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的功能

三、谣言的功能

1789年,谣言如潮、动乱迭起的事态震动了整个政界,也引起了人们新的疑虑。谣言在保守势力方面被认为是出于革命党人居心叵测的捏造;而在革命派方面,则很自然地被看成了“贵族阴谋”的一部分。如米拉波在第21期《普罗旺斯邮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就怀疑关于匪患的种种谣言的传播是“自由的敌人”所为,并呼吁人们保持镇定与谨慎。纳皮阿斯·皮盖也说,农村中的匪患恐惧是一些“煽动闹事的破坏分子”故意制造的,他们“一天到晚专门散布谣言,凭空捏造内战”(9月17日在香槟的讲演)。看来,很可能早在大革命时代的初期,法国革命者就从谣言所煽起或加强的普遍恐慌与激动的气氛中,感受到了它内含的某种不容忽视的特殊政治功能。

也很可能,从大革命一开始,无论在保守势力方面,还是在革命阵营方面,人们就在有意识地利用谣言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例如,关于巴黎市内及市郊有盗匪出没的谣言,就既被国王用来作为他往首都调动军队的理由,又成了革命资产阶级建立民兵队伍的借口,而所谓的“盗匪”,主要地不过是在巴黎一带流浪的失业工人。

在革命派方面,尽管他们当时尚未蓄意造谣,他们却毕竟为武装民众做了许多传谣的工作。盗匪的普遍存在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从各地传来的消息不断地证明着这一点。于是,有些革命派便开始巧妙地利用这一危险来为他们武装民众的计划作辩护。例如,布尔市政府在按当地居民的强烈要求建立起该市的民兵武装后,就是依据有关匪患的传闻来向本省的军区司令官做解释的。同样,沙多贡蒂埃的市政委员会也利用“大恐慌”迫使上级政府认可了他们组建民兵的行动。不仅如此,在革命派看来,关于匪患的谣言还可以利用来动员群众,尤其是动员那些思想较保守、没有国王批准就不情愿武装自己的市民拿起武器。

发生在1792年9月初的巴黎大屠杀,可以说是革命派利用贵族阴谋的谣传动员民众拯救革命的又一突出的例证。革命的法国在当时的确面临着空前危急的形势:入侵的外敌节节进逼,攻陷了被称作“法兰西铁门”的隆维,包围了通向巴黎的门户——凡尔登要塞;同时西部的旺代地区也传来了即将发生大规模武装叛乱的情报。严重的内忧外患在首都引起了普遍的激动情绪,数以千计的嫌疑犯被抓进了监狱,一支支市民义勇军营队火速组织起来准备开赴前线。正在这时,由于人们对国内叛卖活动的强烈担忧,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又在不胫而走,说是在义勇军离开巴黎后,关押在各监狱的嫌疑犯将发动暴乱,杀戮义勇军战士的妻子儿女,做入侵敌军的内应。消息传开,举城哗然。一种既恐慌又愤激的气氛迅速充满巴黎的大街小巷。

其实,据历史学家的分析,当时犯人们即使在盼望普鲁士军队的到来,也并不想冒险举行暴动。⁽⁷⁾不过对当时的巴黎百姓来说,这个谣言却相当可信,因为各监狱的看守不仅人数少,而且素质差,常常发生犯人越狱逃跑和捣乱反抗的事件,况且当局本身也曾公开表示过担心,怕刑事犯会成群结队地在城内流窜作案。于是,震惊之余,人们发出了雄狮般的怒吼:到监狱去!谁也不愿带着后顾之忧上前线,谁也不愿在去前方打仗的同时还担心叛徒和阴谋家在后方屠杀自己的妻小!他们要在上前线之前对这些后方的隐患作一次先发制人的攻击!一场触目惊心的监狱屠杀就这样开始了。从9月2日下午直到9月6日,五天的血洗,使巴黎各监狱在押犯人的半数共一千多人死于非命,其中顽固派教士和其他政治犯只占四分之一,另外四分之三均为普通刑事犯。

在这一事态的发展进程中,当时的革命领袖们又是怎样动作的呢?政治倾向最激进的马拉显然曾利用谣言对屠杀进行过公开的煽动。他不仅亲自告诫义勇军战士们在未审判在押人民之敌以前不要离开首都,而且还企图把这种屠杀行为推广到全国去:在他的参与下,巴黎市府监视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告外省爱国者书,号召他们前来保卫巴黎,并在出发前把当地的反革命分子斩尽杀绝。丹东虽然不曾这样明目张胆地利用谣言鼓动杀人,但是,身为司法部长又是“8·10”起义后临时政府实际首脑的他,却不但没有想办法辟谣安民和制止屠杀,反而对这种“人民私刑”采取了奇怪的纵容、支持的态度。据认为他可能早就知道会发生屠杀,因为下达屠杀令的市府监视委员会里有他的好几个密友,而且在屠杀前一天,他还同这几位好友几乎同时采取行动,试图把在押的一些熟人、朋友从监狱里弄出来。可是尽管如此,他却没有打算采取任何防范、保卫措施。屠杀迫在眉睫的时候,新闻记者普吕道姆曾央求丹东加以制止,但得到的却是冷冷的回答:“我无能为力!”据罗兰夫人的揭发说,丹东在9月2日下午离开行政会议时,监狱视察员格兰普累曾请示过丹东,要求他保护监狱,丹东却铁石心肠,断然拒绝:“我管不了犯人的事了,让他们好自为之吧!”屠杀开始后有人为某一在押女贵族找丹东求情,他威严地恫吓道:“巴黎人民今天正在消灭奴役、重建自由,谁反对人民司法,谁就是人民之敌!”在9月3日那天,丹东甚至直接指使自己的朋友富尼埃屠杀了奥尔良监狱里的一批囚犯。至于他这样做的动机,他后来曾对沙特尔公爵(即后来法国七月王朝的国王路易-菲利普)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当时是想让所有去香槟地区(抗击敌人)的巴黎青年身上都沾满血迹,这样我们才能相信他们的忠诚。我是想在他们和逃亡贵族之间开出一条血河。”⁽⁸⁾由此可见,丹东对“九月屠杀”的放纵,实际上是在不动声色地利用着关于犯人暴动的谣传来动员民众,让他们下决心破釜沉舟,与入侵的敌军血战到底。瓦尔米战役(1792年9月20日)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就是丹东这一策略的成功:那一天,在“民族万岁”的口号下奋力顶住欧洲最骁勇善战的普鲁士军队的人们,正是这些“九月屠杀”的参加者巴黎无套裤汉。

然而如此屠杀毕竟是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于是在一年后的1793年9月,当形势再次严重恶化的时候,我们看到丹东出于防止类似事件重演的动机,推动了雅各宾恐怖统治的建立。这种“恐怖统治”,无非是以有组织、有理性、讲法律程序的官方暴力,来取代像“九月屠杀”那样无组织、无理性、不讲法律程序的群众暴力,它既可以满足人民大众对敌对分子的惩戒要求,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滥杀无辜。然而,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当时把持政权的罗伯斯庇尔派心目中,这种恐怖统治不仅是“救国”的武器,而且也是实现“民族再生”的一种手段。在以“彻底决裂”为宗旨的激进派看来,整个法兰西民族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好公民”和“坏公民”(或“新人”和“旧人”)两大部分,而那些“坏公民”或“旧人”慑于汹涌的革命潮流,往往又是以“戴小红帽的假爱国者”的面目出现的,因而他们认为为了实现整个民族的新生,革命者必须随时注意识破和揭露这些暗藏的敌人,并坚决地把他们清洗出去。而且,能否对“坏公民”具有高度的警惕性,能否善于并敢于揭发各种暗藏的敌人,在罗伯斯庇尔派看来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公民责任感(也就是说是否是“好公民”)的重要标准之一。如此强调“清洗”的必要性和“检举”的重要性,难免会引起“告密风”的盛行。而“告密风”又总是一发而不可收的:它使人人自危,进而又迫使人人都以“告密”来自保或施行报复,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假情报满天飞、嫌疑犯遍地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看到在种种旧式谣言的侧畔,又不可遏止地兴起了一种新型的谣言——这就是以革命政府的“官员”为情报来源、以各种官方渠道为传播途径、以无中生有或歪曲事实的人身诽谤为基本内容、以对异己分子的肉体消灭为最终目的的“恐怖式谣言”。

这种谣言现象的出现,无疑反映着革命者对于谣言政治功能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如果说以往他们只是被动地利用社会上业已流传的谣言来为自己服务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就已经在主动地制造并散布谣言来推动自己的事业了。既然谣言能够如此有力地刺激人们的情感,须臾不能离开人民大众支持的革命精英们自然应该以更积极的姿态去运用它,应该让它成为他们纯化民族、排除异己、扫清绊脚石的锐利武器!

革命政府的实际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等人,看来就是运用“恐怖式谣言”的一些高手。为了搞掉吉伦特派,罗伯斯庇尔早在1791年年底和1792年年初关于战争问题的争论中,就开始含蓄地攻击吉伦特派同宫廷相互勾结;在1792年“九月屠杀”即将开始之际,他又放出空气,说吉伦特派著名领袖布里索是敌人的同党,这话差点儿使他成了“人民私刑”的牺牲品,只是由于丹东的干预才幸免于难。后来革命法庭在处死21名吉伦特党人时(1793年10月31日),给他们定的主要罪名又是所谓在各省组织“联邦主义”叛乱,外省各城市的一些吉伦特派领袖也因此被处决。而“联邦主义”这一罪名本身就是一种诽谤。吉伦特派大都是忠实的共和主义者,尽管他们迫于巴黎激进派的压迫而参与了各地的叛乱,但他们并不愿意与王党贵族反革命势力为伍,并不赞成那种分裂共和国的地方自治,不赞成实行美国式的联邦制。据知只有比佐和巴巴卢两人鼓吹过“政治地区化”主张,希望部分地恢复各省失去的权力。⁽⁹⁾勒费弗尔也曾这样指出:“一些真诚的共和分子像平原派一样反对极端民主派,他们参加了地方自治运动,但在其中只占少数。地方自治运动的主力是仍然拥护君主制的资产者、顽固派神甫的信徒以及旧制度的拥护者,他们全都自称是吉伦特派,但这只是障人耳目的招牌而已。”⁽¹⁰⁾因此,通过扣上“联邦派”的帽子把吉伦特派定为“反革命”,并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实际上就是一种运用“恐怖式谣言”翦除异己的做法。

同样,在铲除忿激派、埃贝尔派和丹东派的过程中,罗伯斯庇尔派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运用过“恐怖式谣言”的武器。我们知道,忿激派的著名领袖雅克·卢曾被罗伯斯庇尔诬为“奥地利人的间谍”,后来又在种种最骇人听闻和毫无根据的罪名下被投入监狱,终至含愤自杀。为了使镇压埃贝尔派的行动不至于激怒无套裤汉,罗伯斯庇尔巧妙地利用人们当时对“外国阴谋”的担忧,把被认为是“外国间谍”的普鲁里、克洛兹、佩雷拉等人列入埃贝尔、龙森、樊尚和莫莫罗集团,制造假象,以证明埃贝尔派“勾结外国、图谋不轨”。对丹东派的清洗更突出地反映了罗伯斯庇尔以“恐怖式谣言”杀人的惯伎:他帮助圣茹斯特起草的公诉状公然诬告丹东及其朋友参与了旨在推翻共和国的阴谋,并在国民公会上把丹东说成一个“早已腐化了的偶像”,迫使那些不相信丹东会叛变、企图为他辩护的议员噤若寒蝉。为了从道德上和政治上搞臭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还有意地把因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而被起诉的法布尔、沙博、巴齐尔等人,臭名昭著的投机倒把分子爱斯帕涅教士,有历史污点的威斯台尔曼和据认为道德败坏、玩忽职守的埃罗·德·塞舍尔,以及被控参与了“外国阴谋集团”的古兹曼和弗雷兄弟等人,和只因鼓吹“宽容主义”而被捕的丹东及卡米耶·德穆兰等人混在一起审判,并特意制造出有人阴谋劫狱的谣言,以此为借口阻止丹东进行申辩,终于顺利地砍下了他的脑袋。紧接着,罗伯斯庇尔派又利用“劫狱阴谋”的谣言来清洗反对派的残余分子,一举处死了著名埃贝尔派分子肖梅特和埃贝尔及德穆兰的遗孀等人。

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战友们并非嗜血成性的阴谋家,他们翦除各派异己势力或许也并非出于个人野心或派别的私利。作为卢梭的忠实信徒,作为既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又不乏某种现实主义精神的革命者,他们深信要保证革命的胜利必须同时反对温和派和过激派。在共和三年雪月5日(1793年12月25日)《关于革命政府的原则》的报告中,罗伯斯庇尔曾指出:“革命政府必须在两块暗礁——软弱和鲁莽,亦即温和主义和过激主义——之间航行。因为温和主义并不是稳健,就像阳萎并不是贞洁,而过激主义貌似刚毅,也犹如水肿貌似健壮。”⁽¹¹⁾既然铲除乱党是革命的需要,那么无论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都将只是个技术问题,因而都不可以根据道德的理由来加以指责。即使是造谣惑众、恶意中伤、肆意诽谤,只要能有效地、迅速地打倒乱党,都应当毫不犹豫地采用,无须考虑其道德上的正当不正当。

另一方面,“恐怖式谣言”之所以能够成为罗伯斯庇尔派清洗异己势力的重要手段,还因为这种谣言在恐怖时期的特定条件下,特别易于征服人心,能够迅速地使受控者毁誉,从而丧失舆论支持的缘故。反对罗伯斯庇尔派的各“乱党”的头目一般都曾对革命有过杰出的贡献,是深得众望、声名显赫的革命家,然而他们的光荣和声望在“恐怖式谣言”面前却显得极其脆弱,简直不堪一击,这究竟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恐怖统治培育了一种由过度激动而失常的社会想象力,一种“恐怖之下无怪事”的倦怠心理,以致于人们已习惯于对一切传闻,哪怕是最荒诞不经的传闻,都见怪不怪地贸然接受,懒得去作认真推考。恰如巴茨柯所指出的,在恐怖时期——

由于连续不断的清洗运动,由于告密被誉为公民美德,由于愈来愈多的人受到指控,一个又一个新阴谋被大白于天下,人们的情绪激动到了极点。在这种气氛下,是不存在什么不可怀疑的人的。那些昨日的英雄不是一样被揭去了面纱、露出了革命敌人的真面目了吗?他们的热情不过是一层伪装,在伪装的背后隐藏最险恶的打算,隐藏着贵族与王党的阴谋。……对于这种想象力来说,难道还有什么不可接受的东西吗?⁽¹²⁾

显然,这里发生的是这样一个辩证的过程:是“恐怖式谣言”有力地强化了人们的危机意识或对“阴谋”的恐惧心理,而对“阴谋”的超常的忧虑反过来又大大便利了“恐怖式谣言”产生、传播和发挥政治作用。难怪罗伯斯庇尔他们造起谣来是那样的肆无忌惮、信口开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善于用“恐怖式谣言”铲除“乱党”的罗伯斯庇尔,后来也无可奈何地栽倒在这种谣言的淫威之下。据史料记载,在热月9-10日的夜间,当巴黎市府把被捕的罗伯斯庇尔等人劫往市政厅的时候,巴黎各区的大街小巷,特别是在聚集着准备起义的各区自卫军的沙滩广场上,突然传开了耸人听闻的消息:罗伯斯庇尔是一个巧扮成革命者的王党分子,他企图营救路易十六之子并把他扶上王位;他已同路易十六之女秘密订婚,企图有朝一日僭取王位,并为此准备了一枚带有百合花图案(波旁王朝的标志)的御玺。这个显然是由政变当局有意识地散布出去的谎言,立即产生了促使起义者军心涣散的效果:集合在沙滩广场上整装待命的起义军战士们犹豫了,害怕了,终于在瓢泼的大雨下四散回家,以致于当国民公会的军队在凌晨一点钟赶到市政厅时,广场上已空无一人!结果,巴黎市府未经战斗就被打垮,罗伯斯庇尔等人在万众唾骂之下被砍去了脑袋。

头一天还权势煊赫、万民崇仰的“不可腐蚀者”,第二天就身败名裂、横死断头台,这一事实不仅再次说明了“恐怖式谣言”的厉害,而且还向一切希望结束恐怖统治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以恐怖制恐怖”的成功的范例,这个范例将深刻地影响热月时期反动派的行为方式。尽管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作为一个制度的恐怖统治行将寿终正寝,作为恐怖统治的产物的“恐怖式谣言”也将随之成为历史,然而“谣言”这一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特有的因素却并没有因此而消声匿迹。在热月时期,由于大革命的“危机意识”仍然存在,“阴谋”和“暗藏的敌人”之类仍然是挂在人们嘴上的热门话题,因而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也仍然不绝如缕。如芽月起义前后的巴黎,社会上曾盛传着恐怖分子要在默东建立人皮制造工场,有半数议员拒绝审判比约·瓦莱纳等四名雅各宾派恐怖主义者并企图逃往夏龙地区等等谣言;在葡月暴动时期,又有雅各宾派“嗜血者”要屠杀老弱妇孺,国民公会将准许士兵在巴黎随意抢掠二小时等等说法在沸沸扬扬。不同的只是,这时的造谣者已不再是激进民主派,而是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变节的老恐怖分子和“金色青年”团伙了。各种想象中的“阴谋家”则成了雅各宾派、无套裤汉活动分子和共和派人士。由此看来,伴随着热月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奔腾激荡的反动潮流,还出现了一场“谣言的反动”——就是说,“谣言”这个以往曾推动雅各宾专政的建立和强化的因素,这时已经蜕变成反动分子制造白色恐怖的工具,已经在为资产阶级清除激进民主主义势力、结束人民运动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秩序,甚至在为王党分子争取波旁王朝的复辟而发挥作用了。

【注释】

(1)B.巴茨柯:《国王罗伯斯庇尔或如何结束恐怖统治?》载法国《争鸣》杂志第39期,1986年,第113页。

(2)转引自林·亨特:《法国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39页。

(3)参见F.孚雷:《思考法国革命》,加利马尔,1978年,第78-79页。

(4)参见G.勒费弗尔:《1789年的大恐慌》,纽约,1973年,第60页。

(5)转引自A.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第105页。

(6)参见G.勒费弗尔:《1789年的大恐慌》,第85页。德希乌斯(Decius, 201-251),罗马帝国皇帝,公元248-251年在位,曾迫害基督教以巩固罗马帝国的统一。

(7)参见G.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第216页。

(8)参见N.汉普逊:《丹东传》,伦敦,1978年,第82页。

(9)参见A.弗雷斯特:《联邦主义》,载C.卢卡斯主编:《法国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创造》第2卷,第309-327页。

(10)G.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第352页。

(11)《导报》,第19页,第51页。

(12)B.巴茨柯:《国王罗伯斯庇尔或如何结束恐怖统治》,见法国《争鸣》杂志第39期,第115-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