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族历史简述

时间：2023-03-15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3.保安族源众说关于保安族的族源，由于缺乏历史记载，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

保安族历史简述_保安族文化概要

第二节　保安族历史简述

中国保安族历史发展进程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来华定居青海同仁地区的民族形成发展时期；二是迁居临夏大河家后的民族发展时期。后者又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阶段。

一、青海同仁的保安人

（一）保安先民来华背景

1.众“色目”来华

公元1219年（嘉定十二年或成吉思汗十四年），因公元1218年花剌子模守将杀成吉思汗派赴西域的商队，引发成吉思汗派蒙古军首次西征，攻打花剌子模，攻城略地并强征当地壮丁编成有蒙古将领统领的签军（指被强行抽调的丁壮组成的军队），大量被征集的工匠艺人随军服务或签发后方。花剌子模国讹答剌、毡的、费尔客忒、忽毡、不花剌、撒马尔罕、玉龙、杰赤等名城陷落，约有八万各类工匠签发东方，这些人中包括回回、哈剌鲁、康里、阿儿浑、撒尔塔等多种人，被称为“色目人”。他们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其中就有已经伊斯兰化的撒尔塔人。公元1225年，成吉思汗军胜花剌子模，携撒尔塔兀勒百姓军民财物回中国。随后公元1226年，八万蒙古军攻打西夏，占西夏甘、肃等州地。

2.撒尔塔人屯戍保安

公元1227年1月，成吉思汗留兵攻西夏王城，同时自渡黄河帅攻积石洲。2月蒙古军破临洮府，3月破洮州（今临潭一带）、河州（今临夏一带）、西宁，并留驻安插其中为包含有撒尔塔人在内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色目人组成的探马赤军和工匠，以御此地势力较强之吐蕃等部族。时属河州府所辖同仁（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府地带）保安堡为蒙古军主要驻军地，由撒尔塔人签军屯驻，驻营地保安城、下庄。下庄曾被称作撒尔塔。

公元1247年，蒙藏首领凉州会谈后，西藏正式归入元朝版图，蒙藏往来随之频繁，同仁保安堡为过兵要道。公元1253年，因忽必烈奉命征云南大理，取道临洮、河州，入四川南进，土默特达尔吾部于作格浪（包括同仁）设驿站、马场。一年后，蒙古人在藏族地区普遍设置驿站、哨所、军站，派驻军队，同仁始设保安营。此间，同仁一带成为兵家过往要道和重要边卡。一些蒙古军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色目人组成的“探马赤军”驻扎在隆务河畔，亦兵亦农亦牧，定居于此屯田戍守，为“守边防番”、“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营伍人”。随着元朝政权日益巩固，大规模用兵征战结束，元世祖后期将“探马赤军”编入民籍，成为民户，与当地土著民族联姻结亲，开始了长期定居生活，屯戍同仁保安的撒尔塔人亦然。

（二）保安族的形成

1.明廷进军收降

元亡明兴之初，公元1370年即洪武三年，明征虏大将军徐达在甘肃定西击败元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其副将军邓愈于五月攻占河州，元吐蕃等处宣慰使何锁南普和镇西武靖王卜纳剌降明，邓愈即率兵占领积石关、循化、同仁等地，保安一带的蒙古、色目人归顺明朝，仍操持兵务。

2.民族融合

（1）同仁保安地方机构改建

洪武四年正月，设河州卫，同年十一月，将元置必里万户府改为必里万户所，辖治今黄南地区，同仁即其中。并派兵驻守于保安城西的铁城山，建立了保安堡。明廷又在万历二年，即公元1574年，扩建了保安城，其后于公元1619年，同仁保安城置都指挥，隶属河州卫，设保安营，戍守保安城，管理“保安十二族”。甚至明亡清立，清初袭明治，清乾隆年间，保安地区增设营制，改属循化厅，改都指挥为都司，保持了较为完整的行政建制。

（2）实边安边、移民驻军

明朝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从内地征调大批回、汉军士，到同仁屯戍守边，使得该地区的民族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既有色目人后裔和蒙古族，又有回、藏、土、汉等族，并启用当地蒙古、色目上层人士协同明政府管理地方治安。保安地方所设保安站、堡（操守所），其营伍人多为蒙古、色目人及从河州等地征调的屯田戍边军士，他们共聚一地长期交往，婚娶自然，终有融合。

延续至明末清初时，同仁地区已形成了多民族大散居和小聚居的尕沙日、年都乎、点屯和保安“四寨子”。保安人聚居在尕沙日、保安和下庄等地。所聚居尕沙日、保安和下庄也在当地被称为“保安三庄”。事实上，保安族迁徙前曾居住在隆务河畔的八个村庄，而不仅仅是“保安三庄”。^[3]

俗称的“保安十二族”应代指保安地方的十二个以藏、土等族为主聚居的众多部落、屯寨。

3.保安族源众说

关于保安族的族源，由于缺乏历史记载，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是根据1958年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调查中对保安地区的调查资料和在1963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甘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写刊印的《保安族简史简志合编》中的观点，对保安族来源初步推测为：可能是以蒙古语族的人为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和一部分回、汉、藏等民族自然同化而成的。

第二种是1984年8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保安族简史》中说：保安人的来源，可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蒙古民族为主，和一部分当时保安地区活动的汉、土、回、藏等族人民，通过密切往来和自然融合而形成的。

第三种是1986年9月，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由保安族各方面人士参加定稿的《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概况》中说：保安人的族源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后来与回、藏、汉、土（同仁土族）等民族长期交往，自然融合，形成了今日的保安族。

第四种是1989年5月，（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保安族》一书中，着重说明了同意《积石山县概况》的观点。综合上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保安族族源的各种观点，按本民族意愿和所能接受的观点是：“保安族是元朝以来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色目人，在青海同仁地区戍边屯垦，同当地蒙、藏等各族长期交往，自然融合，逐步形成的一个民族。”^[4]

还有第五种代表性观点，是2001年6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保安族人编著的《保安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等书中，强调了保安族的入华先民应为中亚色目人中早已信仰伊斯兰教的撒尔塔人成分。

本书采用第四种观点，保安先民是蒙元时期来华的一批包括撒尔塔人在内的中亚色目人，在青海同仁地区屯垦戍边定居，与当地的回、土、蒙古、藏、汉等民族长期交往融合，逐步形成的一个民族。

二、动迁中的保安族

（一）迁居原因

居住同仁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保安人被迫进行举族迁徙，其主要原因有三种说法：一是清同治元年，麻巴部落的头人联络保安地区统治者，迫使保安人迁走；二是保安人与当地尕四东因水渠问题引起纠纷，保安人被迫东迁；三是同仁信奉佛教的统治者，强制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安人改信喇嘛教，保安人被迫迁徙。^[5]

（二）迁移经过

1.首批东迁的保安族人

保安城和城外下庄的保安族人，首先被迫外迁。当尕四东土族人、藏族玛巴、尕寨东、五坊头部落联络包围了保安城，保安族众开始迁走，藏族郎加部落率众接应出保安城北城水洞逃脱的部分保安族人，并会合下庄出逃的保安族人。迁徙途中，藏族郎加部落为保安族人让路通过郎加部落地界，同时劝阻其他部落追击保安人，并护送这批保安族人安全通过多曼山和郎加部落的辖地，至尕楞口以东，顺利进入循化。从那时起保安族人就和藏族郎加部落人结成兄弟民族间的友谊，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干河滩和梅坡的保安族人仍然把郎加部落的藏族人称作“阿旺仓”，意为救命恩人。

当他们在循化地区时，受到撒拉族穆斯林的帮助和款待，被撒拉人安置在循化城西上四工的街子、查家、苏只、查汉大寺等一带居住、务农，在当地生活暂居三年之久。

2.随后东迁的保安族人

公元1863年，即同治二年，仍留居隆务河两岸的尕撒尔保安族人，通过联系并获得河州大河家回族上层同意后，舍弃家园，由尕撒尔的保安头人率众在土族哈仓那卡部落的护送下，到达循化地方街子一带，然后沿黄河迁向大河家。

同仁地区保安族原居村庄示意图

三、大河家的保安族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大河家保安族

1.迁居大河家的保安村庄

（1）首批定居大河家的保安族

公元1863年，即同治二年，舍弃家园的尕撒尔众保安族人在其头人率领下，沿黄河迁至大河家，迁居于大墩。

（2）随后定居大河家的保安族

暂居循化的保安族人因人多地少，加上逢旱灾减收，生计难着，又因公元1864年正月，河州回、东乡、撒拉等族联合反清围攻河州城后，波及循化一带，暂居循化的保安人为避动乱，便商议继续东迁。暂居在循化三年的保安族人在与邻近积石关内的大河家地区的族人取得联系后，这部分保安族人又举族沿黄河南岸东行，穿过积石峡，来到大河家。至此，保安族离开同仁地区辗转迁徙五年左右，才结束了艰难的流动迁移生活，主要聚居在大河家地区繁衍生息，辛勤建设自己的家园，继续发展。

清同治年间保安族迁移路线示意图

（3）复新的保安村庄

保安族于同治三年（1864年）从青海同仁保安地方（先）迁到循化，同治七年（1868年）（再）迁到甘肃临夏境内，尕撒尔人定居在现今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乡大墩村，保安堡“营伍人”定居在梅坡村、尕李家村；撒尔塔大庄的“大马伽”、“涧嘎”人定居在甘河滩村；“尕马伽”人先迁到癿藏，后来，一部分人定居在高赵家村，一部分人先后迁居到石塬乡肖红坪马家门、柳沟乡阳山雷家村，同治十年（1871年）定居到柳沟乡尕集斜套村。

保安族众迁徙历时九年时间才全部定居，形成了六个聚居村，即现大河家乡的大墩、梅坡、甘河滩，刘集乡的高赵家、李家，柳沟乡的斜套村。^[6]

2.艰苦求生的保安族人

迁徙到现在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境后，保安人先定居在六个自然村，而不（仅仅）是“保安三庄”（现在形成了23个村庄）。

他们在这六个村庄生活了10～30年后，由于人口增加，资源短缺，又主动迁移，形成了保安族比较聚居和杂居的自然村。按迁移时间顺序和现在行政乡村隶属来记述，它们是大河家镇的麻池、岔口、燕麦墩、鹰家山、岑上、山庄、上五家、尾嘴、尕周家、甘河滩居民点，刘集乡的安民湾、石家洼、肖家、团结、阳洼，石塬乡的沈家坪，柳沟乡的斜套、袁家、阴洼、五家。^[7]

迁居大河家的保安族接连经受天灾战乱祸患，多方磨难但仍艰苦求生，奋发有为。

（1）灾重族减。原本生产条件薄弱、落后的保安族新建聚居地，举族初定大河家就遭受了公元1886年河州发生的大旱，斗麦千钱，甚而人相食，饿殍载道，西乡亦然，致使部分保安人外流逃荒。

（2）战乱不已，保安族难以置身事外，安宁图存。清代中后期，西北回民起义风起云涌，刚迁居大河家的保安族人也奋勇投身，生死与共。公元1864年，即同治三年三月，初来大河家的保安人参加了马占鳌指挥的临夏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3）友爱邻族，生死相交。公元1896年，当撒拉人反清入积石关，保安人保护了当地汉民遭无辜杀戮。次年即公元1897年，清廷董福祥、马安良等借“勾结撒拉造反”名义，无故镇压保安群众，当地汉民群起具结保证，据理力保保安人与此无关，回护了保安族人。

（4）反击侵略，爱国捐躯。公元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北京正阳门惨烈战斗中，甘简练军保安族将士马尕豆、马邦吾等十人奋战牺牲。

（5）战乱创痛多发，备受煎熬。1928年5月，受到马仲英导河（今临夏）起事，三围河州城未破，败退西乡缘故，国民党军先派员数次与之谈判斡旋40余日未果，后进剿攻占了大河家。1934年，大河家保安三庄推行国民党政府实行的保甲制度，在这种强加的统治下保安人所受压迫加剧，也引起了保安民众的不断反抗。1949年2月，大河家保安三庄村民抗缴国民党军队的兵马税款。5月大河家有多名保安族青壮男子被抓壮丁强迫当兵，备受败退中的国民党军队的侵扰盘剥。

（6）宗教信仰自由、独立不易，屡受豪强派别欺压迫害。早在公元1911年7月，大河家清真寺建成，保安人多在此礼拜。随即清朝终结，公元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915年，积石山刘集高赵家村保安人马伊海牙（道号阿赞美坚赞美）始创中国伊斯兰教高赵家门宦，属尕地林耶学派，信众主要是保安人、撒拉人。到1919年时，高赵家村马伊海牙同30余户保安人被豪强势力所迫，举迁青海贵德苜蓿沟居住，直到1922年方（民国十一年）回迁原籍干河滩、高赵家、李家、梅坡等村。1928年4月30日，时年42岁的马伊海牙等四人拒不遵从放弃高赵家门宦而遭凉州镇守使所派军队杀害，其好友兼助手王阿不都继任该门宦第二任传教人。1929年10月20日，时年32岁的高赵家门宦第二代传人王阿布都在循化遭遣兵杀害，其姑母马桃花继任该门宦第三代传人，才使门宦稍获发展。1949年3月，高赵家门宦第三代传教人马桃花归真，马伊海牙子媳马尕以舍继任第四代传教人。

（7）祈盼解放，助军渡河。保安族与当地其他民众一道，积极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青海，解放新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8月23日，马全钦在临夏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王震将军通信欢迎人民解放军，一野62军于当年8月25日解放了大河家。大墩、干河滩村一些保安族青年助军筹粮面、渡黄河、作向导，挺进、解放青海。新中国建立前的9月20日，就有保安族青年马正云，被吸收参加革命，工作于临夏县工商科。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保安族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保安族人成为新中国各民族的正式成员之一，与其他兄弟民族一样，进行着国家与民族的建设与发展，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改变了旧有落后的面貌，与时俱进，保持特色。

1.爱国事迹与民族盛事

1949年10月1日，保安人民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4月25日，保安群众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与当地其他族民众共同募捐飞机“临夏县各族各界团结号”一架。1952年3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正式批复保安族为一个单一民族，命名为“保安族”，从此，保安族正式成为新中国各民族的正式成员之一。

1981年9月30日，在吹麻滩中学操场，举行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成立庆祝大会，国家民委、省上相关单位致贺。1981年10月1日专刊《积石山》出版，庆贺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成立。

1991年9月30日，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各界各族群众在吹麻滩体育场集会庆祝自治县成立十周年，各级相关部门致贺。

2.聚居地建制沿革

1949年10月10日，和平区人民政府成立，保安三庄所在地大河家设为乡人民政府，共40余名保安人分别担任各行政村正副主任和村长。同年11月14日，吸收了部分保安上层人士参加政权建设。11月18日，保安人民代表参加了临夏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代表会议。1950年6月，保安三庄成立农会组织。1951年5月，大河家保安三庄进行土改宣传动员工作，逾年4月土改完成。1951年8月6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批准成立临夏县保安族自治区。

1952年3月27日，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保安族人民成立了保安族自治乡，召开了自治乡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4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批准设立了临夏县回保撒土自治区。同月，保安族所居大河家、大墩、梅坡、干河滩等村建立了群众集资、国家扶助的供销社、信用社。

1979年保安族地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逾年3月，保安族聚居的大河家地区全面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0世纪70年代，因联姻、就业分家定居等原因，在四堡子乡大河家乡、刘集乡、吹麻滩等乡镇又增加了保安族人数。^[8]

1981年5月20日，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吹麻滩召开。7月18日，经临夏州政府批复，大河家公社划分为大河家、四堡子两公社；郭干公社划分为郭干、徐扈家两公社。1983年12月，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全县完成人民公社改乡、生产大队改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村体制改革，其中大河家公社改为大河家乡，大墩、梅坡、干河滩改为村。

1988年8月16日，建立了由大河家、四堡子、刘集三个乡组成，面积130平方公里、人口31453人的黄河上游大河家多民族经济开发小区。

1991年9月12日召开自治县群众大会，颁布《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自治条例》并实施。

3.民族干部人才选拔培养

1949年11月14日，新中国之初，一批保安青年就被党和政府加以选拔重点培养。1950年1月19日，有6名保安人成为临夏分区的少数民族干部。1951年8月20日，有30多名保安族青年男女分别招进西北民族学院预科、短期培训班、专科、本科及文化班学习，培养保安族民族人才。

积石山地区保安族撒拉族现居地村庄示意图

1979年2月22日，临夏回族自治州通过文化考核选拔回、东乡、撒拉、保安等4个民族新干部90名，其中保安族20名。1980年7月20日，经选拔的保安族男女青年90名，在本州民族学校学习毕业后，全部分配到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工作。

4.保安族聚居区的民族基础教育

随着保安族聚居区基础教育的需要和适龄学生的增长，1952年7月建立了大墩小学，从1953年起，保安族地区还采取办冬学、夜校、识字班等措施开展扫盲工作。及至1962年7月，建立了干河滩小学。

保安地区经过发展，聚居区内各族适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受教育需求水平提高，其民族基础教育也相应得到发展。为适合这种教育需求，除了增加小学数量、增加招生名额外，还要升级提高成立中学。1979年11月14日，经临夏州、县两级革委会的批准与批复，成立了临夏县保安族中学，校址选在原魁峰中学内，甘肃省拨款22万元扩建，并决定刘集中学高中并入保安族中学。这是甘肃省第一所保安族中学，被列为临夏回族自治州的重点中学，于1980年9月1日正式成立并上课。全校学生280人，其中保安、东乡、撒拉、回、土等少数民族学生占80%以上，19名教职工中少数民族有15名。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为落实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自治县在1980年12月决定对包括保安族在内的全县少数民族学生实行了免学费、书费的举措。

1983年5月1日，自治县政府决定，征用大河家公社干河滩大队第四生产队土地2.7亩，扩建干河滩小学。考虑到当地偏远山区学生的交通条件，1985年11月21日，甘肃省政府投资开办大河家干梅小学四、五年级寄宿班。据1985年春季统计，积石山自治县完全中学3所，小学145所，其中村小18所，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达7263人。为使男女具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男女风俗习惯，在1988年10月15日，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在大河家梅坡小学开办女童班，提高了撒拉族女童的入学率。到1998年底，保安族聚居区共有2所中学，10所小学，在校学生1800多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7%。^[9]

保安族地区基础教育质量与水平不断提高，使少数民族考生得以享受高等教育，有机会进入高校、职业学校继续求学。高等学校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高等与职业教育人才。1986年4月20日，甘肃省高校招生对少数民族和老区的考生实行照顾办法^[10]，保安族在中央、省市地方的大中专学生逐年增多，仅1981年至1988年，保安族学生累计考入大中专院校的有200人，其中本科12人，中专188人。^[11]

5.水陆交通、农田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长期聚居在自然地貌条件较差、山大沟深、干旱少雨地区，使得保安族的生产生活一直受到环境的严重制约，甚至威胁到生存。于是兴修水利、引水抗旱、平田整地成为保安族农业生产的重要任务，也是满足粮食自给的前提。经多年努力，保安族交通、通信事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1954年10月，政府投资7500余元建成长2.4公里的保安三庄水渠，使2700亩土地得到灌溉。1956年9月，临夏县水利建设中，保安三庄增加了10多条支渠，使灌溉面积扩大到5000余亩。1958年7月，临夏县人民政府先后拨款近万元，建成了大墩渠等水利工程。1959年保安三庄扩大了大小农业水利渠道，增加了灌溉面积。1969年8月，保安三庄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平田整地。1984年投资11.6万元总装机容量390千瓦、扬程130米的大河家电力三级提灌工程竣工，有效确保灌溉面积为0.135万亩。1992年1月24日，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筹资230万，铺埋输水管道57.5公里，建人畜饮水工程，解决了4万多人和1.6万头大牲畜的饮水问题。

1954年，修通了临夏市至大河家长为105公里的公路，并在大河家开办了邮电所。1957年4月15日，韩家集至大河家公路正式通车，同年8月，临夏县韩家集至大河家全长60多公里的电话线路及广播线路架通。1958年1月，大河家黄河渡口架设的钢丝绳渡船竣工通航。1982年12月，全长13.73公里，途经刘集、肖家大庄、崔家、保安三庄至大河家的公路竣工通车。1988年11月14日，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黄河大桥竣工通车，直接连通甘青两岸，为甘肃省“七五”期间重点工程。截至2000年，积石山自治县有临夏—大河家公路干线89公里，各级县乡公路100公里，乡村公路234公里，有桥梁15座。^[12]

1975年元月开始兴建临夏—三角—吹麻滩的送变电工程，9月1日通电，修建的吹麻滩变电所成为全县供电网中心，它为全县1镇14乡和青海民和县的局部地区供电。早在1974年元月，临夏县架通了从吹麻滩到保安三庄的辐射状送电线路，1984年又扩建了吹麻滩变电所，使全县18个乡镇全部通电。^[13]

1981年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成立后，国家民族政策的全面落实和各种优惠政策到位，原来登记为回族的一部分保安族人恢复了保安民族，有的因母亲是保安族，后代也就登记为保安族，为此，各乡的保安族人口有一定增加。

1999年12月31日，中共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在积石山庆祝大河家黄河水电站建成发电。

2000年7月7日，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新建尕虎林积石民族村，举行了首届保安族艺术节。

四、保安“三庄”说

关于保安族聚居地，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有“保安多庄”和“保安三庄”说。其中“保安三庄”说可分为“因袭沿用”说、“类型代表”说和“偏重扩大假相讹传”说等。

（一）保安“多庄”说

此种代表性说法基于调查研究，认为如前所述，保安族迁徙前曾居住在隆务河畔的八个村庄，而不是“保安三庄”。迁徙到现在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境后先定居在六个自然村，而不仅仅是“保安三庄”，到现在已形成了23个村庄。

（二）保安“三庄”说

就保安族聚居地而言，出现的“保安三庄”说成因较多，大致有三种代表性说法，分别为：

1.“因袭沿用”说

此种代表性说法认为，仍按同仁时居住的习惯，尕沙日的保安人聚居在大墩村，下庄的保安人聚居在干河滩村，保安城的保安人聚居在梅坡村，形成新的“保安三庄”，并沿习相称至今。其中还有下庄的部分保安人“尕马家”先落脚在藏麻坝、旧城、甘藏沟，不久后定居在柳沟的尕集村、斜套和刘集的高赵李家村。

2.“类型代表”说

此说认为，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按地理位置来划分，大墩、梅坡、甘河滩三个行政村归大河家公社；安民湾、石家洼、崖头、李家、高赵家村、阳洼、肖家归刘集公社；沈家坪归石塬公社；斜套、袁家村归柳沟公社。保安民族聚居和杂居的村划归四个公社管理。当时的大河家公社包括现在的四卜子乡，按自然气候划分，四卜子川几个村和大河家的康吊村、大河村是川水地方。而保安族聚居的大墩、梅坡、甘河滩，则靠近积石山麓，地理、气候、人文习惯是一个类型。因此，把上述三个村称“保安三庄”。因而保安三庄是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形成的说法，并不代表保安族就居住在保安三庄，保安三庄的人不是保安族（聚居和杂居区）的全部人口。

3.“偏重扩大假相讹传”说

上述众说外还有“偏重扩大假相讹传说”。媒体报道、调研报告、汇报材料等各式文件中，大多集中反映大河家公社的“保安三庄”，忽略了其他村庄。久而久之形成了保安族仅就居住在“保安三庄”的错误印象，以大河家公社的“保安三庄”取代了整个保安族居住的23个村庄。

“保安族原居住地，由于时代久远多变迁，造成集体失忆，乏以深入细致调查，讹传外界普遍认为保安族聚居地方仅有保安三庄——大墩、梅坡、甘河滩而已，忽视了其他保安族居住的20个自然村。而且进而推理保安族迁徙前曾居住的同仁地方保安堡、下庄、尕撒尔三个自然村，也称做‘保安三庄’牵强附会的错误说法。”^[14]

复习思考题：

1.谈谈你对学习了解民族文化知识的认识。

2.简述保安聚居地自然环境特点。

3.试列举清同治年间至今保安族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注释】

[1]郝文明主编：《中国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50页。

[2]郝文明主编：《中国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48页。

[3]迈尔苏目·马世仁著：《在“田野”中发现历史：保安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31页。

[4]郝文明主编：《中国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