然而由于路途遥远，山区人家又多穷困，京族人以鱼换米的期待时常因为没有稳固的保障而难以兑现，更由于卖鱼的人多以小孩、妇女为主，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多数人家往往愿意选择自己熟悉的村寨作为以鱼换米的地方。由于交易地点相对稳定，一些京族人家为了方便往来，便与山区农村的壮族村民结成“亲戚”，当地人称之为“认亲戚”。这种以“亲戚”为媒介，以以货易货为主要形式的“贸易联盟”使得鱼和米的互换有了着落，大家都不愁卖也不愁买，生活也相对稳定。
京族、汉族、壮族人民同过伏波庙会 摄影：苏 凯
2 0世纪7 0年代京族三岛“围海造田”成功以后，京族地区的粮食生产基本实现了自给。由于国家同时还给予京族人一些民族优待政策，京族人的粮食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往来山区农村卖鱼的京族人不断减少，“认亲戚”的人家也不如以前多了。不过，那些曾经认过的“亲戚”，有不少人家直到如今仍有来往。
三、和越族的往来
由于同宗同源，京族与越族的往来从未间断过，往来较为频繁。1886年，越南人民奋起反抗入侵的法国殖民者，后来遭到法国殖民者的武力镇压，其间有部分越南边民涌向我国边境东兴一带，京族人民热情地接纳了他们。中法勘界后，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但不少人有血亲或姻亲关系，双方的村寨一般只隔几里水路。每逢节日、喜庆或丧葬，京族和越族群众互相走访，或祝贺或帮忙，跑到对方村落那边打鱼也是常有的事情。京族地区出现私塾后，师资非常不稳定，京族有时也从越族那边聘请塾师。
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年代，由于沉重的苛捐杂税、征兵服役及战事连绵，包括京族群众在内的中国边民曾逃往越南避难。新中国成立后，又变成了越族边民流向我国。京族群众给予了这些同胞兄弟无私的帮助。在越南人民的抗法和抗击美国侵略斗争时期，为了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中国于1968年在靠近越南的防城港建设战备港口，作为中越海上运输航线的起运港，向越南转运援助物资，当时这条航线被誉为“海上胡志明小道”。越族边民到中国边境避难，中国当地政府和群众均慷慨解囊相助，尤其是京族群众，热情地接待了这些难民。就算在中越关系陷入低谷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京族与越族之间不少有亲戚关系，因此民间的往来从未中断过。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两国边民的交往更加密切，边境贸易十分红火，双方优势互补，增进了友谊，改善了生活。当然，虽然同宗同源，但分属两个国家，京族和越族都走上了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用京族人的话说，就如两兄弟成年后都有了自己的家。现代社会中，京族人在国家问题上首要考虑的是中国公民的责任，而不是民族归属。有学者认为，京族因为历史与发展程度的因素，对越族感到优越，借用中国公民身份与越族区隔。但京、越文化又高度互通，维持了京族在国家范畴内的独特性。[4]这也许较为贴切地道出了京族与越族交往的多重关系。
京族人与同源同宗的越族人的交往 摄影：苏 凯
从历史发展看，民族关系的发展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势：第一，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条件下，由于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总是挑起民族纠纷，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以实行其民族压迫剥削政策，这就造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不团结；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铲除了产生民族压迫的物质基础，民族间的关系基本上变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团结、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总之，现今京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是和谐的，正如李秋洪教授所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西的民族关系基调是融洽、和谐的，未发生过严重的民族矛盾和全局性的民族关系紧张事件。各民族相互帮助，共同进步，从而为广西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发展，特别是近几年的高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5]广西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2010年广西蓝皮书：广西社会发展报告》显示，67.6%的受调查者最满意广西的“民族关系”。“民族关系”已经连续11年成为广西民众最满意的社会发展指标。这充分展示了广西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巨大成就，也从侧面证实了维系广西多民族和谐共生格局的重大现实意义。宽松、平和、友爱、互助的族际环境，将为各民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繁荣提供更为优裕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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