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时代的国

第五节　夏商时代的国

夏商时代的国到底有多大，现在已经很难确知其详了。近代考古学兴起以前，人们只能根据历史文献作出判断。田野考古学发达以后，使现代的学者根据古代的遗存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了更感性的了解，从而有可能作出更精确的新的推断。但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考古遗存，本质上都只是某种“文本”。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比起来，这种“文本”无非具有了新的直观的性质。对于这两种文本来说，与之对应的社会生活的绝大部分都已经成为纯粹过去了的“历史”而斑驳和脱落了。所有的文本都针对我们提出的特殊问题在某种总体背景下而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但对历史的总结把握，只有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才是可能的。因此，关于古代的国之大小这个问题，只从文献资料和考古遗存出发都难以达到准确的理解。

但我们还是从历史文献开始。第一是关于国数，《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按照《尧典》的说法，帝尧之国是由“九族”组成，与之同时另外还有“万国”。万国不是确数，乃极言其多；稍后的大禹时代也是如此。《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用民篇》也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汤三千余国。”到了商汤就只有三千余国。再往后，到武王克商时，据《史记·周本纪》，武王观兵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大约周的盟国有八百国。另《逸周书·世俘解》记载武王克商的战功说：“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凡服较国六百五十有二。”服国与憝国两者之和为七百五十多国，与周之八百国相若，商与周势力大致相当。加上其它的远国，当时的国数大致为“千八百国。”从上引数字的变化来看，似乎古人的数字并不是茫然无据、向壁虚构。

从极言其多的“万国”到“千八百国”，国数仍然很多，却经历了包括夏商两朝在内的一千多年时间，说明在这段时间里国与国之间兼并的步伐还不快，主要是各个小部族方国分别发展的时期。但到西周分封，国数就大大减少了。关于周初封国数，有以下几个数据：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

以上有55国、26国、71国三个数字，55国与71国所言姬姓独居53人较为接近，而26国中言封文王子16人，与55国说中言封武王兄弟即文王子15人也几相吻合。故三说可互补，大体可信。这是实封，另有对先圣之后的褒封，二者之和约有百以上国。

按顾栋高“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的统计，姬姜等有姓国共130国，另外无姓或不知姓74国，总共204国，^[24]这两百国包括整个两周时期的全部封国。但无论是百余国，还是二百余国，与灭商前的千八百国相比都已经大大减少了，说明西周代商是一个大的灭国运动。

第二是关于国之大小。关于夏国之大小，《战国策·魏策一》说：“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奚之阳，庐圉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太华即今华山，在陕山。羊肠即羊肠阪，在晋南。伊阙，在洛阳南。也即是说，最后的夏国，西至华山，北至晋南，南至伊阙，东至河济。这是当时的中央大国。有关方国的情况，与之同时代的商汤之国可资参证。

《管子·轻重甲》：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

《孟子·公孙丑》：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墨子·非命》：古者，汤封于毫，绝长继短，方地百里。

《荀子·正论篇》：汤居毫，武王居镐，皆百里之地也。

各书所记，基本一致。可见商汤之国不大。

关于商汤灭夏以后之国，说法很多。吴起曾说：“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径其南。”国不算太大，但已是不小。从考古学上来看，今河南安阳一带殷墟的考古发掘范围大约有24平方公里，但是殷商的王畿是不是就这么大，则很难讲。传统的说法，把殷墟当作首都，但都城不会有这么大。在殷墟一直没有发现城墙，但殷墟的范围内有大片农田，说明古代的国与都之间没有后世那么明显的差别。因此有不少人主张商的王畿就是殷墟加上周围另外一片不会太大的地方，也就是说，商王的直辖领地无论如何不会太大。

但《左传》昭公九年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许多学者认为这里虽然是讲周初的疆域，但武王时期，其国土大致是从商代继承下来的，因此，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商末的疆域。这个国的地盘就很大了。

从前面关于三代国数的变化来看，我以为商国不会有这么大。虽然商末已经有了明显的大国兼并迹象，比如商对东夷的大规模战争，但这种国与国的兼并在殷商时期还处于始作俑的阶段，最主要的是殷商时期还没有来得及发明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大国的方法。虽然《酒诰》中说：“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但这一套内外服制度的规模有多大，则语焉不详。从其他的文献推测，商代的外服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央王室的主要功能还以内服管理为主。首先，《洪范》中的“八政”，最末三位分别是主掌刑法的“司寇”，主掌诸侯朝觐的“宾”，和主掌军旅的“师”，这三个职官都是维护社会等级和政治统治秩序的，在西周以后是职在要津，是中央王室的主要权柄。然而殷商统治大法将其置于最后，表明殷商王室还没有把政治统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当作最主要的关怀。前已说明，商王的主要角色还是一个生产专家，正是由于商王及其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农业生产，所以才会出现《洪范》中的那种和后世迥然不同的职位安排。尤其是“宾”的位置，作为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处理外服事务的主要官员，其在“内阁”中的排名倒数第二，直接提示了商代外服管理制度的弱势地位。

另外，商代的方国与商王的关系，也与西周时期不同。从文献中看不出商王有大规模开土殖民、裂土建邦的举措，方国的存在大多是历史以来的既成事实，并非出于商朝中央政府的主动营建。类似于西周的“实封”如果在商代不是没有，那么至少也只具有附属的意义。商王对方国的“封建”大多都限于“褒封”，亦即见机而作地予以承认。由此，商王对地方势力的控制，只限于在必要或可能的时候给予适当的笼络或者打击，这种关系本质上是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而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周人一直就是这样看待这种关系的，“大邦殷”、“小邦周”就是这种关系的产物，商王只是天下万国的首领和霸主。大概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够领导多达千八百以上的小国，尤其是当这个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领导生产方面的具体事务的时候。

因此，夏商时代必然是典型的“小国寡民”时代。国之小可由国之多而见一斑，民之寡也有据可寻。《逸周书》“克殷解”记载武王甲子日克商，早上接仗，晚上就胜利了。武王的军力，倾全国之力，加上各盟国之兵，亦不过车三百乘，甲士四万五千人。李亚农根据其军力推测周国的总人口不超过六七万人，其他乐观一点的估计也在十万人左右，周确乎是很小的。以如此小国，一日而灭商，商也不会太大。另外，《逸周书》“世俘解”记载，周既克商于牧野，武王在此后第六日，曾命召伯伐越戏方，第八日命侯来伐靡，集于陈，第十八天胜利归来。第十九日命百龠伐卫。第三十七天命陈本伐磨，百韦伐宣方，荒新伐蜀，第四十二天三将归来献俘。表明从决战牧野到扫荡全商，只用了不到六天的时间。由武王命将分伐各国的情形来看，包括往返，都在数日之内即奏其功，说明这些国既不大，也不远。又武王“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首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古代的亿等于十万，也就是说，武王伐国九十九，首磨与俘人之和为四十八万七千八百零九人，则每国人口大约五千不到，其他不战而服的六百多国，恐怕更是小国寡民。

夏商时代的小国寡民与专家时代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生产落后，才使发展生产成为政治的首要关怀，而落后的生产不可能养活庞大的人口；另外，专家政治以组织和领导农业生产为己任，它之成为可能，必然以小国寡民为前提。如果地方太大，人口太众，专家对生产之组织与领导就难奏其功。这就仿佛一个老师，他如果是引带一帮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小孩子，人数就断不能太多，活动场地不能太大。相反，如果他是帮助成人学习，人多一点、教室大一点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注释】

[1]本文征引之《尧典》，依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49页。

[2]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245—246页。不过，这里“英雄时代”的提法是西方式的，中国上古只是“专家时代”，而且所谓“民政”的提法也比较含糊，其实就是农业生产。

[3]王国维：《释史》，《观堂集林》（卷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4]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82年，61页。

[5]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台北华风出版社，1954年，118页。

[6]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书》，载《燕京学报》，20期，535页。

[7]李朝远：《西周土地关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35—37页。但李著从商王亲自参加生产管理出发，得出了商“指商都及其附近一块范围并不很大的王室土地”，具体言之，则“大约20平方公里”，似太小乎，如果商王室对王田之外的生产只负指导之责的话，则其统治的区域完全有可能大得多。

[8]刘起：《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28页。

[9]刘起：《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28页。

[10]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三联出版社，1996年，206页。

[1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三联出版社，1996年，200页。

[12]刘起：《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28—329页。

[13]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三联出版社，1996年，114—115页。

[14]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573页。孙淼也正确地了指出殷商一朝无常备军的事实。

[15]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33页。

[16]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4页。

[17]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562页。

[18]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580页。

[19]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561页。

[20]孙淼：《商夏史稿》，672页。他说：“出土的商代铜器，不仅带铭文的少，而且字数也不多，一般是一件器物只有一二个字，多者几个字，最多者也只有三四十个字。”最后一种情况只在殷末两帝时才出现。而且，“商代金文中有一种很特殊的字，曾被称为‘图形文字’或‘徽号文字’”，“据郭沫若研究，这种文字是古代民族的族徽或者国名。”

[21]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载《燕京学报》20期，535页。

[22]《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年，2893页。

[23]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42—43页。

[24]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载《清经解续编》第一册，上海书店，1988年，462—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