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最可怕的自然灾难

简短的结论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上古文明初曙和夏商时代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真相，是在一群以王者为首领的专家的领导下，艰苦的学习与大自然打交道，向大自然讨生活，并由此逐步积累农业稳定性的过程。人类文明在开端的时候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吃饭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有哪一个民族居然一直没有碰到这个问题，那么他肯定只能停留在文明的门槛之外。

专家时代，一方面是人类还没有脱离大自然的引带的时代；另一方面，与之相适应，也是人需要而且不断地创造“英雄”的时代。这可能是英雄史观为什么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根本原因。不过，东方的“英雄”与西方同时代的英雄表现出迥然不同的品质，西方的英雄大抵是些罗曼谛克、自由恋爱、敢作敢为、闯荡世界的年轻而勇敢的城里人，与我们现代人的英雄观念更接近（实际上是由于我们现在接受了西方人的英雄观念的缘故）；东方的“英雄”则是一些踏踏实实、勤勤恳恳、难出远门、少年老成的生产专家和乡村干部。爱情甚至没有成为中国古代神话的主题。

这种巨大的差别是由于他们生存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决定的。不同的社会，由于其先民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他们在生存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所以他们解决生存问题的方法也不同，由此产生出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又由于先民的生产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所遇到的不同问题的性质，所以使先民的文化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发展。但先民社会的全部政治和文化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的，都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得到正确地说明和理解，无论中西皆然。但后来由于大大地超出了先前的生产发展阶段，人们就有了新的关怀、新的问题和新的期待，正是由于这些新的问题、关怀和期待，人类的文化就表现出新的不同的性质。但是，无论怎样荒诞离奇的组织与文化，都必有其合理的社会生活的根基，在本质上都应该可以得到合理的说明。

对中国夏商时代的这种考察，进一步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学说的真理性。实践学说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提示我们，只有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出发才能理解自然的意义，并由此达到对现实的人的理解。自然的本质不是先在的抽象的物性，它的意义只在与人的对象性关系中才表现出来，并随着这种关系的变化而改变其自身的性质，那种只从物质性意义上理解的因而也是不变的自然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同样，人的本质也不在于某种不变的人性，相反，人性只有在与大自然的某种对象性关系中才是可以理解的，它也随着这种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我们对于一种文化和历史的理解，或者说，真正的历史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但是这里所由之出发的自然界，绝不是或者说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在的物，自然的意义只有在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中才是可以理解的。过去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错误，不在于他们对环境因素的强调，而在于他们对环境的粗陋和简单的理解。对于他们说来，自然界从来而且永远都是以他们所感受到的那种方式存在的，因此，那种与现实的生产生活关联着存在的自然界从来就在他们的视野之外。由于他们始终与现实的自然界处于一种隔膜状态，所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也始终在他们理解的能力之外。而过去对于环境论者的批判也是从对于环境的极其狭隘与一成不变的理解出发的，那种批判的关键在于把活的总体的自然阉割成僵死不变的物。所以，无论是环境论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实际上都没有达到对环境的真正理解，亦即对自然的实践理解。

因此，过去那种主要从财产出发的历史科学，也不是现实的科学，因为财产无非是被阉割的破碎和僵死的自然，它的自然性毋宁说已经消失了，对财产的理解只有从自然出发才是可能的，而不是相反。过去从财产出发展开的对于历史和社会的理解和批判，之所以表现出巨大的局限性，最主要的在于自然的总体性被抛弃成为财产的狭隘性，这就仿佛是只从牛肉来理解牛的生物性一样。这种对自然的狭隘理解如果不只是“工厂生产”时代的特定产物，那么它也只是在“工厂生产”时代才表现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同样，如果说自然的本质不在于它的抽象的物质性，人的本质也不在于某种不变的人性，那么，一切关于民族文化永恒性的狭隘理解就只能是虚幻的。现实的历史科学不承认任何一成不变的自在之物，一切必然性都首先表现为历史性，这也许正是历史学之所以恒久而且愈来愈为人所关怀的缘故吧！

历史科学的一个不懈的追求，就是试图重建并且理解我们的过去和历史。思想的这种努力的最重要的目的，又无非是希望通过对历史的理解达到对现在和未来的某种把握，尤其是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困惑的时刻，思想都要试图回到历史的源头去寻找未来生活的智慧。如果人类对自身时代和未来的把握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自身过去历史的理解，那么这一点对现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意义就尤其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