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语使用的困难

四、术语使用的困难

晚近西人学术中，在有关中国伊斯兰教或中国穆斯林的研究中，对“回族”的指称，英文文献多使用“Muslim Chinese”这一术语，其中著名者如杜磊。杜磊1991年出版的以对四个回族社区的描述为基础的民族志报告，其正标题直接就是“中国穆斯林”（Muslim Chinese）（Gladney，1991）。这一术语的使用，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就是翻译的困难——— “Muslim Chi－nese”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不可译的术语。有人将“Muslim Chinese”直接译为“中国穆斯林”，但是，很显然，无论历史上，还是今天，这两个词语所指涉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甚至汉族穆斯林等，今日都可以称为“中国穆斯林”，而在很多英文文献，特别是杜磊的民族志报告中，对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穆斯林，学者们一般是不会使用“Muslim Chinese”来指涉这些群体的；也有人将之译为“讲汉语的穆斯林”。但是，一方面，今日“讲汉语的穆斯林”实际上并不都可归纳在“回族”的范畴之内，很显然，汉族穆斯林也是“讲汉语的穆斯林”，另一方面，回族中，虽然讲汉语者占多数，但也有讲藏语的穆斯林（马维良，1999；李红春，2006）、讲傣语的穆斯林（马健雄，2001；冯瑜，2003）、讲白族话的穆斯林（赵卫东，2002）、讲彝语的穆斯林（马维良，1999；丁明俊，2004）等。

不同于杜磊等学者，李普曼创造了“Sino-Muslim”一词，并主张使用这一术语来指涉“回族”这一群体，以彰显回族的“中国性”或汉文化特质。“Sino-Muslim”一词，台湾学者张中复将之译为“华夏穆斯林”，而李普曼则主张译为“汉回”。然而，实际上，“Sino-Muslim”与“Muslim Chinese”一样存在同样的使用上的困难：很显然，无论是“Sino-Muslim”，还是“Muslim Chinese”，其所体现的分类标准，在汉语背景中，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汉语背景中，都已不再是一种正式的或普遍的分类形式。因此，相关术语的使用依然困难。

之所以造成这种困难，在李普曼看来，与晚近西方和中国学术中对“中国”和“中国穆斯林”的同质化理解有关，与晚近学术中的“民族范式”（Minzu Paradigm）有关。