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学研究的发展与进步

第一节　西夏学研究的发展与进步^[1]

西夏学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其涵盖面广泛，涉及古代党项与西夏国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自20世纪初期以来，由于外国探险家在黑城遗址发掘大量西夏遗书，从而使西夏学研究不仅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也成为国际化的学科。

一、中国西夏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西夏学研究的开端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在西北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它与辽、宋、金鼎足而立，相互毗邻，必然出现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公元1227年西夏被蒙古灭亡，其文物典籍遭受严重破坏，元朝修辽宋金史，独不及西夏，使有关文献史籍散亡。历经元、明两代，党项这一民族共同体及其所建立的王朝逐渐隐没，销声匿迹，被后世淡忘。

早在宋朝时，宋人洪遵作《钱志》，著录一枚所谓“梵字钱”，考订者认为此钱就是西夏文的“大安宝钱”^[2]。19世纪初，清代的一些学者认识到西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于是搜集、整理、编纂了一些西夏史籍，重要的有周春《西夏书》15卷，张鉴《西夏纪事本末》36卷，吴广成《西夏书事》42卷。仅有存目而未见传本的则有洪亮吉《西夏国志》16卷，秦恩复《西夏书》20卷，王云《西夏书》4册，徐松《西夏书》、《西夏地理考》，陈昆《西夏事略》16卷及无名氏《西夏志略》等。清代学者对西夏史料的编纂，不是简单的辑录，而是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对历史事实的考证与分析上均独具见解，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西夏历史研究成果。嘉庆十五年(1810)秋某日，在甘肃武威城内东北隅清应寺封闭已久的碑亭中，武威学者张澍开掘出西夏崇宗李乾顺于天祐民安五年(1094)所立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断定碑阴书体为西夏国书，张澍成为第一个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另一位清代学者鹤龄则首次释读了《妙法莲花经》的西夏文经名与卷数名。19世纪初，中国学者对西夏历史的研究以及西夏文字的重新发现，开创了西夏学研究的先河。

(二)西夏学研究的初创时期

西夏学研究的初创阶段，始于黑水城西夏遗书的发现至解放前这一时期。最早介绍和研究西夏文字的中国学者是罗家父子，即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三人。1914年，罗福成发表了《西夏译莲花经考释》，同年，其弟福苌著《西夏国书略说》，首次对西夏文的文字构成、文法及相关资料目录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与分析，并且提出了“偏傍说”，对以后的研究者影响很大。1918年和1924年，罗振玉、罗福成先后两次刊印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汉文合壁的双解辞典《番汉合时掌中珠》，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以考究历史，纠正了西夏纪年中的失误。1935年，罗福成将西夏文字书《同音》影写石印。其后罗福苌与罗福颐相继共同完成了《宋史夏国传集注》。除了罗氏父子之外，1917年，戴锡章以前人的编年史书为基础，撰成《西夏纪》28卷。甘肃临夏邓隆(1884—1938)，对西夏文感兴趣，是一位西夏文研究者，在1929年以前，著有《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西夏译华严经入法界品考释》、《西夏译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考证》、《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等^[3]。继罗氏父子之后，从1930年至1933年，王静如先生先后发表了《西夏研究》1至3辑，其主要部分是佛经的对译考释，并涉及到党项与西夏的历史、语言、国名、佛经雕版、官印等诸多领域，此书因荣获法国儒莲奖金而著名于世。1929年秋，北京图书馆购得宁夏发现的西夏文佛经百卷，刊出《西夏文专号》以资纪念，其中收录国内外西夏学者撰写的西夏历史、语言文字、文物考古、文献目录、佛经等论著资料约40种。

黑城西夏遗书被劫持国外后，大量资料秘而不宣，加之汉文西夏史料的缺乏，这一时期，中国的西夏学研究暂时处于相对的沉寂状态，报刊杂志上只有零星的关于西夏历史文化的简短介绍^[4]。

(三)西夏学研究的发展、繁荣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民族平等政策的贯彻执行，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注意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出版了有关西夏的专著，如吴天墀《西夏史稿》、林旅芝《西夏史》，发表了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重要文章，如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5]、杨志玖《西夏是不是羌族?》^[6]，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7]，胡昭曦《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8]等，引起了学术界对西夏历史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有关的学术机构开始重视发展自己的西夏学研究，老一辈西夏学者王静如先生又重新开始了西夏文史的研究，开始培养新一代西夏学研究人才。1964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敦煌西夏资料工作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诸窟群的西夏时期的历史文物遗存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确定了诸窟群中近百座属于西夏时期修凿和装銮的佛教石窟，发现了百余条西夏时期存留的汉文和西夏文题款。从此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也成为西夏文物与艺术珍品的宝库。

“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西夏学进入持续稳步、深入发展、繁荣兴盛的时期。由于党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出现了西夏学的研究热潮，使西夏学成为继敦煌学之后的又一门“显学”。其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新成果不断涌现。与国际合作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9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白滨，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国璋、李伟国与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克恰诺夫，分别代表中俄两国三方达成正式协议，共同编辑出版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所藏的全部西夏文、汉文和部分其他文字的黑水城出土文献^[9]，出版后必将会对西夏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于大批研究者投身于西夏研究的队伍中，逐步形成了北京、宁夏、四川、甘肃等研究中心，成立了宁夏西夏学研究会、宁夏西夏学研究中心、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资料室、宁夏考古所西夏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西夏陵博物馆、河北大学辽夏金史研究室、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史研究所等许多西夏学研究机构和团体。我国台湾省与香港也有专门从事西夏文史研究的学者，西夏学研究已步入繁荣兴盛时期。

二、国外与港台地区的西夏学研究^[10]

(一)俄国与前苏联的西夏学研究

公元1883年，俄国的汉学家伊·比丘林(И·Вичулин)在圣彼得堡出版了《公元前2232—公元1227年西藏和青海的历史》一书，该书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游记》、波斯人拉施特的《史集》及《多桑蒙古史》等著作，皆有关于对西夏故地、成吉思汗征服西夏的记载。

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研究西夏文献的学者主要有伊凤阁和鄂登堡。俄国圣彼得堡大学的伊凤阁从科兹洛夫所得黑水城西夏文献中，发现了《番汉合时掌中珠》残页，并著文介绍，引起法国学者沙畹(E．Chavannes)注意，撰文《伊凤阁西夏史论评述》，介绍了其工作成绩。以后伊凤阁不断地进行研究，出版或发表了《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1916年)、《西夏文文献》。1921年，法国伯希和(P．Pelliot)将该文译成法文并加注，发表在《亚洲杂志》(JA)8第552号上。由于俄国学者伊凤阁的工作，使黑水城的西夏文献逐步为世人所知。

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研究这批西夏文献的有龙果夫、聂斯克(聂历山)、弗鲁格、祖柏尔、科切托娃等人，成绩昭著者为聂斯克，发表和出版了《西夏学历史概述》、《西夏文字及其文献》、《西夏语研究小史》、《关于西夏国名》等一系列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60年代以后，西夏学在前苏联又得到发展，出现了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索夫洛诺夫(苏敏)、格列克、卡津、孟列夫、克平、捷伦捷也夫—卡坦斯基、科洛科罗夫、鲁勃、列斯尼钦科夫等一批专家学者，并且研究重点也从语言文字转向对西夏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地理、宗教、风俗、服饰等多领域、全方位的研究，其中克恰洛夫成绩最为突出。早在1959年就已发表《西夏国家机构》、《中国史料中关于唐古特人的民族学资料》等论文，来北京大学学习后，又完成了《西夏国史纲》一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对党项的起源、发展、西夏国家的建立及其制度，西夏的经济、文化、民族等均有论述，但由于对西夏文文献与汉文典籍理解的艰难，致使出现诸多误译与误解之处，影响到作者论断的正确性^[11]。近年来，他对西夏法典、诗歌、谚语、格言、佛经等进行译著，出版了如《天盛改旧鼎新律令》、《俄藏西夏文佛经总目提要》等一批专著。孟列夫是专门从事西夏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研究的学者，从1957年开始，孟列夫参加整理汉文文献，并撰写出《黑水城发现的早期出版物》^[12]等论文。又在前人编目的基础上，对这批黑水城汉文遗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分类、编目以及叙录，著出《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13]一书。其中包括佛、道、儒学典籍、文学、历史著作、文书、历书、医书、占卜等书，这些均为研究西夏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法律、文化、艺术、科技以及民族关系的宝贵资料。爱米塔什博物馆的萨玛秀克长期从事西夏绘画艺术研究，撰写出《黑水城的发现》、《西夏王国的艺术历史风格上的诠释》^[14]等论文。

(二)英、法、德、美等国的西夏学研究

1．英、法的西夏学研究

19世纪后半期，外国学者对北京居庸关六体石刻文中的一种民族文字展开了讨论，这种文字五百余年无人辨识，1870年，英国的学者伟烈亚力(A．ylia)考证为“女真小字”^[15]。1882年，法国学者德维利亚(Mr．Devieria)根据开封发现的女真文宴台碑上的文字与之不同，提出反驳。1895年，法国学者蓬拿帕特(P．R．Bonaparte)所编的《蒙古金石图录》里收录了居庸关六体石刻文，但是对其中的西夏文仍然不识^[16]。直至1898年，德维利亚看到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后，才发表了《唐古特或西夏王国的文字》一文，确定居庸关六体文中的“女真小字”实为西夏文字。1904年，法国驻华使馆毛利瑟氏(M．G．Morisse)在中国学者鹤龄译注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发表了《西夏语言和文字的解读》^[17]。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欧洲的西夏学研究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才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1948年第21届国际东方学会上，法兰西学院石泰安(P．A．Stein)发表了《弥药与西夏》的论文演讲，1955年又在《法国远东学院通报》(BEFEO)第4卷上发表了《弥药与西夏——历史地理与祖先传说》^[18]，从藏文、西夏文、汉文、英文、法文等文献中的有关西夏的资料，进行旁征博引，探讨弥药与西夏的关系，从而对党项族源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1961年出版了《汉(川、甘、青)藏走廊古代部族》^[19]一书，对弥药族源问题又多有涉及。1966年发表了《有关木雅与西夏的新资料》^[20]一文，结合藏文资料对聂斯克选译的《夏圣根赞歌》进行了探讨。

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率探险队进入黑水城发掘，获得部分西夏文献，由于支离残缺，未及时进行整理，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语言学家埃里克·格林斯坦德(E．D．Grinstead)在大英博物馆费时11年，才将4000种黑水城文献进行编目，而且他利用前苏联方面的研究成果撰写出《西夏文字分析》，提出了西夏文字的计算机编码方案，为西夏文字的计算机处理打下了基础，并将西夏人用草书写成的《吕惠卿孝经传》识出80%左右。还于1973年编辑整理出9卷《西夏文大藏经》^[21]。

2．美、德等国的西夏学研究

1916年，美籍德国人劳弗尔(B．Laufer)根据伊凤阁对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后公布的西夏文资料，利用自己深厚的语言学知识，对西夏语进行了研究，发表了《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22]一文。此文深得聂斯克高度评价，在其《西夏语研究小史》一文中，认为他提出的西夏语属SI(西)—LO(倮)—MO(么)语支，是研究西夏语的指南^[23]。

1969年，华盛顿大学的保罗弗里德兰撰写的博士论文《早期党项史》^[24]，使他成为美国第一位研究西夏历史的学者。1974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鲁光东(Luc Kwanten)在美国《东方社会》杂志上发表了《西夏学札记:论西夏文的创造》，1978年，在《亚洲历史》杂志上发表了《李继迁与西夏王国的建立》，1982年，在该校学报第142卷上发表了他对《番汉合时掌中珠》的研究报告^[25]。

近年来，美国在研究西夏史方面成绩显著的是俄勒冈州立大学的邓如萍女士，1983年，撰写的《党项和党项人的西夏国》^[26]论文，使她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1984年，在《亚洲研究》第8期上发表了《谁是党项人?党项人种与种族研究》。^[27]1988年，为日本西田龙雄教授60华诞纪念文集撰写了对凉州感应塔碑的考释论文，其第三部分则是中外学者对感应塔的研究^[28]。1994年承担了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大型多卷本《剑桥中国史》第6卷第2章《西夏》的撰写工作。1996年，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白高大夏国，十一世纪夏国的佛教和政体》^[29]，将西夏政权与佛教的关系置于突出的地位，认为佛教的兴衰是政治风云的集中体现。

德国慕尼黑大学傅海波教授与前苏联克恰诺夫教授合作研究了西夏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于1990年撰写出《11—13世纪的西夏文与汉文军事法典》一书，发表在《巴亚尔科学院哲学历史论文集》第104卷上。他还参加了《剑桥中国史》第6卷《辽西夏金元史》^[30]的主编工作。

另外匈牙利的玛利娅·范凌曾两次来西夏故地宁夏考察，并撰写了《中国史学所见西夏国家构成》等论文。

3．日本、韩国的西夏史研究

日本西夏史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是日本西夏史研究兴起和发展时期。早期的西夏史研究主要是对西夏文字的研究。1898年，著名的汉学家白鸟库吉发表了《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31]。1920—1922年，石滨纯太郎发表了《西夏学小记》^[32]，后又与聂斯克合著《西夏地藏菩萨本愿经》、《西夏语译大藏经考》^[33]、《西夏国名考补正》等论文，1956年，又对西夏草书进入研究，撰写出《西夏语译吕惠卿孝经考》。20世纪30年代，日本中岛敏发表了《西夏》^[34]、《西夏对西羌的战争》^[35]、《关于西夏铜钱的制造》^[36]、《关于西夏铸钱问题》^[37]、《西夏政局的变迁与文化的推进》^[38]等一系列论文，对西夏的政治、经济、战争、货币均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长部和雄的《西夏纪年考》、宫崎市定的《西夏兴起与青白盐问题》、小林照道的《关于西夏佛教研究》等，对西夏纪年、贸易、佛教也均有所注意。

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至近期，是日本西夏史研究较大发展时期，涌现出一批从事西夏研究的学者。山本澄子在4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又发表了《五代宋初党项族及其西夏建国之关系》^[39]，藤枝晃的《李继迁之兴起与东西交通》、松田政一的《关于西夏黑水城的调查》^[40]等论文。前田正名非常重视西夏的河西地区，撰写了《河西史的基础构造》、《吐蕃与河西九曲》、《西夏时代避离河西的交通路线》、《关于五代宋初的六谷地区构造论考》^[41]等一系列论文，并撰写出专著《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42]。冈崎精郎早在1947年就已发表了《唐代党项的发展》等关于党项西夏的文章，50年代开始发表了《西夏建国过程之研究》、《关于西夏法典》、《关于西夏原始信仰》、《五代时期夏州政权的发展》、《西夏之李元昊与秃发令》、《关于西夏民族信仰》、《宋初的二三禁令问题到李继迁之兴起》等一系列论文^[43]，其代表作是70年代完成的《唐古忒古代史研究》，前田正名为其作序，高度评价了这一研究成果。

与西夏史学密切相关的是西夏语文学，在这方面研究卓有建树的是日本京都大学的西田龙雄与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的代表作是《西夏语之研究》^[44]上下两卷，上卷论述西夏语研究状况及西夏语再构成的方法，并有附录(一)对《凉州感应塔碑文》的解读;附录(二)对《番汉合时掌中珠》的解读。下卷论述西夏文分析，西夏语文法、西夏经典系统，并有附录:西夏文字小字典，对《同音》已识字进行音义注解和字形分析。桥本万太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西夏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他发表的《〈掌中珠〉中的夏汉对音研究之方法》、《关于西夏语之韵的组织》、《西夏国书〈同音〉字典的同居韵》、《关于〈文海〉之韵的音韵组织》等论文^[45]，颇多新义和独到见解。

近年来，日本学者野村博(松泽博)对西夏文献进行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先后发表十余篇关于西夏佛经、文书、档案的研究论文，其中《敦煌出土的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关于天理图书馆所藏的西夏语佛典》、《关于西夏仁宗的译经》、《西夏文谷物借贷文书之我见》等论文^[46]，对西夏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韩国学者在研究辽、金史时才涉及对西夏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申采湜发表了《北宋仁宗时对西夏的政策》和《宋西夏贸易考》等论文^[47]。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金渭显发表了《契丹对西夏的政策》、《西夏与宋·契丹之关系(986—1048)》等论文^[48]。另外还有林志君的《北宋对外经济关系与华夷观——对辽、西夏关系为中心》^[49]，安俊光的《对于宋夏战争》和《对于宋夏七年战争》等论文^[50]。

(三)港台地区的西夏学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港台地区也有一些学者从事西夏学研究。1975年香港林旅芝教授自费出版了《西夏史》^[51]，全书分为17章，1—12章，论述西夏兴亡;13—16章，论述西夏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地理、兵制、宗教等;17章为结论，书后附录了张澍的《西夏姓氏录》。是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才为大陆学者所见。还有林瑞翰的《西夏史》^[52]的论文，罗球庆的《宋夏战争中的蕃部与堡寨》^[53]，阙镐曾的《宋夏关系之研究》^[54]，廖隆威的《北宋与西夏的贸易关系》、《宋夏关系中的青白盐问题》等论文^[55]。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王民信发表了《西夏孙子兵法》、《西夏官名杂考》、《宋夏金钱外交》、《范仲淹与李元昊》、《王安石与西夏》、《宋与西夏的关系》等一系列关于西夏的论文^[56]，并且还发表了评价大陆研究西夏文字专著的文章等。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龚煌城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有创见、有深度的论文。1979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12届国际汉藏语及语言学术讨论会上，他发表了《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一文，成为一家之言，以后又陆续发表了诸如《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西夏语韵母系统的拟测》等许多有关西夏语言文字的论文，这些论文大都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2002年6月，结集出版了其专著《西夏语文研究论文集》。

林英津博士除发表了一些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论文外，还出版了两卷本《夏译〈孙子兵法〉研究》^[57]。1996年，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物展，还翻译出版了《丝路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佛教艺术》大型图录^[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