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物考古资料

第二节　西夏文物考古资料

西夏文物考古资料丰富，主要有帝陵与陪葬墓、建筑遗址、塔群碑刻、窑藏钱币、金银器与瓷、砖窑址等。

一、帝陵与陪葬墓

西夏自公元1038年立国至1227年亡国，190年间共历10位国主，加上追谥的李继迁、李德明两代先主，共计12王。关于西夏帝陵的记载最早见于《宋史·夏国传》，但仅记九个陵号，无方位。另外明《弘治宁夏新志》也载:“李王墓，贺兰山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5]清人吴广成《西夏书事》中所载与上述内容大致相同。仅这些书中约略谈及西夏陵墓，而对于其陵寝制度及陪葬制度，史志均失载。目前可确知方位的帝陵是仁宗仁孝的寿陵，其他各陵号或有分歧，或无线索。

在平面布局与建筑结构上，九座帝陵陵园皆坐北朝南，呈南北向长方形，八角形塔状陵台偏处内城西北地，在单体建筑上都有阙台、碑亭、月城、内城、献殿、墓道封土、陵台、角台等。

西夏陵园有208座陪葬墓，陪葬墓在规模与布局、形制、选址、建筑材料及施色^[6]等方面，与帝陵存在很大的差别，反映了西夏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尊卑关系。大量陪葬墓的存在是西夏陵寝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一区有帝陵两座，在1号陵和2号陵的东西两侧分布有34座陪葬墓，其中10座在二陵之东，24座位于其西，陪葬墓面积约在6000平方米以下。以东均为园柱形夯筑黄土冢，以西皆为园锥形沙土堆集冢，墓园皆坐北朝南，而葬式也不同，有单葬、同茔异穴合葬、并茔联域葬、丛葬四种。墓园单体遗迹有碑亭、外城、内城、月城、门楼、影壁、墓道封土、墓冢、防洪墙等。

第二区有帝陵两座，有陪葬墓56座。3号陵即“昊王坟”，与4号陵东西相距近2000米，4号陵偏居贺兰山缓坡丘陵之中，三面环山，没有陪葬墓，陪葬墓主要分布在3号陵周围及其西南，相对集中的有两处。这一区的陪葬墓面积约在4000平方米以下，仅有墓冢和墓道封土而无茔域的墓葬近40座，占本区墓葬的70%以上，以小型墓为主。圆柱形夯土冢16座，多分散于3号陵周围，而圆锥形沙堆冢40座，分布在3号陵南或西南各处。这一区的布局，除4号陵及少量陪葬墓基本坐北朝南外，绝大多数墓葬朝东南方向，甚至有的朝东，均为一园一冢的单葬式，丛葬特征不明显。地面遗迹不多，唯75号墓前有一座碑亭建筑基址。

第三区有帝陵两座，5号陵和6号陵区陪葬墓最多，有98座，分布也较密集，6号陵东南和5号陵以东为最密集区。此区墓葬规模相差悬殊，最大的面积近30000平方米，有5座以上，而仅有墓冢和墓道封土的墓约有30座，圆柱形夯筑黄土冢有21座，约占本区墓葬的21%，圆锥形沙堆冢58座，约占60%，分级园台形夯筑黄土冢19座，约占19%。墓园坐北朝南或东南，墓葬形式有四种，多数墓系单葬，同茔异域合葬有一域双墓、一域三墓，并茔联域葬，丛葬墓较多，有11处，往往是两两成组或三座一组，或数座为一大组，组成家族墓群。

第四区有帝陵3座，7号陵东南约500米和西南800米处集中分布着20座陪葬墓。墓葬大小不等，均有墓园茔域，最大面积为11500平方米，最小的面积为500平方米。圆柱形夯筑黄土冢有15座，圆锥形沙堆冢，均为同茔异穴合葬小墓，共5座，墓园均坐北朝南，葬式有单葬、同茔异域合葬、丛葬。

总之，西夏陵园基本布局和规模相似，反映了陵寝制度的规律性，陵园建筑上的特异性则反映了建筑形式的多样性。虽然西夏陵“仿巩县宋陵而作”，但在平面布局、碑亭建筑、墓道封土、塔式陵台、角台、石像生的排列置放、宗庙建筑群等方面皆与北宋诸陵不同。西夏陵许多创新与独特之处，正是西夏民族不拘一格、灵活多变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精神的反映。

二、建筑遗址

(一)陵邑—宗庙遗址

1972年对西夏陵区进行调查时发现一处陵邑——宗庙建筑遗址，以后又经过多次实地踏勘，1986年和1987年又曾两次对这一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揭露了第二区域中的一部分，面积为4000多平方米。这处遗址为一平面呈长方形的建筑群体，坐北向南，方向南偏东20度，东西宽约200米，南北长约300米，总体面积为60000平方米。遗址的围墙、院落、殿堂等遗迹清晰可辨，平面布局清楚，表面散布有大量的砖、瓦、瓦当、滴水、脊兽等建筑材料及碗、盘、瓶等瓷器残片。

这是西夏建筑遗址的首次发掘，其中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材料，显露的许多遗迹现象，对于研究西夏建筑上的诸如承重、围护结构、屋盖设施等建筑学的基本结构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些建筑群大体上是仿唐宋建筑而作，表现在以下几点:具有以中轴线为对称轴均衡分布;以夯土墙垣和四合院建筑组成的封闭式庭院;以土木结构为主的梁柱式体系;以滴水、瓦当、脊兽为构件组成的屋盖形制等。这些均显示了西夏建筑与中原汉族建筑的密切关系。关于该处建筑遗址的用途和性质，一些学者认为是陵邑^[7]，即管理、守护陵园的官员以及参与祭祀活动的僧侣等人的居留之所。另有学者认为是祖庙，或许正是西夏宗庙之所在^[8]。

(二)遗址发掘

西夏建国前的1024年，党项首领李德明在定州建省嵬城，遗址在今宁夏石嘴山市东，1964—1965年曾进行调查及小规模的发掘。城略为方形，城墙夯筑，未用砖包砌，东门遗址保存有两壁下部的基础石条和排叉柱洞的痕迹^[9]。

1983—1984年，对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黑水城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探明了西夏时期所建黑水城址的原貌。其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治达赖湖波镇东南，今存黑水故城为元代扩建的亦集乃路故城，其城址东北隅城墙圈围内被叠压在下的即西夏黑水城旧址，为西夏黑水镇燕监军司治所。黑水城旧址呈正方形，边长约238米，正南开设城门，有瓮城、马面、角台等设施^[10]。黑水城遗址的重新发掘与西夏黑水城旧址的发现，对判定遗书的时代具有重要作用^[11]。

拜寺口位于今宁夏银川市北约80余里的贺兰山麓，山口有东西两座佛塔并排矗立，相距1米，西塔高约50米，塔身14层(塔刹在内)，东塔高约45米，塔身为13层。根据对拜寺口的考察、发掘，并参阅文献史书记载进行分析，元昊营建的离宫就在拜寺口一带，而现存拜寺口佛塔是当时整个元昊离宫或避暑宫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12]。

三、西夏塔群、碑刻

西夏塔群位于宁夏青铜峡山口黄河西岸，依山势从上至下按奇数排列成12行，第1行有一座塔，2、3行各有三座塔，4、5行各有五座塔，6行以下分别为9、11、13、15、17、19座塔，共计有108座塔，总体平面呈三角形，均为喇嘛塔式实心砖塔。除第一行一座高5米以外，其余皆在2.5米左右，其造形有覆钵状、八角形鼓腹尖锥状、宝瓶状、葫芦状等四种。1973年，在一塔中发现帛画两幅，画面为千佛图，上有西夏文墨书题记。

贺兰山石刻塔计有大枣沟五座，涝坝口二座，是1984年石嘴山市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大枣沟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西北6公里，在沟谷南崖雕刻五塔，均为浮雕喇嘛式塔，大小略异，造形相同，由塔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塔体呈三角形，外侧用阴刻线构画背光。刻塔皆为三层须弥座，塔座第三层的中间开龛，用以供佛像。最大的刻塔通高2.66米，底宽1.6米。涝坝口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西北15公里，在沟口北岸的崖壁上并排雕塔二座，皆为喇嘛式塔，由塔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呈三角形，造形相同。西塔通高2米，底宽1.2米，东塔为五层须弥座，塔体通高1.8米，底宽0.95米。塔体造形与贺兰山群塔的风格相近。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碑》是元代碑刻，立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碑文一面为汉文，一面为回鹘文，记载自西夏灭亡至元末130余年间，在元朝任官职的唐兀氏(西夏党项人)家族历经6世共13人的官职、世系及其活动，该碑于明代被剖作两方石柱嵌入甘肃酒泉市城东门洞壁墙体内，1962年拆出，今存碑无碑额，碑文残缺，可辨认者仅有碑阳汉文24行，碑阴回鹘文32行，今藏甘肃酒泉市文化馆。

西夏文残碑是1974年西夏陵6号陵园出土的一块形体较大、字数较多的碑刻，略呈长方形，高23、宽27厘米，竖文楷书6行，27字。残碑文字字形方正，笔画匀称，结构繁复，笔力遒劲厚重，点画穿插有序，构字和用笔讲究，藏露皆施，方圆并出，是西夏书法艺术珍品，近十年来，在西夏陵6号陵园、3号陵园碑亭相继出土数千块汉字和西夏文碑文残块，为研究西夏历史、文字和书法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四、窖藏钱币

解放以后，在宁夏、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古河套及陕西北部等西夏故地，均多次发现西夏窖藏钱币，20世纪80年代，在宁夏、内蒙古等地又陆续发掘出许多西夏窖藏新品种，内蒙古包头“天盛元宝”背“西”铁钱，内蒙古林西县“大安通宝”以及宁夏银川篆书“光定元宝”，都是西夏钱币的重大发现。

滚钟口窖藏钱币遗址，位于银川正西，距西夏故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旧城)约40公里。1984年9月出土，共有125公斤，29506枚。钱币保存良好，无锈结和朽烂，出土钱币时间最早的为西汉四铢“半两”，最晚的是西夏“光定元宝”，包括隋、唐、五代、两宋、辽、金等15个朝代的120多种钱币，内涵丰富。其中“光定元宝”系铜质方孔圆钱，径2.53、穿0.56、厚0.14厘米，重4.3克。钱面篆书“光定元宝”四字，文字笔画清晰匀称，书体庄重，字文深峻，轮廓规整，制作精良。在西夏钱币中，篆书钱是首次出土，与真书“光定”钱成为对钱，打破了西夏钱币单一真书的格局。“乾祐元宝”铜钱系铜质方孔圆钱，径2.56、穿0.57、厚0.17厘米，重5.8克，钱面行书“乾祐元宝”四字，右旋读素背，外廓磨成坡状，钱体厚重，文字深峻，书体流畅，品相极精，是现知唯一的出土品，打破了西夏钱币多是单一真书体的格局^[13]，丰富了西夏钱币的品种。这批窖藏钱币的出土为研究历代钱币以及西夏钱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对探讨西夏货币制度和社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五、金银器与瓷、砖窑址

西夏的金银器^[14]在宁夏灵武石坝村及西夏陵园均有出土，种类有金带饰、马鞍饰、碗、盒、发钗等。1976年在灵武县石坝村出土的银器共19件，有碗、盒、发钗等，出土的银碗中，有的碗底还有线刻的卧牛图案，其中三件碗底内有墨书的意为“三两”、“三两半”的西夏文字，这是有关西夏衡制的重要发现^[15]，填补了我国古代衡制的一项空白。出土银盒的底盖用活轴相连，可以启合，有的底盖均铸有梵文，一侧有环，可以穿绳佩带。西夏8号陵出土有嵌绿松石鎏金衣帽饰、金带饰、花瓣形镂空金饰、金扣边、金鞍饰、鎏金兽面形银饰、银片饰、圆形带钉银片饰等。其中鎏金银饰作花朵形，花蕊镶嵌绿松石^[16];金带饰用高纯度黄金制成，长5厘米，宽2.1厘米，正面锥出鱼子花纹地，浮凸出唐代最流行的串葡萄纹，制作精致。另外在内蒙古临河高油房还出土了大量的西夏金器，除碗、盏托及大量饰件外，还有一件纯金坐佛像^[17]。

西夏灵武窑，位于今宁夏灵武县，1984—1986年对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18]，揭示了西夏窑址的特点及西夏瓷器的工艺水平。出土遗物品种繁多，有日常生活用品、建筑材料、娱乐品、雕塑品、窑具等，出土的瓷器有白釉、黑釉、褐釉、青釉四种，青釉瓷有素面和刻花两种，其他三类均有素面、刻花、剔花与点花四种。器类以日用碗、盘居多，以剔花瓷和白瓷最为精致。西夏瓷深受定瓷和磁州窑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产品主要分布在今甘肃、宁夏、青海及内蒙古等地。

西夏陵区的窑场遗址位于陵区东北部西干渠西侧的自然岗丘上，在南北长约8公里的范围内，共发现砖瓦窑、石灰窑、石灰窑场十多处。陵区窑场为首次发现，它继承了汉唐以来马蹄形的传统形制，并因地制宜，有所发展，这个窑场出土的砖瓦、绿硫璃脊兽、酱釉瓷脊筒、白瓷板瓦残件，与陵园出土的完全相同，是为陵园服务的，是西夏陵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