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任重道远

二、“再生”任重道远

在法国革命者的词典中,关于“民族再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一种是奇迹式的,或者说是圣宠式的“再生”。它认为新人是在突然间“创造”出来的,不是慢慢“形成”的,无需什么方法,不要任何审慎,也谈不上有什么障碍——新人随着革命的冲动自然而然应运而生。孔多塞就这样说过:“一个幸运的事件一下子就为人类的希望开拓出广阔的前景,一个瞬间就把今天的人和明天的人拉开了一个时代。”(《公共教育问题回忆录》)再看看“奇迹式”再生观的其他表述:不用动手,吹一口气,就能实现民族再生:“你们向毫无生气的尸骸吹了一口气,宪政立时就开始建立,并已表现出积极的活力。尸体在自由的触及下复苏,而且获得了新生。”(米拉波:《第一次演说》)甚至连气都不用吹,只须想一想就可以达到目的:“要调整世界的命运么?你们只要有这个愿望就够了。你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说一声光明在此,光明就到了。”(布瓦西·当格拉:《就艺术和鼓励艺术的必要性呈国民公会和教委的若干意见》)——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神奇的严新气功:全身的放松入静、断骨的愈合、陈年痼疾的祛除,均无须任何动作和时间,只消施加一个意念足矣。

另一种“再生”概念则是任务式的,主张“再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人们付出艰苦的努力。由于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社会难免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故革命的冲动并不能自由驰骋,前进的道路上将布满障碍,其中既有外在的障碍(即各种旧制度拥护者的顽强抵抗),也有更危险的内在障碍(即人民内部的各种旧记忆、旧意识、旧风俗、旧习惯),而所有这些障碍的存在,无非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革命的圣宠并不能普施于每一个人,同一个民族中会同时存在着新人和旧人。共和二年雾月8日(1793年10月28日),救国委员会的机关报《反联邦主义者》明确宣布:“我们中间的确有新人,他们不曾为革命所吓倒;他们适逢良机,焕然新生,以适应新秩序的需要。但是也有一些假爱国者,他们在我们中间败坏着道德。”甚至那些新人的创造者,即那些被称作“掌握着民族命运的导师”的人,也常常会加入反抗民族再生的行列。因此,说民族再生可以一蹴而就,那是海外奇谈;用谢尼埃的话来说,那些自以为已经在他们的工作中“赋予足以使人们变成新人的强大智慧和神奇力量”的人,简直就是疯子。要真正实现民族再生,还是得丢掉幻想,直面现实,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来。

历史学家还发现,这两种对立的“再生”概念并不能相应地同大革命中不同的政治派别或不同的发展阶段联系起来,因为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同一个人或同一篇演说交替地表达出这两种概念。例如,在1789年后曾旗帜鲜明地鼓吹过奇迹式再生的孔多塞,也曾大骂过法兰西民族的劣根性,说这个民族在墨守陈规方面堪称世界之最。国民公会议员格雷古瓦教士主持制订过许多统制经济的措施(反映着任务式的再生观),但他同样也承认“自然比我们更聪明”,承认有时候还是应该实行自由放任(反映着奇迹式的再生观)。强烈憎恨雅各宾专政的吉伦特派分子迪劳尔,在共和七年获月看到共和主义教育因缺乏计划和制度而濒临失败的时候,由于深信共和制的真正敌人是民众的古老习俗,竟也提出了根除一系列民间陋习和迷信的主张。而热烈的山岳党人迪昂,却用极严厉的字眼抨击过拉栖第梦式的乌托邦空想(把斯巴达咒骂为一座“修道院”)。显然,在这两种再生观之间,我们看不出温和派和激进派,或革命的上升阶段与下降阶段的区别。

那么,又怎么解释法国革命者在再生观问题上的这种自相矛盾或逻辑混乱呢?一般说来,人们之所以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之间来回摇摆,往往是由于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点的缘故。稍加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尽管奇迹式的再生观和任务式的再生观看起来毫无调和的余地,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本质特征,即它们都企图忽略时间。奇迹式的“再生”,以为施加一个意念就能创造一个新世界,自然是不打算考虑任何时间因素的;而任务式的“再生”强调什么都得靠人动手去干,不可异想天开坐等“天神报喜”,则含蓄地否定了时间本身具有任何改造世界的能力,从而以另一种方式排除了时间。历史学家基内曾这样说过:法国大革命的天性就是“取消时间”,“它什么也不留待明天去做,什么也不付诸经年的行动;它甚至不愿给自己七天的功夫来创造一个世界。”⁽⁵⁾基内无疑是抓住了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大概正是这种共有的特征,为两种不同的再生观的相互转换提供了一个支点。

法国革命者这种忽视时间的潜意识,反映了他们对于时间的一种卢梭式的厌恶感或不信任感。似乎在革命者的心目中,时间这东西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它能把一切变老、变旧,能把一切送入坟墓、变成历史。人类那无限美好的自然状态就是毁在时间手里的,也正是时间造就了所有令人厌恶的旧传统、旧习惯。因此,更新法兰西民族的伟大革命事业决不能有时间的参与,必须在革命中废除时间。不仅如此,大革命还要对时间本身进行更新改造——“共和历”的编制似乎就部分地反映了这种意图。这种对于时间的片面看法和偏执态度,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法国革命激进化的一个重要源泉。

从另一方面来看,法国革命人士之所以会在两种再生观之间徘徊不定,似乎还出于他们不同的现实政治需要。显而易见,在法国革命时代,相应于这两种再生观实际上还存在着两种新人观。也就是说,按照奇迹式再生观的逻辑,自大革命发生之日起法兰西民族就已自动更新,人人都成了“新人”;而按照任务式再生观的逻辑,随着大革命的爆发而发生的并非法兰西民族整体上的更新,而只是部分的更新,即只是出现了一部分“新人”,整个民族呈现着一种“新人”与“旧人”共存的局面。应该说,第一种再生观所讲的“新人”是一个相当虚幻的概念,第二种再生观所讲的“新人”才具有比较实际的、带原则性的意义:很难想象崇尚理性的法国革命者会真的相信或长久地相信那种神话般的全民蓦然更新,他们之所以提出这种“新人”概念并不时地予以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很有可能是出于唤醒和动员民众的策略考虑,实际上他们并不真的承认每个人都已成为“新人”,就像他们把每一个人都称作“公民”,可在实际上只承认一部分“积极公民”的公民权一样。就像罗伯斯庇尔一边极辞盛赞“人民”,一边又告诫国民公会注意法国只是一个“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一样。激进的革命派把法国人分成“好公民”和“坏公民”的做法表明,革命者心目中的“新人”实际上是有着一套很严格的原则界定的,而这套原则界定,即使在热月反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曾被较温和的革命派完全放弃。

由此看来,尽管在革命法国存在着两种关于民族再生的看法,但在实际上支配着人们行为的,主要地却只是那种充满紧张感的任务式再生观。而且可以想见,革命越是深入,它碰到的障碍就会越多,任务式的再生意识也就会越强烈。即使是那些虔诚地信奉奇迹式再生观的革命者,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也难免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向任务式再生观趋同的倾向。与此同时,革命者还愈来愈认识到了“时间”的重要。既然奇迹式的再生不可企及,再生就只能是一个过程,就只能在时间中进行,这就必须考虑到时间,必须尊重时间,必须学会利用时间为人们提供的一切有利的东西。

对此,国民公会议员拉卡纳尔就曾深有所悟。他在一份关于设立师范学校的报告中提出:时间“是人类的伟大导师”;时间“那样富于各种耸人听闻而又引人注目的教训,本应是共和国无与伦比的全能教师,遗憾的是人们在大革命中曾经还想不理睬它!经验还使人们认识到,时间不仅能使人们长阅历、增见识,它本身还具有一种弃旧换新的改造功能。”共和二年雾月23日(1793年11月13日),议员巴齐尔根据某无套裤汉活动分子的意见,主张国民公会立即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公民间以“你”相称以取消带贵族气派的“您”这一称呼。然而议员蒂里奥表示不敢苟同,他认为这样一种革新理应由时间去进行:“到理性有了充分发展的时候,我们再来制订这项法令也不迟”。巴齐尔动议的被否决,说明利用时间来完成再生已成为大多数人民代表的共识。

但是时间的确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按莫娜·奥祖夫的话来说,时间“具有某种滞缓性和迟钝性,能够让人的行动受到各种关系的缠阻,使人进退维谷、壮志难酬,好像永远难达初衷,永远难免偏向”。经验告诉人们:时间具有褪色的能力,它会使一切失去光泽,会败坏人们关于“新”的观念,甚至会使人们对革新的事业本身感到厌倦。旷日持久的革命,无休无止的动员状态,也的确能令人精疲力竭,从而很自然地产生厌倦情绪,而这种情绪,越往大革命后期,我们就越容易从革命者的言论中感觉出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法国人一样明白。如国民公会议员蒂里昂在共和二年雪月29日(1794年1月18日)就这样慨叹:

要是在开始时没能一举成功,我们就再也成功不了了,因为人民会对革新产生一种无法克服的厌倦情绪。⁽⁶⁾

时间带来的麻烦还远远不止于此,民族再生的时间若是拖久了,还会引发出无数乱七八糟的事情,这些事件又会经常不断地转移人们的视线,浪费人们的精力,从而妨碍民族再生事业的顺利进行。法国革命者对这种由时间的延续所产生的“事件”的干扰性影响,也是深有感触的。共和三年风月(1795年2-3月间)人民主权节期间,安德尔省的一位乡村教师作讲演谈到为什么“再生”迟迟不能实现时,就这样断言:那是因为,“人们必须没完没了地征服,首先有一个暴君需要推翻,接着又有他的崇仰者们需要惩处,有许多危害我们安全的阴谋分子需要揭露,有各种扼杀自由的阴谋需要挫败,有罗伯斯庇尔及其同伙需要消灭,有形形色色道德败坏分子需要责罚,有反法联盟的各国君主需要打倒,有许多财政事务需要调整,有各种旧习惯需要革除。”这位乡村教师所列举的,很多不过是法兰西民族在再生的道路上必然会碰到的障碍,但也包含有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比如说“罗伯斯庇尔及其同伙”究竟何许人?“道德败坏”究竟是什么意思?等等)。被革命时代的波波折折搅得晕头转向的人们,难免下意识地把这些混乱不堪的事件归结于偶然性,归结于时间的消极影响,归结于夜长梦多。蒂里昂所说的“要是在开始时没能一举成功,我们就再也成功不了了”,显然也强烈地反映了这种“夜长梦多”的忧虑。

时间的这种令人沮丧的消极性,无疑给革命者带来了令人窒息的紧迫感。光阴似箭,时不我待。民族再生即使不能一蹴而就,也必须拿出顽强的拚搏精神,雷厉风行地去干,只有快马加鞭,只争朝夕,才能保证再生的成功!法国革命者为实现民族再生之所以会作出种种异乎寻常的努力,其深层的动机大概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