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互动
民族接触、民族交往带来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语言文字、民间文学及文化习俗等方面。
经过100多年与当地粤方言的接触，中国的京语呈现出一些差异性特点。在语音系统上，由于粤方言词的大量借用，京语增加了几个辅音和元音；在词汇上，近现代的文化词、科技词上用的更多的是粤方言借词。一些新造的词，也都是以粤方言音作为造词材料，这与原先的用汉越音造词大不相同。语法上，也有向粤方言靠拢的倾向。在语言的使用上，大部分京族人都掌握粤方言，可以说大部分京族人都是懂双语，单纯会京语的人已经不多了。一些京族人已经实现了语言转用，只会说粤方言。在一些村落，如竹山，是京、汉、壮杂居的村组，通用汉、壮两种语言，京族人不会讲京语。[6]京族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交际对象，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言。语言、语码的转换很常见。在一些汉、京杂居的地方，不少汉族人也会讲京语；嫁入京族家庭的汉族媳妇，不到一年就能掌握京语。这是京、汉语言的相互影响在语言使用上的微观体现。
由于历史原因，汉字一直是京族使用的书面语工具。大约在公元9世纪左右，越南出现了记载本民族语言的土俗字——喃字。它是采用汉字的构字方法，借汉字的整体或部分来记录京语语言的文字体系。该文字在越南本土产生，京族人民把它带到了京族三岛地区。由于与汉族的接触深度、广度都与越南不一样，京族地区的喃字也有一些不同于越南喃字的特点。
语言文字的影响是相互的，当地汉族的语言和土俗字，也有一些受京族语言文字影响的痕迹，但由于汉族是主体民族，因此京语对当地汉语的影响比较小。
汉族的民间文化对京族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汉族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董永的故事》，在京族地区流传较广，并经过京族民间艺人不断加工和改编，逐渐具有京族的一些社会文化特点。值得指出的是，京族民间故事《金仲与阿翘》，就是京、汉文学交流，各种文体不断演化的结晶。它历经中国历史事件—中国史学家的史书记载(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中国作家文学(汉语古文短篇小说—汉语话本短篇小说—汉语话本长篇小说)—越南作家文学(越语六八体叙事长诗)—京族民间长歌与故事(京语演唱、讲述和汉语粤方言讲述)的演变轨迹，是京汉两族文学文化互动的结果。
独弦琴的古老乐曲多来自越南，但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汉族、壮族的音乐元素，充分体现了京、壮、汉诸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
在文化习俗方面，京族一些节日习俗也受到了汉族的影响。如京族原先是在农历新年前祭祖扫墓的，后来一些地方也逐渐和汉族一样在清明节扫墓了。
壮族的“花”神崇拜也被京族文化所吸收。如给新生儿“定花根”，给体弱多病的小孩“盘花根”，给上了年纪的老人“添命粮”等，无不受壮族“花”神崇拜的影响。京族实行二次葬、屈肢葬，这些习俗也和壮族一样。
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生活的各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交往，从而形成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多民族社区。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互动，营造了一个多元文化氛围。通过文化桥梁达到各民族心理的沟通和理解，使民族团结向深层次发展，对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防城越族情况调查》(内部资料)，1954年，第196页。
[2]韩肇明：《京族》，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3132页。
[3]韦家朝：《简论京汉民族关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S1期。
[4]石之瑜：《中国跨界民族身份策略中的国家意识：京族面对越族的区隔与联系》，[台湾]《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
[5]李秋洪：《广西民族交往心理的比较研究》，《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
[6]王绍辉：《略论广西京族语与汉语及越南语的交流现状》，《东南亚纵横》，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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