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理论

第二节　党的建设理论

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理论从来是同党的政治路线联系在一起的，是一门党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肃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同全国一样，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总的来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近30年中，论著较少，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省委宣传部编《党员课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50年）、甘肃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编《优秀的女共产党员》（甘肃人民出版社，1956年）、朱瑜《论党的工作作风》（甘肃人民出版社，1956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编《新党章学习辅导材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57年）和省委宣传部编《中国共产党党章教材》（甘肃人民出版社，1957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经过拨乱反正，纠正了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的建设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并给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开辟了广阔前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领导普遍重视党建理论研究工作，甘肃开始了对这门学科有组织、有系统地研究。省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室和地、市、州委党校及部分县、市、区委党校，不仅系统地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经典著作选读和党的建设原理课，还结合新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了专题研究与教学活动。省委非常重视党的建设理论研究工作，1988年至1990年先后召开了两次党的建设理论研讨会，举办了一期党的建设研究班，极大地推动了甘肃省的党建理论研究工作。由省委组织部召开的全省第一次党的建设研讨会，1988年4月12～16日在兰州召开。会议围绕如何理解和贯彻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搞好党的自身建设的改革，以及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后如何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集中进行了研讨，开展了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指导思想的认识；地方党委如何领导经济工作；党政分开后县委的领导方式和特点；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基本素质；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与党的作风建设；如何做好新时期发展党员工作；企业党组织的职能和机构设置等。1990年8月，全省第二次党建理论研讨会在兰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的领导同志、部分党务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会议交流论文200余篇，推荐参加会议讨论的论文70多篇。会议依据我们党处于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经历了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党的建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还存在一些值得深刻总结、反思的问题这一实际情况，对当时党的建设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地研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和思路，主要涉及党的基础理论、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下党的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建设、党的制度和作风建设等内容。为了在新形势下切实加强党的建设，省委于1990年3月10日至31日在省委党校举办了首次党的建设研究班，参加的有省委领导，部分地、市和县、市委的负责同志，部分省直部门、大型企业和大专院校党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省上几位长期从事党的工作的老同志，省委党校的负责同志和党建理论工作者，共40余人。研究班紧紧围绕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怎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把党建设成为“理论上更加成熟，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坚强，内部更加团结，同群众的关系更加亲密”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这个主题，密切联系本省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实际，重点研讨了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核心领导作用、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搞好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等五个专题。研究班经过充分讨论，在以上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从1978年到1990年，甘肃党建学科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七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执政党建设的理论问题的研究

陈纪常、张守华在《关于编写〈共产党建设的基本理论〉》（《理论学习》1986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编写党建原理课教材的设想和建议。他们设想的基本框架除绪论外，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政党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基本特征、历史使命以及执政的共产党面临的新情况和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问题，它属于党的学说中的本体论范畴。中篇主要论述党的自身建设的基本问题，如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它属于党的建设的实践范畴。下篇讲党的领导，主要阐明党的领导的科学涵义，党的领导的地位作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以及党的领导的原则方法等，解决如何实现党的领导，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问题，它是整个体系的核心部分。

李源和《无产阶级政党和党的建设发展规律初探》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论，分析和探讨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和发展的有关规律。作者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总的发展规律可具体表述为党的产生规律、党领导夺取政权的规律、党的执政规律和党的消亡规律。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从开始直至最终结束的全过程中，有三条基本规律，即：党的建设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指导思想、性质、宗旨、纲领和历史使命的规律；党的建设必须服从、服务于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路线的规律；党的建设必须服从、服务于党自身发展进程的规律。作者着重指出，执政党及其自身建设的发展问题，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是紧密相关的。

米发滋《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与自身建设》（《兰州学刊》1998年第3期）一文认为，执政党如何执政，如何搞好自身建设，是国际共运中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执政党执政的核心内容是支持和领导广大人民学会并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党应当建设成为人民群众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张建昌《三次历史性的转变与党的建设》（《理论学习》1986年第6期）一文，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论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历了三次大的历史性转变，同样，党的建设也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作者总结了党的建设在历史转轨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成败得失，指出党的建设是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变，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根本保证。张守华《牢固确立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正确指导思想》（《甘肃理论学刊》1988年第3期）一文，根据党的十三大报告有关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正确回答了为什么新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顾金池《把党建设成为更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党建研究》1990年第9期）一文指出，党要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必须靠两条：一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二是要使全党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条路线。要贯彻执行好党的路线，必须加强党的建设。这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一条基本规律，是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卢克俭《把党建设成为领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甘肃理论学刊》1990年第2期）一文，论述了把党建设成为领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应当着重正确认识和解决的五个基本问题。

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阎海旺《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建设》（《党建研究》1989年第10期）、卢克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党的建设》（《党建研究》1990年第3—4期）和《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1990年5月7日《甘肃日报》）、杨振杰《提高认识增强信心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组织人事学研究》1989年第4期）等。

二、关于党的领导以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研究

陈纪常《试论党的领导的涵义、特点和其它》（省委组织部1988年8月内部印行《党建求索》）一文，对党的领导的涵义、特点和观念转变等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探讨。作者把党的政治领导的特点概括为方向性、全局性、根本性、“启动性”和凝聚性。张建昌《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轨迹》（《组织人事学研究》1989年第2期）一文，探析了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轨迹，从而得出两点启示：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制不是偶然的产物，也不是由某个人的意愿而决定的，它是先进的中国人代表人民的利益，并在人民的支持下不断探索和奋斗的结果，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第二，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汪晓红撰文认为，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任务是确保党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科学性。而党的制度建设，则是整个党的建设的保证，它使党的活动有所依据，有所遵循，进入一种规范和有序状态。其功用在于指导党内生活，调节党内关系，规范领导行为，使党的活动更加符合自身建设的发展规律和党的根本组织规律，保证党的事业顺利发展（《党建文汇》1990年第7期）。

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侯宗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善加强党的领导》（《甘肃日报》1987年7月6日）、廖世伦《靠改革和制度建设从严治党》（《甘肃日报》1987年12月30日）、薛映承《在实践中不断加强地方党委的核心领导》（1990年全省党建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党建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三、关于党的思想建设、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内矛盾问题的研究

周学军《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省委组织部1988年8月内部印行《党建求索》）一文，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从我国的国情和党情出发，论述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指出党的思想建设必须根据党的基本路线确定自己的工作方向、任务和途径，要适应时代要求，以求实、创造精神搞好思想建设。董有山《党的思想建设要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党建求索》）一文认为，发展商品经济必然带来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观念上的转化，要注意做好引导工作。商品经济的二重性，反映在党员的思想观念中也呈现出了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进行党的思想建设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张守华、汪晓红《新形势下党的思想建设三题》（《党建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文，论述了解决党内本质矛盾，共产党员的世界观改造和共产党员的价值观三个问题。文章认为现阶段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是要重点解决社会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思想影响、腐蚀为主的非社会主义思想的矛盾。近年来人们对改造世界观似乎敬而远之，其症结在于实行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曲折，先是过火的偏差，后是淡化的失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其价值观的要旨是“大公无私”，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不是建立在完全排斥个人利益基础上的，而是表现为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同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关系上。

姚文仓《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党建求索》）一文，深刻地分析了中青年党员的状况，论述了中青年党员思想教育应突出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杨植霖在《党的建设》1988年第1至12期连续发表“十谈发扬延安精神”的文章，论述了从思想上建党的问题，钟永棠《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几个问题》（《党建求索》）一文。论述了思想政治工作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史上的特殊地位，总结了思想政治工作40年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并对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陈纪常、田建中《论党内矛盾的形态、根源和性质》（《甘肃理论学刊》1989年第3期）一文，认为党内矛盾的表现形态虽然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和纷繁复杂的，但在一般情况下，大致可划分为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和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两种。文章在分析党内矛盾的根源时指出，要正确认识党内矛盾的根源，必须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进行探索。引起党内矛盾的内部因素，一是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党员个体状况的差异性，二是党员队伍来源的复杂性和入党动机的多样性。关于引发党内矛盾的外部因素，在剥削阶级存在的阶级对抗社会里，社会阶级矛盾在引发党内矛盾的外部因素中居于主导地位，社会新旧事物的矛盾居于非主导地位；在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引发党内矛盾的外部因素中居于主导地位，残余形态的社会阶级矛盾则居于非主导地位。作者把党内矛盾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划分为矛盾的潜在、矛盾的外化、矛盾的激化、矛盾的转化四个阶段。潜在阶段和外化阶段的矛盾都处在量变过程中，这类矛盾可称之为“可容性矛盾”。而矛盾的激化阶段和转化阶段则表现为矛盾的质变，这类矛盾应称之为“非可容性矛盾”。应当依据党内矛盾从量变到质变的运动规律来确定矛盾的性质。谢俊春《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党建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一文，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概括为三种，即党内的思想矛盾、思想斗争、党与腐败分子的矛盾和斗争、党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矛盾和斗争，并对前两种党内矛盾和斗争的产生、性质及其解决方法作了探讨。

四、关于新时期党性、党风、党纪问题的研究

1981年10月，全国党校系统党建教学第二次经验交流会在兰州召开。这次会议对甘肃党建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有很大促进。当时围绕《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二大文件的学习以及全国范围内的整党整风，对党的建设问题展开了全面研究。在这前后的十年中，党性、党纪和党风的论著论文较多，其中有代表性的论著是1979年10月省委组织部编《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讲话》、1979年12月省委组织部编《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话》、1981年省委宣传部编《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话》、1982年省委宣传部和组织部共同编写的《学习十二大报告讲话》、嘉昌的《强化我们的特性——党员思想修养漫谈》等等，均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郁采《坚持党刊的党性原则》（《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一文认为，党刊的党性原则，是党刊的灵魂和精髓。李源和《关于党风建设科学性的思考》（《兰州学刊》1988年第3期）一文，把党风建设放在科学的基础上及其重大意义、党风建设科学性的本质含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风建设的主要特点、党风的现状、党风建设的指导思想、检验党风建设与纪检工作的标准、党风建设的方法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刘绩的《以改革开放的新观念正确认识和解决党风建设问题》（《甘肃理论学刊》1988年第2期）一文认为，要用改革开放的新观念认识党风问题，要依靠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搞好党风建设。康怀远《党风建设应注重弘扬民族精神》（《甘肃理论学刊》1990年第2期）一文，从弘扬民族精神这一新的角度论述了党风建设问题。他的《永远像安泰那样依靠大地》（《甘肃理论学刊》1990年第5期）一文提出，要继承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带头处理好公与私、主与仆、大与小、上与下、宣与防的关系。作者指出，共产党人的“联系群众”的作风同儒家的民本思想固然不能混为一谈，但所包涵的民族文化精神则有着历时和共时的效应。

陈纪常、张守华《建议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树立为新时期党的优良作风》（《理论月刊》1985年第10期）一文认为，新时期党在恢复和发扬自己的三大优良作风的同时，还应该明确提出和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的优良作风，这是由知识与人才的特殊价值及其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决定的，是建立在党对知识与人才的正确认识之上的。只有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确立为党在新时期的优良作风，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空气，较快地造就出一支支、一代代具有懂得和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大军。这样，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胜利，以及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就有了可靠的保证。田建忠、王履宣《论有计划商品经济对党风建设的双向性影响》（《甘肃理论学刊》1988年第5期）一文，针对有些人把有计划商品经济看做是“万恶之源”，认为党内一系列不正之风都是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结果，有些人则把有计划商品经济理想化，把它看做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两种错误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党风建设的影响是双向性的，既有推动、促进等积极影响，又会诱发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冯纪新《端正党风，贵在行动》（《红旗》1981年第24期）一文提出，在纠正不正之风方面要打开局面，首先要从领导做起，一级抓一级。就一个省来讲，要先从省委常委做起。省委常委是全省党的指挥部，常委“一班人”的作风是不是正派，对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群众影响很大。只有省委常委做出好的样子，才能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解决下面存在的问题。李子奇《谈新形势下纪检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新路子》（《党的建设》1988年第2期）一文认为，党的纪检工作必须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作为自己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要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纪检工作成绩的标准。总的来说，一是要符合国家法令政策，二是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三是要符合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四是不搞以权谋私。抓住这几条原则，就不难划清改革开放和不正之风的界限。吴廷富《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的思考》（《组织人事学研究》1990年第4期）一文，对党内监督的历史作了回顾，对党的领导人如何接受党内监督作了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执政党一旦失去监督，特别是对领袖人物失去监督，就会带来严重后果。党的领导人犯错误除了社会历史根源和个人思想根源外，缺乏真正有效的党内监督和制约是一个重要原因。

五、关于新时期党员、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建设的研究

在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省委组织部组织处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省委宣传部和组织部合编《党课教材》（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省委组织部组织处编《党的组织工作问答》（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省委宣传部党员教育处编《共产党员必须明确的十个问题》（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省委组织部编《党的组织建设讲座》（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省委组织部和省组织人事工作理论研究会合编《腾飞的希望》（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省委宣传部党员教育处编《党的基本知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个人著作有夏伟生《谈谈党的民主集中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马培芳等《新时期干部工作初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裴云天、顾永光等《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刘郁采《党的基本知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其中，《腾飞的希望》一书主要探讨第三梯队建设的理论及其在甘肃的实践。全书共收入论文36篇，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值得研究的问题。由于论文作者来自基层的理论部门等各个不同的岗位，因此，本书具有理论与实践联系紧密、多视角、多层次的特点。

省委组织部1987年提出，1988年完成的《县级党政领导干部“才能”测评量化分析》的研究课题，是“中央组织部1987年直接协调管理课题”之一，并同时列入1987年省科委软科学研究计划。本课题从组织工作的角度，分析了各种测评方法的利弊，把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和现代科学知识结合起来，为摸索出一个科学化、标准化、程序化、操作简便并切实可行的干部才能综合考核体系，为干部的升、降、调、培提供一个科学的模型，为做到“适才适所，适人适职，事得其人，人尽其才”提供了依据。本课题比较成功地应用了数学方法、电子计算机方法和主因子限值筛选等方法，在学习上海、浙江测评方法的基础上，吸取了日本三隅教授PM因素分析法中行为描述和计分法的经验，结合兰州空军政治部干部部的实践，设计出了规定具体、等级分明、易于掌握、便于实施的行为描述问卷测定量表。该课题在理论原理上对“才能”、“领导者”、“领导才能”、“领导才能考核”、“才能‘三态’”、“县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才能考核”的含义有一定的突破性研究，特别是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劳动划分为“潜在劳动”、“物化劳动”和“流动劳动”，并相应地将人的才能分解为潜在形态、物化形态和过程形态这一学说，把才能划分为三种形态，即持有态、发挥态和物化态，并根据“三态”所包含的19个基本要素，然后将19个要素分解为70个形象直观、便于群众评价的行为问题及表现层次。这个方案既能了解到一个干部的基本才能素质，也能从其工作态度（才能的发挥）、工作实效（才能的物化态）上检验才能的发挥情况，以达到全面、准确地了解和识别干部的目的。无论从学术性还是从操作性上讲，该课题都有比较大的突破，是甘肃省利用现代化手段研究党的建设的开端，参见省委组织部青干处《关于县级党政领导干部才能测评的量化分析》（《组织人事学研究》1988年第6期）一文。

从宏观上认真研究和加强发展党员工作，对于党的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省委组织部在对资料系统整理的基础上，运用定量分析和电子计算机预测的方法，总结了甘肃省发展党员工作的经验教训，展望发展趋势，试图摸索发展党员工作的内在规律。研究的对象是党员发展工作的现状和趋势，为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年发展党员的资料系统处理，预测党员队伍的变化，进而推测发展新党员的要求。在预测中，主要采用了数学方法和经验判断法，结合数学模型和经验判断，对甘肃省1990年、1995年和2000年党员队伍的人数和结构作了预测，主要是基本情况、职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预测。尽管这仅仅是初步的预测，与未来的实际发展状况肯定存在差距，但这种预测对加强发展党员工作的宏观管理，避免发展工作的大起大落，保证党员质量，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参见杨振杰、张亚生、张建冒《甘肃省发展党员工作的回顾与展望》，《党建研究》1989年第4期）。陈纪常、张守华《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与执政党建设》（《理论月刊》1985年第3期）一文，针对当时知识分子“入党难”，党内一些同志仍用旧观念和“左”的思想看待今天的知识分子，拒优秀的知识分子于党的大门之外的问题，指出必须确立我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观点。作者在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和职业上对我国现阶段的知识分子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知识分子是我国工人阶级中科学文化素质最高的一部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工人阶级素质的提高，为执政党建设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是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张家昌《新时期共产党员素质论》（省委组织部1988年8月内部印行《党建求索》）一文认为，新时期对于共产党员的素质提出的历史要求是：思想上自觉地坚持以实践作为唯一标准检验一切认识；实践上清醒地坚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标准检验一切工作；作风上要求特种性格与普通一员的统一；知识上要求不倦追求、不断更新的开放型结构。殷景耀、成柏永《浅谈新时期共产党员的自我意识》（《党建求索》）一文，考察、分析了新时期共产党员的自我意识状况，探索和研究了它的活动规律。

刘洪泽《领导素质的概念及基本结构探析》（《组织人事学研究》1990年第2期）一文，阐述了素质的五种类型，即品质说、因素说、能力说、结合说、本质说，并对经常采用的素质结构进行了分析，结合中外有关领导和管理的科学著作中对于“领导”一词的不同表述，探讨了领导的五种基本特性，然后采用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得出领导的定义。同时分析了领导素质的结构体系。作者在研究这一问题中运用了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及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为干部素质考核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思路。张永华《领导者如何观察和使用人体语言》（《组织人事学研究》1989年第5期）一文，从行为解析学的角度论述了一个领导干部如何观察和使用人体语言的问题。高永中《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培养方式》（《理论学习》1986年第4期）一文，结合近几年参与这项工作的实践，在理论上做了一些可贵的探索。他认为，选调优秀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基层锻炼是与其他人才成长有着共同理论基础的特殊培养方式，是一种符合人才成长效益原则、要求较高实践水平的培养方式。李源和《试论干部素质及自我提高的途径》（《兰州学刊》1986年第5期）一文，精辟地论述了现代化经济建设对干部素质的基本要求和干部自身如何提高素质的问题。顾永光、曹毅《试论加强新旧体制交替中的干部工作的宏观管理》（《组织人事学研究》1989年第2期）一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讨了现阶段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党委组织部门如何加强宏观管理的有关问题。作者把党委组织部门的宏观管理职能归纳为六个方面，即科学预测、全盘规划、宏观指导、总体组织、综合协调、系统监督。作者还对宏观管理的对象和范围、措施和方法进行了研究。

六、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民族地区党的建设问题的研究

在改革的大潮中，农村党支部的堡垒作用经历了并继续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和艰苦的磨炼，也遇到了种种前所未有的困难。石星光、刘新陆、赵荣青《农村堡垒的困境与出路》（《组织人事学研究》1990年第6期）一文，从潜在的危机、职能的转轨、方式的更新、阵地的拓展、基石的重建等方面展开论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分析了农村堡垒的历史和现状，探索了其摆脱困境的出路和对策。李子奇《抓好村党支部建设是当前农村工作中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组织人事学研究》）一文，从巩固和加强执政党的地位、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强化战斗堡垒的作用、发挥领导核心职能、激发村干部建功立业的献身精神等方面论述了抓好村党支部建设的问题。他的《甘肃省酒泉地区农村基层工作的经验》（《红旗》1986年第6期）一文，总结了酒泉地区的经验，就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如何搞好农村基层工作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杨振杰《四坝乡的农民党员目标管理》（《党建文汇》1989年第8期）一文，总结了武威市四坝乡农民党员目标管理的经验，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作者认为，在农村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启动党组织的活力，更好地发挥农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是乡村党组织面临的中心任务。杨利民《敦煌市农村党的建设情况的调查》（《组织人事学研究》1990年第4期）一文，分析了农村党的建设的基本情况、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农村党的建设工作的思路。杨品三《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调查与思考》（《甘肃理论学刊》1990年第6期）一文，根据对天水市农村党建情况的调查，分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原因，指出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本途径。李景、王云龙《农村后进党支部的整顿及建设刍议》（《党建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文，就农村后进党支部的状况、形成的原因及促其转化问题作了探讨。陈学亨《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及其对策》（《党建研究文集》）一文，把改革后的农村经济体制与党组织建设的现实矛盾归纳为：统一经营时期的组织模式与分散经营新形势下开展工作的矛盾；党员教育活动的统一集中方式与生产经营的流动性、多业化之间的矛盾；党组织骨干力量薄弱与大量繁重工作任务的矛盾；多方面社会化服务与集体经济虚空的矛盾；较低的党员干部素质与领导商品经济高要求的矛盾。

侯宗宾《新时期企业党委工作要实现“四个转变”》（《开发研究》1987年第1期）一文认为，企业党委工作必须做到：转变思想观念，重新认识企业党委的地位和作用；转变工作重心，努力抓好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转变书记职能，正确地支持厂长行使职权；转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搞好党委一班人的作风建设。周学军、陈纪常《谈谈企业党委的保证监督作用》（《理论学习》1986年第1期）一文，就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后，如何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企业党委的保证监督作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明确企业党委的地位和作用，是发挥保证监督作用的思想基础；弄清保证与监督的内容和关系，是正确实行保证监督的前提；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是发挥保证监督作用的主要途径；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是发挥保证监督作用的组织保证；建立书记、厂长的新型关系，是发挥保证监督作用的必要条件。张宗祥《谈谈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党建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文，就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的含义及其具体内容、企业党组织为什么要处于政治核心地位（确定这一地位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如何理解和处理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同厂长（经理）的中心地位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搞好少数民族地区党的建设意义十分重大。这几年已经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成果。旦智塔《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坚持党员标准同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关系》（《党建研究文集》）一文，结合甘南藏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就如何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坚持党员标准同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一些问题作了探讨。作者认为，应该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少数民族地区党员信仰宗教的问题，正确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党员信仰宗教的特点和原因，从民族自治地区的实际出发，重点加强对农牧民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侯尚智《论加强民族地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及其对策》（《党建研究文集》）一文，分析了新时期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特点，认为开放竞争意识、民主参与意识和民族自我意识是新时期民族地区普遍高涨的三大意识，其中对少数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影响最大的是民族自我意识，如何看待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是新时期民族地区党建工作的显著特点。高启步、张爱华《广河县党员参加宗教活动的调查与分析》（《甘肃理论学刊》1989年增刊）一文，反映了少数民族高度聚居的广河县党员参加宗教活动的情况，从理论上分析了党员参加宗教活动的原因和宗教对党的建设的影响，对如何认识和对待党员参加宗教活动和信教问题作了探讨。

七、关于外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研究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研究外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借鉴其有益的建设经验。但长期以来，对外国共产党的研究工作还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应该说，甘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成果也很少。以1990年8月兰州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陈纪常、冯湖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为标志，甘肃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该书客观、全面、准确地介绍了外国共产党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为进一步搞好我们党的建设提供借鉴。全书从体系结构上分了三编，共十二章。第一编，比较全面和详细地研究、介绍了社会主义国家14个执政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第二编，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有选择地介绍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些主要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包括党的自身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它们对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设想；第三编，主要对亚非拉一些有代表性的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作了研究和介绍。众所周知，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很大的曲折，有的共产党、工人党的理论和实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作为一段历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的。所以，本书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从1978年到1990年，甘肃的党建理论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向科学化、系统化、深入化方向发展。过去由于“禁区”太多，对党建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唯书”、“唯上”、“唯文”的现象比较突出，对基础理论特别是前导性理论的研究比较少，同时只限于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问题的研究，很少研究和借鉴国外共产党、工人党建设的经验和教训。20世纪80年代，在党的建设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中，更加注意了“拓宽”和加深，逐渐从封闭型走向开放型。既能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地专题研究和对策研究，又能重视基础理论和前导性理论的研究；既注意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又能根据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现状进行超前性研究；既注意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的共性的东西，又能针对新时期的特点，拓宽研究领域；既注意研究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党情”，又能注意研究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关的各种社会环境和民主党派等组织，并能深入到当代国外共产党、工人党的研究领域中去，借鉴他们的有益探索和深刻教训。

二是理论研究与党的建设的实践结合得更加紧密。过去，对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远远落后于党的建设的实际。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课题与党的建设的实际问题结合得更加紧密，更加注重操作性。开始从总结经验型向理论前导型转变，从引经据典类似历史考证地研究问题向依据实际情况研究问题转变，从过多地研究过去向侧重研究现实、解决实际问题转变。对党的建设中将会出现的问题、可能遇到的困难、发展趋势努力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致力于研究“热点”、“疑点”、“困惑点”问题。针对我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省份的实际，少数民族地区党的建设研究有了新进展。

三是研究方法有了重大突破。在党建研究中善于采取其他社会科学创造的新方法，运用先进的科研手段。有的学者应用哲学原理研究党建，在党建学科追求哲理性内涵；有的学者已将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行为解析学、系统论等相关科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党建理论研究，形成了观点新颖、触类旁通的认识效应；有的作者应用数学方法、计算机方法研究党建，使人耳目一新。

四是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并开始从零散型向联合型转变。过去，从事党的建设的研究人员主要分布在各级党校和党委的组织、宣传部门，不但数量较少，而且又处于“各自为阵”的零散状态，其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随着各级党委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提高，许多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开始亲自研究党的建设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同时也有不少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以及热心于研究党建问题的同志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中来，逐渐形成了一支由党委、政府部门的领导者、从事党务实际工作的同志以及广大理论工作者组成的研究队伍，成立甘肃省党建研究会、创办党建研究刊物的条件渐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