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的民族历史故事

第五节　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

一、藏族研究

对藏民族这个文化载体的研究，在学术界已形成共识，统称藏学研究。藏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大致形成于20世纪70～80年代。在此之前，人们对藏民族的研究活动，可以说自这个民族形成后就已引起人们的注视。远至《两唐书吐蕃传》，近至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国外文化探险、文化掠夺，像伯希和、斯坦因盗走敦煌文书，同时使大量的古藏文残卷流到国外，从而对藏文化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轰动效应。之后引发了国内一大批仁人志士的爱国激情，开始关注并研究，调查边政和民族问题。在甘肃有谷苞等老一辈汉族学者开始涉足于民族学、藏学等领域的调查研究，获得和记叙了不少宝贵的资料，同时发表、出版了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调查报告和专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甘肃的藏学研究起步较早。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在甘肃省城兰州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少数民族高等学府——西北民族学院。其中兼容了藏学研究及藏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机构，为民族地区的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并造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具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水平的多民族、多学科的藏学研究队伍。从旧时代过来的一大批民族学、藏学家，尽管他们之间有些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具备了较扎实的学术功底，但在学术上最有成就，比较成熟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许多有关藏学研究人员，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着重进行上下千余年，纵横民族关系之间的探索。不仅为维护祖国的统一，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及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且为发展藏学和藏学这一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期间，藏学研究与其他学科同样遭到厄运。民族文化受到严重的摧残，大部分专家、学者政治上受到冲击。这十年间，甘肃省的藏学研究处于极度困难的阶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旧社会过来，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藏学家正处于多产的高峰，第一代本民族的学者也正在以全新的意识来认识先民们创造的文化遗产。本民族研究队伍的成长壮大，加强了科学研究的力度、广度，拓宽了研究领域，使藏学研究呈现出向多学科、深层次、全方位深入的趋势。相继恢复和筹建了西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蒙语言文学专业、甘肃省藏学研究所、西北民院西北民族研究所藏学研究室、格萨尔研究室、西北民院学报哲社藏文版。甘肃省民族出版社、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甘肃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甘南藏族自治州藏医研究所等单位也有藏学研究与管理的部分内容，建构了有关藏学研究的教学、科研、出版、管理的系统工程，充分发挥甘肃优势，加强了对本土藏民族的研究，形成了甘肃藏学研究的几大特点。

（一）以拉卜楞寺为中心的社会、宗教、文化综合研究

专著有苗滋庶、曲又新等合编的《拉卜楞概况》（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该书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藏传佛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的历史沿革，建筑规模，组织情况；六大学院及僧人学习制度，法会，文化艺术，寺院经济，佛僧生活等。杨士宏的《卓尼杨土司传略》（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译著《卓尼政教史》（西北少数民族文献丛书编委会，1991年）。二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记述了甘肃省甘南卓尼地区杨土司的世祖；土司产生的社会条件及20代土司的历辈传承；政教合一制度对这一地区藏族社会的影响；600年来土司与历代中央政权的关系等，是安多地区藏族地方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近50余篇，其中有包寿南的《近代甘南藏族历史发展的几个特点》（《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甘肃藏族百年大事纪略》（《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3期）。包氏认为近代甘南藏族历史之发展有四个特点：一是封建势力与藏族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藏族人民反抗清王朝和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变得更加频繁、突出；二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活动在甘肃藏区的深入，反帝爱国斗争日益兴起，并和全国的反帝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三是在清王朝和国民党政府的民族压迫制度下，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藏族社会长期处于不安定状态；四是在反帝、反封建、反民族压迫和发展生产、建设家园的过程中，藏族人民同省内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友谊和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部分藏族地区出现了新的民族杂居现象。从纵横两方面总结了甘肃藏族地区近百年来的社会发展史和藏族人民群众的斗争史。唐景福的《甘南藏区解放前的社会性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拉卜楞寺僧人学经制度与经济来源述略》（《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创刊号），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前甘南藏区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综合研究，认为“解放前甘南藏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一个基本处于封建农奴制发展阶段的地区”。王继光的《甘青地区的僧职土司初探》（《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增刊）、《安木多藏区土司家族谱探研》（《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文章重点论述了甘青地区僧职土司的形成，认为大都是在藏传佛教家族承袭的背景下经中央政府的授封册命后，凭借特权，扩充其势力影响，形成雄踞一方的割据势力，并将其世袭特权扩展到寺院住持的关系中，从而形成双重职能的统治关系。

在藏族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方面，朱解琳从藏族传统的经堂教育到近现代的学校教育着手，评估了藏传佛教寺院经堂教育对藏族社会的影响以及近现代教育的发展与对策，撰有《甘南藏族教育史略》（《甘肃民族研究》1984年第3、4期合刊）、《五世嘉木样丹白坚参与拉卜楞文化教育》（《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曼尔玛寄宿制学校的调查报告》（《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等文章。

随着对藏民族这个文化载体研究的不断深化，许多学者对生活在白水江、白龙江一带的藏族族源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闵文义的《东迁蕃民与舟曲藏族——舟曲藏族族源初探》（《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通过对舟曲藏族信仰的宗教、习俗、语言、历史等多方面的考证，认为舟曲藏族源自“公元七八世纪，随着吐蕃军队向唐境扩张，东迁蕃民的遗存”。杨士宏的《白马藏族族源辨析》、《白马藏族族源考辨——与谭昌吉同志商榷》（《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1989年第4期），从“白马藏族”的文化特征、“白马藏族”与吐蕃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讨论，针对氐族族源说，认真考察了历史上氐族的兴起与衰亡的轨迹。认为“白马地区的藏族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文化特征上看是藏族而不是氐族”。

（二）藏族文学研究

在藏族文学研究方面，《格萨尔王传》的翻译与研究则尤为突出。继1957年王沂暖首先把藏文《格萨尔王传》译成汉文，发表于《青海湖》杂志之后，引起了党和国家及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格萨尔王传》的翻译与研究进入了实质性阶段。甘肃人民出版社从1981年3月起陆续出版了王沂暖、王兴先、何天慧、唐景福等翻译的《格萨尔王传》汉文本10余部。研究工作开始从宏观步入微观，面广而细，包括战争、人物、版本、诗行、谚语、宗教、民族之间文化的横向流布等。发表、出版论文、专著30余篇（部）。王兴先的《〈格萨尔〉论要》（甘肃民族出版社，1991年）、《〈格萨尔〉在裕固族地区》（《民族文学研究》1988年第4期）、《裕固族〈格萨尔〉初探》（《格萨尔研究，第4集》1990年第1期）、《藏、土、裕固族〈格萨尔〉比较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等文章论及史诗的主题、宗教、王室与部落、风俗习惯、体裁组织、民族关系以及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对横向流传于甘青土族、裕固族地区的《格萨尔》进行了纵横比较研究，拓宽了《格萨尔》研究的领域和前景。

（三）藏族语言、文字研究

藏族语言、文字研究起自20世纪50年代，先后编纂出版各类辞书字典十余部、各类语法专著近10部，发表有关语法、语音、修辞方面的论文多达100余篇。在突出甘肃藏族的语言研究方面，重点在语音描写和声调研究上。华侃的《甘南夏河、玛曲藏语中复辅音声母比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对语言的历史、现状及演变规律作了较详尽的阐述。他还对迭部、卓尼等地的藏语方言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专题文章，认为迭部藏语可以归纳到康方言中去。此外，丹巴嘉措的《安多方言初探》（藏文，《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3、4期），华侃的《安木多藏语声母中的清浊音》、《安木多藏语声母的几种特殊变化》（《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民族语文》1983年第3期）、杨士宏的《安多藏语中诸语音层探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分别从语音、声调、词汇方面提出了甘肃藏族方言的特点及其演变发展的基本线索。

二、蒙古族研究

甘肃境内的蒙古族，大部分聚居在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所辖的马场、乌呼图尔、盐池湾、党城等南山地区，以及马鬃山等北山地区。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阿克塞等其他地区也有少量的分布。

甘肃的蒙古族研究是蒙古学的一个分支，属卫拉特（西蒙古）研究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余年来，甘肃在培养蒙古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的教学、科研人才的同时，在西蒙古研究这一领域作了有益的探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集中在部分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学术思想日趋成熟，成果卓著。同时他们苦心经营和酝酿着“卫拉特”学这一学术框架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初在郝苏民教授的极力倡导下，西北民族研究所创建了卫拉特研究室，发表了题为《蒙古学中一门综合性分支学科“卫拉特学”——以Fo1k1ore为讨论实例》（《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的学术论文。郝氏以论题的思考背景为引子，讨论了卫拉特学在国内外蒙古学界的影响、地位及建立该分支学科的必要性。分析回顾了“卫拉特”学术思想的成因；国际国内的学术状态及建构“卫拉特”学的内外条件及框架构思。这一学术思想的形成使甘肃的蒙古族研究乃至对整个蒙古学界引起了较大的波动。接着，郝苏民又在他的“卫拉特”学整体框架下开始策划《西蒙古的民间文艺学：构建与开拓》等工作，同时在甘肃的蒙古族研究队伍中展开了对西部蒙古族的全方位研究。相继发表了包金花的《简论卫拉特这一名称的起源与发展》（《西北民族学院学报》蒙文版，1990年第1期），哈斯的《简述青海和硕特蒙古族的兴衰变化》（《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校庆专辑），萨仁格勒《关于和硕特迁居青海的时间及原因》（《民族语文工作》1983年第2期），嘎尔迪的《谈蒙古语卫拉方言的一些特征》（《西北民族研究论文集》1985年），夏日库的《西蒙古——卫拉特习俗歌研究》（《卫拉特学》1990年创刊号）等学术论文数10篇，集中于对卫拉特（西蒙古）的历史、宗教、语言、文学、民俗诸方面的综合探究，促使着“卫拉特”学这一学术框架的丰满与早日成熟。微观研究方面，马曼丽的《甘肃民族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的第一编第二节蒙古族部分，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甘肃境内蒙古族的人口、分布、历史与现状。认为：甘肃境内现代的蒙古族主要是历史上厄鲁特蒙古（西蒙古）的后裔，特别是肃北的蒙古族；绝大部分是和硕特部和少量土尔扈特的后裔。土尔扈特以及准噶尔、杜尔伯特等厄鲁特四部，大约是在15世纪中叶前后形成的。大多数肃北蒙古族是在1637年后从天山牧地移居青海，进而因部族之争、民族矛盾、阶级压迫、逃避赋税等原因迁徙该地的。并对肃北南北两山及马鬃山区的蒙古族部落形成、建制、社会形态、宗教信仰等作了详细的介绍。

三、哈萨克族研究

甘肃境内的哈萨克族是从新疆东迁来的，原有数万人。1954年，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在河西走廊西部建立，据1982年统计，阿克塞县境内的哈萨克族全部人口仅2366人。1982年后绝大部分哈萨克族人迁返原籍。

甘肃哈萨克族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甘肃境内的哈萨克族迁居时间短暂，人口稀少，本民族的主体仍在新疆地区，故对哈萨克族人文、历史的研究投入较少，成果不多，零星散见的一些文章，也仅仅是一般性的介绍。比较系统的是马曼丽的《甘肃民族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的“哈萨克族”部分，文章指出：现居甘肃阿克塞的哈萨克族，主要是1936年到1939年间从新疆巴里坤、阿勒泰等地迁来的。并将他们的迁徙，定居生活分为三个阶段作了概述。

第一阶段是零星来甘肃放牧阶段。来因主要是被甘肃地旷人稀，水草丰美的牧场所吸引，再者是来内地经商。

第二阶段为哈萨克开始留牧于甘肃阶段（1936—1939）。分析东迁甘肃的主要原因有三种情况，一是由于盛世才军阀势力对哈萨克部落的民族压迫和政治迫害；二是逃避1935年新疆规定的牧税；三是听信从苏联逃来的哈萨克富农关于富人头目要被“管押”之类的谣言。

第三阶段是哈萨克人民惨遭国民党军和西北军阀的镇压而流浪、反抗的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甘肃哈萨克族人民进入了安居乐业的阶段。同时，该书对哈萨克族的宗教信仰、语言等作了简要的叙述，这为甘肃哈萨克族40余年来迁居、生活、斗争、组建家园的历史勾画了比较清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