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藏学家关于西夏的研究

国内藏学家关于西夏的研究_宋代西北民族文献与研究

第三节　国内藏学家关于西夏的研究^[69]

随着藏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与深入，对西夏史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藏族古代历史与西夏历史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藏族古代学者记载了这些历史并保存至今，这就为藏学界研究西夏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藏学界关于西夏的研究主要是从藏文史料入手，研究成果涉及诸多方面。

一、藏学界对西夏史的早期研究

解放前，藏学界内地学者对西夏史的研究很少，邓少琴先生《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70]一文所使用核心资料出自藏文史料，而提供原始资料的人通晓藏文，应是木雅地区的木雅人或藏人，因为资料内容与后来见到的藏文书面记载一致。邓少琴先生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内地学者有关西夏调查和研究的奠基之作。这为通过藏文史料探索西夏历史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国内藏学界关注西夏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晚期，主要是调查木雅地区的语言，因其语言中有较多的藏语借词而引起藏学界的重视，但其间也涉及到木雅历史，但因不是调研重点，未能进行深入的探讨。

20世纪60年代初，西藏学者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讲授古藏文，讲学中涉及到了西夏史及相关藏文史料，如五世达赖所著《西藏王臣记》中涉及西夏史料，其中西夏亡国时南迁西藏北昂仁地区的史料尤为重要。四川学者刘立千先生在其《续藏史鉴》译述了西藏北昂仁地区的历史，但却冠以“北方酋主”^[71]之名，未能进一步探索。东嘎先生则明确指出“北方酋”即南迁的西夏后裔，这就为藏学界提出西藏(或藏族)与西夏关系的新课题。

为探讨西夏史与藏族史的关系问题，首先需要在藏文文献中查阅西夏史料，在《西藏王臣记》和《红史》这两部藏族学者撰写的名著中，在提到西藏北昂仁西夏史料时，还提到东部康区木雅地方有一支名为“弥尼雅(mi nyag)”的西夏族裔，这一西夏族裔俨然是一政权实体，并与早期的吐蕃松赞干布执掌的政权，在通婚、经济、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有密切关系，这一支西夏族群与西藏的关系早于北昂仁西夏族群^[72]。

二、藏族史料学的新成果

20世纪70年代藏学界探讨藏族与西夏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推动了藏学与西夏学两个学科的共同进步，开创了新局面，出现了众多的研究成果。

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出版的《夏尔巴社会组织与宗教研究文献汇编》第一部，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购得。这是法国著名学者A.W.麦克唐纳于1971年所编，木刻版影印，均由夏尔巴喇嘛桑杰丹增用藏文撰写。其中第三部分为《夏尔巴先祖世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信息:大约在吐蕃人形成时，六族之一的董族(ldong)就居住在今康区的木雅乡一带，当时这里被称为塞木岗木雅日芒。先祖是格桑，其后代称木雅巴(mignyags pa)。大约在元明之际，因战乱民不聊生，当地木雅首领木雅巴料钦查巴率领一部分人西迁，最早居住在西藏定日(定日朗阔)，后迁往中尼边界处的昆布地区。这些来自中国康区的木雅人又称夏尔巴人，意即“东方人”(因康区木雅乡在西藏东部而得名)。黄颢的《夏尔巴先祖世系述略》^[73]一文，即根据此藏文史料译述而成。

随着夏尔巴先祖世系史料的公布，引起了学者们对邓少琴早年所论西吴(吾)王考的联想和思索。夏尔巴先祖世系虽然提到了西康木雅乡木雅人的形成、演变和部分迁徙，得到了史料的印证，但却没有提到西吾王的事。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黄颢先生撰写的《藏文史书中的弭药》^[74]一文，首次展示了藏文记载西夏的特色。

80年代中期，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藏文排印本《木雅五贤传》，这是《安多政教史》提到过的有关西夏木雅人的专著。此书所记生活在木雅地区的五位木雅学者均为元末明初的高僧，主要活动在明朝中期，他们先后在西藏哲蚌寺学经，归来后，在木雅地区弘扬佛法。此书所记载的情况表明，木雅乡的木雅人是久居此地的民族，除去一部分西迁到西藏的中尼边境外，绝大部分未曾移动。

除上述文献以外，另外还有《新红史》、《松巴堪布全集》、《黄琉璃》、《玛尼宝训》、《雍仲本教史》、《贤者喜宴》、《汉藏史集》、《第巴耶如北方王统史》(又称《吉祥耶如北方王统史》)等，这八部古藏文史书中有关于西夏的史料，他们从诸多方面补充和丰富了“木雅吾王”的历史内涵。其中《第巴耶如北方王统史》1974年被汇集出版，美国藏学家史伯岭在1987年著文^[75]介绍是书。此《北方王统史》(或译《绛巴王统史》)的价值正是《西藏王臣记》记载西藏北昂仁西夏人的基本内容。贝丹却吉桑布于明代所写的《北方王统史》(《绛巴王统史》)，主要记载了西夏人在北昂仁(或拉堆绛——即北拉堆)的活动。这些西夏人有很强的聚集力，他们与元明时期的萨迦派及噶举派政教上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西夏妇女与萨迦王系通婚，所生后代许多人均成为元明时期的中央与西藏地方的政教高官重臣。这些史料却在《西藏王臣记》和《萨迦世系》中被忽略了。

《西夏王下的喇嘛》一文的藏文附录值得重视，该附录包括七段关于西夏的史料，这七段史料从文字衔接与内容来看是相对独立的，并无关联。然而值得重视的是这七段史料均提供了西夏灭亡前的史料信息，其中所记西夏王与西藏藏族喇嘛的政教关系尤为珍贵，如西夏王迎请西藏喇嘛去西夏传教，并封赐喇嘛高僧为帝师(ti shri)，印证了西夏帝师制的存在。

《大乘要道密集》(即《萨伽道果新编》)，是一部重要的藏传佛教经典，193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内地汉族学者搜寻到这部经典。自此以后，不断有人进行研究，并各持己见。陈庆英先生在《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简论〈大乘要道密集〉》^[76]一文中，不仅具体公布了汇集中的83篇题目，而且考述了诸篇内容与作者。陈庆英先生认为，在83篇藏译汉的佛经中，译者并非都是西藏的藏族，而且还有西夏时期的西夏王迎请到西夏传法译经的藏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噶举派创始人玛尔巴的亲传弟子米拉日巴(铭移啰悉巴)传人，即被西夏王先后封为国师和帝师的大乘玄密帝师，正是他将《大手印伽陀支要门》等传到西夏。萨伽派的道果法也是由大乘玄密帝师等在西夏的藏族僧人及西夏大德合作译传到西夏。此文的原始史料是藏文，这充分说明在宋元之际，在西夏的宗教界，藏文是藏族与西夏僧人共同通用的文字，这些史料均反映了藏夏文化交流的盛况。

《博·贡嘎活佛传》，这是木雅贡布先生于1997年用藏文出版的一部著作^[77]。贡布先生是康区木雅乡人，是贡嘎山贡嘎寺贡嘎活佛的亲传弟子，精通佛教五明之学，尤其精通藏、汉、木雅三种语言，博览群书，见地高明。贡布先生在这本书中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史料，并通过木雅语解通了某些重大的难题，例如为什么康定藏语称为“塔孜多Cdar rtse mdo”，汉译难以准确译出。木雅贡布先生指出“塔孜多”是藏语与木雅语(西夏语)的合称，这就解决了长期解决不了的疑难要点。其他又如“木雅嘎地”的“嘎”字的原意，为什么称西夏王为“西吾王”(sihu)，为什么西夏王又称“咱米王”等。木雅乡是国内唯一还说木雅语的西夏后裔聚集区，而西藏北昂仁的西夏后裔已失去原来西夏语的交际能力，只讲藏语，因此，康区木雅语运用于西夏历史研究，毫无疑义是一条捷径。

俄罗斯东方研究所保存的黑水城文献，其中的藏文文献是珍贵的文献史料，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藏学界研究西夏史的成果

国内藏学界通过藏文史料研究西夏，主要成果有以下几方面:

(一)西夏史研究中藏文史料的积累

邓少琴先生的西吾王考是采用了藏文史料，但未见他披露所据藏文原始资料，但是解放后，所搜集的藏文史料却从侧面看出和印证了邓先生所考证的藏文史料依据。内地有关西夏藏文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译出，为国内西夏学研究开辟了另一条新的重要途径。

解放前，以邓少琴为代表的国内藏学家搜集有关木雅及西吾王史料，主要是依靠采访调查，所选采访对象是精通藏文及关注西夏史料的木雅僧人学者。解放后，藏学家主要依靠藏文书面资料的搜集与探讨，使所据有关西夏史料更加可靠、扎实和深入。木雅地区的寺院僧人，受过严格的佛教五明之学的训练，有高超的文化水平，当地出现了许多凯西(mkhas pa，意为“学者”)，他们赴西藏学佛深造，获得“格西”学位。木雅乡地区是汉、藏、木雅经济文化交融之地，一般木雅人大都会讲汉、藏、木雅三种语言，因此，木雅人吸收各族文化，显然，历史上出现“木雅五贤者”(mi nyag mkhas pa lnga)绝非偶然。

康区木雅乡是研究西夏史的活载体，我们应重视这一地区，另外西藏北昂仁地区是西夏后裔的聚集地，也应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将书中的史料与实地调查相印证，从而使西夏研究在史料与思路上有所突破。

(二)西夏人的分布

关于西夏人的分布，汉文和西夏史书中所罕见，但据藏文史书记载，西夏分布很广，各有其地，各有其名。从广义上可划分为四种:一为西夏在汉、南诏、吐蕃和霍尔之间;二为西夏有东、南、北之分;三为西夏范围包括凉州、卡地(gah)及热兑擦岗(即今康区木雅热甫岗);四为大西夏(bod nyag chen po)与西夏。具体可划分为三种，一即博西夏(bod mi nyag，意为受西藏影响的西夏)、北西夏(byang mi nyag)。二即康地西夏(khams mi nyag)、多康麦西夏(mdo khams smad mi nyag，即今青海甘肃藏区)。“康地西夏”的中心最初是在康定，即“达孜多”。“达孜多”是藏、西夏语的合称，意为丝绸、药材交流之地。三即西夏的基地。藏语称西夏基地为“mi nyag gah”，音译为“木雅(尼雅)嘎”，意译为“西夏嘎地”。“嘎”系何意?国外学者认为“嘎”即西夏之“夏”的古音。但木雅贡布先生认为此“嘎”(gah或sga、vgav)是西夏语(my nyag skad)。其范围包括西夏、多康(今昌都以东甘孜州境)、多兑(青、甘两省藏区)，即所谓“大西夏”^[78]，但《贤者喜宴》则认为凉州在嘎地之内。凉州地区本已属西夏本部，《松巴堪布史》载成吉思汗攻西夏时死于“嘎地”，可见“嘎地”当在西夏本部范围之内。总之，“木雅嘎地”是对整个西夏地区的一个总称，应与“大西夏”称谓相当，因此可以译为“木雅嘎地”即“木雅夏地”。

(三)木雅、昂仁(绛巴)及夏尔巴与西夏本部的关系

从已见的各种史料看，木雅、昂仁(绛巴)及夏尔巴与西夏本部的关系主要有三点:

第一，木雅、昂仁及夏尔巴三地西夏党项羌后裔均源于同族——党项羌(ldong)。

第二，上述三地与西夏本部在地理上或族属上的关系不完全一致，一是木雅虽出自党项羌，在管辖上木雅地区与西夏有联系，然而，它自唐朝以来就处于相对独立状态。当时党项羌分布广泛，如青海玉树州的结古县是州首府所在地，其名为“结古多”(skye rgu mdo)，此名为西夏语(mi nyag skad)，意为“河流汇聚之地”，这反映此地曾是西夏党项羌居住地。由于木雅人偏居木雅地区久远，因而保留了许多特点，所以当西夏王朝灭亡时，它并没有受到影响。二是西藏北昂仁的西夏后裔，今日藏族称之为“绛巴”，这里的西夏后裔是西夏灭亡前，始从宁夏西夏本部南迁至西藏的，是西夏王杰桂(rgyal rgod)传世六代时，西夏王的一个侄子率领其部属，南迁至今后藏属地达迪桑格隆地方(stag sde seng ge lung)。当时西夏长官拉赞列巴(mi nyag dpon lha btsan legs pa)等数代居住在此地，后来又下迁至昂仁，据地而居，成为绛巴王统(byang pa gdung rabs)，或称云如(耶如)北方王(或绛巴王)^[79]。又据《五世达赖灵志塔》载，“北方王”的称号是西夏西吾族系一位名叫查塔(gragodar)的人请封的，他向元朝忽必烈请封，获得官职、官印及宝物，遂被封为“绛达波”(byang bdag po)，意为北方王^[80]。三是夏尔巴也是西夏后裔，但夏尔巴人群是从康区木雅乡基地西移而去，与宁夏西夏本部亡后流散迁徙无关。

第三，西夏灭亡后，其他部族的迁徙。西夏立国后，以党项羌为主体的西夏族人分布广泛，当其亡国无主之时，各个部族四处迁徙。在藏文史书中称各部族首领为王(rgyal po)，这些王率领其属民择地迁徙以求延续生存。据《博·贡嘎活佛传》载，有相当多的西夏人取道西夏越境南迁，有的迁徙至尼泊尔、印度择地而居。不丹王与锡金王(vbrug pa rgyal po dang vbras ljong rgyal po)也是由西夏流迁至当地演变而成。至于国内，西夏亡后，其后裔在青海、甘肃、四川三省广为流徙，尤以青海塔尔寺周围的西夏人最多^[81]。

(四)关于西夏王的称谓

藏文史书称西夏王为“杰桂”(rgal rgod，个别史料称为佳桂—rgya rgod)，藏史称杰桂传六世而亡。木雅贡布先生认为“杰桂王”应是藏史对西夏王统的总称(rgyal rabs spyivi ming)。

西夏杰桂王统六世而终，此后，再无此称。

关于“西吾王”一名的含义，这是一个国内外藏学界长期未曾触及的问题。木雅贡布先生认为，此名是1032年西夏人从宋辖地取得统辖权后才有的。“西吾”(sihu或sevu)是木雅语，“西(si)”意为“白天”，“吾(hu)”意为“夜晚”，因此“西吾王”意思是“昼夜四时之王”，是西夏臣民对西夏王的赞颂之词，相当于汉地称皇帝为“万岁”(khri lo)。

与“西吾王”有关的还有西夏地方王。藏史称，在四川雅砻江与大渡河之间是西夏人的住地，藏史称康定以东为“木雅仁莫”(意为“木雅延长区”)，这一带的西夏地方王即为“咱米王”。咱米是木雅语，是“天地”二字的音译，因此，“咱米王”即“天地之王”(gnam savi bdag po或gnam savi rgal po)。

(五)藏族与西夏的文化关系。

藏族与西夏的文化关系建立较早，自唐至元明时期，均有友好的交往，即在西夏兴亡前后，联系不断。西夏与藏族有着较密切的联系，是由于以下原因:

一是族源相同。藏史记载，藏族是由早期的四族或六族交融而成，其中就有“董族”(ldong)，此“董”(ldong)的音译就是“党项”。董族又称为“波勃董”(pho bo ldong)，该族分布在上、中、下三个地区，木雅(西夏)就是“董族(党项)”之一，居住在下部地区。每地住两族。这种同族源，是藏、西夏两族密切联系的重要纽带。当西夏立国、治国之时，迎请西夏高僧前去西夏传播佛教文化，而当西夏灭亡前夕或亡国之时，西夏人则选择远徙到同族的西藏，这一切均渊于他们同源。一方远徙，而另一方则愿接纳，久分之后，又融合在一起。

二是佛教文化交流。藏族与西夏均信仰佛教，共同的宗教信仰也是藏夏两族交流密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藏传佛教传入西夏社会时，最初藏学界只见到噶玛噶举派在西夏活动的资料。但根据后来发现的史料，玛尔巴噶举、止贡噶举以及萨迦派等僧人都主动或应邀赴西夏传法，受到西夏王朝的尊重，藏巴扎西被西夏王嘎王迎请传授金刚亥母生圆次第之法，以后他在贺兰山修行，获得授记，“即将被派任为王的代表”，在那里他做了西夏嘎地之王的上师，并获得藏巴帝师称号，这是一个政教地位很高的称号，说明宋代西夏时，已有帝师之制，这与北京房山云居寺收藏的原兜率寺带图佛教文献提到的西夏(西番)有帝师之设，可相印证。

国内藏学界关于西夏史的研究成果表明，用藏文文献研究西夏历史，必将促进西夏研究深入与发展。

【注释】

[1]该部分的撰写参阅了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白滨《中国西夏学的发展》(《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中国通史》第7卷第11册《西夏史研究概况》等成果。

[2]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3]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4]顾斗南:《介绍王静如撰之西夏研究》，《边疆半月刊》1937年第2卷7期。

[5]《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

[6]《历史教学》1956年第4期

[7]《历史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5期

[8]《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9]史金波:《整理拍摄俄国所藏黑水城文献记》，《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

[10]参阅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等有关资料撰写而成。

[11]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第629页。

[12]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册《勒里希纪念集》，1961年版第143—149页。

[13]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俄文本，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东方文献编辑部1984年出版;王克孝译(汉文本)，由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

[14]见《丝路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佛教艺术》，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1996年。

[15]A．wylia:On an Anxcient bnddhist Inscrption at Keu－Yung－Kwan，JRAS，N．S．Vol，V，1870．14－14。

[16]P．R．bonaparte:Documents del Epoque mongole，Paris，1895。

[17]M．G．Morisse:Contribution preliminairel 1etude de 1 ecriture et de la langue Si－hia，laid，1904。

[18]见方竣川、陈宗祥译，于1981年8月宁夏银川召开的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译文。

[19]耿昇译、王尧校《汉(川、甘、青)藏走廊古代部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

[20]原文收录在巴黎出版的《献给戴密微先生的汉学杂文》一书中。方竣川译、陈宗祥校，载《宁夏社会科学》1981年创刊号。

[21]E．Grinstead，The Tangut Tripitaka，9 vols，New Delhi，1973。

[22]译文见李范文主编《西夏语比较研究》之《附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

[23]译文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2年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

[24]Friedland，paul“A reconstructionof early Tangut history．”Ph．d．diss，University of Wanshington，1969。

[25]Luc Kwanten:THE TMELY PEARL A 12th Century Tangut Chinese Glosssany volume1，The Chinese Glosses。

[26]Dunnell，Ruth W:“Tangguts and The Tangut state of Ta Hsia”．PH．D．diss，Princeton University．1983。

[27]Dunnell，Ruth W:“Who are the Tanguts?Remarks on Tangut ethnogenesis and the ethnonym Tangut”．Journal of Asian History，18(1984)．PP．78—89。

[28]Dunnell，Ruth W:“The 1094 Sino－Tangut Gangtong Stupa Stele Inscription of Wuwei”．Introduction，Translation of Chinese Text，and source Study。

[29]Dunnell，Ruth W:The Great of White and High，Buddh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leventh Century Xia，278p．Honolulu:Unversity of Hawaii，press，1996．

[30]［德］傅海波主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31]载《史学动态》第九编，第11—12号

[32]载《中国学》1920年1—3;1922年2—3

[33]载《龙谷大学学报》1930年;又见周一良译，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2年第4卷第3号

[34]《历史大系》6，1934年;《亚西亚历史词典》5，1959年。

[35]《历史学研究》1—6，1934年。

[36]东京《东方学报》第7册，1935年。

[37]《史学杂导》47—6，1936年。

[38]《史林》18卷，3—4号，1933年。

[39]《东洋学报》33:1，1950年。

[40]《东方学》第19册，1950年。

[41]以上论文分别载于《东洋史论集》第1集，1953年4月;《东洋史论集》第2集，1954年9月;《史林》第42卷，第1号;1959年《东洋学报》第41卷，第4号，1959年3月。

[42]《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4年。

[43]以上论文分别载于:《各项研究辑成研究报告录昭和二十七年度》，1953年;《历史学家》，1953年;《史学杂志》63:12，1954年，《东方学》19，1959年;《古代学》5:1，1956年;《东洋史研究》18:1，1959年。

[44]［日］西田龙雄:《西夏语之研究》，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64—1966年出版。

[45]上述论文分别载于:《中国语学》109，1961年;《东方学》25，1964年，《语言研究》43，1963年;《东方学》30，1965年。

[46]上述论文分别载于:《东洋史苑》第36号，1990年9月30日，第1—97页;《东洋史苑》第26—27号合刊，1986年3月25日，第1—31页;《东洋史苑》第38号，平咸四年，第7—36页。

[47]上述论文分别载于:《历史教育》8，1964年;《历史教育》10，1967年。

[48]上述论文分别载于:《白山学报》32—33，1985—1986年;《明知史论》5，1993年。

[49]《黎花史学研究》19，1990年。

[50]上述论文分别载于:《陆军士官学校论文集》39，1994年;《陆军士官学校论文集》44，1997年。

[51]林旅芝:《西夏史》，香港大同印务有限公司1975年。

[52]林瑞翰:《西夏史》，《边疆文化论集》1953年。

[53]罗球庆:《宋夏战争中的蕃部与堡寨》，《崇基学报》卷6，第2号(1967)。

[54]阙镐曾:《宋夏关系之研究》，《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9号(1969)。

[55]上述论文分别载于:《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73);《食货》卷5，第10号(1976)。

[56]上述论文分别载于:《书目季刊》15卷2期，1981年;《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17期，1986年10月;《历史月刊》1992年56期;《范仲淹一千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1990年;《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57]林英博:《夏译孙子兵法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之二十八，1994年。

[58]《丝路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佛教艺术》，国立历史博物馆，1996年，原版为俄国冬宫博物馆出版。

[59]白滨:《中国西夏学的发展》，《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1—197页。

[60]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兼评〈文海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61]木子:《西夏文献整理研究的新成果——大型珍贵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陆续出版》，《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

[62]蔡美彪:《〈西夏史稿〉读后》，《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63]徐中舒:《西夏史稿·序》，《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64]《西夏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65]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66]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

[67]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68]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69]该节的撰写，主要参阅黄颢《五十年来国内藏学家有关西夏的研究》(《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增刊“西夏学研究专号”)一文。

[70]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中国典学馆1945年。

[71]邓立千:《续藏史鉴》，华西大学印1945年。

[72]黄颢:《五十年来国内藏学家有关西夏的研究》，《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增刊“西夏学研究专号”。

[73]黄颢:《夏尔巴先祖世系述略》，《西藏民院学报》1979年第4期。

[74]黄颢:《藏文史书中的弭药》，《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75]史伯岭:《西夏王下的喇嘛》，《西藏学会学报》第7卷，31—35页，布里明敦。

[76]陈庆英:《西夏及元代藏传佛教经典的汉译本——简论〈大乘要道密集〉》，《西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77]木雅贡布:《博·贡嘎活佛传》(藏文版)，民族出版社1997年。

[78]按照这种说法，宁夏之西夏本部似不在“嘎”地之内，参见《博·贡嘎活佛传》第23—25页。

[79]木雅贡布:《博·贡嘎活佛伟》(藏文版)，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25页。

[80]第斯·桑结嘉措:《五世达赖灵志塔》，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835页。

[81]黄颢:《五十年来国内藏学家有关西夏的研究》，《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西夏研究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