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的误区

三、大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的误区

伴随着心态史学的兴起,西方法国大革命史学界掀起了研究政治文化的热潮。

这一热潮看起来似乎是对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一种反动或造反。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巴特最近撰文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长期在法国大革命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阶级”的理论渐渐黯然失色了,而作为它的对立物的“政治文化”理论却在蓬勃崛起,目前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

从一个方面来看,把政治文化理论引入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的确是在一股国际性的修正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潮流中发生的。以巴纳夫、梯也尔和基佐为创始人的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基本特征是用社会原因解释大革命,认为大革命的根源在于经济方面,大革命具有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的进步性质。而传统史学的“修正派”所反对的也正是这一点。修正派最重要的鼻祖,当推英国历史学家A.考本。1954年5月6日,考本在伦敦大学开始讲授《法国大革命的神话》一课。他宣称,说法国大革命是反封建的资本主义的革命纯粹是一种“神话”,因为所谓封建秩序在革命之前早已消失,而且革命实际上并不是由资本家,而是由以官吏为主的市民完成的。由此开始,英、美、法各国不少历史学家循着考本的思路作了大量研究,力图证明:法国在革命前土地贵族和地产资产阶级就已融合成同一个社会经济集团,18世纪的法国精英已无法被划分为资产阶级和贵族这两大对立阶级,贵族已经基本上资产阶级化,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带头人,而且资产阶级内部呈现着分裂状况、毫无统一的阶级意识等等,以期根本否认法国大革命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一场阶级斗争。显而易见,修正派的根本特征是企图否定“阶级分析是理解法国大革命最有力的工具”(索布尔语)。

在这场“解构神话”的闹剧中,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F.孚雷和D.李舍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1965年合作发表的《法国革命史》一书即是修正派大革命史学的一部代表作,也是首倡大革命政治文化研究潮流的重要著述之一。在该书的两位作者看来,1789年的革命是启蒙思想的革命,亦即精英的革命,它实际上早在1789年以前就发生了,在整个18世纪,贵族和资产阶级由于共同的思想、爱好和社会生活而日趋一致,逐渐联合成一个“精英”集团,其特点是既渴望政治自由,又讨厌人民群众和民主。革命首先在这些开明人士的脑袋里进行,然后才转到社会中来。到1789年,改革的思想(不论是贵族的自由主义还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普遍深入人心,因此产生了“反对专制主义的策略会合”,产生了大革命准备时期中各领导力量的临时联盟,于是才有国民议会、制宪议会的成立。总之,他们力图把意识形态而不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以及由此而来的阶级斗争的激化说成是革命的起因。如李舍就在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1789年革命是优秀人物经过长期探索而实现的双重觉醒。首先,他们觉悟到自己对于政治制度的独立性;接着,他们又觉悟到必须控制政权。首先觉悟的是贵族,在他们的教育下,富人、产业主和有才能的人也跟着觉悟。这种普遍一致的觉悟就是启蒙思想的革命。”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孚雷和李舍提出了他们那个曾名噪一时的“侧滑论”:在他们看来,这种启蒙思想的革命本来是符合历史健康发展的要求的,不幸的是,由于带有一种过时意识形态的平民大众不必要的和有复古倾向的干预,致使革命逐渐失控而发生了“侧滑”,从而给法国社会的命运和前途带来了悲剧性的变化。不过,由于民众的干预纯属短时段的偶然事件,1789-1794年的所谓“大革命”只是一种历史表层的骚动,故这种“侧滑”也不可能持久,精英革命的逻辑经过热月政变又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而且从启蒙时代到19世纪这一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归根结蒂起决定作用的也一直是启蒙思想这个长时段的因素。这样一来,1789年的大革命本身便失去了必然性和统一性,被解构成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一个个互不相干的政治事件的序列。

孚雷和李舍的这种“侧滑论”对后来的英美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孚雷本人近来已经对这种理论作了某种修改,但该理论的旧有影响却似乎仍方兴未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不少历史学家仍倾向于用偶然因素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根源,倾向于强调意识形态、观念因素对大革命发生发展的决定意义。这一情况,的确是西方当今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热潮的一个方面的特点。从总体上看,这个现象不无积极意义:它开发了大片以往多少被人们忽视了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大量有助于人们看清大革命全貌的信息,体现了大革命史学的进一步深化。然而单就该现象本身来看,却很难说它较之传统史学有什么更先进或优越的地方,实际上它仍然含有陷入某种片面性的危险。

首先,很显然的一点是:即使果如孚雷和李舍所说的,法国革命是一场短时段的、启蒙思想的、精英的革命,那么这种论点除指明了1789-1794年的革命事件的理论来源、领导者和一般发展前途之外,又能提供什么更多一点的信息呢?启蒙思想是缘何而来的?短时段的革命事件为何能创造出一些影响久远的政治文化因素?平民群众干预革命除了受激于“贵族阴谋”的传言之外,还有没有更深层的、群众文化传统的必然因素?这些用传统史学的方法看来一目了然的问题,他们似乎都无法给以明确的解答。

其次,把大革命归于偶然事件,似乎反映了修正派对长时段的高度重视。然而孚雷和李舍的“精英革命论”却恰恰表明了他们对长时段的理解的逻辑混乱。因为按年鉴-新史学派的一般逻辑,民众心态永远是传统的最佳积淀层,因而群众文化是传统的惰性的领地,是历史的最稳定亦即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而精英文化则相反,呈现着冲动的、变化的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可在孚雷、李舍那里,事理刚好被颠倒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精英们对政治自由的追求,相对于平民大众的“过时意识形态”和“复古倾向”倒成了更长时段的因素。而且历史研究已经表明,法国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群众暴动并非简单的偶然现象,就整体而言那是静止不动的社会环境中的一种几乎不变的稳定现象,是这种社会中旧式危机的爆发在社会方面的必然反映和表现,而且暴动者也必然地怀有一种尊古的意识。既然如此,又怎么能够把大革命时期,尤其是1792-1794年间的民众干预归于某种偶然的、不必要的事件呢?更何况若是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所谓“制宪议会的革命”(亦即“精英的革命”)恐怕连一天都混不下去。

1988年孚雷发表了一部长时段的法国革命史——《法国革命:1770-1880》。给法国大革命划了这么大的一个年代范围,那意思显然是说大革命一直持续到第三共和国时期才告结束。在这本书中,孚雷似乎对他与李舍在1965年合作发表的《法国革命史》一书中提出的“精英革命论”和“革命侧滑论”作出了某种修正。他承认,他们当时过于相信存在着“精英革命”(即1789年发生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精英集团追求政治自由的革命)和1793年的更平民化、更追求平等的革命这两种革命了,而在1789年和1793年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一条明确的界限,因为大革命自1789年爆发的时候起,它的动力机制就已包含有一系列专制主义的潜在因素,而这种“内因”不仅是导致1793年雅各宾恐怖专政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是后来法国历史上波拿巴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一再产生、建立自由政治制度的努力举步维艰、近百年法国政治动荡不稳的根源。照此看来,大革命在1792-1794年间发生的“侧滑”,就不仅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平民大众的革命运动,甚至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当时的危急形势,而主要地应归因于大革命本身暗含的专制主义传统或思维定势。这一看法,较之他二十多年前的观点无疑更接近客观历史实际一些,但问题在于,孚雷并未就此改变他对1793年革命的传统偏见,也就是说,他虽然抽象地肯定了雅各宾专政出现的必然性,但仍然完全不承认这种专政对于彻底摧毁专制主义旧制度的必要性。在他看来,法国革命作为贵族社会的终结和民主社会的开端,似乎就应该始终一贯地坚持自由、民主的路线,而雅各宾派的革命,无论其发生有着何等的历史必然性,终究是对自由、民主路线的背弃,因而终究还是一种“侧滑”。他这样告诉人们:“我并不想贬斥雅各宾派,因为这等于直接贬斥我们的历史了。然而这一政权却是完全残酷的。”他还说:“大革命的核心是1789年,这一年是激进的、革命的和富有创造性的。而1793年的法国则有很多挫折和损害,人们开始重新回复了旧制度的东西,如专制、专横、无套裤汉的经济制裁等。这些都是历史沉渣在法国政治上的再次泛起。我三十多年来的努力便是在于阐明法国大革命这一现象的政治机制。”由此可见,只见雅各宾专政违背自由民主价值的一面,而看不到这一专政在法国大革命中推翻贵族社会和建立民主社会方面的巨大历史功绩,看不到在法国旧专制主义势力只能通过某种新专制主义来摧毁,这就是孚雷的全部片面性所在。

我们还看到,也正是这种片面性,导致孚雷在比较英法两国革命特点和意义的时候,表现出与马克思主义者截然对立的倾向性。在孚雷看来,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一样暴烈,并有着大致类似的过程,但英国革命结束得很早,它遵循着英国旧时的自由传统,在1688年便确立了“民主化的议会制”这种稳定的政治体制,建立了一种渐进式演变的制度;而法国革命由于怀有对旧制度的“诅咒心理”,对过去持谴责、批判态度,并与教会势力发生了尖锐的对抗,因而一闹起来便一发而不可收、欲罢不能,于是长期的动乱使人民习惯了反抗与不服从,结果造就了一种“从定义上讲就是一种造反、闹事的文化”的“革命文化”,致使“民主地结束”这场革命成了一个“历史难题”,致使法国人花了百年才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法律制度。由此看来,英国革命是令人羡慕的:它只花了四十八年就一劳永逸地建立了稳定的“民主政治”,而法国革命却不得不经历上百年的从“革命文化模式”向“民主法治文化模式”的动荡而痛苦的转变过程。这样一来,整个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或者说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为扫除根深蒂固的封建反动势力、为建立自由平等的新社会所作出的全部努力,在孚雷那里似乎很大程度上都成了非理性的、消极的东西。就这样,孚雷先生尽管口头上表示他无意于“贬斥”法国的历史,实际上却仍在做着这种“贬斥”的事情。

我们看到,孚雷对大革命以来这段法国历史的“贬斥”,似乎是他有意割裂政治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引起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孚雷声称:“我的研究集中在政治上,因我认为政治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法国史的核心部分。正是通过这一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法国这一时期的历史才展示了其特点。因此,与其平淡地浏览所有社会层次,与其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打开一个个平淡无味的抽屉:1、人口,2、社会,3、经济等等,不如只强调法国这一段历史中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层次,即政治层次。”毛病恰恰就在这里。既然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们在研究一个社会的政治层面的时候,如何可以完全抛开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经济层面的各种参照物?而在研究法国历史时忽视社会因素,便势必看不到法国那种典型形态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及其对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看不到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于理解法国历史的关键意义。孚雷显然就不屑于使用法国革命传统史学所特有的这种阶级分析法,而极力给法国大革命涂上一层“超阶级”的色彩:他说传统史学把大革命归结于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不严肃的”,理由是大革命的原则甚至在为共产党国家所接受和运用,因而它实际上是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的。然而,这种天真的论调,似乎只能说明孚雷对革命阵营内部阶级关系和革命政治文化中阶级亚文化构成的忽略或无知。我们不能说孚雷在政治层面上对法国这段历史的探讨全是无稽之谈,相反,应当说他的研究的确从“政治文化”这个方面大大丰富和深化了大革命的史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可是,由于割裂了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内在联系,抛弃了阶级分析这把理解法国历史最重要的钥匙,他的革命政治文化研究在总体上的科学性终究是令人怀疑的。

遗憾的是,孚雷政治文化研究的这种缺陷,几乎是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的一个通病。如美国的一位研究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重要人物、宾州大学教授林·亨特女士就认为:由于革命者成份复杂,有许多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无法将他们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和社会范畴,故不能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或革命者自身的社会地位中推断出革命政治文化;而且社会和政治并非两个不同的层次,而是一种两个边无法分解地缠绕在一起的、没有固定不变的“上”与“下”之分的“莫比乌斯带”,⁽⁵⁾因此,统一的革命政治文化不可能起源于社会的或经济的因素,而只能起源于一种超社会经济的文化因素,即革命者“共同的文化地位”,例如他们作为青年一代的经历以及他们与城市环境的关联。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亨特是通过片面强调革命者社会成份的复杂性和社会与政治关系的相对性(即社会与政治之间没有谁上谁下、谁决定谁的关系),来否定社会经济因素对人们政治实践的最终决定意义和取消阶级分析方法的,而这样一来,她也就片面地夸大了革命政治文化的统一性,淡化甚至抹煞了革命阵营内部阶级或阶层的冲突、各派势力的消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等等重要因素,以及由这些因素造成的革命政治文化体系中结构性的矛盾运动,从而模糊了大革命本身的资产阶级性质。比如,在亨特看来,既然革命者成份复杂,不能被归结为单一的经济、社会范畴,那么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就只能在“泛泛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才能成立,而这种称呼终归是“太不严谨、太笼统,因而不能过多地运用”。亨特也许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修正派”,可她的这种论点,同孚雷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对于法国大革命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才适用的论点,却几乎如出一辙。

由此看来,科学的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研究应该是对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补充和深化,而不应是对它的否定和背弃。研究法国革命政治文化仍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而决不应抛弃这个法国历史本身给我们留下的珍贵的遗产。否则,这种政治文化的研究便只能陷入种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