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科举制对古代文学的影响

第三节科举制对古代文学的影响_中国古代文人与传统文化

第三节科举制对古代文学的影响

科举制对古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唐诗宋文的繁荣，八股、策论的兴盛等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笔记、话本、戏剧、传奇等文学形式的题材内容、体裁形式也无不受到科举制的浸润。唐代科举重视诗赋，促进唐诗的繁荣发展；宋代科举重视策论、经义，造成宋代散文的熠熠生辉；古代的小说、戏曲虽非文坛主流，但由于科举在士子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所以科举考试便成为唐代传奇、宋元明清小说和戏剧的重要题材。

一、科举与唐诗的繁荣

科举制在唐代面向全社会开放，这直接刺激了诗歌作者群体的壮大。唐以前的中国诗坛，基本上被君主贵族及其控制下的宫廷文人所垄断，这些文人养尊处优，缺少社会生活体验，大多倾心于文学辞藻与形式的研究，其作品内容不外乎反映宫廷与贵族的上层生活。^[25]

唐代以前，除了曹操父子之外，几乎找不出其他兼擅政事与文学的士大夫。而在唐代，如张九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人，都是一代名臣兼诗人、散文家甚至学者，至于刺史、县令一级的地方官员，也有属于一、二流的文学家和学问家，这与唐代的诗赋取士密切相关。《全唐诗序》云：“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这一说法不一定确切，但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现在一般认为，先有唐诗的成熟，后有科举对诗的青睐。在武则天实际掌权以前，进士试只考策文。到开元间杂以诗赋，天宝年间才专用诗赋。马积高先生曾说：“唐进士科之试杂文，始于高宗末年，然未成定制；至中宗以后，才基本上定下来。然所谓‘杂文’开始并非专用诗赋，在玄宗时，才逐渐定下来，但后来又两度停试。”“如果仅从时间上看，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唐诗发展高潮到来的时候，正是在进士科考试诗赋的制度逐渐定下来的时候，二者显然有着某种因果关系。”^[26]开元、天宝年间，已是诗歌的兴盛时代。这样看来，倒是进士试顺应了文学风气而加试诗赋的。从初盛唐诗人参加科举的情况来看，似乎也是这样的，如李白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并且早期也热衷于功名，但他却没有参加过科举。这说明，在盛唐以前，文人至少可以凭着文才和声望仍然有获得官位的可能，李白就是因声誉被征召的。

不过，在盛唐以后，科举对文人变得非常重要了，据权德舆《王公神道碑铭》载：“自开元、天宝间，万户砥平，仕进者以文讲业，无他蹊径。”科举成了文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诗赋由于其在进士科的重要地位，当然也成为文人的必修课。换句话说，科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文学行为，科举把诗赋才能和文人的前途紧紧地绑在一起，使得全社会都不得不重视诗赋的练习。事实上，我们知道，诗歌在唐朝人心目中的分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儒家经典，文学发达而经学衰颓，这是唐朝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也充分说明唐朝科举和文学发展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唐朝科举是唐朝文学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唐代以诗取士，作诗便成为文人的晋身之阶，它一方面促使文人、士大夫们将心血倾注于诗歌创作，另一方面则促进并推动了唐代诗歌的繁荣。例如省试诗多为五言六韵或八韵的律诗，对声韵的要求极为严格，其辞藻要求“丽”而“新”，这就使得士子们必须通过练习熟悉诗歌格律，必须掌握语言清新艳丽的技巧，虽然仅有这两项离写出优秀的诗还差得很远，但这是为学作诗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有了这一基础，即使作不出好诗，诗歌的鉴赏水平也能得到提高。首联、尾联点明题旨，中间两联对仗工整，这似乎是唐人运用得最为自如的诗体。而唐诗中五言律诗的数量最多，应该说这与省试诗的固定格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作诗既然成了士人的进身之阶，着了迷的文人为了中举当官，便终生孜孜求学，吟诗作赋，而这必然会促进社会爱好诗歌的风气，沈既济曾经描述过当时社会出现“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情况。于是“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文采”；白居易曾自述“十五六始知进士，苦节读书。二十以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逞寝息矣”（《通典》卷十五）。这些描绘攻读诗书、争取入仕的情景，真实再现了诗歌创作与科举制之间的密切关系。

科举作为一种社会导向，它鼓励人们对诗艺的追求，与此同时，它作为一个社会行为，又不仅局限于科场之上。客观地说，唐朝诗歌发展的趋势并不完全由科举来左右，甚至科举也不是文人对诗歌追求的唯一动力。宋人叶梦得说到唐代的科举，不无羡慕之情：“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27]就是说，唐诗赋试题较为自由，不拘泥于儒家经典，而是凭考官随心所欲。这些诗赋试题中，虽有出于经史书籍中的，但更多的是有关景物、节令、器物的，甚至有像《湘灵鼓瑟诗》、《霓裳羽衣曲诗》这样有着浓郁浪漫抒情色彩的诗题。也就是说，唐代科举并不刻意用儒家经典来规范举子的才情，这反映了当时思想的活跃。这在宋以后是不可想象的，它鼓励诗性创作，对诗歌创作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从形式上看，科举对诗的衡量标准是自齐梁以来所发展的近体诗格。齐梁文学就其形式特征来说，对唐代文学实有不可或缺的经典意义，它是唐代诗歌盛世的先导，而科举制度则是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接受了齐梁文学形式方面的特征，这些对唐诗的发展无疑是有影响的。

科举不仅与士子们的前途命运密切相关，而且因科举而遭遇挫折坎坷的生活，也使诗人的诗歌风格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唐代为例，李贺短暂一生的最大悲哀莫过于因犯父亲的名讳而不得举进士；李商隐在进士及第中因得到令狐父子的帮助，为他日后陷入党争埋下了祸根；杜甫二十四岁赴洛阳考试未中而浪游齐赵，过着狂放的生活，三十五岁奔赴长安参加制科考试，结果再度失意而归，一生漂泊困顿。这些与科举有关的人生经历，悄然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和诗风：李贺唾弃世俗经验、日常规范，沉浸在诡异、神奇的个人世界中；李商隐诗迷离朦胧、缠绵悱恻的境界，隐藏着诗人欲说还休、寂寞无援的身世之感；杜甫无缘为官，却在诗歌领域独步千秋，用血与泪铸就沉郁顿挫的诗风。两相对照，我们不难体会到形成他们诗歌独特艺术风格和审美特色的某些必然因素，那就是无论他们是否进士及第，他们都有过科场应试的经历，而诗歌风格与审美趣味的形成，是诗人与外部世界之关系在心理上积淀的结果。从这个角度上说，科举直接影响了唐代诗歌的风格。

二、科举与北宋古文运动的胜利

自太祖赵匡胤开始，北宋王朝力求革除权贵操纵科举、营私舞弊的通病。此后实行的弥封、誊录、锁院等，都是改革中的有力措施。并在进士科中普遍加试“论”，改变了过去先诗赋后策论的顺序，而宋太宗以一诗一赋一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殿试，实际上是更偏重策论了。从宋初开始，柳开、王禹偁、孙复、石介等就鼓吹韩柳古文，反对骈偶雕凿的文风，宣扬“文以载道”。北宋统治者也一再下诏申诫浮文，鼓励文体复古，不过因科举以诗赋取士未变，古文运动仍未形成高潮。1044年的科举改革，开始以古体散文写成的策论确定取舍，这自然对当时文风产生极大影响。到嘉祐年间（1056—1063年），策论已重于诗赋，这对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从庆历到嘉祐十多年间，既是宋代理学的形成奠基阶段，亦是古文开始压倒骈文的时期。但当时古文只是凭借科举等行政手段的干预而占得上风，其自身还缺乏坚实的文学基础，缺乏一批文学创作的中坚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科举内容有变，古文便有可能烟消云散，因为此时的古文尚未表现出在文学艺术性上的优长，也未将根基广泛植入社会的层面。

北宋第一个以自己的创作实绩纠正古文艰涩倾向，将古文导向平实优美创作境界的是欧阳修，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为古文赢得了一席之地，而且发现提拔了一大批富有文学才华的古文作家，如苏轼、苏辙、曾巩等。所谓“唐宋散文八大家”，除韩柳外，其余六人均出于庆历、嘉祐年间。此后，这种继承先秦两汉而有新发展的古文，稳固地取代了骈文而占领了古代文坛，其中北宋“六大家”对此有决定性作用。宋代古文比起韩柳之奇崛古奥的文风显得更平易畅达，是一种便于一般人学习、摹仿的文章，学习者不一定要有才气，但至少可以写成一篇文字通顺的文章。换句话说，自嘉祐以后，由中唐韩柳兴起的古文运动在历经二百年的曲折之后，终于取得胜利。

三、科举与元代戏曲的兴盛

元代是中国科举史上最低落的一代。如果说历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价值总与科举制度相联系的话，那么元代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不值钱的时代。

元初废除科举，直至元代建立近八十年后才恢复科举考试，其间读书人地位之低下，使元代那些靠儒学不能糊口的儒生，其社会地位甚至不如以身体谋生的妓女。为此，许多士子为了生计，不得已摆摊说书，并组成书会，走上了同民间艺人相结合的道路。

与西方文学相比较，我国古代的诗文成熟甚早，而戏剧却特晚，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导致知识分子阶层与其他人民大众之间始终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因为知识分子（士）总是统治阶级（官）的成员或预备成员，科举制度即是这一状况的体现。诗文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文艺形式，甚至也是科举考试的内容；而戏剧则是一般大众均能欣赏享受的文艺形式。文学创作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如果知识分子的普遍地位及趣味与大众有相当差距，那么戏曲这种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就难以充分发展兴盛。

在元灭金宋的过程中，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儒生甚至被俘掠卖为奴，同民众一样遭受着残酷的非人迫害，大批儒生不能像唐宋时依靠科举考试而得官。在求仕无门、转业工商又非所长的情况下，他们将自己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和创作才能贡献给面向社会大众的通俗文艺。元代特殊的时代环境，缩短了文人与大众的距离，从而有力推动了元代杂剧的兴盛和成熟。

元代的杂剧作家置身于下层社会，对普通人民的生活很熟悉，所以其作品较之传统诗文有更浓厚的生活气息，并形成了一种民间口语与诗词典雅语言相结合的崭新的文学语言。许多书会文人不仅创作剧本，而且本人还是表演艺术家，如关汉卿就曾“躬践排场，面敷粉墨”，《窦娥冤》、《望江亭》、《救风尘》等剧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面世的。因为书会文人经常与勾栏行院的妓女合作演出戏曲，他们对那些不幸沦落风尘的女性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因此元杂剧中“旦本戏”特别精彩。

与戏曲的繁荣相应，话本小说也在元代充分成熟，他们的创作编撰者和讲授传播者仍主要是下层书会文人和民间艺人，其接受对象仍是一般城乡民众。上述情况的出现，与元代科举制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密切相关。

四、科举与明清小说题材的丰富

明清时期，随着科举制的程式化和深入人心，科举制已成为明清小说的重要题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红楼梦》和“三言二拍”等名著佳作的出现。

其实，以科举为题材的小说，早在唐传奇中既可看到，《李娃传》、《霍小玉传》便是这类题材的滥觞。由于科举及第，一些寒门书生在一朝发迹变泰之后，便带来婚姻关系的变化，于是以科举及第后“负心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便应运而生。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就是这类作品的发轫之作。该作写张生出游，在普救寺与在此寄宿的崔莺莺相遇，通过红娘的穿针引线，最终私会在西厢，后张生赴考中第，遂遗弃崔莺莺。

在明清小说中，以“科举婚姻”为题材的小说更是屡见不鲜，《聊斋志异》、“三言二拍”中的许多篇章描写的都是穷书生科场高中后与某千金结为百年之好的故事。这类才子佳人小说随着明清科举的套路化而套路化。对此，鲁迅先生曾总结说：“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墙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存‘终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定为限），实际上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末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就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一压，变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28]所以在明清小说描写赶考路上文人才子各种机遇艳遇的作品比比皆是，《西厢记》中的张生被送上了进京赶考的大道，中了状元，才有了大团圆的结局。《倩女离魂》中的倩女干脆以魂魄随同书生王文举一起上京赶考。《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三言二拍”中因赶考引出的爱情故事更是数量可观。

相比之下，在明清小说中批判科举制最为集中最为突出的作品是《儒林外史》，从书中可以看到科举制度不仅培养出一大批不学无术、恬不知耻的儒林小丑，而且直接造成一批士子人格的扭曲、心态的卑琐、精神的沦丧及自我价值的丧失。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对科举制的反应可谓角度多样、入木三分。秀才范进想去考举人，因没有盘缠，去同岳父商议，结果被胡屠户骂了个狗血喷头：“‘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觉得中了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在胡屠户眼里，“尖嘴猴腮”的范进怎么会是“天上文曲星”呢？然而，出乎他的意料，范进居然考中了，这就证明范进确是“天上文曲星”，确是地上老爷。区区胡屠户与天上文曲星相比，自觉卑微之极，再也不摆不出丈人的架子来。因此，当范进突然发疯，旁人要胡屠户打他一个嘴巴时，胡屠户为难地说：“虽然是我的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最后好不容易壮着胆子打了范进一下，便觉那只手隐隐地痛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痛得狠了。如此生动的描写，不仅反映出范进中举前后的变化，而且揭示了明清时期市井小民对举人的迷信心理。

不仅如此，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还深刻揭示出科举制度囚禁、腐蚀知识分子灵魂的种种情形。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周进，穷得吃老菜叶下饭，卑躬屈膝地忍受新科秀才梅玖的嘲弄，替王举人扫了一早晨“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乡试贡院就是他一生祈求的圣地，然而想挨进去看看，就被“看门的大鞭子赶出来”；第二天他姐夫花了钱让他进去看时，他不禁百感交集，“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待用水灌醒，他“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放声大哭起来”。这位老童生几十年的辛酸血泪，感动了旁边几个商人，答应凑钱给他捐个监生，取得应乡试资格，他竟“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在那知识分子除了应举做官以外别无“正经”出路的社会里，哪怕只中了个算不得“功名”的童生，也要锲而不舍地死钻科举到底，虽然贫穷断炊，也不肯易行做点于己于人于社会都稍有点利益的事情，这一摧残已超出知识分子的精神而达到肉体了，明清两代许许多多的读书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八股科举所吞噬了。

《儒林外史》里的范进和周进，一个笑一个哭，被科场弄得如痴如狂。范进“痰迷心窍”，周进“口吐鲜血”，这些“病理报告”深刻揭示了科举时代的悲剧。所以，作者借王冕之口道出了自己对八股取士的看法：“这个法确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得看得轻了。”并认为它使“一代文人有厄”。《儒林外史》深入到一代士人文化心态的根柢，对科举制度造成的后果作出了严肃而深刻的反思。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二十多篇“科举士子”题材的小说，如《贾奉雉》、《考弊司》、《席方平》、《三生》、《司文郎》、《叶生》、《王子安》等。蒲松龄自十九岁中秀才，直到七十二岁才通过享受朝廷优惠政策援例成为贡生。他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金榜题名，然而乡试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科举给蒲松龄带来的不是荣耀和富贵，而是屈辱和贫困。

蒲松龄的人生信念、期待境界与现实环境、个人遭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所蕴含的是他对科举刻骨铭心、浸透血泪的体验，由此凝聚成《聊斋志异》对科举制弊端的讨伐与批判。如《司文郎》写一个老和尚能用鼻子嗅纸灰辨别文章的高下，但其评判与科场考官却完全不同，对此他哀叹道：“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目并鼻盲矣。”蒲松龄批判了考官的有眼无珠，科场黑暗。他对科举制度本身并不反对，相反对科举无限热爱，念念不忘跃居龙津。他认为科考中之所以出现“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默佳才而进凡庸”的弊端在于考官。蒲松龄在《胡四娘》、《书痴》、《贾奉雉》、《红玉》、《素秋》等篇中，用尽心思来表现科举制带来的前后反差，并极力描写举子们显贵后的荣耀状态。在《聊斋志异》中明显可以看到蒲松龄对待科举制度的态度，既有“爱”或者说向往的一面，又有“憎”或者说无奈的一面，对科举的爱恨交加，正体现了士林阶层对科举剪不断、理还乱的科第情结，而正是明清文人对待科举的态度，才带来了以科举为题材的小说的繁荣发展。

续写《红楼梦》的高鹗，也是热衷科举之人，所以他才删改曹雪芹原著中有关反对科举的文字，在小说的第119回，让脱了红尘的贾宝玉中了乡试第七名，让贾兰中了乡试第130名，以此给已经衰落的贾家带来“家道复出”的中兴希望，留给人“兰桂齐芳”的念想。其实这也是科场屡屡失败的高鹗，圆了自己的一个梦，从而使《红楼梦》的续篇，未能跳出科场小说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